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十八世纪前，德国有些介绍中国知识的书，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汤若望（J.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年）和基尔彻（A.Kircher，1601─1680年）。汤若望出生于贵族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德国古典教育。1911年起入罗马耶稣会的圣．安德雷奥修道院学习，钦佩利马窦和金尼阁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结业当上神甫以后，经葡萄牙到中国传教。1623年1月抵达北京。起先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赴西安传教。由于制造《时宪历》，修造天文仪器和武器，获得明清几朝皇帝的重视。明崇祯帝曾赐「钦褒天学」的匾额，清顺治帝曾赐「通玄教师」称号，官至一品。曾受诬入狱，获释后，病逝北京。汤若望居住中国四十余年，有《汤若望回忆录》3卷，记述有关中国传教事。基尔彻则在1667年出版了《图说中国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此书在十七世纪时曾在欧洲广泛流传。在1730年，拜尔（Bayer，1694─1738）也出版了《中国博物志》。这类传教士写作的书只是介绍中国的常识，并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在1814年法国巴黎开设汉学课程时，德国的克拉普罗斯就参加了听讲。克拉普罗斯（Klaproth，1783─1835年），14岁时学习汉文，21岁时就在俄国的戈洛夫金赴华使团中担任翻译，还曾在恰克图学习蒙文和满文。1815年克拉普罗斯到达巴黎从事汉学研究。1828年，克拉普罗斯用法文翻译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1833年又以法文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道士的宗教》。可以认为，克拉普罗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开始有人专门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著。
奥古斯特．普菲兹默尔（AugustPfitzmaier，1808─1887年）在1869至1885年间，先后在《维也纳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道士的长生愿望》、《关于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题》、《中国道教学说的基础》等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普菲兹默尔引用了不少唐代道士有关养生的著述。
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1839─1899年）在1864年到达香港，1886年来到上海，在德国侨民中传教，并从事汉学研究。其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家思想研究的论文，被誉为「十九世纪最有造诣的汉学家」。1873年，花之安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宗教学导论》，1879年又出版了英文版。1884年和1885年，又出版了《道教》和《道教的历史性质》等德文的论文。
1881年，德国的汉学家加贝莱兹（Gabelenz，1846─1885年）在《中国报导》上发表了有关《庄子》、《文子》的论文和英文论文《老子的生平和教义》。1892年，德国的柏林大学开设了「东亚语言讲座」，由格鲁伯教授主持。
格鲁伯（Grube，1855─1908），在1897年至1899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作过调查研究，其后曾发表了论文：《中国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国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还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伯研究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和「八仙」的形成，发表过《中国民间宗教对佛教的影响》、《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北京人对死之利用》等。格鲁伯最为有名的工作是，独立翻译了中国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义》的后半部分翻译是由赫伯特． *** 完成的。
1912年，德国柏林大学正式开设了「汉语讲座」，负责这一讲座的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Groot，1854─1921年）。格鲁特原是负责印度的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后以研究中国的道教闻名于世。他在1892年至1910年间出版了《中国宗教大系》六卷，成为后世汉学家们必读的名著。1903年至190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宗教受难史》二卷，也成为世界汉学的名著。除此以外，格鲁特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后来被翻译成为德文。
在柏林大学从事汉语讲座的德国学者还有弗兰克（Franke，1863─1946年）。弗兰克在1888年来华，在德国驻华使馆学习翻译。1890年以后担任译员和领事。1907年在德国汉堡大学任汉语教授，主持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后转任柏林大学。弗兰克的研究工作十分广泛，主要著作是《中华帝国史》（五卷本）。他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有《1900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和《1909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发表在1910年和1915年的《宗教学档案》杂志上。这项基础工作对于欧美学术界的中国宗教研究非常重要。1945年北京的德中学会出版了弗兰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讲演和论文集》，其中就有他的道教研究的论述。继
弗兰克之后，福克（Forke，1867─1944年）也在来北京学习汉语之后，从担任译员起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1903年至1923年，福克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授。1924年后，任汉堡大学中文教授，专事中国哲学研究。1939年，福克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出版，其中收有像：《中国的神秘主义》、《作为哲学家和炼丹家的葛洪》等等。德国的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
