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青天——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 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 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 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 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 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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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宋代的史籍及著作
《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虞云国先生的《细说宋朝》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
苗书梅《宋代官员的选任和管理制度》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梁庚尧《南宋的乡村经济》
曾瑞龙《经略幽燕》
王曾瑜《宋代军制初探》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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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主要有《宋史》,北宋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南北宋之交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
总论性论文
王曾瑜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瑞熙 二十世纪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孙景坛 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史书记载,包拯「生于草茅,早从宦学」,意思是说他生于乡村农家,但很早就开始研读如何做官的书。包拯出身寒微,二十八岁考上进士。按照宋朝的制度,考中进士就可以当官,但包拯是个孝子,他信守圣人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直到三十六岁才正式出山,当了知县这样的小官。在知县任上,他断了一个奇案,声名远播。三十八岁升任知州,清明廉洁,受到上司重视和世人称赞,之后,便开始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
刻苦读经
包拯的父母是农民,以耕作为生,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包拯五岁开始识字,十三岁读完四书五经。农忙时,他帮助父母下田做农活,农闲时,就寄居在城南的一座古庙 ,埋头钻研学问。他对儒家治国安邦的思想和历代清官贤臣的事迹最有兴趣,常常一卷在手,废寝忘食,三更灯火五更鸡,从来不知疲倦。十年寒窗苦读,到二十八岁去考进士时,他已经是一个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学者。
初入仕途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二十八岁,考中了进士。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陪审员,级别很低。接着,又任命他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意随他一起到江西赴任,包拯只好放弃官职,留在家里,侍候父母。 后来,朝廷又委派他到家乡附近的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负责管理税收钱粮,这一回,包拯去赴任了,但是因为实在放心不下留在家中的父母,只坚持了几个月就打道回府了。
立志做清官
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包拯才离开乡村,前往京城等候授予新的官职。他住在小客栈里,夜晚守灯苦读,写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首五律:「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大意是说,做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秀挺的木材应该做房屋的栋梁,精炼的钢料决不应去做铁,我应该做一个无愧史书教诲的清官。 景佑三年(1036年),包拯被任命为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在那里,他公正地断了好多积案,博得了清官的好名声。
拒收端州名砚
不久,包拯升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以往在端州任职的知州,总要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再多加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拯上任之后,一改陋习,决不多收一块。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 后来,包拯升任,离开端州,他的船在羚羊峡口遇到一阵奇怪的大风雨,他亲自下舱检查,发现船舱里私藏了一块端砚,这是当地百姓悄悄送给他的。包拯一言不发,将那块名贵的端砚丢入江心。民间传说,那里有一个名叫「墨砚沙」的沙洲,就是当年包公掷端砚的遗迹。
编辑本段以魏徵为师
皇佑二年(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馈待制,担任了谏官的职务。一上任,包拯就以唐代著名谏官魏徵为师,精心选定魏徵的三篇奏议,用蝇头小楷抄写了一遍,呈奏宋仁宗,希望皇帝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包拯在做谏官时,对朝政发表许多意见,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了严重的失误。包拯对于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曾做过十六字的总结:「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 包拯
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反对覃恩
皇佑二年九月,大涝之后天气放晴,仁宗皇帝认定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给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这就是所谓「覃恩」。包拯对此提出异议,对仁宗说,罪犯服刑,那是对他们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给予的惩罚,怎么可以因为洪水退去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呢?至于官员晋升,更是要考核他们的政绩。假如这样马马虎虎地随便升迁,对那些确有政绩的官员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样的话,以后谁还会勤勉地为朝廷出力呢?
