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学术论文的结构和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案例评述：纯文献综述类型的文章。第三个部分是：实证研究类文献综述案例评述。作者——张黎 科学出版社 2008年。
除了以上三个部分，还要研究方法部分的文献综述讲解，以及在文章的讨论部分如何结合文献回顾。最后还有参考文献的讲解。
总体来讲，是一本很不错的工具书，主要是为文献综述不会写的人准备的。
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主要结构有七个内容：1、文章题目、摘要和关键词。2引言。三、文献回顾或叫文献综述。四、研究方法。五、数据分析和讨论、六、结果或结论。七、参考文献。在参考文献前还可以讲下文章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以及文章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未来相关研究的建议。
本书重点探讨的是文献综述。简而言之，文献综述就是总结前人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研究切入点。具体到文献综述如何去述呢？既然是综述，就是要集合前人的有价值的文章来叙述。首先，文献综述总结了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结果，包括每个研究所涉及的具体问题、研究思路以及研究结果等；其次，在总结的基础上，作者通过文献综述将所综述的每一个研究与整个文献相关联并加以评述。
这是一个思维的过程。研究者应该对过去的研究所涉及的具体问题、研究手段，以及研究主要发现和结论有所了解。
在分析文献时，应该要考虑哪些是该文献所没有回答的问题、研究可能存在哪些方法上的问题、所提出的对未来研究的建议是什么？特别是对于实证性的文章，尤其需要关注所研究的逻辑推理、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报告部分，而不是最后作者给出的结论，要有自己的对于文章的评述。
成熟的文献综述需要在写作中持续地练习。可以从文献阅读笔记开始。运用提问的方式。比如：作者可以对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课题研究进行说明，指出在实践中或理论上的重要性等。
一些连接词可以用，；；；；在西方研究的，在我国也有一些实践。历史街区更新利用建筑。。。（引用他人的文献）。。有研究认为，。。。文献中尚没有在。。。的研究，这也是文献中的一个缺憾。 有学者认为。。。相关学者据此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评价指标。。。。指标/模型是对于城市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该指标、模型认为。。。。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二是。。。。 文献回顾表明。；；。。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城市空间的利用率。。城市高速发展时期，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点转变为文化遗产保护。。。。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转变为关注历史文化价值，人文艺术。。。对于城市的空间基于使用者的分析。。。。。
诸如此类的文献阅读笔记，通过反复不断地练习。对于文献未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整理自己的评论语句。持续练习，总结和评论，加深文献回顾，量变才能达到质变，等到文献综述变得不是那么困难，难以动笔的时候，变是质变的实现。
内容推荐 文献综述是学术论文中关键的内容之一，如何撰写条理清晰和规范的文献综述是研究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本书通过对近二十篇文献综述案例的分析，指出了在文献综述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对文献的简单罗列、不恰当的综述线索、逻辑混乱和不严密，以及没有基于文献提出研究问题和假设等。此外，本书对如何在文章的引言、文献回顾、研究方法和结果讨论等部分结合文献进行综述做了详细的阐述。
本书可供管理学领域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涉足学术研究的本科生参考。此外，刚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尚未接受规范学术研究训练的管理学研究人员也会受益匪浅。当然，从事社会学、心理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人员也将从中得到启示和帮助。 目录前言
第一章 学术论文的结构和文献综述
第一节 学术论文的结构
第二节 文献综述的目的、文献来源以及对文献的有机整合
第二章 文献综述案例评述：纯文献综述类型的文章
第一节 案例一：中国旅游节庆活动研究综述
第二节 案例二：国内外主题公园研究综述
第三节 案例三：现代大学制度下高校财政危机问题的研究综述
第四节 案例四：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五节 案例五：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动态分析和趋势预测
第六节 案例六：产业集群研究综述
第七节 案例七：商店价格形象
第八节 本章总结
第三章 文献综述案例评述：实证研究类文章
