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森林公安的历史发展 摘要]从林业发展史上看，森林警察的职能在古代是由山虞、林衡来执掌的。现代意义上的森林警察，可 以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称为“山林警察”。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极为重视，根据林 业行政管理体制特点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实际需要设置了林区森林公安机构，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跨入21世纪 以来，森林公安得到较大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森林公安和林 业检法队伍的关心和爱护。 [关键词]森林公安发展历史 一、中国古代森林警察的职能机构 森林是人类的摇篮，人类就是从大森林中繁衍进化而 来的。至今，森林仍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从林业发展史上看，森林警察的职能在古代是由山虞、 林衡来执掌的。中华民国《警察行政》一书，干脆就以此断 言，林衡、山虞为森林警察，这个结论虽值得商榷，但认为 其为林务官员是毫无疑问的。森林警察职能由其执掌也是顺 理成章的事。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古代人类社会分工并不明 确，各种职能集一身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在中国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也长期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军事和行政合 一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又长期实行军警不分、政警不分 的制度。因此，就其警察职能和具有这种职能的机构来说， 可以追溯到阶级形成和国家产生的最初时期，尽管它有别于 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二、民国时期“森林警察”之雏形 现代意义上的森林警察，可以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 当时称为“山林警察”。事实上，更早一点，在民国建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把植树造林、恢复森林作为立国 之本，拟定“森林与建国”六项任务：（1）森林与民生；（2） 建造森林；（3）开发森林；（4）森林行政；（5）山林测量； （6）森林与建设。提出：“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 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实业部，下设农务司管林业行政，后分设农林部，下设山林 司主管。 1912年首颁《林政纲要》11条，其中规定无主山林定 为国有经营，限制滥伐私伐，设山林警察，奖励民地造林， 有山林的省份设林务官及林政机关，提倡经营造林保林等政 务。 1914年11月和1930年先后由农商部与国民政府颁布 《森林法》，分别为6章32条和7章77条，相继制定《森 林法施行细则》。同时制定颁布《狩猎法》与《狩猎法施行 细则》。为保护森林资源，维护林区治安秩序提供法律依据。 1915年7月7日，孝丰县知事因创办山林警察所、制 定周密的警章条文、保护山林工作成效显著受到浙江巡按使 公署的表彰。1919年，省警察厅下令改山林警察所为森林 警察队，属县警察局管辖，编制42人，配有武器，设巡官 1人（后改名队长），由邑绅推荐。森林警察轮流驻在竹林 大年地区，巡山护林。安吉县也设森林警察，分驻在云野公 司及桃南、桃北、三港林业合作社，巡山护林。同时，山主 还雇看山人员，分片管山。一旦发生挖笋、砍竹、伐木事件， 看山人员即报告森林警察处理。 1916年（民国五年）由江苏省教育团体出资经营的江 苏教育团公有林（后改称为江苏省教育林）。该团体经巡按 使将组织情形呈报大总统比准，并报内务、财政、教育、农 商各部备案。该团体在《组织大纲》中提出“关于公有林之 保护，得酌设森林警察”。 1924年（民国十三年）8月22日，内务部警政司答复 “湖北省警务处函询山林警察是否订有专章”一文记载“因 查森林警察条例早经本部与农商部从事会商，目下尚未定 完。在此项条例未经公布以前，自可比照矿业警察之例，仍 属警务处主管，会同实业厅办理其关于选募巡警之资格及服 务身份应一律同函复湖北省警务处查照”。湖北省是中国近 代最早建立警察的省份，其询问“各省外县拟请等设之森林 警察其统系应属于何处，关于选募巡警之资格，暨服务身份 与普遍行政警察一律统希详复等”，说明当时各地方自行建 立森林警察已经比较普遍了。 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内政部鉴于森林警察职能非普 通警察所能代替，有必要专设森林警察。于是，1929年（民 国十八年）9月2日至7日，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召开林政 会议，通过林政司拟请中央设立森林警察训练所案——由农 矿部主持办理的决议案。1929年11月在会同农矿部筹设渔 业警察的同时，商请农矿部共同制定森林警察各项规章，但 被农矿部以当时森林法尚未经立法院审议公布，拟订森林警 察规程无所依据为由予以搁置。 1930年7月7日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根据实际需要先 行组建设置了自办的森林警察。中华民国的警察讲义一类书 也是认定森林警察建于7月7日。森林警察成立后单独列编， 并专设训练员1人。后来因为经费困难，改由该局技术课员 与各林场管理员兼管。该森林警察经费由林区管理局经常费 项下开支，有长警70名、步枪25支，分驻于下属各林场， 由林区管理局技术课课员及各林场管理员兼管，担任森林保 护任务。农矿部改为实业部后，森林警察事务转为实业部林 垦署掌管。 1943年2月15日，当时的南京政府行政院公布施行了 《森林警察规程》，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森林警察机构 设置办法、人员及装备。当时的森林警察的职责有以下几种 [1]： （一）维护林区的日常管理 主要是验狩猎、采伐、割草、引火等证书及其他护林 事务。 （二）维护林区治安秩序 保护林业工作人员，预防和侦缉森林犯罪，处理扰乱 林区、林场秩序或妨害森林作业的事件。 （三）保护森林资源 防止人畜残害或盗伐森林，预防和处理森林的各种气 象灾害，防治森林病虫害，预防及扑灭森林火患。 森林警察对在林区、林场内发生的普通违警案件，除 地方警察机关委托或命令之外，应移送当地警察机关或乡镇 后处理。遇紧急情况时可在辖区外逮捕森林罪犯，但应立即 移送当地司法机关或治安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必要时也可报 请附近地方警察或民团、军队等协助维持治安秩序。 根据当时的《森林警察规程》，森林警察的设置完全实 行自愿原则，由呈请人自愿提出申请，写明森林所有权人名 称，森林所在地面积及林区界限，业务概况及工人人数，所 需森林警察或驻卫警察名额及枪支弹药情况。根据森林所有 权不同，当时森林警察的配置及任免程序也不同。 国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由该森林主管机关或受 委托的管理机关分呈内政部和农林部核准设置，两部核准11 后，致函该国有林所在地省政府并转告有关县政府。 公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则由该森林主管机关呈 请省政府核准，省政府核准后报内政、农林两部并通知公有 林所在地县政府。私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应由该森林所 有人向森林所在地警察机关或县政府申请派遣驻守警察，警 察机关或县政府批准并派遣后，报省警察主管机关和省林业 主管机关会呈内政、农林两部备案。森林警察受林业主管部 门的监督的指挥，其所需经费由各森林主管机关或私有林所 有者支出。国有林的森林警察官由农林部会同内政部任免， 公有林及私有林的森林警察官由省政府任免并分报内政、农 林两部备案。 