三弹张尧佐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没有什么才干,却凭借张美人的关系,官运亨通。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是,仁宗不但不理会他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
参倒张方平
「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有一次,东京城一个名叫刘保衡的商人,开了一间酒坊,经营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麦,折合现钱一百多万贯,他一时拿不出,张方平下令刘保衡变卖家产抵偿欠债,同时,又趁人之危,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刘保衡的家产。包拯获悉之后,大为震怒,认为张方平作为朝廷命官,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罪不容恕,于是上书皇帝,参了张方平一本。张方平因此被罢了官。
抨击宋祁
宋祁是名诗人,但是文人无行。他在四川当官时,生活奢糜。每顿饭,必须不少于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荤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荤半素的菜。他还养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敲脚。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她纳为小妾。他道德败坏,丑闻很多,却屡屡受到朝廷的重用。包拯对此
非常不满,多次向皇帝上书,对宋祁的丑行大加抨击,终于罢了宋祁的官。
严惩张可久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一万多斤,在宋代是一项很严重的罪行。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要严判张可久。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这种罪行不能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必须重判。在他的建议下,张可久受到严厉惩罚,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
力参任弁
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利用职权,公器私用,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有的,为他织造驼毛缎匹;有的,为他做各种私人杂务。他的罪行被揭发时,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 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七斗王逵
王逵是出名的绘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宠信,官运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陈利害,甚至无意之间把唾沫喷到了皇帝的脸上。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王逵终于被罢免了。
编辑本段执法如山
嘉佑二年(1057年),包拯被授以重任,出任北宋都城开封的知府。开封知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大臣兼任。历来京官难当,一是皇权可以随便干预地方事务,二是皇亲国戚都聚集在这里,仗势欺人,无理可讲。 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出任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包拯在开封知府的任期内,秉公理政,铁面无私,虽然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但是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直,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编辑本段重惩贿赂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一个包公任开封知府时的判案故事:有个犯人过堂时,应受杖脊(用木棍打屁股)。他想逃避皮肉之苦,花钱买通了一个府吏。那个府吏说:「我是在知府面前记录供词的。你见到知府时,只管大声喊叫。」到了那天,犯人被带到包拯面前,果然大声喊冤起来。那个受了贿赂的府吏说:「这个犯人不知好歹,受过杖脊就可以出去了,还大叫大喊什么?」包拯看了一眼,立刻看出了破绽。他把那犯人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审之下,府吏供出真相。包公判他代替那个犯人承受杖脊的刑罚。
