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的一部作品，是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委托人类学家对日本文化研究，并根据研究的报告对日本进行制裁的依据。这部作品便产生于那个特殊的时代。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无疑，历史证明这样对日本的管理更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发展。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也完成了获悉日本文化的任务，解析了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展现了日本的历史、信仰以及行为方式。这是应用人类学在研究跨国文化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应用人类学的视角在解决其他国家问题、了解其他民族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方面显得尤其重要。从《菊与刀》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文化时更注意文化载体的行为，以及行为所体现的主观意义，因此，可以得出作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日本文化的。
而生态人类学则是通过环境的特殊性来分析当地文化的多元，从中找出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因此，笔者从生态人类学视角下重新解读《菊与刀》，是在前人的研究成就上，以及《菊与刀》中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用另一种视角来分析日本文化形成的原因，从日本特殊的地域环境，以及在近现代以前，在文化、科技、教育上等受邻国影响（主要是中国）情况下的对其文化形成的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通过这个民族的物质建设以及国民的行为来表现，国民的行为又反映了国民的性格，因此，国民性格是最能反映这个民族的文化特点的。于是，在介绍民族文化时，就要解读该民族的性格以及性格的形成原因。在《菊与刀》中，介绍日本民族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等等，这些矛盾的性格必然有其独特的文化。而日本民族从出生到死去都面临沉重的家庭及社会的压力，森严的等级制度、苛刻的家庭制度、“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都要无条件地遵从，因此我认为日本的文化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复杂性格，也就形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性。但为什么日本会有如此独特的文化特点呢？为什么等级制度如此苛刻？为什么感恩教育如此繁杂以及对责任义务的灌输教育那么等级分明？下面则从生态人类学视角逐个分析这些文化的特点及意义。
一、严格的等级观念的意义
日本民族等级观念之强、波及范围之广在东亚国家可谓是独特的。在日本要遵从皇权，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向天皇效忠是每个日本国民的义务。关于皇权思想则在其他帝国国家也所展现。但日本国民从一出生就要教育有等级观念，拥护天皇，服从父母。至于日本家庭内部的等级，每一等级都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每个成员都要严格遵守自己的等级，不可逾越！上自天皇，下至贱民，日本封建时期的极为明确的等级制在近代日本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严格的等级观念是日本在东亚独有的文化特点。为什么日本会形成如此严厉的等级制？它引进中国文化、学习中国官僚制度，却没有引进科举制，这可是保证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也是其他传统社会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本如此注重等级，用生态人类学来解读，这是与日本独特的地域环境条件有关，日本土地面积约37万多平方公里，境内多山，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71%，因此，日本平原面积狭小，耕地十分有限，人口生理密度大。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特权人士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而采取等级制，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也可以避免因资源的争夺而发生战争。这有点像欧洲的封建城邦，都属于地理狭小，人口众多。因此，苛刻的等级制反而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和平以及在苛刻的等级制度下，日本人民安于本分，能更好地利用自然环境，而不至于环境过于利用，达到了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苛刻的等级制是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和平的，也有利于日本民族在狭小的空间内生存，因此也就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等级制文化。
二、恩与感恩文化的意义