三、新中国成立后森林公安机关的设置 建国后，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极为重视，根据 林业行政管理体制特点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实际需要设置了 林区森林公安机构，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新中国森林公 安机关的建立和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2]： （一）第一个阶段是初创阶段（1947-1966） 1951年1月12日，为加强保护国家森林及林业生产设 备，严防敌特破坏与火灾发生，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签署 了《关于建立森林公安机关的决定》（东政公字第2号），在 森林工业总局所属的各森林工业管理局（即松江、伊春、牡 丹江、吉林、辽东、黑龙江6个管理局）下设森林公安处。 其在业务上受所在各该省省公安厅领导，在行政及日常工作 上受各该森林工业管理局领导。其业务范围为：（1）组织与 教育员工进行护林防火、防奸、防匪等工作。（2）调查与检 举敌特及反革命破坏分子。（3）研究与指导护林与防火等工 作。（4）协助行政上指导与教育森林警卫队。决定还对森林 公安处的内部机构及下属机构设置、职能、人员、编制、待 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这是1949年后，全国第一部由地 方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森林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件。1953年6 月，经政务院批准，在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林区的国营林 业局设立了林业公安局。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清匪反霸，肃反 肃特，保障林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5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我国有限的 森林资源遭到一次极大破坏。60年代初期，国家调整政策， 采取了许多保护森林资源的措施，使林业公安机关获得了长 足的发展。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上明确了东北国有林区的林业 公安机关的职责、权限，从多项投入上加强林业公安队伍建 设。60年代初，南方林区也相继建立了林业公安派出所。 其中，浙江、江西、广西、湖北等7省、自治区共有林业公 安民警500多人，设立派出所129个。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 资源及安全保卫工作得到加强。这样，在全国南北方的重点 林区中，都有了一定规模的林业公安队伍，保护森林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已成为林业公安机关的重要使命，由于地处深山 老林，“一人一马一杆枪，防奸反特打豺狼”，是当时森林 公安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业公安工作随着全国公、检、法 机构被冲击处于瘫痪状态，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陷入困境。 （三）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森林公安恢复和 发展阶段（1976—1998年） 直至1976年结束了十年动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胜利召开，经过拨乱反正，林业公安工作得到了恢复 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林业发展的新形势和强 化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新要求，政府在林业建设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依法治林开始提上历史日程。 1979年1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乱砍乱 伐的通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林区派出所，保护森林，维 护林区治安。1979年2月2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试行）第9条第2款规定：“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在重点林区设立公安局、派出所，配备 森林警察，加强治安，保护森林。”这是建国以来由国家最 高权力机关颁布的关于森林资源保护的第一部法律。 1980年12月林业部、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发出《关于在重点林区建立与健全林业公安、检察、 法院组织机构的通知》，要求在重点林区组织建立与健全林 业公安机构，在国有林业局、检材水运局设立林业公安局； 在森林资源比较多的省、地（市）、县设立林业公安处或林 业公安科、股；在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场建立林业公安局或派 出所。 198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保护森 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1981］25号）文件中 明确指出，林区要抓紧建立与健全林业公安机构。1982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 急通知》明确指出，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分子情节严 重的和对包庇、支持、怂恿破坏森林资源的领导干部构成犯 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到1983年6月底，全国林业公安队伍已覆盖25个省、 自治区。其中14个省区建立了林业公安局（处），大面积国 有林区建立了149个林业公安局，163个地、县建立了林业 公安科（股），林业派出所1 730个，民警17 000余人。 1984年9月公布的《森林法》，确定了保护森林、发展 林业的法律地位，对盗伐、滥伐和其他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 行为适用法律条款作了详细规定。1984年国务院批准林业 部、公安部《关于解决林业公安体制问题的请示》（林发政 〔106〕号），同年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林业公安体制问题 的通知》（劳人编1984〔70〕号），同意林业部设立林业公 安局，列入公安部序列，实行双重领导，该局所需编制，在 林业部机关行政编制内调剂解决。同意地方林业公安机构列 入国家公安系列，武装森林警察列入人民武装警察序列，实 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体制。林业干警工资标准、着装、 武器装备等，分别执行国家公安干警和人民武装警察的统一 规定。人员编制、经费开支仍由林业部门承担，县以上林业 公安编制在各级林业部门编制中解决，国营林业企业、事业 单位的林业公安机构和林区派出所的编制分别列入企业、事 业编制。1984年8月公安部发出《关于将林业公安局编入 公安部序列的通知》〔（84）公（政治）字48号〕，将林业公 安局编入公安部序列，为十六局，11月林业部公安局正式 建立。 