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因兴起于晋中汾阳、孝义、祁县、太谷及太原一带，所以又称为“中路梆子”或“中路戏”。它和蒲州梆子、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合称“山西四大梆子”。流传外地后，被称为“山西梆子”，建国后改今称。晋剧在形成初期，仅流行于晋中盆地十县和西部八县以及东四处(平定、昔阳、孟县、寿阳)，主要观众是农民。后以太原为中心，逐步扩大到晋北、晋南与晋东南个别县份。随着晋中商人赴外经商，晋剧的活动范围又逐步扩大到张家口、北京、天津以及陕北、甘肃的部分地区。清末民初，中路梆子的班社还曾到上海演出。在张家口和冀西井陉一带，它己成为当地主要剧种，设有许多职业剧团，一些晋剧著名艺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为当地培养出许多演员。 S}
关于晋剧的渊源，老艺人中传说不一。一说是蒲州梆子向北发展，为了适应晋中地区观众的欣赏要求，逐渐形成中路梆子。一说晋剧与北路梆于原是同一个剧种，后在晋中地区逐渐地方化，才从北路梆子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剧种。还有一说认为它是在晋中祁太秧歌等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蒲剧、北路梆子等的艺术营养而形成。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从晋中地区早期组班要约蒲州艺人，设科班教戏要请蒲州艺人当教师，以及学戏语音要以“蒲白”(晋南地方官话)为准等事实来看，一般认为中路梆子是由蒲州梆子演变而来。在演变过程中，艺人们吸收、融化了祁太秧歌和汾孝干板秧歌的腔调和打击乐器等，在语音、唱腔、表演上均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自己高亢激越而又清新委婉的风格。 早在晋剧形成之前，晋中一带，就有关于“并州腔”、“三例腔”的记载。到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中路梆子已非常盛行。清咸丰、同治(1851-1874)以后，晋中票号兴旺，商业发达，中路梆子的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班社和演员。不少爱好戏曲的豪商巨贾，出资邀请著名艺人组成实力雄厚的“字号班”。一些文人也参加了戏曲活动，如太原北后街“字号班”。一个研究晋剧的艺术团体。民间“闹票”、“打座场”等演唱活动更为频繁。晋中平原及东西山，民间迎神赛会很多，如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庙会、四月初八奶奶庙会、五月十三日关帝庙会等。这些庙会正日都要唱戏敬神。此外，正月天地会要唱“人口戏”，粮行要唱“添仓戏”；四月和七月龙王庙要唱“雨戏”，民间祈雨时要唱“安神戏”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侵占太原及晋中各县，中路梆子受到严重摧残，班社纷纷解散，艺人四处逃亡。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绥边区，于1939年后，曾先后成立了七月、人民、吕梁三大剧社，在战争环境中，还能培养出大批晋剧人才，编演了不少新戏。这期间，除移植上演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外，还编演了以岳飞被害为题材的古装戏《千古恨》和表现边区劳模事迹的现代戏《新屯堡》等。 建国后，山西、内蒙、河北等地，先后建立起许多晋剧演出团体，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传统和现代戏，并培养出大批中、青年演员。 e
晋剧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过去晋剧纯由男演员演唱，一般定F调；后逐步发展到以演员为主，改定G调。除“二音子”用假音演唱外，乱弹分七种板式：平板(亦称：“四股眼”)4 /4为拍；夹板为2 /4拍；二性为 1/4拍；流水为1 /4拍；另外还有介板、倒板、滚白等。每种板式还有许多变化。如流水板中即有大流水、小流水、紧流水、慢流水、二流水等。此外还有三花腔、五花腔、走马腔、三倒腔、倒板腔等许多花腔。 晋剧十分注意运用二人以上的对唱、轮唱手段发挥其唱腔的艺术特色。如《忠报国》，通过大花脸、须生正旦的轮唱，追述以往故事，交流当前感情。轮唱中多用适于叙事的二性板，旋律舒展。《走雪山》中是以老生与青衣的对唱，来表现曹府遭祸后，老家人保姑娘仓皇逃难的故事。先以介板对唱，表现主仆脱离虎口时的狼狈状态；继以二性轮唱，追叙受迫害的经过，男声方落，女声又起，交替歌唱，别有韵味。 在晋剧中也有大段独唱。这种独唱，一般用慢垛板；如《空城计》、《见皇姑》、《打金枝》中的孔明、秦香莲和沈后的单独唱段，无锣鼓之响，有丝弦之音，行腔运调有如甘露细雨，点点入地。在晋剧唱腔中，还有用平板、夹板、二性、流水等组成的套唱腔。一般用于追叙、忏悔、思考问题等。 滚白是用以表现泣不成声，极度悲哀的情绪。从过门到唱腔，都有极大的感染力。如《芦花》中闵德仁的两闪滚白，往往是演员挥泪而歌，观众弹泪而听。 过去晋剧文武场编制为九人，称“九手场面”，即鼓板(指挥)、铙钹、马锣、小锣、梆子、吸胡、三弦、二弦、四弦。有时伴奏中需用铰子，由弹四弦者代操；需要唢呐伴奏时，则由弹三弦、拉二弦者代吹。文场乐器，呼胡是中音乐器，亦名“葫芦子”。椰壳，比板胡壳大，状如鸡心，口面直径约12-13厘米，粘以桐木板。主档以硬木质制作，长70厘米。安有腰码，固定在档之中部。下码置于桐木面上端六分之五处。马尾竹弓，音质柔和，酷似男中音声腔。呼胡拉主旋律，二弦、三弦、四弦配合伴奏。艺人说：“呼胡、三弦是肌肉，二弦是骨头，四弦是筋。”又说：“呼胡立杆子，二弦加塞子，三弦补窟子，四弦掌尺子、定调子。”打击乐器中的马锣，既重且大，直径55厘米，厚约1厘米，声音不散不躁，现多用“六”字马锣，与弦乐“sl”音相全，故有用马锣定音的传统习惯。 晋剧弦乐牌曲很多。表现愉快情绪的有〔绣荷包〕等。表现苦恼的有〔太阳神针〕等，紧张用〔紧杀鸡〕，舒缓用〔大寄生〕。这些曲牌可单独使用，也可联辍使用。如《打金枝》中的《闹宫》与《春秋配》中的《拣柴》的音乐，就是用若干曲牌组成的联奏曲。唢呐曲牌也很多，如“坐帐”用的〔开门鼓〕、〔慢拜场〕等，能渲染元帅升帐时隆重庄严的气氛。《战宛城》中用的〔对舞〕，有千军万马奔腾攻战的气势。 打击乐的锣鼓点，约有四、五十种。如〔硬三锤〕、〔五锤子〕、〔三翻鹞〕、〔小战〕、〔战煞〕、〔海沙〕、〔披头〕、〔帽子头〕、〔回头〕等。使用时，可根据剧情发展需要来选择。如〔闷场〕(俗称揉肚子)，可配合人物捶胸、顿足、立坐不安的动作与呼喊节奏。《斩黄袍》中高怀德上场，《回荆州》中赵云上场，《长板坡》中张飞斥责赵云之后，都是用这种鼓点来衬托人物烦躁和焦急情绪。中路梆子有时在四股眼、夹板、二性唱腔之前，使用〔七锤子〕与弦乐接，必要时带〔撩子〕配合剧中人耍马鞭、或“接门”的动作。《坐楼杀惜》中宋江杀死阎婆惜，从她身上搜索梁山书信时，用〔小战〕伴奏，有力地渲染了其战战兢兢，极度紧张的状态。 Rh{auO