在日本文化中恩就是指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我认为日本人对“恩”如此敏感，与其森严的等级制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日本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是“皇恩”，日本每个人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皇恩，让他们自己认为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这对于巩固等级制，让人们安于接受等级有很大的作用，“恩”要服从领导，服从上司，服从父母，也避免了内部战争的频发。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为了维护等级制，日本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是天皇。这是为了维护日本等级制所做的努力，进而形成了日本的“感恩文化”。
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孔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但是并没有接受中国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中国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忠君，忠君的同时君主要施仁政，爱护百姓，实行仁义，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者无敌，君王的义务与权力是平行的，是有条件的遵从，有条件的“忠”与“爱”。而日本文化，关于感恩是无条件的，是单向的，是义务，是债务。我认为日本之所以没接受中国的“仁”，这是与他的严谨的等级制有关，也就是为了维护等级制，无条件地接受“恩”，感恩天皇，感恩上级，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朋友，这一系列的“债务”让日本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回报天皇，回报父母。自从有了等级制文化，当权者为了维护等级制的存在，就强加于日本国民恩与感恩的意识，从而形成了“恩”及“感恩”文化，这独特的文化不过是为了维护日本等级制而已，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了日本选择这一文化的意义所在。 三、日本的自卑情结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这“情义”到底是指什么，日本文化中有两种不同种类的情义，一种是“对社会的情义”，可以理解为“报答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种则是指对名誉的情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日本在感恩文化的影响下，对人际关系中的“恩惠”分得如此之细，这在中国或是西方是没有的，这种现象也表明了长期在无条件的感恩文化中成长的日本人深怕情义的负担。至于“名誉的情义”倒是一个疑问，如此关注自身的清白本身就显示了自己内心的自卑，如果是单个个体是这样，那倒不足为奇，但成为一种民族特质、一种文化，就令人十分不解。这种奇特的文化，难道就是与教育方式、家庭氛围、生长环境等有关吗？如果有关，为什么形成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家庭氛围、生长环境呢？通过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分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析，一是独特的地理环境、狭小的空间，这些环境所给予日本民族的营养，所创造的文明远远不及邻国中国文明的辉煌。因此，很早开始，日本民族就向中国学习教育、农业、医学、经济、天文等知识。可以从大国及小国这两个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看出这些环境所形成的文化，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在两个民族所表现的文化和物质优势造就了日本民族本身对其文化的自卑性。再者，日本独特的等级观念所造成的“恩”与“感恩”思想，是严厉苛刻的行为准则，也是社会规范的指标，是社会衡量日本国民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于行为方面的“名誉”关乎个人的道德好或坏的关键，也是关乎是否能被国家、社会、家族接受的关键，如果失去行为方面的名誉，将会受到国家的审判、社会的惩罚、家族的排斥。因此，名誉在日本民族中就等同于生命一样，没有它，就无法生存。这也是独特的日本环境下，形成苛刻的等级制下产生的副产品。因此，日本民族就有了如此独特的自卑情结。
四、日本人重视享乐的意义
日本民族很重视饮食，他们很注重食物的美感以及食物的鲜美。他们喜欢洗浴，温泉在日本很有名气。我认为日本享乐的民族文化是日本民族在感恩、义务、情义的束缚中的解毒剂，他们喝酒、享乐来摆脱自己身心巨大的负担，偶尔的放纵能释放心里的压力，让人健康地生活。日本比较重视精神的锻炼，认为“恩”“义务”“情义”的偿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忍受苦难是日本文化的另一种方式，注重精神的磨炼，这看起来与享乐矛盾，不过都是在森严的等级制、苛刻家庭制、“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中的产物，都是面对种种“回报义务”“自我约束”的精神胜利法，享乐是压力过大的情绪“释放剂”，精神磨炼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责任，并减轻道德约束的痛苦。其实这两项并不矛盾。
