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舞蹈文化发展态势论文
一、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舞蹈文化结构
1.民间舞蹈是人体动态文化
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发情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性爱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简说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 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
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
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
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
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
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 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
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
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
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百度上有公开信息的。
黄岚主任医师
重庆新桥医院 心血管内科
医生简介
:黄岚，男，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导师，全军心血管内科中心主任，1959年7月出生，四川成都市人，中共党员，心血管内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3年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心血管内科专业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心血管病专科医院副院长，第三军医大学全军心血管内科研究所所长、重庆市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多次赴国外研修心血管疾病临床及基础研究工作及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独立完成心脏介入手术14500例次，在心血管疾病治疗和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是冠心病及心脏介入领域的国内外知名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学术任职：国际心脏研究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常务委员、全军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介入培训委员会委员、 中华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学会委员、中华心脏起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生物医学生物工程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起搏与电生理学会主任委员、重庆市介入心脏病学会主任委员。 专业特长：1、擅长冠心病防治，开展的冠心病防治的主要内容包括：冠心病病人经皮冠脉血管成形及支架植入术；冠脉内超声消融术；冠脉血运储备能力评价；心肌血运重建术；血管内皮细胞功能与冠心病发生及临床表现的关系；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心肌血管再生。2、擅长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心内电生理标测及射频消融术；瓣膜球囊成形术及起搏器植入术；肥厚型心肌病经皮间隔化学消融术。多次赴美国、加拿大等国学习，是冠心病及心脏介入诊疗的全国知名专家。 学术成就：担任15种国家级统计源期刊杂志编委，发表研究论文167篇，其中SCI收录26篇；培养博士研究生18名，硕士研究生21名，以第一牵头人承担国家自然基金课题3项，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分题2项，军队;十五;攻关课题分题1项，副主编120万字专著2部，参编专著15部，获军队及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3项。
疾病擅长
冠心病病人经皮冠脉血管成形及支架植入术；冠脉内超声消融术；冠脉血运储备能力评价；心肌血运重建术；血管内皮
朱仲禄 男，1922年2月22日出生于青海省同仁县保安村。1950年考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曾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独唱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青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民间歌手，已退休。自幼喜爱“花儿”。发表有《花儿的创新与破格》、《花儿演唱风格的探讨》、《花儿演唱技巧的探索》等论文10多篇和《传统花儿白首》。中国唱片社灌其演唱的花儿唱片花儿磁带6盒。整理出版有民歌集《花儿选》（西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被誉为“花儿王”。 2007年12月22日14时10分在青海省西宁市逝世，享年86岁。1953年后历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独唱演员，青海省群众艺术馆创作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副主席，青海省“花儿”学术研究会会长。以演唱“花儿”著称。著有《花儿选》。2007年12月22日下午2：10，一代花儿王朱仲禄在青海西宁家中去世。85岁的花儿王朱仲禄走了，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也结束。1922年生于青海省同仁县，老一辈河湟花儿歌唱艺术家，人称“花儿王”。五十年代初随西北各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加首届国庆各民族大联欢，会上他演唱了花儿“河州大令”《上去高山望平川》，后又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演唱了花儿以及酒曲《尕老汉》，获得极大成功。