编辑本段包拯集
《包拯集》又名《包孝肃公奏议》,收入《四库全书》「史部 诏令奏议类」第427册,是研究包公和宋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九百多年来,历朝都有翻刻本出版行世,深受后世研究者的重视。不过,《包拯集》并不是包公生前亲自编撰的,而是在包拯死后,后人为了纪念他,搜集整理加以印行。 这本论文集几乎囊括了包拯一生中所有的奏摺、陈表和各种各样的建议、意见,全面系统地呈现了包拯的政治主张和他的阅世态度,尤其他关于反对增加农民负担和精兵简政的建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及现实意义。
编辑本段相关史料
《宋史 包拯传》——脱脱 (1314—1355)元代史学家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译文: 包拯字希仁,是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当天长县知县。有个盗贼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牛主人来到(县衙)告状。包拯说:“(你)只管回家去,杀了牛卖了它。”不久又有一人来到(县衙)告别人私自宰杀耕牛,包拯说:“(你)为什么割了别人家耕牛的舌头,又来告他的状?”这个盗贼感到很震惊,也很服气。 (包拯)转到端州当知府,升为殿中丞。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当政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命令典客对包拯说:“(你们国家的)雄州城最近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拯说:“(你们国家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了。 (包拯被朝廷)召令暂时代理开封府尹,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做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小孩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叫他“包待制”。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暗中行贿)疏不通关系(的人),有阎罗王和包老头。”按旧规矩,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递交状子)。包拯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 包拯性情严峻刚直,憎恶办事小吏苛杂刻薄,务求忠诚厚道,虽然非常憎恨厌恶,但从来没有不施行忠恕之道的。(他)跟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人,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也断绝往来。虽然地位高贵,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他)曾经说:“后代子孙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放回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孙。”
编辑本段永远的包公
早在北宋时期,包拯就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臣,包公的故事开始在民间流传。包公为官清廉、言行一致、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他嫉恶如仇、执法无私、为民请命的精神,千百年来更获得无数民众的好感和钦佩,成为专制社会 受到老百姓敬仰、崇拜的少数几个大清官之一。 包公的故事,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等,加进了各种神怪和奇案的元素,在民间流传越来越广,历上千年而不衰,包公也因此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奇人物,直到今天仍然深受人民喜爱。包公,永远活在老百姓的心上。 话本和小说中的包公 民间传说中的包公,经说书人较为系统地讲述、说唱,逐渐形成许多有头有尾的故事,这些故事再经民间艺人的整理加工,形成文字,就成为后来传之久远的话本了。现存的《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案》两种宋人话本,人物塑造比较粗糙,艺术感染力也略嫌不足。 后来,由这些话本发展出来的小说,在情节上有更曲折的铺陈,人物也更加丰满,如《七侠五义》等侠义小说里的包公的故事,离奇神秘,富有可读性,包公的形象也显得丰满可信,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清官形象之一。
《合同文字记》