五、结语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提出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是因为儿童教育时的不连续形成的，即幼儿的纵情恣意，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童年开始的感恩文化、行为束缚、必须履行的义务，以及做不好整个家庭的反对，造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缅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本尼迪克特从心理角度来诠释日本民族复杂的矛盾性格，认为教育的不连续是造成矛盾性格的主要原因。单方面地认为从幼儿早期的意识，与童年开始的苛刻的文化教育这两方面的影响造成了日本的矛盾性格，这有点夸大早期的幼儿的影响，那幼儿的恣意玩乐是否是形成日本成年沉溺于罗曼蒂克、沉湎享乐和安逸的原因呢？其实人类本身都有沉湎享乐和安逸、追求快乐的生活、趋利避害、追求自由的需求，这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才有的行为，这是人类的共同爱好。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日本民族的复杂性格，恐怕难以站住脚。因此，笔者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由日本独特的地域环境所形成的苛刻的等级制观念出发，来诠释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从另一种角度解释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对于海内外的研究做一参考。还有，二战结束已经将近七十载，日本在这些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那沉重的家庭及社会的压力、森严的等级制度、苛刻的家庭制度、“恩”的报答、“义务”的压力、“情义”的负担是否还存在，那教育的不连续性是否还在继续，如果不存在，那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是否还如以前一样激烈？他们的电影、电视剧、动漫产业以及服装、电子产品已波及全球，得到各个国家的喜爱。如今很多国家的学子都去日本东京大学深造，这是否可以看成日本的价值观在与世界接轨，或者是日本的价值观已不再是那么令人不可琢磨，无法理解。日本现在的民族性格、民族文化、民族信仰、民族行为与传统相比，变化了什么？保留了什么？笔者的这篇文章，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解读日本文化，也为以后的同仁研究日本现代文化做一铺垫。
建议你去看看美国鲁尼写的《菊与刀》这本书再写这篇论文，如果不看这本书的话，你是没办法写这篇论文的。如果仅研究中日文化的话，可以联系日本的天皇制度与中国的封建制度去比较。
《菊与刀》读后感
对于日本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我想所有稍微了解中国近历史的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也许会随着时代改变而变化，随着那场战争越来越离我们远去而有变化，但是中国与日本却永锭会有剪不乱理还乱的微妙关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从小到大看过不少抗日影片，上过历史课，同时又在日常生活水平使用着日本的产品，享用着日货带来年方便。所以我对日本也怀有矛盾的心情。所以对于自己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而找到更适合的态度。于是决定选择此书。
如书名“菊与刀”所述，日本人呈现给世人的是极为矛盾行为。“菊花与刀”两者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日本民族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有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层，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序上表现出来的。”
作者从日本人日常行为入手，从中发气隐藏在外部行为背后的，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次相关的日本人的义量，恩等观念。最后作者的结论是，日本的文化是不同与西方“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
为了解释日本人的心理特征，民族特征当然不能忽视社会压力对成人的约束作用。但是作者也没有忽略对日本人个体的成长过程所受的培养模式的关注。这其中就涉及到社会化地人格的塑造作用。
根据美国社会学者帕森斯的理论，“人格也是一个系统，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制将文化械式——价值、信仰、语言和其符号内化为人格系统，使人格系统得以结构化，通过这个过程，行动者才愿意把动机的能量投放于角色之中，即愿意遵守规范，进而使人格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机构相一致”。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不仅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解程度上，我想还应该体现在对事特发展趋势的准确预见性上。在本书的末尾一章“投降以来的日本人”中，作者提到日本的国家非军事化，将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并预言：“日本假如不把军事化列入预算，她如愿意，不需多少年便能工巧匠自己人的繁荣打下基础，并可成为东方贸易中不可缺的国家。”历史证明，日本的非军事化的确为其经济的腾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日本接下美国大量的武器订单，赚取了大量外汇，经济发展速度可谓一日千里。
当然，在指出日本人性格中的善变一面后，作者也没有肯定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思想不会卷图重来。“如果我们了解日本人对这种行为的变化如何怀恨在心，我们便能很容易想象出日本人为了恢复将日本的名誉托付于军人之受的过去时代，他对同以前的战友结党感到多么满足。”而一直以来，日本右翼团体也确实毫不掩饰的表现出这种趋向。本尼迪克特的预言又一次得到应验。
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论文纲目 基本论点介绍你参考一下