之后，朱仲禄走上了专业演唱花儿的艺术之路，先后在西北文工团、山西歌舞剧院、甘肃民族歌舞团等单位工作。1961年，他被邀请到上海中国声乐研究所学习深造，接触学习了西洋科学发声方法，丰富了自己的演唱表现力，在艺术上更趋成熟。“文革”期间，“花儿”遭到禁止，朱仲禄在受到批斗后被遣返青海监督改造。1978年平反后被安排到青海省群众艺术馆工作。1986年甘肃音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朱仲禄演唱专辑》、《尕妹给了我半个心》等四盘花儿录音带。朱仲禄自幼学唱花儿，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他的声音明亮挺拔，刚柔相济，韵味地道，歌声山野气息浓厚，给人以天高气朗的高原感受。“花儿”本是心上的话2007年12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专门采访了音乐学院院长张君仁先生。张先生自2000年以来就致力于对朱仲禄的研究，也是朱仲禄先生的最后一个弟子，曾撰写了《“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一书（这也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他给我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朱仲禄先生的往事。他认为，朱仲禄是群众所公认的“花儿”王，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花儿”艺术的杰出代表。朱仲禄，1922年生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镇永安村。朱仲禄的祖父朱成林出生在甘肃河州大北源朱家破，清末同治年间的战乱中逃亡到青海同仁，当时年仅13岁。同仁位于青藏高原的边缘。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接壤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碰撞交流之地，也是“花儿”音乐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张君仁先生介绍：有三个人对朱仲禄的影响最大，首当其冲的就是朱仲禄的父亲朱端。朱端不仅擅长祖传的皮匠手艺，而且也是唱“花儿”的高手。张君仁先生说：“朱仲禄的父亲每每外出，都要将尕成娃（朱仲禄小名）带在身边，这便使他从小就接触了”花儿“，使得他对”花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朱端教给朱仲禄的第一首歌就是河州大令《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在永安村还有一个唱“花儿”的高手人称百歌阿爷，此人姓王，唱的“花儿”多且好听，不少研究朱仲禄的人都把他称之为王百歌。还有一个民间艺人瞎佛保，这位瞎佛保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跟着他朱仲禄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拓。跟着这些民间艺人他唱“花儿”的水平迅速提高，少年时，就成为名扬四乡八里的“花儿”把势。朱仲禄在12岁左右时上了村里的小学，几年后朱仲禄以作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同仁县办学堂，一年多后，又考入了青海西宁的昆仑中学。朱仲禄在这所中学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认识了在学校担任音乐教师的王洛宾。在昆仑中学朱仲禄创作了不少诗歌和小品，也填了一些“花儿”词。张君仁先生认为：朱仲禄之所以能被称为“花儿”王，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密不可分，这得益于在昆仑中学的学习。一曲高歌天下闻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不久，朱仲禄报名考入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学三分部（简称革命三部），这是一个专门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而成立的速成机构，设在邓家花园。1950年8月，他们这一期革大学员就要毕业了。在毕业晚会上，朱仲禄大展歌喉。他的歌声引起了参加毕业晚会的“西北文协采风团”成员音乐家关鹤岩、陈川静等人的兴趣。在他们的帮助引导下，朱仲禄对“花儿”这一民间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之前的1949年10月，朱仲禄就已被刚刚成立的甘肃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去进行直播演唱。这是“花儿”第一次通过电波传向外面的世界。“他不仅是一个好唱家，而且也是一个好作者和研究者。在他的一生中，正式发表于各种刊物的论文，评论至少在150篇以上。像朱仲禄这样集演唱、创作、研究于一身的三栖‘花儿’艺人，在‘花儿’艺术史上前所未有。”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创造了多个“花儿”之最：1950年国庆，朱仲禄在北京先农坛举行的“各民族大团结联欢会”上，唱了他新编的青海“花儿”《毛主席如咱亲爹娘》，第一次将“花儿”带入了北京的正式场合。1952年，他为电影《太阳照亮了红石沟》配唱了三首“花儿”，第一次让“花儿”走上银幕。1953年，作为西北地区的代表，他将“花儿”唱进了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中国唱片出版社也发行了他演唱的“花儿”《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和酒曲《尕老汉》，这是“花儿”史上的第一张唱片，汇演后，他又在中央音乐学院讲授了“花儿”，第一次将“花儿”带进了高等学府。1954年，他又选编了一本《花儿选》，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二本与“花儿”有关的书。1957年秋，朱仲禄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花儿与少年”受到了外国友人的赞赏，为祖国赢得了声誉。在第11届亚运会闭幕式上，“花儿与少年”大型歌舞又展现在亿万观众眼前，为国争了光。余音绕梁成绝唱张君仁认为，朱仲禄之所以能被称为“花儿”王，与他所做的这些“花儿”之最的事密不可分，也和他对“花儿”进行的一系列整理工作密不可分。在关鹤岩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他对“花儿”中流传最广、变体最多、影响最大的《河州令》进行了分类。这次分类，将《河州令》按照乐曲风格等进行了初步的类型划分。