这是现存的宋人创作的两种包公断案话本之一,收录在《清平山堂平话》里。话本讲述的是宋朝庆历年间的事:汴梁(即今之开封)农民刘添祥的妻子王氏,为了谋占家产,编造许多荒唐的故事,千方百计阻挠侄儿刘世安认祖归宗。包拯在审案时,破除种种虚假的证词,查明此案的真相,终于使刘添祥的妻子王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理屈词穷,最终,刘世安不仅得以和家人团聚,而且分到了属于他的那份家产。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这也是现存的宋人包公案话本之一。奉符县押司孙文某日半夜突然狂奔入河,自尽而死,不久孙妻改嫁,嫁给丈夫同事小押司。之后,使女迎儿三次遇到孙文阴魂现身,嘱告她为他申冤,并留下谜诗一首。包公出任知县后,解开谜诗,审明冤情:原来是小押司先前十分落魄,冻昏在雪地里,被孙文救活带回家,并介绍他也做了押司。不料他恩将仇报,与孙文老婆通奸,又设计将孙文害死。「包爷初任,因断了这件公事,名闻天下,至今人说包龙图日间断人,夜间断鬼」,后世很多包公故事都是据此而来。
包公的传说
包公的传说,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他清明廉洁、高尚品德的赞扬,二是对他执法公正、大义灭亲的歌颂,三是对他家教甚严、不容逆子的称许。包拯在朝为官整整25年,无论是当谏官时的冒死直言,还是当开封知府时的先斩后奏,都表现了包拯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心中只有社稷国家和公平正义。包拯晚年曾立过一个「家训」:我的后代子孙,凡是出来当官的,如果贪赃枉法,老了不准回我的老家;死后,不允许葬在家族的墓地。不听我的教导,就不是我的儿孙!包拯让石匠把他拟定的这份「家训」刻在石碑上,永志不忘。 传说包公的大堂之上,有御赐的三具铡刀: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龙头铡铡违法乱国的皇亲国戚,虎头铡铡贪赃枉法的官吏,狗头铡铡偷鸡摸狗的小人。民间传说包公黑脸,额头有新月,体现了普通百姓对包公铁面无私、不徇私情、不畏权贵的敬佩和怀念。包公为官清廉,大公无私,百姓称其为“包青天”。至今,包公的形象和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编辑本段怀恋包公
包拯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神。从南到北,在全国许多地方都设有纪念包公的祠庙,到处都有人在跪拜他。历代文人还写了不少颂扬包拯的诗词,用诗歌来歌颂他的刚正不阿和清正廉明,表达对他的景仰之情。包公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是一千多年来老百姓心目中崇高的清官形象。政治清明时,人们固然怀念他;世道衰败时,老百姓更加怀念他。自宋朝到今天,虽然世事变幻不定,然而,人们对于包公的怀念却是永远的。
合肥包河
传说包拯为宋仁宗找到亲生母李太后后,仁宗执意要把半个庐州赐给包拯,以示答谢,包拯始终不接受,可是皇命难违,包拯最后只好答应接受庐州城南的一段护城河,这便是「包河」的来历。包拯当时对子孙说:「河,不好分,不好卖,只准种藕养鱼,绝不允许派别的用处。」 包公的后人遵守他的遗训,只在包河里种藕养鱼,年复一年,包河内终年鱼藕满塘。包河里的藕,脆嫩无丝(私);包河里的鲫鱼,背呈黑色(铁),象征包拯一生的「铁面无私」。
合肥包公祠
包河 有一个沙洲,名「香花墩」,传说是包拯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墩上的建筑群即是「包公祠」。明弘治年间,知府宋鉴在墩上建包公书院,让包公后裔在此处读书。到嘉靖时,书院得以重修,改名「包孝肃公祠」。 包公祠的迎面正厅是包公享堂。堂中的包拯端坐塑像,造型生动逼真,双目炯炯,慑人魂魄。塑像旁是一副对联:「一水绕荒祠,此地真无关节到;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在包公像前,陈列着包公生前处决犯人的三具「狗头铡」的复制品。
廉泉
廉泉位于包公祠东,是花亭里的一口水井。井沿是黑褐色的青石,石壁内侧,是一道道被井绳勒得极深的纹道。传说廉泉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会因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味道。普通老百姓喝了会解渴;清官喝下去,清冽可口,甘醇香甜;但是如果贪官喝下去,必定苦湿难咽,像有芒刺封喉,而且当场头痛欲裂,无药可医。唯一能够减缓病痛的偏方是:喝一碗狗尿。
合肥包公墓
包拯去世后,灵柩由他的女婿护送老家合肥,墓地在公城乡。后来,金兵入侵,攻陷合肥,包公墓被破坏,当时的随葬器物也大多被盗。包公后裔将原棺和墓志迁葬于墓西三十多米处,原墓地被废为耕地。后来,当地官员误将包夫人墓当作包公墓,修葺一新,并盖有享堂。 包公墓全称包孝肃公墓园,位于合肥市内包河南畔林区,与包公祠紧紧相连。整座墓园面积1200平方米。包拯病逝与北宋嘉七年(1062年),次年由开封护丧归葬在今合肥市东郊大兴集。 一九七三年,合肥文物部门对包公及其家族墓地进行清理,从包公墓葬中出土了包公遗骨及其墓志,同时还出土了包夫人董氏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儿媳及长孙的遗骨。一九八五年,开始动工修建包公墓园,历时三年竣工。墓园共有包氏家族的六个墓冢,按宋制修建。