晋剧中，分传统的生、旦、花脸三大行为红、黑、生、旦、丑五行。清末民初，晋剧中已形成五大行，十五小行。五大行指的是：红(胡子生)、黑(花脸)、生、旦、丑。十五小行指的是：正红、老生(正红、大黑兼)、大黑、二黑、小生、武生、娃娃生、正旦(青衣)、小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文丑、武丑。中、北路梆子清代时大致与蒲州梆子的脚色行当相同，后逐渐发展变化。到清末民初，中、北路梆子已形成五大行、十五小行。五大行：红(胡子生)、黑(花脸)、生、旦、丑。十五小行：正红、老生(正红、大黑兼)、大黑、二黑、小生、武生、娃娃生、正旦(青衣)、小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文丑、武丑。 晋剧的脚色行当，根据演员的技艺高低及在群众中的影响程度，分为头套(亦称头路、头牌)、二套(二路、二牌)、零碎三类。头套演剧中主要人物，二套演次等人物，零碎应杂。《蝴蝶杯》为便，田云山为头套胡子生应工，胡晏为二套应工，零碎则扮演家院田明。 晋剧的脚色行当中，生行中的胡子生为最主要的行当，一般戏班以其为挑班演员，故称之为挑大梁的，在戏班中所挣“戏份子”(即工资)最高。胡子生可分为黑胡子生、老生、红生，多扮演中老年的正派人物。戴三绺(关羽则为五绺)髯口为其主要标志。一般群众和演员在习惯上都称胡子生演员为唱红的。四大梆子中的胡子生演员以“红”为艺名的尤多。胡子生中戴黑髯(一般为黑三绺)称黑胡生，居胡子生之首，多扮演帝王将相、官吏员外等有地位的中年男子，须生演员必须具备过硬的唱念功夫和扎实的腰退功、武功；另外还须掌握梢于功、髯口功、帽翅功、幅子功、靴子功、鞭子功等高难度技巧。唱功戏、做功戏、功架戏均要能拿得起。能唱不能做或能做不能唱，称不上好把式，只能算片(撇)子演员，不够挑班资格。在唱念上讲究吐字清楚、喷口有力、缓疾有致，以本嗓为兼用假音(背弓音)，具有高亢激昂之特色。身段、功架则讲究仪表庄重、英武刚健。因因子生演员表演难度大，扛戏分量重，故四大梆子的胡子生历来均由男演员担任，已成传统。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晋剧中涌现出以丁果仙为代表的一批胡子生女演员，称之为坤角。她门以嗓音明亮清脆、扮相俊美大方、做戏逼真细腻见长，赢得广大观众欢迎，迅速取代了男角胡子生在晋剧中的头牌地位。但是，由于女胡子生演员生理条件所限，一些身段、功架、武功较重的戏难以胜任，致使一些剧目逐渐从舞台上消失，如《出棠邑》、《观阵》、《上天台》、《五雷阵》等。 胡子生行当中还有老生。红生之分。老生，扮演老年长者，挂白三缮或苍三绺，表演以倡做为主，苍老、凝重、朴实是其主要特色。红生戴黑三绺，勾红脸，扮演勇武忠直的人物。 小生：分文生、武生、娃娃生。文生有纱帽生、翎子生、巾子生、穷生等。主要扮演青年男子。纱帽生，戴纱帽，穿蟒袍或官衣，扮演有功名的人物，表演上要求仪态端庄洒脱。翎子生以头插锥尾为主要标志，多扮演武将和文武双全的人物。一般由文武小生扮演，。要翎子为这类脚色绝活。巾子生，戴巾于，穿褶子，持折扇(故又称扇子生)，主要演风流儒雅的公子，表演上要求风流潇洒、儒雅俊秀。穷生，穿素道袍或富贵衣扮演落魄书生一类人物。要求表演出人物穷困潦倒及贫而有志的神情形态，娃娃生，扮演少年儿童，戏的分量不重，多由童伶、学员扮演。武生：分短打、长靠两种。扮演擅长武艺的青壮年男子。短打武生，戴罗帽，穿箭衣、侉衣、豹衣，表演上以武打、翻跌为主，武生扎大靠，着厚底靴，表演上以开打、功架为主。 旦行：主要有正量(包括闺门旦)、小数点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正旦，又称大旦、青衣，多饰演已婚、正派的中年妇女。以唱做为主，宁静端庄、晓理贤慧为其主要特色，另外有一些唱功戏中的未婚女子(所谓“闺门旦”)。也由正旦应工，正旦常与胡子生配戏，戏的分量一般都较重。小旦，多扮演青少年女子，有小旦、花旦之分，二者的区别在于人物的性格及表演特点。小旦多扮演正派纯真的青年女子，表演以唱做为主。以活泼伶俐、天真烂漫、举动敏捷见长。花旦则以做功和念白为主，多扮演放浪泼辣或妖艳俏丽的青年女子，以泼辣刁狠为主要特点。正旦、小旦为梆子戏中的主要行当，故有“一窝旦(正旦和小旦)吃饱饭”，“一旦挑八角”之说。老旦，扮演老年妇女，彩旦，也称丑旦、丑婆子，扮演滑稽或刁奸的妇女，武旦，扮演勇武的女性人物，一般为小打扮，不穿蟒靠，重武打。一般班社由刀马旦兼任。刀马旦、多扮演擅长武艺的青壮年妇女。身扎大靠，头戴七星额子，插翎子，唱做打和舞蹈并重。这类脚色大都由功底扎实的小旦演员扮演，故亦称为刀马小旦。 花脸行：也称净、黑头。分大花脸、二花脸。多扮演相貌、性格、品质特异的人物，均以面部勾脸(即在面部勾画各种颜色的脸谱)为主要标志。大花脸，偏重唱、念、做、举止稳重，主要扮演身份地位较高的人物，如包拯、曹操、徐彦昭等。大花脸有花脸、白脸、黑脸、红脸、净脸之分，由人物的性格、品质及行为所定。如包拯黑脸，以示其秉公执法、铁面无私；曹操、潘仕美由因其奸诈、残忍，勾白胸；关羽勾戏脸，以表示其忠心不二的品质和英武刚强的性格。过去，有“花脸不挑班”之说，但也有个别艺术成就高的演员仍可以挑班，如晋剧花脸学员乔国瑞(狮子黑)即曾挑班多年。 过去，梆子戏有代脚制(也称代行制)，这是由于旧班社中演职人员不足所致。彩旦通常由丑行代，个别小旦演员也代之，如晋剧演员冀美莲演《拾玉镯》的刘媒婆、《风筝误》的丑姑娘，深得广大观众赞誉。建国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及观众的要求，剧团编制逐渐扩大，演职人员大大增加，戏校和训练班也注意培养老旦演员，除少数剧团外，多数均有专人扮演。但彩旦、娃娃生的代脚制仍延用至今。
晋剧，即中路梆子，是山西省的代表性剧种，为山西省的四大梆子之一。由于它的活动地区在山西中部，尤其是在太原附近、晋中一带，而且这一剧种历来受到山西中部广大群众的欢迎、喜爱，因称中路梆子。
中路梆子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
中路梆子渊源于蒲州梆子，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盛行。它吸收了蒲剧的许多特点，又经过许多艺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以说，它是在蒲剧基础上大胆突破和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梆子戏。
近百年来，中路梆子的一些前辈、老艺人对这一剧种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孟珍卿（艺名“三儿生”）、张景云（艺名“十三红”）、高文翰（艺名“说书红”）、乔国瑞（艺名“狮子黑”）、田桂子、毛毛旦、油樵旦等，在唱腔和做派上，不断创新，不断改进，路子越走越宽，戏越演越精。尤其是著名晋剧演员丁果仙登台后，由于她的艰苦的戏曲舞台实践，在唱腔、道白、做派等方面，都有新的改进，对今日晋剧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中路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很容易吸收兄弟剧种的长处，融会贯通。因此，这一剧种演出范围也随之逐步扩大。抗日战争以前，已经扩展到河北西部、陕西北部、内蒙地区。在以上地区，相继建立了固定的中路梆子剧团，演唱晋剧。抗日战争中，许多中路梆子艺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在晋察冀、晋绥、太行等革命根据地演出。他们不仅演传统戏，而且还演现代戏、新编剧目。在前方和根据地公演，受到人民的赞扬，对鼓舞人民的士气，起到一定的作用。晋绥七月剧社（中路梆子）曾随军到西安、成都、甘肃天水等地进行过较长时期的演出活动。
解放以后，中路梆子剧团逐渐增多，尤其在晋中、吕梁、太原地区，差不多县县有专业剧团，许多村镇有业余剧团。著名剧目《打金技》已拍成电影。
山西省晋剧院是山西省晋剧主要演出团体。成立于一九五九年二月。这个剧团演出历史较久，多年来，培养了不少青年演员，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许多优秀演员荟萃于此，受到了山西省晋剧到好者的拥戴。
山西省晋剧院设在太原，现有演职人员二百八十七人。这个剧院，在历史上曾经汇集了山西省内晋剧的老艺人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梁巧云、冀美莲等人。这些老艺人，经过舞台生活的千雕百凿，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表演风格、唱腔，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和很高的威信。