在朱仲禄的建议下原来的长令《上去个高山望平川》被命名为《河州令》的同时，又把其他一些曲调分别划分为《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在朱仲禄改编创作的众多“花儿”曲调中《下四川》和《花儿与少年》最引人注目。张君仁先生介绍说，《下四川》原是流行在甘肃东部及宁夏六盘山地区的一首山歌，1953年朱仲禄从甘肃礼县采集到了这首山歌，当时原词是这样的：“羊吃路边的青草哩，我唱山歌调调哩，掌柜手拿菜刀哩，要宰我的羊羔哩。”“这首歌经过朱仲禄先生的改编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虽然旋律原曲调主题形成了常见的三段式结构，而歌词则用河州‘花儿’的形式进行再创作，表现了全新的内容。”1956年冬天，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朱仲禄又与作曲家吕冰、舞蹈家章新民等人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这部抒情歌舞的基本素材取自于民间音乐。其中的舞蹈动作来自民间社火‘八大光棍，音乐则来自于民间小调《蓝桥相会》、《四季调》和《五更调》三首歌曲。“朱仲禄提供了上述音乐舞蹈、服装、道具等素材，并以他最熟悉的河州’花儿‘格式编写了歌词，全曲中除了《四季歌》是由石殿烽配词外，其余大部都采取了河州’花儿‘的形式。”如果没有对甘青民间音乐、民俗文化的熟悉和了解，就不能提供适当的创作素材，对当时的西北歌舞团来说，没有朱仲禄，也不会有今天的《花儿与少年》。张君仁曾经多次采访“花儿”王朱仲禄。他说：“朱仲禄不仅性格直爽，而且富有激情。我清楚地记得每次拜访朱仲禄先生的情景，走路腰板挺直，说话直爽且嗓门很大，但这并不是耳朵不灵敏，而是性格决定的。尤其是富有激情，容易动感情，像所有的具有天赋的音乐家那样，语言、演唱、手势并用，讲到感情激动时，往往声泪俱下。”从张先生处得知，2007年4月，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了朱仲禄生前的最后一张唱片《西北“花儿”王》，并获得了中国“金唱片”奖，这张由张君仁博士选编并撰稿的唱片，是对朱仲禄先生一生“花儿”演唱事业的总结。如今，一代“花儿”王远离而去，留下的是响彻天地间的“花儿”曲调，远远的我们仿佛又听到了他的歌声：“哎吆吆……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平川里一朵白牡丹。”
一、企业基本情况
此次被调查企业9户。青海藏羊地毯（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和外贸流通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企业，现麾下有独立核算的藏毯生产企业8户（省内企业为青海高原藏羊地毯有限公司和青海海湖藏毯有限公司，其余6户均为省外企业），同时，该公司在中国的上海、天津以及日本的大阪、德国的汉堡设有四个出口公司。青海海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生产机织地毯为主兼营手工地毯并具有外贸流通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股份制企业；青海美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手工地毯并拥有外贸流通进出口经营权的外商投资企业；湟中县多巴民族地毯厂和循化县金羊地毯厂是以生产丝毛藏毯和仿古藏毯为主的两家私营企业，目前，金羊地毯厂处于停产状态；乐都民族地毯厂和乐都海湖地毯厂是委托加工手工地毯的两家集体企业。
二、藏毯产业发展状况及特点
（一）以非公有制为龙头的藏毯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发展速度加快
2004年，藏毯企业的资产合计为10596万元，比2003年增长9.71%，其中，非公有制企业资产所占比重高达99%。藏毯企业实收资本合计为2740万元，其中：国家资本15.7万元，占0.6%；集体资本30万元，占1.1%；法人资本725万元，占26.4%；个人资本1761万元，占64.3%；外商资本208.78万元，占7.6%。
2004年，省内企业生产藏毯15万平方米，比2003年增长25%，预计今年的生产能力将达到21万平方米；企业共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12168万元，比2003年增长27.3%。青海高原藏羊地毯有限公司、青海海湖藏毯有限公司和青海海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在产量和产值合计中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74%和94%。从产品构成看，机制毯占38%，手工毯占62%。在全部产品产量中，出口占63%，其中手工毯的出口率高达98%，产品畅销于欧美、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1-4月，企业生产藏毯4.18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40.3%；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39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2%。
（二）出口创汇增长迅猛，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青海省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有着丰富的畜产品资源和生产地毯的悠久历史，是藏毯的发源地之一，而“西宁大白毛”则是世界地毯行业公认的织做地毯的最佳原料。多少年来，由于历史的、环境的等原因，藏毯虽源于青海但是却没有在这里得到太大的发展，相反，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却把中国藏毯作为国内支柱产业支持发展起来，尼泊尔藏毯最高峰时年出口达1.6亿美元。1986年至1992年是青海藏毯业发展势头迅猛的几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产定销的生产思路严重阻碍了藏毯业的发展，产品生产与国际市场的需求脱节，青海藏毯行业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2000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青海藏毯行业的原有资源被重新整合，藏毯生产开始步入了产业化之路，并跻身国际市场。2004年，青海藏羊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实现出口创汇1421万美元；青海海湖藏毯有限公司实现出口创汇248万美元；青海美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实现出口创汇37.17万美元，合计共实现出口创汇1706.17万美元，比2003年增长37.97%。由此可见，藏羊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基本上代表了青海地毯业的整体出口水平。就全国而言，全国地毯企业有360家，藏羊集团出口额占全国同类产品的10%，是全国地毯出口总额的3%。全国地毯出口企业年出口额千万美元以上的有6家，500万美元以上的有20家，藏羊集团已跻身此列。就国际市场而言，2001年藏羊集团藏毯出口量占尼泊尔的12.5%，2003年上升到16.4%。如今，民族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使原本极具青海地域特色的藏毯漂洋过海，让更多人认识、了解、欣赏到了这一传统的手工艺品。