卫礼贤（Wilhelm，1873─1930年）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1897年来华后，一直在青岛活动传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学顾问。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所成立时，卫礼贤出任该研究所的中国语言教授。卫礼贤认为《老子》是一本「关于道德和生命」的书，而《庄子》则是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内容。除了上述道家书籍以外，卫礼贤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及其道教》、《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 ──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和《〈太乙金华宗旨〉译注》等等。《〈太乙金华宗旨〉译注》一书，还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年）作了〈序言〉，其后还出版了英文本。卫礼贤对于汉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
马克斯．韦伯（Weber，1864─1920年）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赖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的全部研究成果，汇编成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第一卷中包括有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就是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总框架之下，作为其对于世界宗教伦理研究的一部分。而对于世界格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又是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补充。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决定力量。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本意，是要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
不过，马克斯．韦伯并不懂得中文，他只是利用当时西方世界从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已经知道的一点点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有限的儒教和道教的书籍作为研究的依据。因此，马克斯．韦伯的汉学研究水平和中国知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
《儒教与道教》分为三篇。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分章论述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城市、诸侯与神明」，「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农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第二篇「正统」，分章论述中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 ── 儒教，即「士人阶层」，「儒教的生活取向」等等。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第三篇「道教」，马克斯．韦伯依据的是格鲁伯的《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以及格鲁特的《天人合一论：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
韦伯认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国被视作异端。他说：「在士人与其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我们总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对派一边」。韦伯提到道教天师张陵，称其后代「在汉朝衰微不安的时代，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其管理机构、税收与严格的强制性的政治纪律，并成功地与政治当局相抗衡」。韦伯注意到道教以儒教的异端的面目出现，道教起初作为士大夫的反对者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尽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同样信奉传统主义，因此，道教和儒教一样，同样不可能成为推动出现资本主义的「扛杆」。
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斯．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超出当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和一般认识。韦伯称：「道教是一种绝对反理性的、坦率地说是一种非常低下的巫术性、长生术、治疗学与消灾术」。这种看法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背景的汉学家们的普遍的看法。因此，马克斯．韦伯有这样的说法是毫不奇怪的。他从宗教组织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不过是个巫师的组织。佛教，就其传入中国的形态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样的救赎宗教，而变成实施巫术与秘法的僧侣组织。因此，道教与佛教，至少对俗人而言，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他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分析，认为「道教的教义虽然不同于巫术的粗陋和『普遍主义』的理论，但是，它并没有更理性地产生作用，也没有形成一种抗衡力量」。韦伯的分析，完全是以西方宗教作为参照的，于是，在韦伯的眼里只是一大堆巫术、长生术、治疗术以及消灾术等，尽管韦伯看到了道教属于俗人的宗教，而与儒教正统相对立。