1985年10月公安部和林业部在昆明联合召开了有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林业（农林）厅（局） 长参加的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1986年1月两部又联合 发出《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纪要》（林安字〔1986〕1号）， 《纪要》具体规定了（1）林业公安的任务；（2）林业公安 机关的性质、职责权限和管辖范围；（3）林业公安机关的管 理体制；（4）林业公安机关的经费和装备；（5）加强林业公 安队伍的建设5个方面的内容，明确了保护森林资源是林业 公安工作的首要任务，再次明确林业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的 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派驻林区保卫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 区社会治安的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原则上行使同级地 方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限。由此可以看出，森林公安工作包 括森林公安队伍管理、机构建设、维护国有林区的社会治安 秩序、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预防 和扑救森林火灾等内容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执法力 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国家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 各级林业公安机关迅速传达贯彻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保 护森林资源上来，极大地推动了森林公安事业的发展。 为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1986年1月10日，林业部、 公安部联合发出《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 林业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派驻林区 保卫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的武装性质的治安行 政力量，原则与行使同级地方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限。 1987年6月30日，针对长期存在的林木超量采伐仍难 以控制，森林资源持续下降。乱砍滥伐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一些国营林场和自然保护区的林木，也遭到盗伐哄抢。造成 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林业改革中某些具体政策失调 和存在漏洞，林政和资源管理不严，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为了坚决煞住这股歪风，进一步从政策和制度上堵塞漏洞， 严格加强森林资源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 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 由于哄抢林木事件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也促使国家对森林 公安队伍建设的不断重视。 1992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衔条例》和《国务院批转公安 部〈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发［1992］ 49号）规定，“评定授予警衔的人员，必须是属于人民警察 建制的在编在职的人民警察”“各级公安部门（包括公安部 门设立在铁道、交通、民航、林业部门的公安机构）”，林业 公安才真正在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使林业公安真正成为国 家公安的组织部分。 森林公安干警按规定评定了警衔。森林公安警察干部 管理，按人民警察法规定和公安部的要求进行。各级森林公 安机关的领导干部，由所在单位林业部门推荐，征求同级公 安部门意见后，报经上级森林公安机关同意，按干部管理权 限，由干部管理部门办理任免手续。森林公安民警的调入， 原则上要从公安警察院校毕业学生中分配调入，若从其他部 门调入，必须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经过严格的考试和考 核；地（市）以下，必须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公安 处（局）审核同意后，再由所在地的人事部门办理调入手续。 1992年7月1日起，我国人民警察实行警衔制。凡森 林公安人民警察，警司、警员警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森林公安处（局）审核，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审批， 公安局长任命；警督警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公 安处（局）申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审核，报公安部审 批，公安部部长任命；三级警监，由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申报，公安部审核，警衔领导小组审批，公安部部长任命； 二级警监以上警衔，由公安部申报，警衔领导小组审核，由 国务院总理任命。 （四）第四阶段，1999年至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化 建设阶段 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 中的第十条规定：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依照国家有 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社会治安 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在国 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代行本法第三十九条、第 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这 一规定，既明确了森林公安机关的法律地位，又明确了森林 公安机关的职责，也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以保护森林 和野生动物资源为己任的原“林业公安”的称呼，即“森林 公安”。因此，随后的“林业公安机关”将按照法律的规定， 统一改称为:“森林公安机关”，森林公安机关迎来了进一步 完善和规范化建设阶段。 截至到2004年底，全国除上海市外，30个省（区、市） 共建立森林公安机构6 769个，局级机构1个（国家林业局森 林公安局即公安部第十六局）；省（区、市）森林公安局（处） 31个（森林公安局28个，森林公安处3个）；地市级机构375个； 县级机构1 590个；派出所4 767个，实有警力56 483人。 2005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2005]42号文形 式正式印发《关于解决森林公安及林业检法编制和经费问题 的通知》。多年来，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机关为保护森林及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做 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多种原因，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机关 编制不统一，经费渠道多样且不稳定，严重影响了队伍稳定 和职能作用的发挥。