（三）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为农牧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
2004年，省内企业实现销售产值15144万元，比2003年增长32.6%，产销率高达124.5%；实现销售收入14554万元，比2003年增长40.9%；实现盈亏相抵后的利税总额906.7万元，比2003年增长33.5%；全员劳动生产率由2003年的7365元/人提高到9047元/人；从业人员的年总收入约5800万元。从藏毯的生产实践看，100道纯毛藏毯1平方米需用西宁大白毛6公斤，若生产低道数藏毯，耗毛量更大。按出口创汇算，藏毯出口创汇1500万美元，需消化西宁大白毛2250吨，按目前市场价格计算，可为牧民增收2362.5万元。
（四）为缓解就业压力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据有关资料，藏毯每增加出口创汇100万美元，需要从业人员1600人。近几年国家实施天然草地休牧育草和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建设项目，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又有所增长，急需开拓新的就业领域。城市因国企改革，也有部分下岗职工急需安置。藏毯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藏毯产业的发展正好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调查表明，2004年省内企业共有从业人员1.34万人，比2003年增长10.74%，其中：农民工1.22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总数的91%，比2003年增长10.91%。由于藏毯产业具有离土不离乡的优势和生产力布局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特点，已成为帮助农牧民脱贫增收，解决农村牧区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节约劳动力异地转移成本的有效形式和有效途径。目前，青海高原藏羊地毯有限公司已经建成和在建的以农户为主的藏毯半成品加工车间有164个（其中在建的42个，建成后可解决4000个就业岗位），涉及海东、海北、海南、黄南和西宁所辖的三县等地，“公司+农户”的产销模式日渐完善，对以工促农、实现“农转工”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综上所述，2004年是青海省藏毯行业的丰收年，实现了生产、效益的双高增长。藏毯产业逐渐成为青海省特色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为青海省的经济增长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也为青海省农牧民就业和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就质量和工艺来讲，青海的藏毯生产水平基本可以代表中国藏毯的总体情况。青海藏毯虽在产量上同尼泊尔相比尚有差距，但在质量和花色品种方面已占了优势，生产工艺、图案设计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工业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进一步改善。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强省”的战略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加之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为工业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2、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促进了藏毯产业的发展。2003年，青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明确了发展藏毯产业的扶持政策，2004年成功举办以及今年6月25日即将举办的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为扩大开放、创建特色经济、宣传地毯名优产品、树立企业形象、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地毯产业发展架起了一个展现群英风采的大舞台。近两年来，在大力扶持藏羊等藏毯龙头企业发展的同时，还结合扶贫工作引导藏毯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形成了统一供应原辅材料和收购半成品、统一开拓市场、统一管理、加工车间分散在不同乡村的“三统一、一分散”生产模式，鼓励农牧民投入藏毯产业。面对国际大市场，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开发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品，是青海省经济发展的方向，藏毯产业因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被确定为青海省重点支持的特色产业之一，得到了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3、在推进企业改革的同时，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取得较大突破。在进一步推动国有中小企业规范改制的基础上，通过阶段性持股、担保等多种形式，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积极探索和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帮助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扩能改造，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藏毯业经过重组整合后，近年来生产、经营得到了长足发展，新产品开发和生产规模有了新的突破。以青海藏羊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的青海高原藏羊地毯有限公司和青海海湖藏毯有限公司为龙头，还有青海海源地毯有限公司和美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了集洗毛、纺染纱、织毯、图案设计、产品研发等产、研、供、销一体化的外向型企业。
