写作思路：可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经过为背景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连贯等等。
正文：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洛阳。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但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丝门”而有“玉门”？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路已经开通，但它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 [6] 。“丝绸之路”名称是德国学者的“发明”。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正式西传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的进行丝绸贸易，所以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
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
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王恢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
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联合挟制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优秀马种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
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
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
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我们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1）西域：两汉时期，人们把现今甘肃玉门关和嘉峪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称为西域。汉武帝以前，那里小国林立，天山以北的一些小国受匈奴的控制和奴役。
（2）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目的：汉武帝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张骞，毅然应募。
经过：公元前138年，他带着百余名随从从长安西行，在途中被匈奴人捉住，扣留了十年。他不忘使命，设法逃脱，辗转到达大月氏。那时大月氏西迁已久，无意再与匈奴打仗。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见闻，以及他们想和汉朝往来的愿望。
（3）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的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和交往从此曰趋频繁。
（4）西域都护的设立：
2、 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纷纷东来。他们把中国的丝和纺织品，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运往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又把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输入中国内地。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3、班超经营西域：
公元73年，东汉==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他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166年，大秦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我国的首次直接交往。商品交流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象征。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也是中国历朝政府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友好使节出使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时，往往将丝绸作为表示两国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由于西传至君士坦丁堡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令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是一个物产丰盈的富裕地区。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技术西传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造纸术曾经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种技术似乎只有东亚及南亚部分国家才有发达的造纸工业。随著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而中亚地区虽然也是用纸，但没有发现造纸工业的证据。很多人认为造纸术的西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而最初这场变革却是残酷的：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往往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然而收集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积聚在山脚的水很短时间就会被蒸发或渗入地下。自汉朝派遣军队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军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早先西域地区坎儿井技术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波斯传入西域一直事件有争议的问题。不过井渠技术和穿井法被证实是用中国传向西方：《史记》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断绝水源的方式围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坚持了很长时间。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著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传遍了整个欧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西方传教士像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闻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人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
拜火教（一名为祆教）是中国人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这可能与西域地区与拜火教敌视的伊斯兰教有关。）的称呼，该教于前5—前1世纪沿丝路向东方传播，被认为是最早传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国教，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被迫东移。有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受到当时南北朝时代的北方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也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地方统治者为控制拜火教的发展，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宋朝以后则基本消失。其宗教风俗则被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风俗。
景教则是叙利亚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一个分支，史料记载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在会昌法难之后，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续到明朝天主教进入中国时。
从西方到东方丝路在元朝之后的逐渐不受注意后，间接刺激了欧洲海权兴起，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刊行后，中国及亚洲成为许多欧洲人向往的一片繁荣富裕的文明国度。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中国，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一个目标就是最终能到达中国，并开创另一条比丝路更好的贸易要道，但他却在大的失望中带领欧洲发现了美洲这一块新大陆。于是哥伦布之后的探险家在美洲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时代，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也陆续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扩展他们的势力。19世纪初期，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间，认为与中国交易能获得巨大利润的印象。
唐代的桑蚕养植更加普及，丝织品种、产量、质量都十分惊人。早在唐朝初年，江东节度使薛兼训就曾以重金密命军士将北方丝织技术高超的妇女娶回江南，以提高江南的丝织技术。到唐德宗李适（公元742－805年）执政时，两浙地区已成为朝廷丝绸的主要征收地。
唐代各地丝绸都有代表性的名品，如剑南、河北的绫罗；江南的纱；彭越二州的缎；宋、毫二州的绢；常州的绸；润州的绫；益州的锦等。仅绫一类，就有多达十余个品种，如细绫、瑞绫、二色绫、云花绫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江南地区的缭绫。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公元772—846年)曾任苏州刺史，其间领略过苏州丝绸织造的奇异，曾专门作诗纪念，从诗中对缭绫的质地、花色及纹饰的描绘看，这应是用青白两色织成的一种花绫，而且十分细巧轻薄。苏州地区的贡品中，还包括丝葛、丝绵、绯绫、八蚕丝等极品，深受唐朝皇室的喜爱，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762年），就对吴郡进贡的方纹绫赞赏不已。
唐代丝织业也分官营和民营，官营的丝织由织染署负责管理，主要供应皇室，各地官府还设有织锦坊。
唐朝的中央织染署分工很细，组织也很庞大，共设立了二十五个“作”，其中织絍（织稠叫絍）之作即有十个：布、绢、纱、绫、罗、锦、绮、褐等；组绶（织有花纹的丝带）之作有五个：组、绶、绦、绳、缨；紬线之作四个：紬、线、弦、网；练染之作六个：青、绛、黄、白、皂、紫。
盛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消费品分工的专精。前述汉朝这样，唐朝也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也只有汉唐才能“消费”得起如此名品众多的丝绸。
唐代丝绸中的外来影响
唐代的丝绸面料和服饰都颇具异域色彩，这与随丝路东渐的西域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外来文明对中国丝绸及丝绸服饰的影响从丝路开通就开始了。如丝绸中的缂法，就来自于西域毛织物的缂毛工艺。毛织物在汉代就从大月氏、安息、大秦等国输入，影响了中国的织物和服饰。西域传入的各种乐舞戏服等，也引起了中原人的极大兴趣，包括一些皇帝，如东汉晚期的汉灵帝刘宏（公元156-189年）都深好西域艺术，常常穿着胡商的衣服，饮酒作乐，在他的影响下，当时首都洛阳的达官贵族都以追求胡服，胡乐，胡舞为时尚，这些都成为盛唐玄宗时期胡服热的社会历史基础。
中西亚文明对中国丝绸的纹饰图案影响更加显著。在蒙古诺音乌拉发现的汉代丝织品上，有一匹有翼兽。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的蓝印花布上，既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半裸式菩萨像，又有中国传统龙纹。在尼雅（今新疆民丰县城以北150公里）遗址出土的东汉绮，上面则有西域常见的葡萄纹。随着佛教的传入，忍冬纹、莲花纹、联珠对鸟、对狮纹等逐渐流行起来，在唐代更是大行其道。那些忍冬纹以对称、均衡、动静结合等手法，组成各种形状的边饰，或者变形为藤蔓、缠枝，与莲花、联珠纹等都具有明显的波斯萨珊王朝艺术风格。青海都兰县就出土过一批唐代文字锦，为波斯婆罗钵文字，意为“王中之王，伟大的、光荣的”，带有明显的异域文化特点。而本身来源于西域在唐代流行的卷草缠枝花卉纹，由于大唐帝国对当时东西方的强大影响力，也跟中国传统服饰被称为“唐服”一样，被特称为“唐草纹”。
总的来讲，大唐丝绸在广泛吸收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又将这些新创造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