开封包府坑
包拯出任开封知府只有一年多,但是包拯死后,开封的老百姓一直非常怀念他,在开封府旁修建了一座包公祠。当时,开封府署内有一块题名碑,凡是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姓名都刻在碑上,只有「包拯」两个字被后人抚摸最多,以致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指痕。现在,这块石碑仍然保存在开封历史博物馆里,「包拯」两字已模糊难辨。 开封包公祠毁于明代末年,当时明军为阻挡李自成进攻,扒开了黄河大堤,大水把开封府署和包公祠都冲毁了。大水过后,只在包公祠遗址上留下一个小水潭,被称为「包府坑」。
台湾海清宫森罗殿
海清宫位于台湾云林县四湖乡三条仑,远近闻名。传说在清高宗年间,有个村民梦见一位黑胡子老头预示将有一位天神下凡,要村民某日集合迎接。村民将信将疑,到了那天,海面飘来一条小船,上立木牌,大书「森罗殿」三字,中书「阎罗天子」。木牌前的神像,披着红布,红布上写着九个大字:「安徽省包家庄包家祠」,原来迎来的天神,是包公包青天。村民一见,齐齐跪下,并立即着手建祠,建成后命名为海清宫森罗殿,供奉包公神像。
澳门包公庙
澳门包公庙修建于一八八九年夏天,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传说澳门三巴有一位老太太,一向崇拜包公,特从佛山迎来一尊包公像回家供奉,凡遇疑难之事,无不卜问包公,竟然每求必应,每应必灵。此事渐渐传开,到老太太家求包公的街坊也越来越多。一八八九年春天,澳门流行疫病,死亡人数很多。百姓想到包公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于是修建包公庙,祈拜包公,为百姓驱除瘟疫。包公庙里有一副对联:「政治洞阴阳,识标青史;端严垂神笏,笑比河清。」
广东肇庆包公祠
肇庆古称端州,包拯曾任过知州。由于他为官清廉,人品端正,离开任所时两袖清风,当地的老百姓十分怀念他。北宋熙宁年间,即包拯去世后的第六年,肇庆修建包公祠,引来成千上万人朝拜。四百多年后,由于祠堂年久失修,当地人又集资在城西重建一座包公祠,该祠历代都有维修,故一直保存完好,后毁于「文化大革命」。二零零零年三月重建,巍峨壮观,是肇庆的旅游热点之一。
砚洲包公楼
砚洲包公楼位于肇庆市(古称端州郡)羚羊峡下西江河中心的砚洲岛之东。距离肇庆市十多公里。自古相传,在砚洲乃当年(北宋庆历三年)包公在端洲为官。奉诏回京时坐船途经羚羊峡口,骤被狂风恶浪困阻。包公心思为官清正,为何离去之时江河不平,查问原因,原来是随从收了当地人临别送赠的一方端砚。包公便把此方端砚抛下江中,时即风平浪静。后来那方端砚竟化成沙洲,称为“砚洲”。故此,民间流传着“包公掷砚成洲”的典故。 砚洲包公楼是砚洲村民及社会人士缅怀包 公为官清廉。造福黎民百姓,为励后人而建。砚洲包公楼建于清朝道光十四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楼高三层,是洲人合力募捐所筑,原称“包公祠”,楼层3叠,四合院式建筑,四周环以墙,后植以木。时至同治七年, 因三搂溃危。修葺改为两层,惟易名为“包公楼”。至今已具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成为砚洲的名胜古迹。上百年以来,香火无间,游人鼎盛,各方举子、名人雅士,慕名登洲观光竭圣,缅怀先贤,挥毫讴歌。题下不少诗词墨宝。然而,岁月沧桑,时倦物易。年长月久。近数十年来,疏于修葺,残破不全,终因风霜侵蚀、于1984年被台风摧毁。 包公楼大堂 一九八八年,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重视文物保护,在这时倦待兴之际,砚洲公益事业建设委员会倡议重修砚洲包公楼,深得村民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鼎力资助,鸠工备材,历时半载,主楼两层修葺落成重光。其后。浩然亭、南北厢廊、龙井、养生池、聚宝塔、五义桥、孝肃牌坊等附属建筑物全面恢复原貌。码头城楼,大路、餐厅等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建筑占地面积达伍仟多平方米。巍峨壮观。肃且威严,各地游人登楼浏览竭圣进香络绎不绝。香火鼎盛更胜从前。 包公楼聚宝塔 新建的包公楼于1990年告竣,1995年砚洲管理区投入300多万元进行了扩建。步入包公楼,第一进为微孝肃牌坊,前面为放生池。第二进为大门口,横额有“包公楼”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穿过牌坊,内有包公楼主楼建筑及浩然亭、南北厢廊、天井、聚宝塔、五义桥等,楹联、匾额、钟鼓、神台、香案、宫灯等陈设俱全。在首层殿堂正中,端坐包公圣像,铁面包公威严表情让人肃然起敬。在茫茫的田野中,楼宇巍峨,蔚为壮观。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在我国,人们对包拯的大名妇孺皆知,然而,包拯如何得中状元,却少有人知,“妇人”如何论作文与治国之才更少有人知,关于优秀作文与优秀人才观的“妇人之见”更无人提过。最近中央电视台四套每晚播出的《大宋断案传奇之狸猫换太子》中演绎了包拯获得状元的完整过程。这虽说是传说、演艺或演绎,不一定是事实,但反映了自古以来大众要解决一种问题的心声——什么样的人可获得状元?什么样的作文才是好作文?能写出什么样作文的人才堪称“治国之才”?作文与治国之间有何关系?