三、对企业发展状况的评价
在被调查的9户企业中，有78%的企业对青海省藏毯产业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有67%的企业对企业的发展状况和经营获益情况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有89%的企业对政府鼓励和发展藏毯产业的政策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有77%的企业对政府鼓励和发展藏毯产业的政策是否落到了实处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四、存在的问题
（一）2004年新产品产值下降，今年1-4月利税总额下降
据调查，2004年9户企业完成新产品产值847万元，由于受海源工贸公司新产品产值大幅下滑的影响，完成值比2003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今年1-4月，9户企业实现盈亏相抵后的利税总额14.8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4.8万元，下降92.6%，降幅较大的企业是青海高原公司和青海海源公司，净亏损的企业是青海藏羊公司和青海美亚公司。
（二）专业技术人才匮乏
在被调查企业的从业人员中，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仅占7.6%，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员所占比重则高达63.4%。专业技术人员在全部从业人员中的比重只有3.2%。
（三）资金投入和生产加工能力不足
近年来，省政府对藏毯产业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全省藏毯产业先后投入资金900多万元，用于车间建设、人员培训、市场开拓等方面，但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资金投放明显不足，如省内现有的织毯车间尤其是产品加工后整能力，满足不了增长迅速的半成品生产量的需要。同时，由于受国家信贷紧缩政策的影响，金融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压缩信贷规模、控制货币投放量的力度，从而加剧了企业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的局面。调查中，海源、美亚、循化金羊等企业的厂长（经理）反映，贷款难、融资难严重制约了民营小型企业的发展，他们希望政府能进一步协调银企关系，并在落实扶贫资金时适当向小企业倾斜，在企业扩大生产、技术改造、人员培训以及发展手工编织地毯的协作加工点时在资金上给予一定的帮扶。
（四）生产管理不完善，技术培训等支撑体系建设滞后
一是不同质量和类型的毛混杂收购和生产，使原料质量得不到保证，从而降低优质毛的利用率，增加了原料成本；二是对织毯农户的技术培训和产中跟踪服务不到位，影响了藏毯质量的提高。
五、构建产业体系，实现青海省藏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青海省发展藏毯产业，具有原料资源、劳动力资源、科研创新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优势，同时，青海的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闻名于世，能够为不断提升藏毯的文化附加值和艺术水平提供不竭的源泉。然而，现代产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系统的内部要素和外部支撑条件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产体系。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产业集聚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通过产业系统内部优势资源的整合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可以实现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高、创新速度加快、创新能力及产业吸引力和扩张能力增强等显著优势，从而提高整个区域（产业）的经济竞争能力。因此，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关键取决于其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产业集群已成为一国或地区竞争优势的源泉。藏毯产业作为青海省着力培育和支持的特色优势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市场前景，要实现青海省藏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完善产业链条、构建产业体系，以培育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
（一）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构建
根据现代产业成长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联动、社会化协作的规律以及产业系统内外部因素的逻辑关系，构建藏毯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三个支持系统（见表下表）
青海省藏毯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框架
产业生存支持系统 产业发展支持系统 产业环境支持系统
生产要素子系统 需求状况子系统 经营管理子体统 关联产业子系统 行业政策子系统 资金支持子系统 技术支持子系统 智力支持子系统 竞争环境子系统 社会环境子系统 生态环境子系统
1、产业生存支持系统。该系统包括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经营管理、关联产业四个子系统，是决定产业生存的四要素。根据产业经济学的论点，产业生存的首要条件在于各关键生产要素（如原材料、劳动力等）的具备情况，因为产业生产要素的赋存及组合状况不仅决定了产业的发展成本，还影响着产业的竞争能力，是产业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市场需求状况是决定产业能否生存和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生命周期长短的根本因素，也是决定产业市场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现代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产业内部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内部分工的精细，产业外部相关产业关联度增强，乘数效应明显，因此，除了拥有一定的资源基础和市场需求，还必须具有科学的经营管理和对关联产业的研究及协调，才能使青海省藏毯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