新渡氏的《武士道》称不上是一本学术著作，但作为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目的而言，则是不错的选择。与成书于明治时期的新渡氏的著作不同，《菊与刀》出自西方的人类学家之手，成于二站后期，是地地道道的科研成果。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组合。新渡氏游访欧美，在日本日益受到世界注目和尊重时，于病榻之上完成；而本尼迪克特的书作于日本战败，同盟国为如何处置日本而着恼的没落时刻；新渡氏是人文学者，向世界介绍日本精神，热情洋溢；本尼迪克特是社会科学家，为雇主描述日本社会现实，冷静直白：正好一盛一衰，一内一外，一柔一刚。
挑剔的怀疑主义者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对那种将书中所述的图景等同于日本的倾向保持警惕，但我相信两位作者都是真诚的叙述家，因此只要对他们各自的姿态和立场稍加注意，就不会妨碍我们作出努力，并且避免在通过他们理解日本的相关主题时，犯下令人难以接受的错误或偏差。因此，我将首先分别评论他们在书中未必自觉到的偏见，近而表达我所获得的有关日本武士道精神之结构与表现的认识。
两位作者刚好处在同一股思潮的两端，这股被质疑为只属于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事实上长期支配着整个世界。新渡氏在美国的病榻之上为他的妻子就日本“何以如此”这一主题娓娓道来，后来他发现这些内容对于那些外国朋友可能有意义。当西方话语支配世界时，善于学习的日本人迫切地渴望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获得“名誉”。明治改革使日本从作为他者的东方世界里脱颖而出，这一事实本身使本来就具有东方气质的日本显得更加神秘。在这个时候，由“作为被告的辩护者”的新渡氏来介绍日本，正是正中下怀。使这本书成为世界名著的，除了新渡氏对日本精神的深刻理解，他采取的表述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新渡氏事实上有意地将日本的武士道价值比附于西方文化中的相似形象，以帮助西方人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日本精神。或许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与“骑士道”相对应的“武士道”这个词的创生。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找不到与“孝”这一个德目相与比较的东西，他甚至放弃了对这一个“日本道德之本”的轮子进行说明。
或许这正是新渡氏的杰出之处，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我们却不得不认识到我们正因此不仅仅要警惕其中的日本偏见，还要小心西方化的扭曲。它们都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读者的信念。
如果说《武士道》具有日本人在理性光辉下主动西方化的属性，《菊与刀》则难免使人无法放弃对其中可能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潜意识的怀疑。虽然从人的局限出发，两位作者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我的批评也仅仅立足于对客观真相的奢望之上。《菊与刀》的原材料主要地来自于相关的文献和对日本战俘的调查，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正是最大的缺憾，然而在当时的强约束条件下，这又恰恰让我们由衷地佩服本尼迪克特的洞察力。无论如何，尽管在十九世纪的《武士道》中，新渡氏多次提到中国的孔孟之学和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我们在《菊与刀》中却很少发现对日本社会中的中国元素的注意，我们甚至难以看到有关中国战场上的信息。这一方面可能由研究者所用的材料所限，也可能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有关；另一方面，整个世界话语对东方世界的有意和无意的忽略却是现在不应该被我们所忽略的。
我不是一个激进的文化主义者或本土主义者，虽然我必须承认后现代话语给我造成的深刻影响，但那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一方面相信话语结构中隐藏着权力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却又怀疑那种将表达当成事实的倾向。尽管如此，当面对文本时，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仍然是主要的进路，只是我将始终承认它与真相之间的无法消除的距离，并以这一多少带着悲怆意味的想象作为学者的共同命运。
正如前文所述及的那样，鉴于两本著作之间的互补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理解日本精神的起点。我将联系后者对日本社会的描述来进行说明并将它作为其表现。是这样一种假设使我免于那种以为自己在作循环证明的恐慌，即两位作者正确地（即使不是全面地）理解并反映了日本现实。
在中国的一般经验中，“武士道”是日本精神的象征甚至别称，武士道就是日本精神，日本精神就是武士道。尽管在中国有一种将“儒”学提到一个类似的地位的一贯倾向，但事实上，儒学只能算是中国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除了诸子三教之学外，最晚在易经中得到表达的一种世界观和另一种由五行说构建的宇宙规则不但在中医学理论中自成系统，也与诸子三教之学胶融在一起，并成为诸学的逻辑起点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域外传入的佛学。它们共同构成了现在被笼统地称为“中国文化”的那个观念系统。之所以要在讨论日本精神的时候对中国的情况作出说明，是因为至少就日本称为“武士道”的那个观念系统而言，深刻地打着中华文明的印迹。有研究者认为，在日本（以及韩国等东亚国家）存在一种认为他们接续了自宋明以来的正统汉学传统的观念，并且认为大陆本土的汉学已经被“蛮夷化”。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东亚关系和日本与世界的关系。然而我想说明的是，在日本的那个“武士道”的观念系统之内，存在着类似的多种观念杂糅的情况。如果说中国各种观念之所以能够相对和谐地共存是有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估妄称为在易经和五行学说中得到表达，并多少带着唯物色彩的世界想象，则日本的武士道中又是怎样的观念在起着类似的作用？又或者，是否必然需要一种这样的基础呢？