现在，这个剧院的著名演员有王爱爱、田桂兰、冀平、马玉楼、刘汉银、郭凤英、王宝钗等。山西省晋剧院的代表剧目有传统戏《打金枝》、《含嫣》、《小宴》、《杀宫》、《算粮》等。
中路梆子溯源及发展概况
晋剧，原名中路梆子，它是在蒲州梆子孕育下产生的一个剧种，起初主要活动在山西省中部地区，即清代的太原府、汾州府及平定州所辖的各县。后来，由于发展迅猛，流传地区逐步扩展，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直至成为今天山西省戏剧的代表剧种——晋剧。
起源探讨
关于中路梆子的起源，曾经是晋剧史研究工作者多年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我掌握的资料考证，中路梆子的起源应在清代咸丰年间为妥。因为在此之前，从大量舞台题所揭示的山西中部城乡戏剧演出中，主要为蒲州梆子、京都花腔班（今北京剧）和江南丝竹班（南昆曲）三种，根本未见有关“中路梆子”的记述痕迹。只是到了道光初年，被当时称作山西梆子的蒲州梆子再度复兴，所谓：“道光皇帝登龙廷，山西梆子又时兴”时期，蒲梆北上，来到了晋中、太原一带演出，不仅轰动了太原，而且也震撼了北京，这也正迎合了中路地区崛起的一批富商大贾们的娱乐要求，于是他们就以承包形式，邀请蒲梆班社在中路演出，这就是中路富商承办戏班的开始，但剧种仍为蒲剧。其代表班有平遥县的万和班、小平遥班，及介休县的吉庆班等。
到了咸丰初年，蒲梆开始冷落下来，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义军一部于咸丰三年八月到达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其矛头直指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蒲剧在内的外地剧种，很少再来中路地区演出了，致使中路地区出现了一个戏剧活动相对空缺的时期，这对酷爱着戏的中路群众，尤其是富商们来说倍感失望，于是少数人便开始邀请赋闲文人、票友以及秧歌、皮影艺人等，组织研讨班子，拟创立自己的剧种。到了咸丰中后期，经过众多班子的努力研讨，终于在继承蒲梆音韵和锣鼓经点的基础上，结合中路秧歌等的唱腔特点，初步形成了中路梆子的雏形班社，并开始试点演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榆次黑店班和祁县三庆班，参加艺人，除了滞留的蒲梆艺人、秧歌及皮影艺人外，还有吹鼓手、店员、矿工、票友等。
到了同治初年，山西社会秩序好转。新型中路梆子的出现，也受到了更多富商财主们的亲睐。于是以祁县城城金财主为代表的太谷、榆次平遥、孝义、介休等地的财主们，先后成立了上、下聚梨园班、四喜班、四兴班、四庆班等班社，他们在演出实践中，互相学习，不断改进，使唱腔及文武场面日趋完善；又学习外地剧种管理班社的经验，使戏班逐步走向了正规化。戏班人员，除文武场保留中路籍艺人外，其他演员大都以高薪从蒲州聘来，所以民间有：“祁太镏子，蒲州丸子”的谚语。其次，大商家还修建戏房院，购置苏杭刺绣行头，增添运输车辆，制定演出计划。如戏班自负运输，每个台口大都演出三天，每天上、下午，晚三开戏，戏班自办伙食。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垛箱歇班，艺人放假，次年正月再来组班。班主宏观领导，具体事物由承事人、掌班人负责。戏班不属商业性质，盈亏全由班主自负。只是每到一处，将木制的、标有某某县某某财主所承戏班名称的虎牌立在前台，以示夸耀，还要在后台粉壁墙上题笔留名。这些舞台题笔内容广泛，成了我们今天研究晋剧发展史的金石之证。
随着中路梆子的日益定型，引起了中小财主和中等商人的承班兴趣。他们也从蒲州请来艺人或招来儿童，成立科班。至同治末年，中路梆子班社已在山西中路、以至北路少数州县初具规模。比较出名的新承戏班有：介休的和盛班、徐沟的五义园、太谷的四盛和班、祁县的双庆园、太原的郝店班、汾州府的义庆班等。出名演员有一千红、八百黑、王彩云、云遮月、天明亮、棒杵红，以及鼓师杨青、宋兴儿，琴师彭根只等。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和氏璧》、《棋盘街》、《春秋配》、《普救诗》、《御果园》、《渔家乐》、《赵家楼》、《炮烙柱》、《锋箭头》、《吉庆图》、《落马湖》、《北天门》、《抚琴》、《偷鸡》、《扫雪》、及昆曲戏《草坡》、《赐副》、《庆顶珠》等。由于艺人的精湛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晋中仍有“四喜班，是好戏，秃红、吐丑、盖陕西。人参娃娃、大嘴丑，后边跟的一杆旗……”等戏谚流传。不过，此时的中路梆子，在山西戏苑中仍是一枝新秀，而以金和班为首的蒲州梆子、三庆班为首的京都花腔班、鸣福班为首的江南昆曲班等，仍活跃在中路地区，形成了多剧并存、争芬斗妍的时代。
可惜上述局面维持不久，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发生了。光绪元到四年，山西与邻省陆续遭受特大旱虫等自然灾害，在此情况下，多数戏班停演，艺人失散或丧身，就连曾解囊资助的富商大贾也改变了初衷。到光绪六七年后，中路梆子才开始恢复，起班社有原来长年包份制的娱乐性团体，变为以名老艺人承班、或以财主领衔承班的商业性经营组织。此时，搭班艺人严重短缺，不得不就近收留中路籍贫苦儿童加入科班培养使用，他们经教学3-5月，便强行登台，俗称“犟出窝”。有的靠打骂体罚逼迫学戏，当时比较出名的科班有榆次流村的而保和班、清源杜村的喜梨园、孟封村的小梨园等。其中二保和班，培养的演员最多，几乎遍及中路各地。
辉煌时期
光绪十年后，中路梆子再次兴起，出现了中路艺人演中路戏的新气象，使旧日那种蒲梆艺人演中路戏的局面开始改变。从光绪十五年后到清末中路梆子进入一个辉煌时期。此时，中路各地的富商、财主、职员等，再次支持中路梆子的发展，他们有的自己承班，有的做艺人承班的后台，使戏剧班社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每个府、州、县在同一年里，承办班社不下两三个，最多的为太谷、平遥两县，常年班子不下5个。演出活动有庙会戏、集市戏、踩台戏、开光戏、商行戏、开市戏、求神戏、还愿戏、祭祀戏、婚丧寿庆戏及官戏等。一般村庄，每年也唱戏一台；大型集镇，每年多达5-10台，中路梆子已成为中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要剧种了，而且它也随中路商人远足张家口、包头、归化等地，与当地剧种竞献技。中路梆子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关系，吸收民间艺术等成份的不同，在表演程式、演唱风格，前场经谱上形成了三大流派，即以太原府辖县的上路班；汾州府辖县的下路班；平定、辽州所辖县的东四处班而区分。直到解放后上述三者的较小差异，合为一体。
这个时期，中路出名的班次有榆次的三保和班、会音班、太谷的坤梨园，祁县的荣升班、永盛园，平遥的同春园、祝丰园，介休的全福班、同盛园，汾州俯的春和园、如意班，孝义的长盛班、翠梨园，寿阳的小万顺园、三鸿班，盂县的福顺班、魁梨园，交城的仁义园，平定的四喜园等。北路有忻州的兴盛班、峰县的小景翠园、大同府的万盛班、五台县的昌盛园、天城(镇)县的合义班等。名艺人有三盏灯、二八黑、福盛生、玉石娃娃(刘玉富)、十里麻、核桃红、玻璃翠、玉昌红、金大丑、狗儿旦、玉印里、夜壶丑、没骨头、草上飞、六月鲜、五月鲜、黄芽韭、晒鞋旦、子都生，及文武场师傅任应只、杨甲成、孙三蛮、马锣三、赵毛蛮、杨七成等。上演代表剧目有《北游宫》、《雁塔寺》、《葫芦峪》、《乾坤带》、《日月图》、《牧虎关》、《忠孝义》、《赞王宫》、《芦花河》、《黄河阵》、《光武兴》、《南阳关》、《豫让桥》、《乌玉带》、《朝金鼎》、《铁冠图》、《奚皇庄》、《表功》、《戏叔》、《八蜡庙》、《宁武关》、《玉虎坠》等。广大观众公认的上三班好戏为太谷的坤梨园、锦梨园和祁县的荣升班。坤梨园在班主三盏灯的带领下，演的很红，被冠以“字号班”的美名。谚云：“三盏灯，进了城，买卖人，冒了魂……。”“三盏灯进了村，长工放羊的歇了工。前晌看了七星庙，后晌再看凳王宫。”可见演况之盛。
