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写作的时候围绕国家、社会、责任这三个关键词语，举例说明。
责任意识鉴证一个人的品格。尽职尽责习惯的养成源自军旅，干就要干到最好，做就要做到满意。17年军旅结束，责任意识已经深入骨血。到了地方，打工的生活，因为尽职尽责，以及不及余力的工作，也很快做出了成绩，赢得了肯定。责任是什么？一种职责和任务。打工就是把责任量化成货币的过程。你的付出配得到多少收入，是你的责任付出得到的。当然完成赋予的责任工作还必须有能力。
俗话讲，从来没有白付出的辛苦和努力。17年的努力付出，至少让笔者有了一定的能力，如此打工起来，不负自己不负责任，辛苦中有一份淡定的自信，努力中有一股自豪的骄傲。加之还能用有闲的脑袋，思考社会人生，也算一个进步的思想节奏。
人生是量的积累，更是能力不断进步的过程。如果加上一个良好的责任感，百事可成。曾经看到过一句话：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如果被动的应对生活，不主动就等于丧失了进去之心，不拒绝等于逆来顺受，不负责等于放弃活着的责任，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把生活过成这样，那么与行尸走肉又有何异？
责任当然有很多。婚姻责任、子女责任、父母责任……这些责任是生活的必须。岗位责任、工作责任……这些责任是工作的必须。工作、生活之后的另一种责任，就是社会责任。当然、工作、生活责任也是一部分的社会责任。然而，在这些责任之外，还有更加广泛的责任就是个体之于社会的责任，一种人类文明最高形式的责任。
维斯赫尔斯基的控制论的中心内容是：“社会成员每个个体对社会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违法行为随着个体社会责任的削弱更趋向发生。”笔者以为，如果缺失社会责任，不光是违法行为多发，更多的是违法行为多发后的社会秩序整体的沉沦，及社会整体道德的无底限堕落，最后导致人人逐利无所不用其极，产生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才是最可怕。
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日本鬼子侵华的时候，一个中队的兵力可以控制一个县，而一个县的人口是千倍万倍于鬼子的兵力。这是集体虚无及集体放弃责任造成的。当人们在非常时期，丧失了责任意识后，根本不会意识到，集体的力量可以挽救个体的命运，而个体的命运不在自己，而在所有人必须付出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另一个故事，波士顿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有这么一段话: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贸易工会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主义者；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徒；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替我说话了。"
一个社会，如果集体社会责任虚无化，那么也就只能个体责任自私化，如此之下，最后也就成了个体无责任，社会无道德。有人攻击鲁迅的借口是，鲁迅的文字针对人性的太多。其实，这个悖论是这样的，如果集体无人性，那么集体是无法来改良社会的。毕竟不能假设社会自己就会变好。所以，改造社会，必须从人性开始，集体负责任，那么社会才会成为一个处处有责任的社会，反之，就是虚无化的空想。
社会责任感来自于每个人对家庭及社会的义务。也是每个人在心里和感觉上对其他人的伦理关怀和义务。如此，关怀他人的苦难，认同他人的付出，珍惜他人的劳动，回馈社会的恩惠，就是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人们常说要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的最大属性是什么？公民是享有从事管理社会和国家等公共事务的权利的人，这是公民定义。这里强调的就是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社会责任不能虚无化，更不能成为唱堂会。在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一个部门内，人们能够看清权利、义务、责任。而且放任这种土围子利益危害社会，这不叫社会责任，这叫私利集团。而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如果产生了私利集团，那么一定是社会责任集体缺乏病的后遗症。有病不治，祸害人人，社会责任不彰，则社会处处陷阱，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
写作思路：首先写出自己的论点，然后根据自己的论点进行分析以及论证，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正文：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是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道出的警世之言。如今，小小少年步入青年，正值大好年华，何不展现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扬我中华之威风！
1919年，一个颇为遥远的年份；5月4日，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日子。当1919年碰上5月4日，尘封许久的历史柴扉便被缓缓推开。犹记得那一天，北京多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子齐聚天安门，声嘶力竭地喊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那一刻，谁敢轻飘飘地道出一句“百无一用是书生”？
那一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言振聋发聩！其后，李大钊愈加卖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大笔一挥，写下《风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又写下《记念刘和珍君》，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中国之青年不忘初心，一直肩负使命，让青春在广阔的天地间绽放。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84年，“下海”成了妇孺皆知的热门词。这一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下海经商”浪潮。无数青年不再盯着“铁饭碗”，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创业者，一头扎入“商海”，一批批民营企业便由此建立起来。这些人中包括如今已赫赫有名的企业家王石。初来深圳，王石手足无措，干脆做起了玉米生意，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
随后，他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即万科的前身。几年之后，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并正式涉足地产业。1991年，万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成为内地首批公开上市企业。2000年，中国华润总公司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万科成为专一地产公司，中国地产第一品牌……“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青年若想成大事，既要把握时机，也要矢志不渝，艰苦奋斗啊！
2019年，中国女排决战世界杯，不负众望地连续获得了十一连冠，为我国取得非常好的战绩。其中就不得不提女排的队长朱婷了。她从大奖赛的一鸣惊人，到亚锦赛的大红大紫，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女排队伍中最炙手可热的焦点。但她始终不卑不亢，只一头扎入训练中。是她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代青年人的风采，也是她让我们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希望。
在今年，随着疫情猛烈爆发，有不少医生、护士和志愿者逆向而行，奔赴武汉，在前线与死神进行殊死搏斗，从死神的手里抢出了一个个病患。是啊，“健康所系，生命所托”，他们从成为医护人员的那一刻起便常记于心。可是，他们中有许多还是青年，有的甚至初出茅庐，却一往无前，在这个春日里绽放了属于自己的光彩。是他们让全国人民坚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青年强则国强，新时代的青年们，让我们像每天冉冉升起的蓬勃朝阳一样，强劲而又光芒四射，扛起为国负重前行的重任吧！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有社会责任感.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套用某人的话就应该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
这句话强调的是每一个个体,都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当你坐在电脑前读这篇文章时,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有社会责任感?
请想一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好,社会的建设我们都不用管了,统统交给“匹夫”们吧.可是,“匹夫”们又会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的”匹夫“多得是,这责任为什么非要叫给我来完成呢?于是会有这样的情景：我们的城市臭气熏天,因为我们每一个环卫工人认为别的环卫工人会替他完成他的工作；我们的乡村杂草丛生,因为我们每一个农民认为别的农民会替他们种地；同样,我们的社会将会无人建设和管理,因为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认为同龄人会承担管理国家的责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所以,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的成长也是由自然人变为社会人的一个过程.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任何人脱离了社会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更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业.社会是一个整体,人么在社会中必定有不同的角色,也必定有不同的责任.我们对社会负责,社会也将为我们负责.
那么,我们该怎样承担社会责任呢?
第一,作为公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要胸怀天下,承担起关爱社会的责任,共同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
第二,维护国家的尊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当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时,我们应挺身而出,坚决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显示出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
第三,主动为国家分忧,勇担重任,与国家共度难关.
第四,我们青少年肩负着铸造民族辉煌的重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通过我们的奋斗变为现实.
读者们,让我们振奋起来,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和社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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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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