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精神中具有三种构成，分别为孔孟之学，佛学（主要地是日本式的禅学）和日本本土的神道。我以为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假的。武士道中仁、义、礼和勇等德目清晰地表示着它与孔孟儒学思想的亲缘关系；日本本土供奉的鉴真和尚等也给佛学的影响作了很好的注脚，而武士道中的淡看来世和相信此身成佛的主张也诚实地展现了其与神道的渊源。在本土被斥为“心学横流”但在日本却受到尊重的阳明一支显然被包括在“孔孟之学”里，尽管新渡氏或只是下意识地将阳明学和孔孟之学分别说明，但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尽管渊源极深，但它们之间的差别或许更大一些。至少在岛田虔次甚至沟口雄三那里，作为“近代”或“前近代”思想异流的阳明心学传统多少被作为孔孟甚至宋明那个传统的儒学的一个逆反或背叛来看待。在我看来，这正是“三教合流”的实例，也是日本“武士道”生成类似结构的先例，并可能正是这种传统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型塑了后者。简单而言，阳明一派主张的“心即理”及后来的“我注六经”的主张很容易让人想起禅宗那句“佛法非法，非非法”的著名谒语。如果不避时髦，我们还会发现这与时下流行的文化主义之“表达即真实”的主张“庶几似也”。倘若这种超越时空的对应可以逃避附会的指责，而后者多少深刻地反映了一种主张的合宜性，则这正可以解释前者的那种遭遇。
或许东方人都具有一种在自己所愿意相信、但根本而言却不同质并且多少有点冲突的观念间自由进出和切换的本领。我认为不妨参照那种“何以中国不是这样”的模式，由西方的经验观照出这或与东方世界里宗教角色的不同和东方人的世界想象有莫大的干系。当然，我这里的“东方人”是就狭义上的中华文明圈而言。本文接下来想要说明的是，在日本的“武士道”那个系统里包含了怎样的世界想象。然而，我却希望现在能够提醒这种东方式的实用主义倾向对将要讨论的那个主题本身的构成所可能具有的种种影响。
就新渡氏所展现的武士道而言，其核心是“秩序”。秩序是对可以经由禅宗式的修炼直觉到的世界本质的尊重，践行或者表达。这种秩序的世界是武士道中的孔孟传统，禅学思想和神道主张的共同指归。不仅对于人（至少对于日本人而言）的世界是这样的，对于世界本身——比如国家之间——也是这样的。对这种秩序的实践和尊重是最高的道德和终极的意义，它也是一切行为的合理性的出发点和终结点。
这种秩序在人的世界中的表达其实就是等级。表现在人的观念上，就是忠于上；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则可能是对“低贱”民族的侵略的正当性甚至必要性。这在日本传统社会中是能够等到印证的。在那样的社会里，主君和臣下之间，武士阶层与贱民阶层之间的等级不可逾越，这不但为法律也为习俗所认可和保护。这种等级的的正当性，更为重要的一点可能在于，只要一个武士认为必要，他可以砍下一个贱民的头颅以维护公认的秩序而不必承担责任。事实上，如果他在应该拔刀的时候放人一马，那可能会被那个人认为是一种更大的侮辱。出于同样的逻辑，他在必要的时候可能必须杀掉妻子父母以成全一种被称为情义的东西。他唯有实践这种情义，才能使自己在那种公认的道德中得到认可，而如果他的亲人拒绝受戮，他们就违背了自己作为亲人对武士的“义”并且变得更加应该被杀死。所不同的，在后一种情景之下死去，他将失去名誉。名誉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只有那些忠于义，并且恪守着诸如勇、仁、诚等德目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名誉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承认并且是最高的承认，一个人只有获得了真正的名誉他的生命才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名誉也是一种最有力的激励，至少在物质刺激被斥为庸俗的传统的日本是这样的。等级的自觉和精神被拔高到一种极高的地步在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中有许多体现。日本在二战中的态度在本氏看来，也与当时日本以为自己处在世界民族等级秩序之巅的一种想象有关。她近一步认为，日本人在天皇宣布投降前后的令人费解的行为差异，一方面是出于对国内等级秩序之顶端的天皇的忠义，另一方面，也因为战败的事实使日本人更正了原来的那种民族等级秩序想象。
武士道本身是一种教育体系。在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看来属于社会教育系统的那些机制，在日本人看来，很可能不过是基于武士道的各种实践。一个武士的孩子从小必须学习包括参禅、击剑、柔道以及诸如中国传统中“六艺”纲目里的骑和射的内容。女性孩童在稍长之后会被作为一个武士的好妻子来培养。在日本的观念中，禅，剑，当然也包括茶道以及艺术等，都是帮助人觉悟的途径，而教育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忠于世界的本质是道德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因此将武士道仅仅理解为新渡氏所描述的那种形象可能至少是过于简单化和世俗化。对于获得于世界本质的哲学体验的诉求可能会被归入专门的修炼实践之中，并体现出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武士道的属性。我们不应该将武士道的边界过于僵化而认为它就是由新渡氏所提到的那些德目的一种构成。至少在实践上它们是能够内洽的整体，比如仅就字面的意义上来说，勇是实践义的的一种潜能，仁是将勇合理化的约束，礼是将道德日常化的体现，诚则可以避免礼成为为人垢病的繁文缛节。