国办42号文件的下发实施，有效破解了 长期以来制约森林公安及林业检法队伍建设和发展的瓶颈 问题，对稳定队伍、凝聚警心、鼓舞士气、强化职能，对做 好“相持阶段”生态保护工作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编制纳入政法专项编制序列，经费列入 各级财政预算，是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长期为 之努力，广大森林公安民警热切盼望的重大问题。现在国务 院决定抓紧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 建设和保护工作做出的重大部署，是林业生态保护取得的又 一项重大成果，是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高 度重视，对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队伍的关心和爱护。 参考文献： [1]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1月第1版，第660-662页。 [2]蒋先进、罗锋主编，《警察业务全书—保卫工作卷》，群众出版社出 版，1996年7月第1版，第379-385页。 作者简介： 胡建刚，男，1967年4月出生，籍贯江苏宜兴，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 科学校治安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治安学、林区治安管理。 ≈≈≈≈≈≈≈≈≈≈≈≈≈≈≈≈≈≈≈≈≈≈≈≈≈≈≈≈≈≈≈≈≈≈≈≈≈≈≈≈≈≈≈≈≈≈≈≈≈≈≈≈≈≈≈≈≈≈≈≈≈≈≈≈ （上接第9页）江各民族与周边国家俄罗斯、日本、朝鲜、 南韩等国的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省社会科学院承担的国际 课题《中国赫哲族与日本阿伊努的文化比较研究》，就是对 这两个跨国民族的信仰文化、民间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 化、居住文化、丧葬文化、婚俗文化等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 揭示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关系。 三、研究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有了长 足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学者，如赫哲族的尤志贤、 尤金良，鄂伦春族的韩有峰、孟淑珍，锡伯族的吴克尧，蒙 古族的波少布，鄂温克族的那晓波等。这些少数民族学者在 我省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上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国的赫哲族人口很少，只 有4 640人，我省只有3 910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但近几年来关于赫哲族的研究，已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 意。德国的付玛瑞、南荣国，瑞士的米歇尔，意大利的马嘉， 加拿大的纳尔，韩国的李钟周，俄罗斯的那嘉、谢尔盖·华 西里维奇，日本的池上二良、浅川滋男、大贯静夫、涩谷武 等学者，先后来黑龙江进行考察研究，有的多次前来调查采 访。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已超出国界，成为国际性的学 术研究。这些外国学者回国后，发表了专著、论文，翻译了 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文章和民间文学作品，提高了黑 龙江的知名度。面向21世纪，为了把我们黑龙江省少数民 族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特提出如下建议： 1．挖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为龙江经济发展服务。 2．从省社科院、省文联、省文化厅、省民委、省民族 博物馆抽调人员，组成我省少数民族文化抢救小组，在3～ 5年内，对我省赫哲族、鄂伦春族等民族文化进行重点抢救。 3．责成出版部门出版一套《黑龙江民族文化系列丛书》， 包括民族历史、民族风情、民间文学、民族工艺、民族艺术、 民族经济等著作。 4．建立定点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区，吸引中外游客前来 旅游，体验民族风情，品尝风味菜肴，观赏民族歌舞，购买 民族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 5．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有特色的工艺品生产，如桦皮工 艺、鱼皮工艺、鱼骨工艺等，增加民族地区的经济收入，为 发展我省旅游事业作出贡献。 6．在民族聚居地的中、小学，开设民族语言课，讲授 民族文化的基础知识，使少数民族下一代对自己民族的文化 从小就有所有了解。 7．组织省、市电视台拍摄反映我省少数民族50年来发 展变化的纪录片、风情片，向中央电视台推荐，向国外电视 台推荐。 8．在博物馆、报纸、电台、电视台、大街宣传栏、宾 馆接待室等地，用图片、文章、录像、实物等宣传我省少数 民族文化。让广大群众了解我省少数民族文化。 9．拨专项经费支持民族文化研究事业，出版学术研究 著作和普及读物，支持本省学者到日本、俄罗斯等国访问， 召开国际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让研究成果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
青山不老树为本，绿水长流林是源。森林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类离不开森林，森林更需要人类的保护。毁林开荒、乱砍滥伐，使我国本来就不多的森林资源破坏非常严重。火灾、虫灾等也加剧了对森林的破坏。面对森林资源的严重不足，对现有森林资源的保护就日益重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对林业来说，首先是保护好森林资源，第二是科学规划和布局，合理经营和利用好森林资源。加强木材的综合利用和林地的综合利用，延长木材使用寿命。提倡节约消费，加强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下面是我个人对森林资源保护的一点浅见，如下：
1 保护森林资源，要建立和完善林业机构，加强林业法制宣传教育
1.1 健全森林法制、加强林区管理。要管好林业，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林业机构；二是加强林业法制宣传教育；三是严格森林采伐计划、采伐量、采伐方式；四是严格采伐审批手续；五是重视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的防治；六是用征收森林资源补偿金的方法，加强森林保护。这对林区的百姓来说，应该转变过去"靠山吃山"的观念。 “靠山吃山”的陈旧观念根深蒂固，祖祖辈辈习惯上山砍树，不习惯搞综合开发和林木深加工，因此乱砍乱伐根本没有羞辱感，更谈不上法律意识。山上的森林不只是“祖先”只传给你的，还要留给子孙后代的。如果现在把树木砍伐光了，山秃了，水土流失就会日益严重，就会发生洪涝灾害，就会留给我们惨痛的历史甚至生命的代价。