中路梆子的辉煌，还有一个标志是，遍布城乡的票儿班、自乐班。所谓票儿班，就是由商人、农民、私垫先生等自发建立的娱乐组织，参加者称票友，艺高的称“合文家”，大多是业余农闲聚集起来，自拉自唱，吸引不少观众。这种组织起到了义务向群众宣传戏剧、加深群众热爱戏剧的桥梁作用。所沥富乐班，是富豪人家利用歇班机会，将名艺人及文化名人请到家中一边演唱、娱乐，一边研讨修改剧本、曲调，或改进表演招式等。这种活动也叫“走暗场”，待成熟之后，上台正式演出，这叫“走明场”。这种由富人、知识分子和名老艺人组成的三结合自乐班，是中路梆子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其中，成效卓著者有太原县(今晋源镇)的聚文会、太谷北恍村曹家班、祁县城渠家班等。
中路梆子走向极盛之后，这时江南丝竹班、京都花腔班等基本退出了中路舞台，只有蒲梆偶尔还来，已势头大减。
辛亥革命后，中路各县一度动荡不安，有钱有势者大都采取回避观望态度。因此，中路梆子的承班人多改为前清衙门、镖局遗老等人充任。同时中路籍艺人队伍也已成长壮大，蒲梆艺人中除定居者外，其余已不再来中路搭班了。民国5—19年(1916—1930)，山西局势相对稳定，中路梆子又进入第二个辉煌时期。特点是：
(一)班社林立，流派扩大。此时的中路梆子，不仅扎根雁北、占领口外，且在河北省西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省内原平阳府、潞安府所辖的北部各县，也发展建立了班社，形成了横跨我国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北、绥远、察哈尔5个省区的大型剧种，从而被人们称为山西梆子。仅就中路地区30个县来讲，这个阶段出现过的戏班就有120余个，其中寿阳最多，陆续承办过21个。著名的上三班好戏为太谷县杨成斋的锦梨园、胡万义的万福园和徐沟县陈玉的自诚园等。
(二)、名伶荟萃，竞争激烈。由于班社林立，互争高低。民国14年后，徐沟自诚园班主陈玉，第一次从张家口调回大牛牛、二女只等坤角艺人，与本班男艺人同台共演，引起轰动，观者如潮。接着是河北梆子武打艺人来晋搭班，他们的真刀真枪、实打实拚的武功戏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再是以太谷万福园为代表的一些班社，也不甘落后，二返蒲州，选聘新秀。这样就使中路梆子形成了一个人才济济、实力强大、互相竞争的大好局面。此时的名艺人，中路籍的有：盖天红、说书红、李子健(后唱了京戏)、十三红、小十二红、三儿生、天贵旦、毛毛旦、狮子黑、十七生、福义丑、彦
文场二人，分别操呼胡（兼唢呐、笛子），二股弦（兼笛子）；武场三人，分别操鼓板、马锣（兼梆子）、铙钹，其余乐器由演员兼司。建国后，乐队人员及乐器都有所增加，是文场在原先四大件乐器的基础上，加入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单簧管、双簧管、长笛、小号、圆号、长号等，人数在二十人左右。乐队的座位，在庙台演出阶段，多在表演区周围进行伴奏；清末民初之时，文场坐上场门侧，武场坐下场门侧；建国后戏曲进入剧场演出，文武场有时候坐在舞台同侧，有时侯在乐池伴奏。
晋剧音乐所用乐器有呼胡、二股弦、小三弦、四股弦、唢呐、笛子、梆子、鼓子、手板、大堂鼓、小战鼓、马锣、铙钹、小锣、铰子、沟娃子、碰盅等，下面作一一介绍。
呼胡，属于拉弦乐器。晋剧中用中音呼胡，以前外弦用丝质老弦，里弦用牛筋弦，现在采用钢丝弦，定弦为“低音6—3”或“低音5—2”，操琴者左手按弦，四指戴指帽，指帽为不锈钢或生白铁皮制作，外层套皮革，音域为十度，音色清脆响亮，适于演奏主旋律，多为随唱腔旋律演奏。二股弦，在晋剧中给呼胡加花助奏的辅助乐器，定弦为“低音6—3”或“低音5—2”，外弦用花儿弦（用白、黄两种皮革拧合而成），里弦用牛筋弦，现在多用钢丝弦，演奏时，左手的食、中、无名指都戴金属指帽（指帽外不覆皮革），不倒把，音色尖细，多有滑奏，艺人们俗称“抹擦”。小三弦，一般长九十厘米左右，面板上以琴码架住三根弦，定弦为“1—5—高音1”、“低音5—低音6—3”、“低音5—1—3”，演奏时左手指尖按弦，右手食指戴用狗、牛等腿骨做成的圆筒型拨子，音色清脆。四股弦，晋剧弹拨乐器，为八角形制，定弦为“2—5”，每两根弦为同度音，演奏时，左手的食、中、无名指都戴金属指帽，右手持骨质平板刀型拨子“扫弦”，演奏讲究“扫”、“拨”、“滚”、“弹”，音色明快，音质铿锵有力。唢呐，分大唢呐与小唢呐两种，为晋剧吹管乐器。大唢呐为三号唢呐，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唢呐筒音作“低音5”，吹奏多数曲牌，少数唢呐曲牌为了与弦乐相配，以筒音“1”为主音吹奏，四十年代后只有筒音“1”这一种吹奏方法了。另外，大唢呐还可以模拟鸡鸣、马嘶等效果，音域达到十七度。小唢呐为五号唢呐，用于吹奏昆曲。笛子，俗称“梅”，为晋剧吹管乐器，竹制，杆身外缠丝弦，音色柔美。梆子，俗称“木头”，用紫檀木、红木、梨木、枣木制作，由两根长短不等的木棒组成，长的扁圆形，长约二十厘米；短的圆形，约十八厘米，稍细，演奏时左手拿扁圆形木头，右手竖拿圆形木头按板敲击，无固定音高，有轻打、重打、花打等技巧，通常打到板（强拍）上，击出音色高亢、坚实。鼓子，晋剧中的指挥乐器，因为和手板结合使用，由一个人操作，因而称“鼓板”，司鼓用双鼓楗击打鼓心以及鼓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剧用大心鼓，鼓心直径八厘米，后改用鼓子，直径五至六厘米，演奏方法有单楗击、双楗齐击、滚奏等，音色脆亮。手板，也叫“拍板”，是晋剧中击节乐器，它用三块长方形的紫檀木、梨木或黄杨木制成，演奏时左手击板，右手击鼓，形成板眼节奏，手板音色响亮坚实。大堂鼓，晋剧中所用打击乐器，传统形制呈圆桶状，今呈花盆状，以木条砌边，两面蒙牛皮，演奏时用较粗的木制双槌敲击，声音雄壮，一般用于坐帐、起更等场景以及指挥唢呐曲牌演奏。小战鼓，晋剧中打击乐器，呈桶状，两面蒙皮，鼓面较小，声音清脆响亮，演奏时，将其置于木架上，用两个小木槌擂打，主要用于武戏，渲染战斗气氛。马锣，分吊锣和提锣两种，晋剧用吊锣，锣有固定音高，原先以“工”字（3音）为准，现在一般为“六”字（5音），吊锣音色纯正，深沉稳重，为上板乐器，按照乐曲的情感，分轻重缓急来敲击。铙钹，响铜铸成，圆形，在乐曲开始和转折的地方，铙钹先奏，铙钹演奏分轻击、重击、磨击、扑击等不同音响。小锣，也称作手锣，圆形，以木制小锣板击奏，音高为“上”字（1音），声音清脆。铰子，分软铰子与硬铰子两种，晋剧为软铰子，响铜铸成，演奏时，它与小锣配合“小家具”的演奏，在“大家具”与吹牌中，起到掌握板眼的作用。狗娃子，也叫狗娃娃，晋剧中的小音锣，形制近似小盘，演奏时，用花椒木或竹制的小板敲击，音色尖脆，象小狗汪汪叫声，因此得名，它主要用于登殿、祭奠、宴会等场合。碰盅，又称碰铃，是晋剧击节乐器，铜制，一副两个，用绳子穿连，相互击打发音，主要用于过场丝弦曲牌的演奏，碰盅总是按眼来击打，每眼两下。