使武士道的主张深入人心的，是武士道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的能量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各种观念和习惯中。总体而言，当一种观念成为共识时，它本身就是强大的社会形塑力量。武士道正是如此，关于日本儿童和武士的培养上，两位作者在各自的著作中有体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本尼迪克特所持的那种叙述方式，在客观性的自我假设之下，可能会妨碍我们认识到那些现象本身的武士道血统。而日本忠于由一种世界想象出发的严整的规则，并将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作为这种想象的实践的武士道显然与西方的被称为骑士道的那个蕴含也极为不同。这些正是我们在理解东方背景下的日本时所必须注意的。
《菊与刀》
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却教会读者剥离看似匪夷所思的表象，将主观想法抛却一边，而通过日本文化的外在细节、表面现象，深入其肌理来观照日本的人生观。我们不妨将此看作欣赏日本文化图景的全新方式——不是把文化中菊和刀对立分开，区别对待，而是要站在远处，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看，互补地来看，那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并且显得那么自然而情有可原。
一
应该说，日本文化之所以然，都可以在其岛国地理环境的框架内得到隐约或间接的暗示。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论断，却为我们提供一丝理解其文化渊源的线索。
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岛国，土地的有限、物资的贫乏，使那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为了生存，就要奋斗。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人都无法孑然一身，独立于群体而生存，合作分工比矛盾冲突更有可能生存下去。
是故，日本民族的集体凝聚力由此产生。这似乎是一个人口与地理位置均不占优的民族所能摆出的一种反抗与自持的姿态，其背后或许隐藏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忧患意识。于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也就建构起来了——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即对于控制、命令与服从的信仰。在恶劣的外界环境中，这种等级制带来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秩序与安全：“日本人将这个严密等级体系视作安全和稳定。只要人们位于已知的界限范围内，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义务，那么他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 p.111 下同）这个民族就仿佛努力试图抓住手中的流沙般不确定的命数，将其固定、沉淀下来，让不可捉摸的世界（尤其是充满不可捉摸的灾难的世界）变得尽在掌控之中。这是日本民族的意志与强力。
于是，日本式“各安其位”的社会等级观念，便是我眼中日本文化的“内核”。
应该说，等级观念本身即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本，等级制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对客观外部环境适应的结果。所以，等级制的存在便有了合理性，甚至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等级即代表伦理，等级等价于正义。等级制不再仅仅是统治阶层的专制工具，它还许诺了秩序与安全，带来一套“正义”逻辑，并获得了合法性说明。而日本文化的其他枝节就催生依附于这种“各安其位”的理念，并渗透于日常礼节、辈分、年龄、性别等具体生活层面。
故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社会高于自我。“集体力量是强大的”犹如一个信念，在集体社会的万丈光芒下，自我被照射得渺小、苍白而微不足道，自我精神空间亦被压缩。在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的集体中，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机器上的小部件，做着分内的工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集体意识”、“服从意识”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被社会所接纳，才会被自己的所属群体所认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界认可来实现的，他们借社会这面“镜子”看见自己。正因如此，日本人操持着过于严苛的自我监督，且尤其重视别人（尤其是强者、上级）对自己的评价。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本“耻文化”的思路了。“耻文化”有一个前提，即对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被其同化，而羞耻感就产生于对社会体制“越轨”的那个瞬间。如果所做之事不合规矩，就会被视为是“丢面子”。可见，它亦打着社会等级制的底色，“一个人培养自重是因为有社会的存在”（p.349），这种外部约束具有权威性、绝对性。