1.2 以法兴林，切实抓好森林资源保护管理。保护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是生态建设的主要目标，也是林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正确认识和统筹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就是发展的观念，坚持建设与保护并重、数量与质量并举，认真贯彻落实《森林法》、《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等林业政策法规，严格执法守法，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坚决制止乱排乱放、滥砍滥伐、毁林开荒和乱占耕地、林地、绿地的现象，切实维护森林资源安全和林区社会稳定，不断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造就一支作风过硬、业务熟练、清正廉洁、严格执法的林业执法队伍，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3 要深入村屯、副业点进行法律法规宣传工作，真正把心思放在干事业上，把精力用在抓落实上，真正从源头上做工作，才能做到人与自然发展。只有通过宣传学习法律法规，转变村民靠山吃山的传统观念，不断增强村民的法律意识，提高村民对森林生态功能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认识的重要性，才能从源头上杜绝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切实做到科学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1.4 是要加大对管护林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才能适应新时期护林工作的管理建设。只有加大对林场护林站点、护林道路、交通工具、护林监测设备等基础设施设备的投入，解决林场长期以来基础设施落后、工作环境差、护林交通工具不足等问题，才能把护林工作真正做到科学发展，科学保护，才能确保森保工程成效。
1.5 要大力发展林区后续产业，才能确保林区又好又快发展。林区后续产业开发进度缓慢，产业规模不大，自营经济等年收入只能维持职工工资及其他日常费用开支。
1.6 是以资源为依托，全力推进林业产业建设。生态建设和产业建设是林业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不重视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林业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不重视林业产业发展，林业就会失去持久的动力。林业产业建设必须在建设和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山地、林地、树种和劳动资源，积极培育和壮大林业产业。
2 制定生态工程计划
在保护森林资源的同时，制定并实施多项林业生态工程计划，大力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实施提升森林资源储备和促进生态修复为主的林业工程项目。大力更新造林，封山育林，尽快恢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天然林生态系统，在不断扩大森林面积的同时，注重森林生态结构的改善和功能的增强。
3 保证生态、经济、环境三者协调发展
对森林资源保护，重点开展对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三者之间关系研究。特别是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注意改善生态状况，力求生态、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相对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是提高民众对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认识，强化人类生存环境意识，一些地方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其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繁衍物种等生态功能大大削弱。
4 有效调和两种对立关系
有效调和“生态与生存”、“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对立关系， 实现“生态增量、林业增效、农村增产、农民增收”这一和谐发展目标，积极引进一批适宜当地发展的林业特色经济产业项目，帮助林区群众培植多元经济、拓宽增收渠道。
5 合理利用天然林区
利用森林资源，一定要合理采伐，伐后及时更新，使木材生长量和采伐量基本平衡。同时要提高木材利用率和综合利用率。 既要加强森林资源的管护和培育，又可对林木进行适度的间伐和择伐，因地制宜开发利用林间资源。
6 加强森防工作，实行领导负责制
加强对森防工作的领导，充实和健全各级森防组织机构，实行各级领导负责制。加强护林员队伍建设，通过培训，制定实施岗位责任制、跟踪考察、奖惩兑现等条例措施，进一步加强护林员队伍建设，调动了职工工作积极性，加大了对林内火源的监控力度。认真落实森林防火目标责任制，强化森林防火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结合新修订的《森林防火条例》，严格野外火源管理，完善扑火预案，备足扑火物质，专业扑火队伍24小时待命，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做到有火情及早发现、早出动、早扑灭。
7 继续抓好造林绿化工作
抓住有利时机，把造林绿化工作落实好、完成好。加快造林绿化进度，继续抓好抗旱浇水工作，绿化工程所栽植苗木，要确保栽后3天内浇足定根水。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加快绿化进度，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绿化任务；抓好义务植树工作，通过全民义务植树的重要性、全民性、法定性和义务性进行宣传，使广大群众对全民义务植树对人类生存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组织营造“青年林”“妇女林”来提高义务植树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群众对植树造林工作的认识。继续抓营造林后续管理，巩固造林成果；按照“造一片，成一片”的要求，切实加强营造林后续质量管理，巩固造林成果。加大对造林地的管护，实行责任制，使管护工作落实到位；加强造林地补植，对存活率低的地块组织补植；狠抓幼林抚育做好灌溉、除草、松土和病虫鼠害防治工作，促进幼林生长。“三分造、七分管”说的就是要重视经营，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发挥林业生产力，最终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但由于生境的异质性,使造林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开展造林区划、林业区划和主要造林树种的生态气候区划,这些成果无疑将对分区指导起到重大作用。建立乔灌草立体配置、系统稳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生态系统。
自觉提高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生态价值观、生态道德观、生态消费观，自觉争当保护森林资源的卫士，积极踊跃举报各种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行为。让我们携起手来，呵护森林、呵护绿色、呵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共创山更清、水更秀、天更蓝、地更绿的美好家园，为共建和谐新林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论文-浅谈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调整，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物质保证。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可持续发展论文-浅谈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希望能帮到你哦，更多内容请浏览(www.oh100.com/bylw)。