有很多艺人对中路梆子的唱腔音乐做出重要贡献。尚云峰，工花脸，因扮演屠户刘彪活灵活现，得艺名“二八黑”，他的唱腔高亢挺拔，当时中路净角均以学唱二八黑乱弹为荣，被尊为“中路花脸一杆旗”。任印子，琴师，他与好友钻研十年，修改册定中路梆子音乐曲牌近二百首，将中路梆子唱腔、音乐伴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杜福盛，艺名“十二红”，他文武兼备，昆乱不挡，靠架戏、袍带戏都演得很出色，他唱时真假音巧妙结合，别具韵味。高文翰，在“倒仓”后，自创一种声情饱满、亦说亦唱、喷口强劲、清晰流畅的唱念风格，被观众誉为“说书红”，他多次与马连良、袁世海等京剧名家切磋技艺，为京剧与中路梆子的艺术交流做出重大贡献。乔国瑞，艺名“狮子黑”，他演唱深沉豪放，能抒发昂扬、激愤的情绪，至今为中路梆子多数花脸竞相仿学。杨甲成，中路梆子鼓师，他将伴奏与剧情、人物融为一体，把握每个剧目特点。王云山，扮相妩媚，行腔婉转，真假嗓并用，二音尤为出色。张锦荣，艺名“十三红”，他音色纯正，自创一种柔美婉转的唱腔流派，很适于男声演唱。张宝魁，艺名“莜吉仙”，集小旦、青衣、刀马旦表演于一身，他培养出“桂”字辈弟子，牛桂英、郭兰英等都得益于他的教诲，1954年，他首创山西第一所“晋剧训练班”，培养出田桂兰、武忠等年轻演员。丁果仙，艺名“果子红”，为中路梆子第一个坤角须生，她集多派唱腔风格于一身并改掉多年来拖腔时“那衣哈呀”的陈旧唱法，采用“以字行腔”的唱法，形成自己声情并茂、刚柔并济的演唱风格，她于1954年创办太原市新新剧团训练班，后为太原市艺校，培养出一大批新人，如马玉楼、阎惠贞、武忠等。冀美莲，工花旦，她武功坚实，技艺全面，唱腔委婉俏丽，与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并称“四大名牌”，其女冀萍很好的继承了“冀派”风格。牛桂英，唱腔清柔幽雅，北京同行人氏把她的嗓音比做“云遮月”，建国后她广收徒弟，王爱爱为其中佼佼者，她的唱腔高亢婉转，对今天晋剧青衣唱腔有重要影响。郭凤英，工小生，扮相俊美，演戏风流、不着痕迹，唱腔不露女声，自成一派，她的徒弟郭彩萍继承并发展了“郭派”的唱腔，使之紧跟时代发展而发展，郭凤英、郭彩萍的唱腔艺术至今受到观众好评。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山西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晋剧演员，如：工青衣行当的宋转转、栗桂莲；工须生的孙红丽、李月仙 ；工丑行的姬荣生等都在继承前辈艺术家的唱腔特色后形成自己独特的唱腔风格。这一时期，同样为晋剧唱腔音乐做出贡献的还有为演员司鼓、司琴的伴奏人员，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操鼓板的有陈晋元、许合智；操琴的有刘柱、田巧云，他们同样参与晋剧唱腔改革。建国后，国家在剧团内部设立戏曲作曲岗位，在晋剧这一领域中，刘和仁、董文润等人改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晋剧唱段，使晋剧在今天仍然保持活力，并不断向新的方向发展。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晋剧音乐的理论论著、论文层次不穷，下面我将晋剧音乐理论著述分为论著与论文两个部分加以简述。
综合论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西卷》《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在其志略部分写到晋剧（中路梆子）音乐，主要列出晋剧音乐的主要板式，在每个板式后附有唱段举例，并有锣鼓字谱说明及乐队座位图。
演员回忆录：《牛桂英舞台生活回忆》是晋剧名角牛桂英从艺经历的自我回顾，其中第四章 “改革声腔与念白”，她叙述了自己吸收京剧尖音和团音的咬字方法和道白规律，形成自己特有的腔调和晋中官话的道白口音，在第五章“再改《打金枝》”中，李子键先生在《劝宫》一场，将沈后的唱词增加至四十二句，使沈后形象日臻丰满。《须生泰斗丁果仙》，介绍坤生丁果仙一生演戏、做人经历，在本书第五章，与马连良、潭富英相识，与京剧名家切磋技艺，她将京剧的念白与唱腔的科学发声方法进行认真的研究，使山西梆子的须生唱腔听起来更加悠扬动人。《宋转转与转转腔》是晋剧青衣新秀宋转转从艺总结，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宋转转的艺术生涯介绍，第二部分是对转转腔艺术特色的总结。转转腔是继王爱爱的爱爱腔之后，对晋剧青衣唱腔改革比较大的演员，无论是突破传统板眼规律，还是对于演唱中气、声、字、腔的灵活运用，丰富了晋剧青衣唱腔。
专题：《晋剧音乐概论》是全面介绍晋剧音乐特点的一本新书，本书从晋剧作曲角度概括现阶段晋剧音乐的板式以及伴奏音乐的发展情况。《晋剧文场艺术》是从晋剧伴奏音乐中文场音乐的演奏、应用来看晋剧音乐的发展情况。《梨园新编——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戏曲专题〉汇萃》，集中介绍建国后晋剧各行当优秀演员唱腔专题，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晋剧打击乐》记录了在晋剧舞台实践中常用的各种锣鼓经，并附有记谱说明。《晋昆考》是一部记述昆曲入晋后，逐渐本土化演变成晋昆的论著，在晋剧音乐中，昆曲也有其独立的剧目，晋剧化的昆曲与昆曲在旋法上已有很大改变，本书收集了大量曲牌加以细致论述，以使读者了解一二。
1.李静波先生，山东省博兴县人，大专学历，现为山东省新闻美术家协会会员，济宁市文学艺术联合会等协会会员，供职于山东孔孟之乡邹城。李静波先生20多年来，专心致力于职业摄影和中国画创作，有近千幅作品在省、市级报刊发表，并多次在国内影赛、画展中获奖。自80年代以来，李静波先生的中国画创作转入专攻墨竹，从事墨竹创作和画理研究达20余年，其作品清秀洒脱，笔墨淋漓，独具风格。中国画墨竹作品曾发表于《大众日报》、《山东青年报》、《济宁日报》等国内多家报刊，诸多作品被国内书画爱好者收藏。 2. 李静波 国家二级演员，曾参加过多部话剧和影视剧的演出和拍摄。 话剧： 《深夜静悄悄》 饰 杜鹏 《儿女们》 饰 赵独生 《郭隆真》 饰 杨学监 《桃花湾的娘们儿》 饰 桂花 《幽灵在黎明前聚会》 饰 拦柱嫂 影视： 《大唐名相》 饰 房夫人 《刘邓在平汉前线》 饰 高树勋夫人 担任化妆设计和化妆师。 并曾在话剧、影视中成功地塑造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多个领袖和人物造菜，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正活跃在影视化妆事业中。 3、 李静波，男，汉族，1948年出生于山西交城，国家一级作曲，中共党员。1982年结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作曲班，1989年毕业于中国函授音乐学院作曲系。现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晋剧团作曲.社会兼职呼市音协副主席，中国剧协会员。 李静波几十年致力于晋剧音乐的创作、研究、改革。八十年代，曾研创出晋剧旦角声腔流派“转转腔”。“转转腔”的音乐创作原则是在传统戏曲编曲的基础上，结合了理论作曲的创作手法，同时在演唱发声方面，把戏曲、民歌、美声、通俗唱法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既保持浓郁的传统风格、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晋剧旦角新腔。这种唱腔通过晋剧演员宋转转的精彩演唱，赢得国内戏剧界专家的肯首与广大观众的青睐，曾风靡国内剧坛。“转转腔”在晋剧百花园中“成家立派”，促进了晋剧音乐的发展，众多媒体对“转转腔”给以高度评价。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协会主席李超为李静波题字，赞之为“伯牙音律子期韵, 晋剧新腔时代声”。与此同时，李静波在晋剧乐队的编制与配器上也做了大胆的改革创新，在传统剧种乐队中，合理、经济地加进中、西、电等乐器，组成四结合的小型晋剧乐队，并研究出与其相适应的配器模式.这种乐队既不庞大又有效果，适应基层演出。通过多年的艺术实践，李静波逐渐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音乐风格，在晋剧界享有一定声誉。九十年代初，曾分别为第二届中国戏剧节暨第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呼市晋剧团演出）、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大同市晋剧团演出）剧目作曲，并成功地创作了一台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构思新颖的大型晋剧音乐会《宋转转专场音乐会》。 