剧中有关情节是这样的:包拯、刘益、王延龄考入进士前三甲,包拯写的策论立意鲜明,切中时弊,理据充分;刘益策论和辞赋都文采斐然,非常华丽。在殿试环节,宋真宗赵恒让宸妃李娘娘、德妃刘娘娘,与寇准、王相国、丁参政一起参与殿试。一向宽厚的宸妃李娘娘力挺包拯为状元,而德妃刘娘娘要让自己的堂弟刘益为状元,他伙同丁参政在殿试上力挺刘益。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段辩论最精彩的还是宸妃李娘娘论作文一段台词,他认为国家开科举选拔状元,是为安邦治国,因而从写文章的角度看,就要看其文章立意如何,理据如何,包拯文章论如何安邦治国,如何治理边患,如何对付西夏和辽兵,立意鲜明,方法切实可行,运用词语老练稳妥,可见包拯乃治国之大才;而刘益的文章辞采华丽,虽大气磅礴,但看不出是何立意,这表明其为人必华而不实,为人做事必有缺失。经过双访激辩,因李娘娘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最后宋真宗确立包拯为状元。
“妇人之见”作为中国的一个俗语流传甚广,然而,这次李娘娘这一妇人关于作文的评价标准,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人才观,却又非一般“妇人之见”,乃是许多须眉男子者流所不如。君不见,我国几十年来关于作文的评价标准就争论不休,在作文的评分过程中,究竟是以内容立意为先,还是以文采华丽为先,至今在实际操作上,尤其在高考作文的评分过程中,许多“评审官”就像德妃刘娘娘和丁参政一样,认为刘益者流应为“状元”,当今国家缺少这样的文采华丽之士,其“李白”“杜甫”之人之材不如也。
而由此导致的作文流弊也贻害无穷。每年的高考语文阅卷工作结束后,阅卷教师都会反映,许多考生的作文常常犯共同的错误:不是从题目的材料的核心思想出发去深入剖析问题,不是从题目的内涵来研究题意生发作文的立意,而是将考前准备好的各种应试“话题”各种“备考材料”掐头去尾,套题写作。这和德妃、丁参政、郭公公硬逼着刘益(德妃之堂弟)一字不落地背住一篇文彩斐然的策论再应考,不是如出一辙吗?如此引导岂不耽误了“治国之才”?
其实,无论作文教学,还是作文评价和选拔人才,都应该坚持思想内容第一,外在形式次之的评价标准。作文教学的重点也应放在培养学生思维认识能力和对社会人生认识理解方面,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如何使内容表达得更好,再追求辞采。
由此可见,我辈应学学宸妃李娘娘的“妇人之见”。
其实,古人对此早有论述,唐代后期大诗人杜牧曾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先生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近代古文家林纾也说:“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春觉斋论文)})“意”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是指作品的内在因素,相当于内容的概念;文辞是指作品的外在表现,相当于形式。古文论中,“意”的含义指文意的内容、主题思想、理据等。
为何至今我们的一些“作文判官”就执迷不悟呢?
强调立意为先,并不是说文采不重要,倘能二者合理兼顾,“鱼与熊掌”兼得,使二者完美结合岂不更好?但当二者不可兼顾,应先强调立意;立意不明或立意肤浅或立意散慢而只有飞扬的辞采,则不足取也。因为作文不单单是语言的堆砌,文字的组合,而常常是思想品性、人生情感态度、人生素养的表现,所谓作文即做人是也。由作文而看人才确乎有理,宸妃李娘娘之优秀作文观与优秀人才观对今之作文教学与人才培养乃至选拔确有启发意义。
宸妃李娘娘论文的的故事,并不一定真有其事,但这编剧的见解还是高明的,也是无可置疑的,他借宸妃李娘娘之口说出了作文与治国之才的关系。此可供评文与写文者以及选拔人才者借鉴。作文要有正确的作文观,评文和选拔人才者更应有正确的“人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