摘要：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发展和对资源与环境的再发展能力的保护。那么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证资源与环境的发展力，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科技来发展经济，改变传统的以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林业发展上，实施科技兴林，不断提高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对策 林业
1、依靠科技发展林业。我认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的策略是科技的发展，因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发展和对资源与环境的再发展能力的保护。那么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证资源与环境的发展力，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科技来发展经济，改变传统的以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林业发展上，实施科技兴林，不断提高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建立林业科技创新体制，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核心、以效益为目的的林业科技创新体系，以促进林业生产力提高;有人提出了“数字林业”的概念，即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推动林业经营和管理的精确化、科学化，加快实现林业的现代化。
3、深化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坚持科研成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指导林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科研与生产建设脱节的问题。要鼓励科技人员通过技术承包、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联合开发、创办经济实体等形式，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
4、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一要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开展森林生态系统的监测;二要抓好良种壮苗和树种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提高良种苗培育水平;三要研究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木材加工、制造、利用技术，尽快提升木材工业总体技术水平，增加木材和林产品的经济价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5、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调整，优化林业经济结构，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是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物质保证。在第一产业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和其他原料林、速生丰产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建设;在第二产业方面，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促进以低层次原料加工向高层次综合精深加工转变的步伐;在第三产业方面，要加大森林旅游业、花卉业的发展。要大力调整生产力布局，淘汰落后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型产业，推动产业重组，解决林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调整林产工业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发展优势产品，努力开拓木材林产品的新用途，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解决林产品结构不合理和产品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调整企业布局和资产结构，实施大集团、大公司发展战略，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提高企业专业化程度和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6、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实践中的对策
这些年来，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各地在实践中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①林农结合式。应用和推广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成果，采用科学的生产、管理方法，以林为主，林农结合，多种经营，逐步建成具有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林业发展模式。大力推广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兼备的生态经济兼作。如实行林草间作、林药间作、乔灌混交等种植模式，最终使退耕还林成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收入的良机，同时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的综合效果。
②造林规模化。从提高生态效应、景观效果、经济效益出发，成片造林力度明显加大，。片林建设以发展苗木基地、经济果林、速生丰产林等经济型林地为主。
③造林多样化。采用多样化的以林养林方式，有的以发展苗木养林，有的以发展林木加工养林，有的以发展经济果林养林。农民还采取林苗结合、林禽结合、林菜结合、林果结合等方式，提高林地产出和经济收益。
《森林法》的立法目的就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其宗旨是：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发挥森林储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在这一立法宗旨中，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目的。运用法律体系保护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证。
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
旅游环境是指在旅游活动特定的区域或范围内各种因素的存在状况和综合作用的结果；就范围而言，它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和相关的旅游依托地；就内容而言，则主要包括旅游资源状况以及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自然和社会文化两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人们总把旅游发展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偏重追求其经济效益，而相对忽略了普遍存在的旅游对环境的影响。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质量是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旅游对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不仅会阻碍旅游业本身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带来相关的负效益。本文首先描述了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考察了旅游环境保护的种种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学者关于旅游景点发展演变的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旅游持续发展和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以及旅游环境质量的全面管理和保护设想，以期寻求发展与保护这对矛盾对立面的完美与和谐的统一，使旅游得以持续发展。