第一节 案例八：快速消费品代言人内在特质对于代言效果的影响显示全部信息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学术论文的结构和文献综述：
第一节 学术论文的结构：
虽然每位作者在写作学术论文时可能偏好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学术期刊对于文章的结构也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一般来说，一篇学术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部分。
一、文章题目、摘要和关键词：1．题目文章的题目在实质上就是一篇论文的“名字”。一般要求用作者简单的文字将论文所研究的关键问题和核心思想表述出来，例如“降价表述方式与消费者感知的降价幅度和购买意愿”。许多学术期刊对题目的字数都有限制，这就要求作者必须避免多余的、不相关的字眼，言简意赅地直接表明主题，让读者看了题目后能够大概了解论文的主题和讨论的关键问题。
有时作者会感觉到用简短的主标题较难表达出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或者需要进行一些补充，这个时候往往会采用副标题的形式。如“影响被赞助活动和赞助品牌间形象转移的因素——基于蒙牛酸酸乳赞助超级女声的实证研究”。
在确定论文题目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作者往往将题目定得过宽、过大，希望利用这种题目引起读者对于研究的关注，例如“我国消费者的价格感知行为研究”。这是一些研究人员经常容易犯的错误，因为这样过于宽泛的题目会让读者难以把握文章所研究的核心问题，一个泛泛的、比较宏观的题目也不能准确地表述出作者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例如，相比“降价表述方式与消费者感知的降价幅度和购买意愿”，“我国消费者的价格感知行为研究”这个题目就没有能够抓住“降价表述方式”、“消费者感知的降价幅度”和“购买意愿”这几个所要研究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我国消费者”和“价格感知行为”这两个概念非常宽泛。首先，一般的研究都不可能将对一个样本的研究推广到我国消费者这个整体人群；其次是价格感知行为的内涵很宽，不能落实到对降价幅度的感知和购买意愿这两个具体的问题上。
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
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 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 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文献综述的写作、步骤和方法
文献综述在硕士，博士论文写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论文中的一个重要章节。文献综述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论文的成功与否。文献综述是文献综合评述的简称，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学科，专题)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等进行系统，全面的叙述和评论."综"即收集"百家"之言，综合分析整理;"述"即结合作者的观点和实践经验对文献的观点，结论进行叙述和评论.其目的并不是将可能找到的文章列出，而是要在辨别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论文来综合与评估这些资料.一个成功的文献综述，能够以其系统的分析评价和有根据的趋势预测，为新课题的确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论证。
《怎样做文献综述——六步走向成功》一书中劳伦斯·马奇和布伦达·麦克伊沃提出了文献综述的六步模型，将文献综述的过程分为六步：选择主题、文献搜索、展开论证、文献研究、文献批评和综述撰写，将文献综述归纳为六个推进性的步骤，其中每一次的工作都为下一步打下基础。
第一步：选择主题——从日常兴趣到研究主题
在开始检索文章和书籍之前，你要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确保只获取这一范围里的文章和书籍，即便你碰到了其他领域里出色的文献。研究兴趣大多来自人们对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一些矛盾、争端、焦点问题和信念的好奇。兴趣成为驱动研究者展开研究的动因，之后，研究者必须对有关兴趣的阿述进行合适的改写，将其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转化为专业的学术语言。
这个研究主题必须是一个明确的问题，并与其具体的学术领域相联系。使用学科语言、提炼研究兴趣、选择学术观点，这是建立研究主题的必经之路。第一步也是写作过程的开始，你从这里开始写研究日志，它可以使你的想法和计划更清晰明确。这些任务完成之后就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研究主题，从而为第二步指出方向。
第二步：文献检索——检索任务和方式
收集文献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各种检索工具，如文献索引，文摘杂志检索，也可利用光盘或网络进行检索;二是从综述性文章，专著，教科书等的参考文献中，摘录出有关的文献目录。
各种检索工具
文献索引、文摘杂志检索、光盘、网络
参考文献
综述性文章，专著，教科书等摘录文献目录
