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怀真，2001，《大唐开元礼》中天神观，《第五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嘉义，中正大学。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其中之第五章〈礼制〉。甘怀真，2002，中国古代郊祀礼的再思索：西汉成帝时的郊祀礼〉，《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法制与礼俗》，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甘怀真，中国古代的罪的观念，2002年2月，《第一回中国史学国际会议研究报告集──中国 ?历史世界──统合?????多元的发展》，东京，汲古书院。甘怀真，2002年6月，中国古代皇帝号与日本天皇号，宣读於「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收入《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8月。(NSC91-2411-H-002-092-)甘怀真，2003年2月，《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马拉雅基金会。甘怀真，2003年，唐律的罪的观念 ：《唐律‧名例律》篇目疏议分析， 高明士主编《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为中心》，五南。高明士主编《战後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第三册秦汉至隋唐》，台北，国家科学委员会，2004。（部分）甘怀真，2004年6月，《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原由喜马拉雅基金会於2003年出版）甘怀真，所谓「东亚世界」的再省思：以古代中国、百济关系为例〉（韩文，李昌柱译），第六、七世纪之百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韩国忠南大学，2002年10月。收入《古代东亚细亚与百济》，忠南大学。Huai-chen Kan,，Purifying the World: A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Late Han, Interpre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Chinese Hermeneu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Ching-I Tu,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甘怀真，2005年3月，东???世界?册封体制?儒教，吾妻重二主编《东???世界?儒教》，东京，勉成书店。甘怀真，2005年，旧君的经典诠释--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王健文编《政治与力》（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转载自同名论文，《新史学》13:2，2002。）甘怀真，2005年〈日本江户时代儒者的「天下」观念：以会泽安《新论》为例〉，张宝三、杨儒宾编《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思想篇》，台北，台大出版中心。甘怀真，2005年，〈日本近世的「公法」与「君臣之义」-以赤穗事件为例〉，收入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学术论文
在当前来说学术通常是指专深而系统的学问，而论文则是指研究、讨论问题的文章。因此，所谓学术论文就是在科学领域内表达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其一，学术论文的范围限制在科学研究领域，非此领域的文章，不能算学术论文，其二，我们说学术论文限制在学术领域，但并非说，科学领域的所有的文章都是学术论文，而只有表达科学研究新成果的文章才是学术论文。科学领域通常分为自然科学(理、工专业，有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和计算机等学科)和社会科学(文、史、哲、经等学科)两大类。
学术著作
所谓的学术著作其实就是指作者根据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科学研究的成果撰写成的理论著作，该著作应对学科的发展或建设有重大贡献和推动作用，并得到国内外公认。
两者的区别：
1、篇幅不同，专著是集大成者，可以成书；论文是单行本，几千字。
2、发行渠道不同，前者者多发表于期刊，后者是以图书出版形式发行。
3、发表的意义不同，专业学术刊物的功能侧重于研究成果的公示，出版学术著作则侧重于传播。
重点讨论的是论文和专著。应该说，论文和专著的差别并不在于篇幅大小，不是说论文篇幅小一些，而专著篇幅大一些。两者的区分主要在结构、内容和性质等方面。论文是对一个论题的阐述，是一种问题性的思考：对某一个专门性的问题进行思考，将思考成果写成一篇论文。而专著是对一个专题的论述，是一种体系性的思考。论文要确定论点，提出论据，由此展开论证。而专著则是对某一专题的体系性叙述，具有较为广泛的展开和较为深入的论述。因此，专著的深度和广度显然超过论文。现在的问题是，论文不像论文，专著不像专著，缺乏论文和专著的品格与品质。论文像专著，而专著则像教科书。例如学位论文，包括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应当是一种论文的文体，应该具有论文的特征。即使是十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它也应该具备论文的性质。但现在的硕士论文像综述，而博士论文则像专著，甚至像教科书，没有达到论文的要求。这些问题都说明了我们对于论文和专著以及教科书这样一些学术载体的把握上还存在一些偏差。当然，也有一些专著是论文的结集，也就是说先有论文发表，然后把论文编撰以后形成一本专著。这种专著意味着它每一部分都达到了论文的水平，而一本专著的十个章节就相当于十篇论文，这样一种专著的学术质量当然是比一般专著更高的。
一般的专著，并不是每一部分都能够发表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资料的梳理或者综述，或者是对本学科问题的一种沿革性的叙述，而没有达到论文的程度。就这部分内容而言，资料价值大于观点，是没办法作为论文在刊物上独立发表的。一般来说，专著的这种水分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也是对一般的专著学术评价较低的原因之所在。而论文则相对来说学术含量要高一些，各单位对于论文和专著在学术评价上也是有所不同的。有些单位更注重论文，并以论文发表的数量作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标准。也有些单位注重专著，以专著作为学术评价主要标准。而北大可能是属于第一种情况，把论文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评奖也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奖项注重论文，有些奖项则注重专著。
刘氏家学经历了从“以礼治《左》”到“援古经世”这一转变,文章围绕这一转变,分析其表现及其形成原因,认为刘文淇奠定家学,刘师培以之论政,这与中国以学论政传统密切相关。 笔者综述刘氏家学研究现状之后,检讨存在的问题,陈述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阐明了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接着考察刘氏学人学行,分析刘氏四世学术变化与发展。刘文淇开创一门四世之《左传》学,其学延续朴学之风。刘毓崧精于史部与诸子,论学通达。刘寿曾固守已颓之汉学,力图完成家传之学。刘师培聪明绝伦,于治《左传》的同时以之论政,不乏现代意识。文章分析了社会背景,讨论刘氏家族所处地域环境、人际交流、生存方式等因素对于他们学术的影响。通过对其著述系统地考察,可以看出刘氏学人精于《左传》学与礼学;最后归纳他们各自不同的治学特点。本论文通过专书和专人研究相结合,试图对刘氏《左传》学进行一个系统而完整的考察。专书研究对《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一书进行深入系统分析,包括该书编纂、体例、作者以及各人疏证特色,思想内容以及得失评价。论文厘清以往研究笼统将此书归功于刘文淇的说法,指出刘氏四世学人对此书都有贡献。刘文淇奠定基本框架,刘毓崧学术会通,刘寿曾守成为多,刘师培总其大成。专人研究,分析刘师培治学的现代蜕变。他思想上多变,但其未变的是对国学的热爱,他的转变很多时候都以“援古经世”为原则。清代《左传》学面临着挑战,文章从这一背景下探讨刘师培研究《左传》的动力与成就,指出他不仅理清了《左传》学史,进而论证了其合法性;而且吸取今文经学的义例方法,为《左传》学建立了完整的理论构架。他试图纠合传统学术的分歧,但是随着现代学术观念与学科的建立,他的努力无果而终。最后笔者对刘氏家族、家学的近代命运以及清代学术发展规律进行总结。以刘氏家族为代表,从治学方法论角度讨论分析清儒治经方法。《五经旧疏考正》是刘氏家族相承完成的《左传》学工程之一,总结其方法,阐明刘氏《左传》学的发生原因与发展方向。在清代晚期,经学已经从“经世致用”转移到“经明行修”。 有文献、版本等的考察,又有社会思想的讨论,而最终目的则是由此个案考察学术走向。论文将专书研究和专人研究结合在一起,以传统的文献考据为规矩,用数字统计与表格等方法,论说力求做到简洁且有说服力,理论争取做到稳妥而有创见。 为简便展示刘氏家学历程与交游情况,特在文后附录《刘氏家族谱系略表》、《刘氏家族学谱简编》、《刘氏学人交游表》、《刘文淇书札四通》。这是一本值得读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