二次大战前夕，德国的汉学家纷纷离德而去。其中就有卫礼贤之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卫德明出生于中国青岛，后在北京大学教德语，一直主持北京的德中学会工作。1948年赴美国，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帝国的历史》等。由于卫德明曾协助其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工作，因此，卫德明还著有《易》经译解，后被译成英文本，并以讲授《易》学闻名于世。其对于西欧的《易》学研究的影响保持至今。同时，厄克斯（Erkes）著有《道教的起源》和《道士的起源》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起初并不景气。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大学中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逐渐增加，汉学研究也逐渐恢复开展起来。不过，德国的汉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儒家和宋明理学，这与德国学术界的观念论传统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对道教的研究，既是战前对道教研究的继续，又是受到邻国法国的道教研究的影响。
沃尔夫冈．弗兰克（WolfgangFranke），即傅吾康，汉学家弗兰克之子。1937年来华，在北京的德中学会作研究工作。1950年回国，任汉堡大学教授，著有《明史书目题解》、《中国革命百年史》和《中国和西方》等。傅吾康的道教研究著述有：《「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变述评》和《林兆恩述评》等。
沃纳．艾科恩（WernerEichhorn），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宗教和道教都有不少研究，著述很多。其中有：《〈庄子〉第二篇中的道教思辨》、《孙恩叛乱和早期道教反叛概述》、《张角起义和张鲁政权考》、《太平和太平道》、《中国文化史》、《佛道二教在宋代的价值及其法律地位》、《中国的宗教》和《中国古代宗教和国家崇拜》等等。
约瑟夫．蒂尔（JosephThiel），以研究元史为主，著有元代的佛道论争的著作《元代佛道教之争》以及《〈庄子〉的认识论问题》和《〈道德经〉中道的概念》等。
沃尔夫冈．鲍尔（WolfgangBauer），即鲍吾刚，著有《黄石公研究》、《中国和幸福的探索 ── 中国思想史中的天堂和理想国》、《葛洪的内丹学说》和《今日台湾的中国石祖崇拜》等。
维尔茨堡大学的汉斯．施泰宁格（HansSteininger）教授，以研究关尹子和《文始真经》著称于世。1965年，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开设远东文献讲座，并创建了中国学研究所。1979年，与法国施舟人教授合作，参与了国际的《道藏》提要研究工作。另外，施泰宁格教授也是日本道教学会的国际会员，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有密切关系。1985年，在施泰宁格六十五岁生日时，曾出版了纪念文集《东方的宗教和哲学》，共收有论文30篇，区分为道教、佛教、其他宗教和哲学等四个部分。其中有关道教的有：
战后的德国汉学家大多在法国或日本学习进修，有的就长期在法国或日本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并且通常列在该国汉学家行列。例如：安娜．赛德尔就通常认作法国的汉学家。有的则在学成后归国，例如：巴德里安─胡赛因就是在法国的高等研究院学习研究道教的内丹学，并在1984年用法文发表了《灵宝秘法》的翻译与研究的博士论文。另外还有《吕洞宾的「沁园春」 ── 宋代的炼丹诗》、《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道教：总论》和《内丹》等。胡赛因现在维尔茨堡大学任教。
Grube,《ReligionundKulturderChinesen》（1910） Groot,6vols,《TheReligiousSystemofChina》（1892-1910）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芮沃寿曾钻研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对于那个先是排挤他而后又杀害了他的社会所持的看法。阿瑟?韦力（Arthur Wryly）在一篇论文的参考书目中提到芮沃寿的作品时，做了这样的注释：“芮沃寿：《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 Bruno,a Synopsis of his Life,etc.），未发表的杰作，斯坦福大学，加州，1933。”这可谓是对芮沃寿这段时期的研究所做的一个评价。芮沃寿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在盖拉尔教授的鼓励下，针对“历史上个人意志与社会环境”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他在一篇题为《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的论文中就文学传统展开论述，对巴尔扎克拒绝相信前进论进行集中探讨，并对巴尔扎克的“相信过去及其制度”做刨根问底的研究。芮沃寿认为巴尔扎克的思想具有“非凡的客观性，正中客观性与今天的平平淡淡毫无个性的所谓客观性不同，它是一种个人天赋的火焰般的迸发。”1934年秋冬，也是在盖拉尔的鼓励和指导下，芮沃寿在一篇题为《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的论文中对这些课题进行了更加大胆的探讨。芮沃寿进入牛津大学后，在修中诚(E. R. Hughes)的指导下，丰富了自己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知识，并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严谨的治学风范。1937年芮沃寿已经完成了很多学术研究工作，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叶理绥(Serge Eiisseef)和魏鲁南(James Ware)两位教授，刻苦学习汉语和日语，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师从于A. 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课程。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芮沃寿在京都学习期间，曾师从冢本善隆教授，冢本善隆也是嵯峨清凉寺的住持。在京都的学习，为芮沃寿日后研究“传记文学与圣徒传记：回教著名僧侣生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芮沃寿在研读完由多位日本学者（冢本善隆是其中之一）共同完成的有关佛教研究的著作《河南龙门石窟佛教研究》（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avetemples at Lung-men,Honan）后，这样评价说：虽然这部著作还不能替代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中国北方的宗教建筑》（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一书中有关龙门石窟的研究，“但却与后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从事中国艺术史、佛教史和文化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都同样具有参考借鉴的意义”。芮沃寿认为冢本善隆教授“长期的僧侣修炼以及对佛教的长期钻研，再加上全面的科学的训练以及清晰透彻的思想，对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目前的西方学术界尚未出现可堪与之并驾齐驱的成果。”