选择文献时，应由近及远，因为最新研究常常包括以前研究的参考资料，并且可以使人更快地了解知识和认识的现状.首先要阅读文献资料的摘要和总结，以确定它与要做的研究有没有关系，决定是否需要将它包括在文献综述中.其次要根据有关的科学理论和研究的需要，对已经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做进一步的筛选，详细，系统地记下所评论的各个文献中研究的问题，目标，方法，结果和结论，及其存在的问题，观点的不足与尚未提出的问题.将相关的，类似的内容，分别归类;对结论不一致的文献，要对比分析，按一定的评价原则，做出是非的判断.同时，对每一项资料的来源要注明完整的出处，不要忽略记录参考文献的次要信息，如出版时间，页码和出版单位所在城市等。
对要评论的文献先进行概括(不是重复)，然后进行分析，比较和对照，目的不是为了对以前的研究进行详细解释，而是确保读者能够领会与本研究相关的以前研究的主要方面.个别地和集中地对以前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进行分析和评论，这在文献综述中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步：展开论证——为文献综述建立论证方案
浏览每本书和每篇文章，找到这5点内容：与你研究课题相关的主张、结论以及发现
术语的定义
对相关后续研究的建议
现有文献的不足
与你研究观点上的分歧
开始撰写高质量的文献综述前，要进行论证的工作。按照种类和主题将资料分类，发现论点；然后分析资料，了解与主题相关的研究已取得了哪些成绩。要成功地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建立一个针对研究对象的论证方案，分析相关研究已取得的进展，分析这些研究是如何帮助我们认识研究对象的，它们又是否回答了我们提出的研究问题。
成功的文献综述通过有逻辑的论证建立一个论点。论断、语气和推理构成了逻辑性的论证。一个好的论证可以证明论断。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每一个论断必须建立在可信的证据基础之上，这些证据可以证实你的观点。强有力的证据是从相关的、令人信服的资料中来的。
如果不能胸有成竹地阐明研究课题的论点，就不要开始撰写正式的初稿。
第四步：文献研究——进行发现式论证
文献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关于研究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些什么”。文献研究收集关于研究课题的已有知识。在文献研究的初始阶段，我们需要对通过文献检索所获得的资料中的发现进行审查；其后，再按照一定的逻辑将这些发现组织起来，最终形成结论。
05第五步：文献批评——对研究进行阐释
文献批评回答的问题是：就文献研究的结果，“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文献批评要对有关研究课题的已有知识加以阐释，并探究这些知识是如何回答研究问题的。当你构思文献批评时，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基于已有的知识，我提出的研究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如果 这个答案是清晰的，并且经过了发现式论证的界定，那么你就找到了文献综述的主题，达到了文献综述的目的，即对有关主题的已有知识进行综合并总结出一个论点。无论是阐释已有知识还是探究新的研究问题，都必须以切实可信的论证来证实主题。
第六步：综述撰写——撰写、审核、修改
撰写文献综述成功的关键在于审慎的态度。建构一个明晰有力的大纲，作为整个工作的基础；确保这一大纲对文章的结构设计进行了合理安排，并包含足够的细节，从而能够有效地引导写作。分两个阶段完成写作，首先“通过写作增进自身理解”，然后再“通过写作促进他人理解自己”。
写作应从一份尝试性的草稿开始，把研究材料转化为自己的视角。把尝试性写作的草稿与研究大纲相结合，为初稿的写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通过审核与校对工作，进行必要的修改，创造一份高质量的初稿。
完成这六步，你就完成了文献综述的初稿。这一过程的妙处在于，它将“文献综述”这个看上去让人望而却步的庞大工程分解为了简单易行的具体步骤。
研究综述介绍案例
《衍生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文献综述》：本文是一篇关于文献综述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一、我国国内的衍生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研究文献综述
我国金融工具确认和会计计量属性研究起步较晚,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衍生金融工具对传统会计的冲击以及对会计披露的影响,后期有关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系统论著相继出现.
（一）金融工具确认方面,葛家澎教授首开我国金融工具研究先河,其和陈箭深合著的《略论金融工具创新及其对财务会计的影响》（1995）提出,随着金融工具的出现,传统的会计确认标准必然发生改变,可能的做法是保留权责发生制,但必须对“实现原则”加以修订,同时对会计确认的标准也会有相应修改或补充.葛家澎（2000）认为要求在表内确认衍生工具之类的资产和负债的呼声甚高,而现行资产定义似乎己不能覆盖人们期望确认的新的资产和负债.既然定义是人给出的,人当然可以根据新的情况对过去的要素进行必要的修改.卿松、李新（2008）在《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之国际比较》中从金融工具的分类和终止确认方面进行了比较.把金融工具的分类,分为初次分类和重分类.