此外，日本人对集体如此看重，以至于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履行社会义务而存在的。而对于“情义”的看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一条锁链——他们自小便这条锁链套住，它划定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界限，并在意识萌动之初便加以灌输。就像“裹小脚”一般，长大后即使放了脚也无法复原成天然的大脚；日本人默认了这层枷锁的合理性，认为生来就应戴着这副镣铐，心安理得地被约束、被牵制。这是社会对个体的规训，日本人的集体价值观，犹如在新生儿的身上打下烙印，伴随着他的下半生而不曾消褪。
“情义”便是等级制所滋润的伦理观，它弥散在日本民族沉重的人际关系中，如他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理所应当。而“情义”在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细节中，为日本人的人生观罩上了限制性的藩篱，在一些“情义”与“正义”的冲突较量中（如在战争中，屠杀行径被认为是对天皇的效忠），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在“道德困境”里作着困兽之斗。
我们甚至可以透过等级制度这面棱镜，来分析日本看似“精神分裂”的民族性格。《菊与刀》中就有这样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描述——
“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p.5）
乍一看，日本人的性格确实自相矛盾，但不同的态度取决于不同的情境——而日本人所面对的是强者还是弱者，才是决定其态度的关键。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却在日本式等级观念的投射下，显得情有可原，有根有据，再正常不过了。
二
虽然日本人选择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有其合理性，但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实在太重了，就好似一片薄薄的面包上涂抹着一层厚厚的奶酪。这就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在恰当的时机给过紧的社会机制松松绑。
在《菊与刀》中，作者罗列了日本人好酒、洗热水澡、性关系等日常生活片段，借以说明日本人乐于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对欲望不做过多的节制，“把肉体享乐当做一种艺术来加以培养”（p.28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是自我放纵的哲学，本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满足感官欲望的前提是要承担更重大的义务。这类“润滑剂”增加了严密体制的灵活性，而同时，肉体享乐与履行义务之间又是互不妨碍、彼此独立的“两个世界”，恰似天平的两端，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而除了艺术化的肉体享乐之外，日本文化中更重要、更具精神性的解脱之法无疑是自我修练，该书作者则将其比作“磨掉自己‘身上的锈’”。也许，正是贫乏的物质条件，使这个民族的生存智慧转向了精神领域，这种修炼具有强调精神的反物质主义倾向。
可以想见，日本民族强大的自我克制能力一定需要对意志的修练。对于日本人来说，履行社会义务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也“感受不到自我怜悯和自我正义”（p.367）；相反，他们对“诚”十分看重，认为如果一个人怀着诚心主动去履行对社会的“情义”，便被视为一个道德高尚、极有修养的人。这是完全认同社会体系、被其完全同化的结果，当人与社会的步调一致，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心境归于平和。此时，自我修炼的初衷也就达成了。
我们可以设想，在人未受自我修炼之初，其内心想法与外界定位存在着某种“错位”，人的精神在进退两难的矛盾中游移着，因被撕扯而痛苦。于是，他们以禅宗为寄托，主张灭欲及消除自我，而其关键在于“专心”，也就是“心守一点”。人在专注于一点时，身心全然沉湎其中，也就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自我”就此泯灭，物我两忘，而臻于“无我”境界——这便是修道之人所渴求的境遇，“人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p373）。这更像是对外界强制力发自内在的巨大反弹，修道之人希望通过禅宗做到“心如止水”、“波澜不兴”，全然不受外界干扰，“像死人一样活着”；他们起码可以暂时卸下自我监视的千斤重担，不复受到“羞耻心”的胁迫，回归内心的宁寂。
然而，我们亦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修身之法也黏附在严密的社会等级网之中。它默认了外在的社会强制力，而转向自我的重新塑造，不管是全身投入的诚意，还是“活死人”的心境，都是为了寻求在一个体制框架内“更好地生活”、“使心境归于平和，不再痛苦”，力图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非冲破、撕裂等级制这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于是，它本身也成为了体系中的一部分。
三
传统日本文化的等级观念在给日本带来稳定与秩序的同时，也具有潜在的、致命的危险。其中就包括与等级观伴随而来的强者逻辑，以及对个体的过度压抑与伦理观的弱化。
日本人太注意社会对其个体所投来的目光。个人依赖于社会，同时被其繁杂交错的网缚住了，逃离不得。更可悲的是，日本人既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又离不开整套社会机器，被既定、成熟、僵化的社会体制所包围、吞噬。这里有一个“养鸟”的例子：“喜欢养鸟的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笼中的鸟儿即便放出去，也往往会飞回笼子。”（萨苏评注 p.352）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遵守规则带来安全感，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个体就是一个无用的螺丝钉，丧失了自我定位能力，可轻易地被命运之轮碾碎。