内蒙古的晋剧必须要有塞外地域文化的特色，李静波1988年从山西调入呼和浩特市晋剧团工作后，便开始打造草原晋剧品牌。他刻苦学习蒙古族音乐，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并把蒙古族音乐元素有机地融入到晋剧音乐之中，形成了比山西晋剧更加豪放、粗犷、激越的充满塞外风格的草原晋剧，蒙古族历史题材的晋剧《满都海》是其典型的代表作。《满》剧的音乐在不失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蒙古族音乐成分，唱腔中巧妙地地揉进长调、呼麦，乐队中合理加进马头琴、四胡、大三弦等蒙古民族乐器，成为有别于山西晋剧的内蒙古地方戏，专家称之为草原晋剧品牌。此剧参加了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并申报了2006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在自治区六十大庆期间作为献礼节目再次搬上首府舞台。 近年来，数字技术进入了各个领域，李静波把电脑音乐技术广泛地运用到了戏曲音乐之中，他制作出晋剧剧种传统乐器（四大件、打击乐）的MIDI音源采样音色，更加丰富了晋剧音乐的表现力，强化了晋剧音乐的时代感。 从事戏曲音乐工作四十余年来，李静波创作了戏曲音乐作品三百余部，许多作品多次在中央、省、市电台与电视台播出，部分优秀作品出版了唱片、磁带、光盘、图书。同时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果也作了理论性的总结，多篇论文分别发表于省级报刊。由于他在戏曲艺术事业中作出一定成绩，省、市级电台、电视台多次为他录制专题节目，报刊也曾多次报道、评介。历年来他的作品在多种比赛中屡获嘉奖： 1981年4月，晋剧《杜十娘》唱段荣获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好唱段奖。 1982年12月，由他作曲的晋剧《杜十娘》荣获山西省青年演员调演优秀剧目奖。 1984年11月，晋剧《杏花酒仙》荣获山西、陕西、河北、内蒙四省、区晋剧调演音乐创作二等奖。 1985年7月，《杏花酒仙》唱段荣获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电视报、山西农民报、杏花汾酒总公司联合举办的“杏花奖”广播赛优秀唱腔设计奖。 1987年5月，论文《民族调式变调手法在晋剧中的运用》荣获山西省晋第二届戏剧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1990年9月，为第二届中国戏剧节暨第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剧目《花中君子·责弟》、《杜十娘·行舟》、《洪湖赤卫队·牢房》作曲。 1991年5月，自治区文化厅、文联为他颁发“转转腔”成就奖。 1991年9月，为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剧目《卖妙郎》、《茶瓶计》作曲（大同市晋剧团演出）。 1994年3月，由他作曲的晋剧《佐汗巾帼》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 1995年4月，被评为自治区劳模。 1996年9月，《佐汗巾帼》的音乐荣获第三届中国戏曲音乐“孔三传”奖。 1997年6月，戏歌《美名扬》荣获自治区宣传部、文化厅、经贸委联合颁发的《金牛奖》音乐创作奖。 2001年2月，由他作曲的晋剧《北魏宏图》荣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大同市晋剧团演出）。 2002年3月，由他作曲的晋剧《云秀》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乌盟晋剧团演出） 2001年9月，戏歌《青城赞歌》荣获北京电视台、中国广播电视报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戏歌邀请赛综合奖铜奖、优秀创意奖。 2004年12月，戏歌《喜看今日乌兰察布》荣获自治区文艺调演金奖。 2005年，为第九届中国戏剧节、第二十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参演剧目《卖秒郎》、《哑女告状》作曲。 2006年9月，由他作曲的晋剧《边城罢剑》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大奖（大同晋剧团演出）。 2007年10月，晋剧《满都海》荣获第一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汇演优秀作曲奖。 2009年，为第二十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参赛剧目《斩唐丹》、《芦花》作曲。 2009年5月，由他作曲的晋剧《满都海》荣获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北方片）三等奖 。
音乐剧作为一种独立的新兴艺术品种，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传入我国的，对音乐剧进行赏析有助于我们陶冶情操。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音乐剧赏析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当前，国内音乐剧的演出剧目令人应接不暇，无论是国外引进剧，还是中文版的外国音乐剧，亦或本土原创音乐剧，都在努力掠夺新兴的音乐剧市场。本文以东莞原创音乐剧为例，从制作模式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并分析这一模式的利弊：它的利在于推动了音乐剧在现阶段的发展，而它的弊端在于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音乐剧 制作模式 本土化
说起音乐剧，美国百老汇是世界戏剧界的奇葩。百老汇是音乐剧产业的发源地，也是美国最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剧场聚集区。它的制作与运营模式在一百年的发展中，经过不断的完善，己经形成非常完备与经典的制作体系。它在商业上的成功运作方式给许多国家的音乐剧发展都带来了启迪。在中国，音乐剧从近几年开始频繁走入大众的视野，身贴“舶来品”的标签，以其丰富多彩的舞台呈现方式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当前，国内音乐剧演出剧目令人应接不暇，但笔者意识到，目前的音乐剧发展状态仍处于本土化探索和市场培育阶段，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以东莞原创音乐剧为例，试图探索原创音乐剧的发展之路。
一、基本概念界定
(一)什么叫原创音乐剧?
对于“原创音乐剧”的概念，目前学界未能给出准确的概念。“原创”指的是创作或发明出全新的作品，而不是由复制、改编、剽窃、模仿、抄袭、二次创作，或系列创作的衍生作品。“原创是独一的，是母本不是幕本”。而又因为音乐剧属于舶来品，属于外来 文化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原创音乐剧”是指在西方音乐剧元素的基础上，能反映本国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表现当地文化、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音乐剧，并在其组织、制作、演出过程中按照本国的运行规律产生的全新作品。
介于以上的定义，关于“海外引进的原版音乐剧”和“中文版音乐剧”这两个音乐剧类型暂不作讨论。
(二)什么叫“东莞原创音乐剧”?