这几句评价高度概括了芮沃寿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所持的历史价值观和基本想法，即：文化历史，无论其内容多么丰富，都需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艺术与佛教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清晰准确地表达是优秀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关键；法国的汉学研究虽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但是日本的学者现在却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芮沃寿于1941年来到中国北京，后因战争的来临，学术研究被中断了。战争结束后，芮沃寿重拾被错过的汉学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长达57页的论文《1941－1947年北平的汉学研究》。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全面考察战时汉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它指出战时的汉学研究领域中德国汉学家独占鳌头的局面，整个战争期间这些德国汉学家自始至终都能继续汉学研究，此外，中国的和西方的其他一些学者也没有放弃。这篇评论性的文章，充分反映出芮沃寿已经“弥补上了”因战争而荒废的时间。芮沃寿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几年里，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进一步巩固了十年间的研究，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后受聘于耶鲁大学哲学系。此后的一段时间，芮沃寿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并最终汇成了专著《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同时，他还深入研究了前中国近代史中的人物个性与传统模式。芮沃寿一直钟情于欧洲汉学的伟大传统，始终对沙畹、伯希和以及马伯乐等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一生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法国汉学的崇拜，也始终没能摆脱对自我的怀疑。他于1957年所写的两篇评论文章，能清晰地说明这一点。芮沃寿所评论的两部杰作是艾蒂安?百乐日(Etienne Balazes)的《中世纪中国社会与经济研究》 (Etudes sur la societe et l'economie de la Chine medievale，1953—1954)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Les aspects e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ete chinoise du V au X siecle，1956)。芮沃寿对这两部著作热情洋溢的称赞远远超过他对人和其它著作的评价。他说，百乐日的两卷本的专著，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是“一个新的起点”，它“为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谢和耐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旷世杰作，这部著作将新的重大主题以及中国历史重要阶段在瞬间推上一个崭新的研究境界……它的探索和分析描绘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在谈到他对汉学研究总体水平综合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时，芮沃寿指出：“我深信谢和耐教授的杰出著作已使我们大大提前了能够写出一部具有现代西方学术研究水准的中国历史专著的时间。”很显然，芮沃寿对盖拉尔可没有这么推崇。但值得注意的是，芮沃寿在这两篇书评中以一种新的清晰条理，梳理了各种关于社会及法律关系的资料及假设，平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官僚精英的高压统治，货币经济在形成新的孤立的农场工人阶层、战争以及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总之，这些分析充分反映了芮沃寿的思想天赋，这种思想天赋是他早年京都和北京的生活经历与他日益发展的史学才能相融合的产物，在他后来对中国城市的论述中，在他辞世时正在着手进行的研究课题中，这种思想天赋表现得更加突出。芮沃寿在百乐日的论文集《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体制》（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的序言中说：虽然这个书名是百乐日教授自己起的，可是他却没能在生前看到这本论文集的出版。1976年夏，芮沃寿也是在开始筹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时突然辞世的，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巧合。芮沃寿没能亲自整理自己的论文集，这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和损失。
近现代海外儒学概览·欧美·德国
德国汉学研究因其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而导致的东方殖民活动的落后等原因而较意法等国为迟，但儒家思想仍对德国的启蒙运动产生过影响，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界的莱布尼茨及其弟子沃尔弗都对儒家学说给予很高的赞誉。德国的大文豪歌德也对孔子的思想非常倾慕。虽然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具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孔子及其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仍然显示出相当强的影响力量，并在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之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使孔子思想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西方各国对儒学的研究，其目的已转为为其侵华活动服务，德国也不例外。此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想利用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侵略活动服务，为此，冷落了一段时间的儒家思想的研究工作又逐渐趋于活跃，并将孔子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极力进行调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和安和安保罗的研究活动最为突出。花之安著的《自西徂东》，1884年在香港出版，1888年在上海重印。全书共分五卷：仁集、义集、礼集、智集、信集。