然而，当自我被过度压抑，其自身反思能力就相应减弱，而有赖于外界价值观的约束。在日本人看来，“耻是道德的根本”（p.351），“非正义”来自于耻辱而非罪恶，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这种判别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解决这些恶的问题。”（p.299），也许日本人认为，社会会代替他们思考，帮助他们解决“恶的问题”，而不需要渺小个体做出无谓而艰难的道德抉择——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社会体制本身也可以制造罪恶。
而日本等级观念所造成的罪恶，在其对外战争中以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世界的“强者”们信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又怎会错过这一学习机会？日本人为其侵略活动所寻找的理由，不是“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而是“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p.275），也就是说，他们渴望在整个世界的“等级金字塔”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以“成王败寇”的逻辑力争上游，成为强者。“大东亚”共荣圈便是日本人精心策划、为自己“度身订制”的等级框架，在这一体系中，日本人自然作为最顶端的上等民族居高临下，而被其侵略的民族成了金字塔底层的“小弟弟”们，他们可以被任意践踏，因为他们是弱者。这符合日本的等级正义观。同时，日军士兵在战争中残忍杀害战俘与平民，不仅能在藐视弱者的等级观念中找到依据，而且在“绝对服从”的权威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士兵早已完全丧失了个人自我意识的反省与觉醒。有学者曾言：“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合”（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最终，日本沿着战争的轨道发疯似地前行后，驶进了自我毁灭的死胡同。结果与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与开始“赢得世界尊重”的愿望适得其反，日本连同被侵略的民族一样，受战火蹂躏后，终落得两败俱伤。
而今天值得我们反思的，不单单是战争罪行与法西斯军国主义，还要重新审视渗透于日本文化肌理的等级观念。《菊与刀》的最后一章名为“投降后的日本人”，作者曾粗略地构想出日本可能的未来发展图景。在她的诠释下，“菊”与“刀”被注入了新的观念与生命力——“菊花不经线圈支撑和人工修剪照样可以保持秀美的姿态”，它象征着“一套比较自由、宽松的伦理体系”；“刀”的形象则暗示了“对自己‘身上的锈’负责，擦干净它……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它成为了“理想和自我负责者的比喻”（p.457~459）。
作者看出了文化的两面性，并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力图找到新的“平衡点”，而非将所有日本价值观与等级制度捆绑在一道，沉入历史的深渊。从这里，我们亦可感受到，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作者发自内心地相信“普世价值”的力量：她力图搭起一块平等的基石，以取代原先以不平等为代价的社会运转机制。
四
《菊与刀》的评注者萨苏，曾将此书比作新版美、日、中“三国演义”。中国人与日本人，在部分文化层面具有默契与共性，比如在“社会”与“自我”的关系、“好面子”等问题上，中国人与日本人往往能心领神会；而作为一个美国人，《菊与刀》的作者面对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往往要大费周章地分析研究，才能捕捉到一些头绪。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劣势反而会转化为优势，这位美国作者可以敏锐地捕捉到东方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或细节，同时站在新鲜、客观的角度，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解读，产生一种陌生化效应。于是，比较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
而《菊与刀》带给我的启示还远非如此。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是一位人类学家，她开出了审视异质文化的两个条件，“硬心肠”（tough-mindedness）与“宽容心”（generosity）：前者表示要尽可能地抛弃偏见，去贴近异质文化，客观承认文化之间的不同，并且尊重差异的存在；而后者则要求包容这些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就能够产生一个动态的世界”（p.25）。这个声音，回荡于二战后满目疮痍、遍地疾苦之声的世界，自有一种感化人心的撼人力量；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掷地有声。她展示给我们一种可能的姿态——即对待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或看法，可以不理解，可以不认同，但首先要尊重其存在的价值。
正如书中所言：“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异乎寻常地宽容……对于其他生活方式的理解，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使自身获得愉快和丰富的经验。”（p.27）
这亦是本尼迪克特女士写作此书时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