一、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
众所周知，旅游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环境；而另一方面，由于旅游环境的脆弱性，旅游发展又给旅游环境带来破坏和影响；因此，对旅游环境不妥善管理和系统保护，势必影响到旅游发展的持续性。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旅游对环境的破坏。
旅游对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可供观赏的山川湖泊、名泉瀑布、名胜古迹、森林资源，动物资源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损害和污染。旅游对环境的破坏问题已得到旅游界的相当重视，在此本文不予赘述。旅游对环境的危害一方面来自游客的破坏，大批游客拥入，致使基础设施紧张，旅游旺季造成的游人在某一景区的高度集中破坏或影响了该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存环境；旅游对环境危害的另一来源则是外来投资商及当地旅游部门的大规模开发活动，这种破坏在第三世界旅游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更甚，消极影响更大。究其原因，旅游开发和发展对环境的损害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首先，旅游部门只顾眼前利益，对旅游资源做过度性、掠夺性的开发；其次，是对景区环境的粗放式管理，对旺季游客过分集中的现象缺乏科学的、合理的疏导或价格调控等管理手段；再次，旅游发展过程中，景点开发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病态膨胀的趋势日益明显。
因此，如何一方面发展旅游，一方面合理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旅游赖以持续发展的环境成为旅游界急需迫切解决的课题。
2．旅游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旅游主管部门与实业部门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均已形成共识，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国自1973年始先后频布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如《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对外开放地区环境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文物保护法》，以及1992年巴西联合国环发大会后发布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等等规定都不同程度地与旅游环境保护有关，初步形成了一套环境行政管制体系。在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实际工作中，旅游行政主管与实业部门、环保行政主管与实业部门精诚合作、联手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不尽令人满意之处。
对旅游环境有效保护的制约因素可作如下几方面的归纳：
①旅游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健全
国家有关部门虽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的旅游业尚没有自己专门的旅游环境保护法，我国政府1985年才将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一项事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旅游业在我国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环境保护虽然在立法上作了许多工作，但在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方面却缺乏健全管理。旅游区大多数基础建设项目，没有按规定程序办理有关环境保护手续，有的虽然办了，但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把关，流于形式。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指出：“对未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计划部门不办理设计任务书的审批手续，土地管理部门不办理征地手续，银行不予贷款；凡环境保护设计方案篇章，未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查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办理施工执照，物质部门不供应材料，设备；凡没有取得‘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证’的建设项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办理营业执照”。然而事实上，这些措施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30、31条规定：“刻划涂污和损坏国家保护文物尚不严重的，由公安部门或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赔偿损失。”其中何谓“尚不严重”，罚款赔偿如何界定，都无具体明确的规定，容易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加之一个时期以来，旅游区没有权威性的环境保护机构，往往一个旅游区分属几个部门主管，形成旅游部门、环保部门多头领导，各自为政，互相扯皮，条块分割的现象，不利于旅游环境保护具体工作的开展。
②重产值、轻环境
虽然中央反复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对基层企业领导者和经营决策部门来说，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一直是个两难选择。在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和发展中，以牺牲长期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短期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③环保经费紧张
各级财政拨给的保环专项经费和业务费用相当有限，加之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许多该收的环保费没有按规定如数加以征收，再加上污染治理欠帐太多，导致许多环保治理项目没有资金保证，环保工作无法实施，形成恶性循环。许多旅游区的环保部门除了有一两台陈旧简陋的监测设施外，多数无钱添置其他基础性设施和配套设施。对于旅游区内排污情况难以进行常规分析，环境规划、环境趋势预测往往也因没有监测依据而无法进行。
④旅游开发、发展过程中生态意识不强