是指在东莞政府扶持下制作的一系列原创音乐剧。这些音乐剧的生产单位在东莞登记、注册、纳税，作品版权归东莞所有，剧目在东莞排练合成并首演，从东莞走向全国。
二、中国原创音乐剧现状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百老汇音乐剧和好莱坞歌舞片几乎同步进入天了中国，但由于音乐剧的黄金时代尚未真正到来，那时的作品大多停留在“富丽秀”的阶段，整体价值并不高。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得以有第二次机会面对艺术成就较高的西方音乐剧剧目，可以说，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历史真正启动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
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央歌剧院等院团开启了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探索。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风流年华》、《搭错车》、《特区回旋曲》中，不难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声音和气质。
90年代中后期，随着艺术院校的介入，随着中国音乐剧研究协会的成立，中国原创音乐剧开始直面消费意识处于萌芽状态的艺术环境。进人21世纪，中国开始向消费型国家过渡。这时，西方音乐剧被越来越多地引进，一些专业的本土或合资的音乐剧机构相继成立，进行音乐剧 教育 的艺术院校越来越多，音乐剧呈现出一种“热”的状态。人们开始期盼着这一西方现代戏剧样式，能早日在中国的舞台上扎根、生长，最终创立出本民族的音乐剧。一些专业的本土或合资的音乐剧机构(2005年的“东方百老汇”、2011年的“亚洲创联”)也相继成立，2006年“百老汇亚洲娱乐公司(BAC)”在中国成立，2007年后GWB娱乐公司也把开发亚洲和中国市场作为主攻目标;上海、北京、广州、东莞、深圳等地都想纷纷将自己塑造成“中国音乐剧中心”、“音乐剧之都”、“百老汇音乐剧制作基地”、“中国原创舞台剧产业基地”，上海甚至还有成为“亚洲音乐剧中心”的宏大愿景。
三、东莞原创音乐剧探析
向来有“世界工厂”之名的东莞，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被外界称为“文化沙漠”，缺少文化气息的东莞比任何城市都需要艺术。如何打造城市文化，并以文化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以至实现产业转型这一问题，令人深思。在2007年，东莞提出了打造“音乐剧之都”的构想并付诸实践，希望发挥当地经济实力的优势和高档硬件设施的优势，吸引国内外音乐剧创作推广资源，用10至20年的时间，把东莞锻造成为“音乐剧之都”，努力使之成为城市文化的名片。8年过去，一批东莞原创音乐剧走进了中国音乐剧发展历史的视野。
东莞政府之所以选择以“音乐剧”这一类艺术类型为发展目标，原因有两个：一是针对东莞的现状来看，东莞的艺术创作起步慢、积淀浅、人才匮乏，无法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争锋，于是策略性地选择了被国内誉为“朝阳艺术”、相对冷门但又雅俗共赏的音乐剧作为突破口来发展;二是从观众的欣赏角度来说，他们需要新型的舞台艺术样式，他们对走进剧场观看一场“好看”的剧目有着需求和向往，而音乐剧作为当代音乐戏剧样式的代表，具有时尚的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的属性，亲民易懂，这些特质都契合着观众的文化需求。
从2007年到今年，东莞以一年出一部的速度，制作了7部音乐剧：《蝶》、《爱上邓丽君》、《三毛流浪记》、《王牌游戏》、《钢的琴》和《妈妈再爱我一次》、《聂小倩与宁采臣》，这7部音乐剧作品自推出后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巡演。通过这7部音乐剧的制作，东莞也逐渐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的音乐剧制作模式，即“政府扶持、企业承办、指标监管、项目办团、院线运作”的“五合一”模式。
四、莞产音乐剧发展模式之利弊分析
(一)推动了音乐剧的发展
对于老百姓来说，音乐剧属于舶来品，它不像戏曲艺术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外来文化，从观众对音乐剧的不了解、还未形成音乐剧的消费习惯等等原因可以看出，音乐剧市场还未成熟。因此，从这一现状来看，政府的扶持，将对音乐剧产生有利作用。在由文化部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音乐剧发展国际论坛中，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戏剧和音乐剧剧院董事长拉尔夫・芮明顿先生在《美国政府对音乐剧的支持》 报告 中认为政府应该成为音乐剧事业的推动者，为音乐剧的制作人和演出机构提供保障，增强投资信心。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资金上优势。从舞台呈现的角度来看，音乐剧是一种制作成本相对较高的舞台艺术，有着较高的资金门槛。在音乐剧的黄金时代《窈窕淑女》(1956)的制作需要35万美元，80年代后，欧洲巨型音乐剧树立了新的标杆，《猫》(1982)在百老汇的投资高达400万美元，90年代后，百老汇音乐剧的投资已经进入了千万级，2001年《制作人》投资约为1050万美元，2003年《邪恶女巫》的投资高达1400万美金。不断攀升的音乐剧制作成本，令许多其他的业余 爱好 者或者独立制作人没有能力去承担赔本的危险，所以在9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由“集团”制作而成的。在中国，由于音乐剧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很难受到银行等投资机构或大集团的青睐，而政府以资金扶持者的角色介入到音乐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融资瓶颈，缓解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为音乐剧的制作提供了物质保障。
再者，由政府举办的一系列公益活动，有效培育了音乐剧市场。政府具有普及推广舞台艺术、培养潜在观众、提升社会美育教育的职责。以东莞为例，通过制作这7部音乐剧，做到了把音乐剧这个产品带入到大众视线，让人们走进剧场，认识了音乐剧，感受了音乐剧的独特魅力。对于青少年，政府也开展了音乐剧系列活动，例如在假期时间推出了“暑假音乐剧演出季”，引进多部适合青少年观赏的小成本音乐剧来莞演出，通过低票价甚至免费观演的方式，吸引青少年进剧场，同时利用玉兰大剧院的小剧场等阵地开展“我与音乐剧零距离”、“和音乐剧大师面对面”等音乐剧培训活动，邀请在莞合成剧目的艺术家与观众“零距离”讲座。通过这些，不仅可以在城市中营造出浓厚的艺术氛围、提升市民素养，更有利于让青少年从小就接触音乐剧，为培养音乐剧潜在专业人才打下基础。
(二)缺少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于一部原创音乐剧能持续上演多少场，哪个城市能够成为音乐剧中心，并不是一个地方政府单方面的意愿所能决定的，音乐剧的真正决定权在于普通观众。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音乐剧必须面向市场才能生存和发展，换句话说，观众需要什么，音乐剧就生产什么。百老汇音乐剧的娱乐性和喜剧色彩就是迎合了大众对于轻松娱乐的追求，这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打造“音乐剧之都”是为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内涵的举措，在这一宏观愿景下制作的音乐剧，只是代表了政府的意志，而老百姓真正想看什么，政府不得而知。所以，对于大众来说，政府制作的音乐剧仅仅是“被接受”的状态，而不是“主动接受”，这与音乐剧作为大众文化的主旨相去甚远。再者，随着政府工作目标的不断升级，对于“音乐剧的扶持”能不能成为后继领导层的工作重点，这对当地音乐剧发展又是一个重大考验。
无数事实向我们证明，一切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终将是失败的。当我们的音乐剧尚无市场土壤时，任何头脑发热只能是极为短视的行为，最终不能使音乐剧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结语