（二）金融工具计量方面,黄世忠（1997）明确提出了公允价值会计是面向世纪的会计模式.他指出,公允价值会计既对会计界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为计量模式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极有可能在下一个世纪的上半叶成为主流,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将逐步退出会计的历史舞台.葛家澎（2000）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多样性和计量的复杂性,试图用一种计量属性来解决财务报表中的计量恐怕是不可能的.多种计量属性仍将同时并用,至少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两种计量属性同时并用仍然是符合财务会计的计量实际.谢诗芬（2004）提出公允价值有十大理论基础—经济收益概念、全面收益概念、 流量制和市场价格会计假设、现代会计目标、相关性和可靠性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的本质特征、未来会计确认的基础、价值和现值计量理念、计量观和净盈余理论以及财务报表的本原逻辑.从理论上肯定了公允价值应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并未对公允价值具体应该如何在我国进行应用展开具体讨论,这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陈小悦（2001）认为由于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在报表中的比例有限,公允价值信息和历史成本信息共存,可能会破坏报表总体的相关性等信息质量特征.李荣林（2003）认为对于金融工具,最相关的属性是公允价值,而非历史成本或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兼有的混合计量属性.常勋（2006）明确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比历史成本信息对财务信息使用者更具相关性.但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问题,必将制约公允价值的推广应用.金融上具的计量还会经历一个以历史摊余成本为主过渡到以公允价值为主的阶段,单一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也不是一蹦而就的.陈梅（2012）主要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会计计量和信息披露等方面介绍 FASB和IASC 这两个会计组织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研究成果,并进行比较和评价,以此作为我国制定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借鉴.根据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一些设想.张杰（2009）在《中外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比较》中从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披露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我国新会计则在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规定：1.企业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改变长期以来衍生工具仅笼统地在表外披露的做法.2.金融资产减值损失采用未来 流量折现法.金融资产和其他资产的区别在于承受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对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和计量,国际通行的做法是未来 流量折现法.同时,在“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上确认和计量准则也和国际会计准则保持高度一致,当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和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只有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3.混合计量模式的运用.在计量方面,我国跟IASC的规定基本上一样,都是混合计量模式,即公允价值计量跟其他一些计量方式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二、国外的衍生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研究文献综述
如何对金融工具进行披露,特别是如何确认和计量衍生工具,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及组织重点关注的问题.Ahned et al.（2006）选取在颁布之前同时持有已经确认和披露的衍生金融工具的银行作为样本,他发现对于已经确认的衍生金融工具而言,具有显著的价值相关性,而对于已经披露的衍生工具而言,价值相关性则并不显著.Walter（1995）认为“那些具有合约性质的安排,如果它们的存在会比假如没有它们时对企业在未来提供服务的义务有所增加的话,应该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组成部分.Carrollet al.（2002）研究了一年期间的143个美国封闭式基金公司,发现股价和公允价值正相关. Eccheret al.（1996）和Barthet.al.（1996）验证了银行按照FAS107披露的1992年1993年的数据样本,分别对1992年至1993年间美国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以考察作为资产和负债持有的金融工具价值相关性.他们的研究都表明,贷款净额和长期债务的公允价值和账目价值之间的差额和股价是相关的,但银行存款和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股价之间则没有任何相关性.对于为何不存在相关性,研究者们也给出了他们的理由：主要是第一,按照美国当时的GAAP,对于活期存款的公允价值估计已经等于其账目价值第二,1992至1993年期间,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披露并不是非常清楚,甚至于都不能表明净头寸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Venkatachalam（1996）对1994年大型银行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控制了所有表内确认金融工具,用于资产负债管理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股价显著相关,但其他表外披露的金融工具如不用于资产管理或者仅用于经营目的的金融工具等,如贷款承诺和股价之间则不存在相关性,作者认为这些其他表外金融工具相关的披露并不是规定的非常清楚,仍然令人难以理解,甚至感到困惑.Wong（2000）对《财富》500强中145家制造型企业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按照SFAS119《关于衍生金融工具和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披露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无论采取的是合计的形式,还是分项披露的形式,均没有提供有关外汇风险敞口的增量信息.作者认为,对公司公允价值的估计过程作补充披露可能提供增量信息,进而有助于投资者对此类估计的可靠性进行研究。
毕业论文涉及到的很多部分开头这是最不好写的，因为万事开头难，开头有一个叫做文献综述的东西，就是自己写这篇文章大致都用到了哪些文献？是参考了哪些东西，参考了哪些作者，参考了哪个流派的这个学说，然后去写的这个文章。
写一篇毕业论文，尤其是一篇本科的毕业论文，要是说完全有自己的创新是不可能的，明确的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当时本科毕业的时候，自己的导师都说本科生很多论文就是把别人的观点融合起来，加上一点点自己的观点，很小的一个切入点就可以了。因为本科生还没有那么强大的知识储备呢，就像一个研究生让一个博士生去写一篇自己创新的文章，你很难的，自己本科毕业论文的导师是博士毕业，他自己写论文，很多都不敢说是完全有自己的创新的，所以必然要参考别人的观点，也就是参考文献。
参考的这些文献综述，意思就是你综合的说一下，你写这篇文章是从哪样的思路写的，你为什么有这个思路？然后你这个思路都有哪些理论可以支持你。一般来说文献综述所需要的学科作者提出的主要观点主要的三两个就行了，然后一些参考的文献可以在10~15个基本上控制在10个也就差不多了。本科的论文参考文献要求还没有那么高，有的要求外文参考文献，有的不要求。
还是真正写过本科论文的人到最后都会知道，其实本科的论文写的并不是你这个内容有多么的突出，而是说你这个内容没毛病，你有这个观点你也有足够多的理论作为支持，你也有数据。无论是通过实证法还是通过案例分析法，方法清晰，思路清晰，理论清晰，规格没问题，该有的格式都有，那你这个文章基本就没问题了，特别高的分数不敢保证，但七八十分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