2、产业发展支持系统。是指关系到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外部支撑条件，是使产业得以健康发育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基于产业生存支持系统之上的，反过来，又能保证产业真正意义上的生存。该系统包括行业政策、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持四个子系统。一方面，产业经济行为作为连接国民经济宏观经济体系和企业、消费者微观经济行为的中间链条，是落实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和控制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中间层面；另一方面，现代产业作为经济社会综合体，也必然要受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产业发展规划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政策等方面的影响，而政府对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金投入渠道及力度、技术支持程度以及相关人才智力支持等方面。这些无疑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发展产业，建设“中国藏毯之都”的进程中，产业发展支持系统内还应该具备如下几个具有文化内涵的条件：一个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和世界知名的地毯品牌；一个世界知名品牌的国际地毯展览会；一个中国地毯博物馆；一个由中亚地毯生产联合国成立的“中亚地毯振兴会”；一个与青海地毯产业发展相融的藏文化旅游节。
3、产业环境支持系统。主要是指影响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该系统包括竞争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是产业的竞争环境子系统，现代产业是关联度极高的企业体系，其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各个因素此消彼长的相互牵制中竞争和合作。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是任何产业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畜牧业是完全受制于生态环境的弱质产业，而以畜牧业产品为产业主要原材料供应源的藏毯产业，就必须注意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同时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积极倡导节能、清洁的生产观念，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企业应有的贡献。
（二）对青海藏毯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1、加大优质“西宁毛”原料的生产规模。在条件适宜地区发展“西宁毛”、柴达木山羊绒和牦牛绒藏毯原料基地建设，加强农牧户与藏羊集团等企业的合作，走“公司+基地+农户”的一体化发展之路，实现企业、农牧户“双赢”的目的。
2、加强藏毯产业的研究开发力度。目前，青海省藏毯产业的研发能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产品的研发优势保质期明显缩短，因此，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不断加强企业研发能力，引进与研发相结合，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3、积极推进藏毯产业化进程。依托藏毯龙头企业，发挥其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形成统一标准、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半成品生产分散的“三统一、一分散”的生产模式，按成本最低原则进一步细分藏毯生产环节，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要搞好发展规划，防止一哄而起，走规模适度、效益最佳的发展路子，争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4、加大从业人员技术培训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力度。藏毯从业人员的技术熟练程度与产品质量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产品信誉乃至经济效益，因此，在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体系中，农户的技术成为产业的重要支撑条件，加强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成为必需，以确保产品质量，实现藏毯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同时，采用（聘请）引进来、送出去（委培、代培）、内部传帮带多种方式相结合，为企业尽快奠定自主经营的人才基础。企业领导要鼓励职工读书学习，提高业务水平，重奖那些钻研业务、思考问题、自学成才对企业做出贡献的职工，给人才创造发挥特长的环境。
5、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品牌。原产地标记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各国都把它视为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是技术壁垒的重要表现形式。青海藏毯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积极实施名优特产品原产地标记认证，对入世后青海藏毯长期享受普惠制关税待遇，有效保护地方品牌极为有利。
6、积极开拓投资渠道。要充分利用扶贫资金、行业资金和社会资金等多种资金，形成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为做大做强藏毯产业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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