从音乐剧制作的角度来看，不能把东莞原创音乐剧简单地概括为“政府行为”，而是一种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的产物――政府追求社会效益，企业要的是经济效益，二者把各自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强强联合，最终成就了这类音乐剧的诞生。而这一制作模式，是根据东莞的情况、根据中国音乐剧的现状、市场状态而做的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然而，从音乐剧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以政府为主导的音乐剧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虽然政府给予了音乐剧资金上的支持、举办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音乐剧的发展，但是这类音乐剧只是代表了政府的意志，与老百姓的真正需求产生了疏离。因此，如何兴弊除利，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之路是业界下一步需要讨论的议题。
参考文献：
[1]杨适.原创文化与经典.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P16;
[2]慕羽.中国音乐剧艺术与产业. 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1)：P347;
[3]汪朝光. 建国初停映美国影片纪实.世纪，2007(04)：P56;
摘 要： 文章 通过分析蒲剧《挂画》中的表演技巧，展现了戏剧表演中，合理运用身段技巧于表演中，具有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丰富人物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蒲剧 挂画 技巧 表演
一、《挂画》演绎历史
《挂画》是折子戏《梵王宫》中的一折，梆子戏中常见的剧目，是蒲剧(蒲州梆子)的代表作。秦腔，晋剧，京剧，红梅戏等剧目也曾移植这一剧目。
20世纪30年代蒲剧表演艺术家王存才踩跷表演这一剧目，轰动一时，他在《挂画》中应用“跷功”和“椅子功”，把一个喜不胜喜，待要出阁的耶律含嫣，从内心到外形，刻画得淋漓尽致。布置新房时，站在凳上，腰一扭，膀一摇。踩着跷飞身上凳，身段是那样美，功夫是那样深，令人惊叹。在板凳上，双腿立，单腿立，单腿蹲，凤凰展翅，童子拜佛，种种表演，般般绝技，都是在表现挂画时的喜悦心情，而不是在单纯卖弄技术，丝毫感觉不到是技术的堆砌。
观众喜欢王存才的《挂画》，给他编了“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误了秋收大夏，不误存才《挂画》”来赞美他的 顺口溜 。后来女演员韩长玲学演这出戏，因为不再踩跷，王存才便设计了不再用长板凳，换成了一把民间的罗圈椅子，让演员沿着椅子上蹦上跳下，单脚踩在椅子的上沿，做着钉钉、挂画等高难度形体动作，这也是当年贾永爱、今天任跟心等演员的演法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挂画》的演法。
一出《挂画》演红了几代蒲剧演员，也成了蒲剧的招牌剧目，各省戏曲舞台也常有演出，与陈素真的“甩大辫”演绎的都是《梵王宫》中的一段，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挂画》表演技巧赏析
《挂画》情节很简单。讲述了少女耶律含嫣冲破世俗的传统偏见，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 故事 。演绎的是耶律含嫣得知迎亲花轿将至，以挂画的方式表现喜悦的心情。其中通过挂画展示了椅子功、水袖功、手帕功等表演技艺。让人在惊心的同时体会人物的心情，通过这些表演程式的运用体现了少女的各种心情。
全折戏从耶律含嫣上场到与花云相偕逃走，演出时间只有四十多分钟，但人物的情绪、行动和戏剧节奏却一环紧扣一环。“思亲”、“挂画”、“整容”、“迎亲”、“揭盖”、“诉情”、“出走”，任跟心正是抓住这些人物在特定情绪支配下的每一个动作，从表现人物情绪上的变化递进去逐步揭示人物性格的。她所饰演的耶律含嫣，出场时愁眉笼罩，身披衣服，头裹红帕，缓慢的步态加上踉跄的小碎步，脸上带着倦怠的神容，处处流露出少女的相思之苦，充分表现了对封建世俗的不满和无奈，以及少女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当听丫环说“花轿已从花家庄动身”时，含嫣惊喜的后退半步，激动地“噢!”了一声，随后一个长身，倦容全消，心花怒放。不仅使舞台气氛瞬间变化，观众的心情也从“思亲”较为压抑的氛围中释放出来，变得轻松。同时也抓住了观众的猎奇心理，让观众带着好奇心继续看接下来的表演。在欢快气氛的演奏声中，含嫣在舞台上转圈的同时将衣服脱下，用嘴咬着衣领，把两个袖子轻轻抛起，在水袖缓缓落下的同时折到衣服的中间位置，在把衣服上下折好，随后轻快的递给丫鬟。可以体现出少女激动喜悦的心情，像叠衣服这样的小事都可以自己去做了。
为了增加闺房的喜气，接着就是选画，挂画了。含嫣和丫鬟左选右选终于要挂了，丫鬟搬来凳子，一挂挂不上二挂挂不上，含嫣急了，要自己挂。在挂画过程中，耶律含嫣跳上有圈手的椅子，不够高，又轻松的跳到圈手上，在墙上钉好钉子，然后开始挂画。演员单脚站在圈椅扶手上，先是金鸡独立，身子随着画卷的下落也逐渐下蹲，然后一个侧身的完美亮相，这一切都是演员长期的腰腿功夫。这些都令台下观众连声叫好。在挂好一边之后，圈椅上来回转了几个圈要挂另一边了，又一个金鸡独立，挂好了画，身体随后渐渐下蹲，当含嫣挂好画将下来时，身子忽然一歪，两脚在圈椅扶手上相互迅速交替换位以保持平衡，最后总算是平稳落地了，惊出含嫣和丫鬟一身冷汗。
左边墙挂好了还有右边，同样地挂画动作，同样地精美绝伦的椅子功，只是表演稍有不同，这边的墙上原本就有了钉子，只是跳在扶手上加固了，又是金鸡独立，又是一连串高超的技艺，当挂完画下地时，依然做了双脚在圈椅扶手上的迅速交替，只是这一次是含嫣故意吓唬丫鬟的。体现出含嫣作为少女活泼可爱，机灵爱捣乱的性格，比起之前的充满倦态的含嫣，此时好似完全换了一个人。渲染出人物布置闺房、喜迎情人的欢快之情，刻意点染一个“喜”字。
接着是梳妆与换衣，这一段的表演展现了人物心理的变化与音乐节奏一起由慢到快，任跟心以其准确、迅捷的扑粉、点唇动作来表现含嫣紧张激动地心情。要换衣服迎接新人了，一件不满意再换一件，终于满意了，结果却在着急中袖子穿不进去，只好自己穿，几个旋转便穿好了，只是忙中出错的系错了扣子，急忙整理。含嫣急切的眼神，出错的窘况使得观众会心一笑。感慨少女急欲出门迎接情人的迫切之情，突出了一个“急”字。小碎步出门迎接新人，却被石子绊了一跤，瘸了腿，一拐一拐的动作逗坏了观众，娇羞恼怒的含嫣一个反身踢飞了石子。
“新人”进房，众人退下，围绕“揭盖头”一段，任跟心的表演惟妙惟肖，将人物内心按捺不住的冲动情绪展现的淋漓尽致，细腻传神地表演出一个急迫却又羞涩的怀春少女的心境。急欲弄清“新人”究竟是否花云，却又欲揭还羞，在椅子上辗转，却又不敢上前，用手帕招呼却又无人搭理。悄悄的起身巡门关门，慢慢地向新人移动，反复进退，变化多端。让观众也随着含嫣的犹豫心里着急。恨不得自己去一把抓下红盖头，好一睹真容。终于走到新人边，一次揭盖头没有成功，惊地回到椅子上左右盘坐，再看新人，二人竟不约而同地对视，这让含嫣娇羞的不知如何是好，一手飞快的转动手帕，一手抓着衣襟，体现出又惊又喜，忐忑紧张的心情。想看又不敢上前，跑了几次圆场，几番挣扎，终于去踢了一下新人的脚，随即又跳回椅子上紧张万分。好不容易揭下盖头，又娇羞毕露，顺手扯过盖头，飞身“凌空越桌”带“空中转身”，“菩提盘坐”式落于桌后高垫的椅子上，“盖头藏羞”反成了新娘子①。终于，新人将盖在含嫣头上的盖头掀开，二人才得以相见，含嫣嘴咬盖头，娇羞的感情肆意流露，让人不得不爱上这个痴狂的女子。任跟心以近似疯狂的动作揭示出人物感情世界的动荡，把动作变为情感自然流露，此情此境，又非如此夸张凝练的动作不足以表现。所以，当含嫣唱出“我爱他气轩昂英雄模样，一支箭射双雕武艺高强;我要把终身事对他言讲，羞答答上前去口呼花郎”时，双方彼此的深情表白成功地把人物思想情绪推到了顶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二人的深情爱意。
任跟心的表演让观众的心，随着含嫣的一举一动，而忐忑不安，惊喜不断。在人物贯穿情绪的表达上，她表现得层次清晰，脉络分明，连贯饱满。对于人物感情上的起伏跌宕，尤其是点睛之处，她都能处理的急徐有致，不温不火，分寸准确。
三、结语
正是通过演员的专业表演，娴熟的椅子功，优美的手帕功等，通过高难度的身段动作表演，一个眼神一个表情，演活了一个饱含炙热感情又活泼娇羞的少女耶律含嫣。对于耶律含嫣的表演不能太过火爆，给人以轻浮之感，又不能太过温婉给人以怯懦之意，要完美并恰到好处的演绎这样一个既有豪情又有温情的少女是何等之难。任跟心通过自己娴熟的表演技巧，以及个人的艺术创造，成功地塑造出了《挂画》中少女含嫣的内心世界让观众也感受到了女主人公的心境，增强了作品带给我们的艺术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