花之安虽然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认为儒家学说中的某些人伦道德观念还是可以与“耶稣道理同条共贯”的，因而进行说教时他运用了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的办法。继花之安之后的安保罗也鼓吹将儒教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但他贬低孔子而抬高耶稣。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侵略，传教士们也加紧了对华的文化侵略，除去传教，还办起了许多教会学校，此类学校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尊孔读经与奴化思想相结合，并因此开设儒学课程。此外，1899年到青岛传教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1873—1930)对孔子思想及儒家经典著作也进行了研究译述工作。卫氏曾于民国初年将《论语》、《孟子》等书译为德文，还曾将《大学》、《中庸》、《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译成德文。1961年其子还发表了他的遗译《孔子家语》。他在中国开办了“礼贤书院”，书院中除讲授德文外，还讲援儒家经典。1933年德文版的《研究与进步》上便载有他的遗作《儒教伦理学中忠信之概念》。1923年他任北京大学教授，第二年回德，前后留华达二十五年之久。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并创建中国学院，创办汉学杂志。1924年，法兰克福大学设汉学讲座，卫礼贤出任教授。卫氏在对比了孔子思想与西方思想之后，感到孔子思想较之西方思想有许多优越性，同时对创儒家学说的孔子也十分敬仰。他的儿子受父亲的影响也从事儒学研究工作。
除传教士之外，也有一些学术界人士对儒学也有很大的兴趣。霍古达与艾维耐从事中国哲学的专题研究。霍古达专注于经书成书之前儒学散篇文章之研究，著有《初期儒教残篇断简之研究》。史淘思译《诗经》为德文。福吾康把胡适的《说儒》译成德文。佛尔克著有近百万言的中国哲学史，并把王充的《论衡》译成德文。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和柴赫是二战前德国最为著名的四位汉学家。另外也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时，也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有一些很有见地的分析和介绍。利奇温所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于贯穿儒家思想的文学作品如《列女传》、《唐诗》、《宋诗》、《文选》等也都有德译本。因此，二战以前德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还是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党实行法西斯统治，儒学的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研究机构和图书设备遭到破坏，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原藏有汉籍五万六千册单行本和六千册丛书，战争期间几乎被损无余。
1960年以后，德国的儒学研究因国际形势的变化重新有了显著的进展。象其他国家一样，联邦德国的汉学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传统汉学中的历史与经籍，而扩大到对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探讨，并且后者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但对儒学的研究仍很重视。施唐格1964年翻译了《论语》、大学选读课中也有《孟子》、《荀子》的书目。在儒学研究方面，也时有论文发表，如里昂大学汉学研究所的史旦宁教授就发表了有关儒学这的论文。联邦德国的学者对儒学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也很有兴趣，著文探讨儒学对像日本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汉堡的傅吾康和慕尼黑的黑尔贝特是联邦德国现代汉学的创始人，两人都是研究中国封建时期历史的。他的学生中慕尼黑学派的沃尔夫冈·鲍尔和汉堡学派的蒂列曼·格林比较出色。格林有《明代儒教中国的教育和政治》一书出版。此外，慕尼黑大学的金德曼1963年出版了《儒教、孙文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奥皮茨1969年出版了《从儒教到共产主义》，显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整合意向。在汉堡、慕尼黑和科隆还有中国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研究主题根据当前的实际任务而定，如1976年召开的第25届国际汉学家大会，联邦德国的学者就写了《儒法斗争：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阶段》的报告。民主德国汉学研究的传统中心是柏林和莱比锡，在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中也都成立了汉学家的组织，儒学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72年苏黎世出版的《世界史上的伟人》一书便载有贝尔津所著之《孔子》。两德统一后，由于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德国研究中国的领域、内容都有巨大的扩展，而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更是当前的热门话题。
在论及德国的汉学研究状况时，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值得认真加以关注，他一般并不被人们视为汉学家，但他有关儒教的论述却在西方世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他的三卷本著作《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中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包括《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在前者中，韦伯论述了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发展，而在后者中，韦伯以前者中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论证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这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同为儒学文化区、具有儒学文化传统背景、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传统的儒学世俗伦理深入民间，构成思想文化的一大要素。东亚经济的成功动摇了韦伯的理论，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并加以正面评价和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