我国许多风景优美的旅游区座落在偏僻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仍处在半封闭、半开放的发展状态中，过着原始的伐薪取暖、辟地种田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其居住地被开发成旅游点时，居民们或破坏生态或猎杀动物以供纪念品交易，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旅游经济收入。居民低弱的生态意识也反过来影响了旅游者的生态意识，旅游区内随地乱扔纸屑、果皮、对文物乱涂写等不文明行为很是普遍。
⑤旅游区客容量超负荷问题远未从理论上和管理上得到解决。尤其是知名度较高的景点和景区，旅游旺季时，长期“人满为患”。关于客容量与旅游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本文拟在第二部分作详细论述，在此故略。
前文提到的旅游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诸类问题加剧了旅游与环保的矛盾，使保护主义者和实业部门的冲突，游客和目的地居民的冲突以及居民之间的冲突更加恶化。
二、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周期循环模式
旅游人数、旅游区客容量与环境质量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密切关系；旅游人数大于或等于景点饱和承载量时，旅游对环境的破坏则大些，反之，则小些。旅游环境质量变异涉及游客行为、心理、社会文化、居民参与程度等许多不可控因素，因此，可能在某个微观的具体时间断面上，呈现出无规则的特征；但是从旅游景点的宏观历史发展看，游客到达人数与景点演变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周期循环规律。下面本文想借助Richard W.Butler博士的旅游景点周期循环演变模式，通过分析游客人数与景点发展的关系，来提出相应的景区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的设想
浅谈动物资源的物权法保护策略一、我国《物权法》对动物资源保护的贡献
1.确立了野生动物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对于是否应当规定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学界有较大的争议。我国《物权法》第49条确立的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符合野生动物资源管理使用的客观现状和既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实行了动物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物权法》第119条规定：“国家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而明确了对于包括动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用益方式是以有偿使用为原则，以无偿使用为例外。《物权法》确立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协商、拍卖、招投标等程序公正、公开的形式，根据转让价格、开发利用和养护的能力等综合标准，在一级市场将特定的自然资源物权有偿转让给符合法定条件的市场主体，从而最大化地实现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3.明确了动物养殖、捕捞权。《物权法》第123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确立了关于动物资源的用益物权，即养殖权和捕捞权。《物权法》的规定明确了养殖权和捕捞权是在国家或者集体所有权基础上所取得的用益物权，那么，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其就可依法寻求民事救济。
二、《物权法》在保护动物资源方面应有的完善
尽管《物权法》上述规定体现了我国私法领域对动物资源保护的一大进步，但我们认为从保护动物资源的目的及解决现行社会问题的角度考量，《物权法》及现行其他立法在动物资源保护方面还需要以下各方面的完善：
(一)赋予动物特殊法律地位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动物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不能行使权利、承担义务，规定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不符合法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动物作为有生命的活物，其作为物权客体确实具有其特殊性，动物是和人类一样有感知和情感需求的高级生命形式，不应与其他物等同视之，应当在《物权法》中有所体现。不论出于理性、道德、同情、自我反省还是人类自身尊严的维护，多数人认为动物享有一定福利，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动物福利立法，我国也不例外。《物权法》是规定人们对物的利用方式的基本法，如果能够借鉴德国《民法典》的修改，在《物权法》中以宣誓性条款确立动物不同于其他无生命物体的特殊地位，将是有利于保护动物资源并且与我国其他动物福利性质的立法相协调的选择。
(二)扩大并明确《物权法》对动物资源调整和保护的范围
我国相关立法中对动物资源保护范围规定狭窄、混乱，历来为环境资源法学者所诟病，《物权法》在对动物资源保护的规定中同样存在缺陷。首先，《物权法》对其所保的动物资源的概念及范畴语焉不详。其次，《物权法》沿袭了我国对于动物资源一贯的等级保护，并无进步可言。事实上，处于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基本法地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因其明显侧重保护“濒危物种”，而不能满足全面保护动物资源的需要。第三，《物权法》对于没有其他法律明文规定国家所有权的动物资源缺乏所有权规定，却在其所有权不明的情况下于用益物权中规定了养殖权、捕捞权，不能为用益物权人的权利来源及国家实施行政许可提供充分的依据。根据我国《宪法》、《物权法》及《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森林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和实践中的操作，可以推知动物资源的权属包括以下几类：1.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三有”(有科研价值，有经济价值、有益)动物明确属国家所有；2.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非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森林资源，除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的外，属国家所有；3.水生非保护动物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其权属，实践中将水生非保护动物作为其所生活的水域、滩涂的一部分加以使用，除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的外，属于国家所有。用益物权人取得承包权或行政许可以后，通过养殖、捕捞等手段取得水生动物的所有权；4.对除上述动物以外的非保护动物，根据《宪法》第9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但在《物权法》中没有类似规定。这种极端抽象的国家所有权与实践中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有所冲突，不利实现保护动物资源的目标。
由此可见，我国的动物资源权属体系是凌乱而不全面的。笔者认为，《物权法》应扩大对动物资源的保护范围，而不落等级保护制度的窠臼，改变动物资源所有权规定不周全的现状。同时，《物权法》应当注重对非保护动物的权属设置，现有的非保护动物如果保护不力就会成为未来的濒危动物，必须在保护其生态价值的前提下强调合理有限地利用，为动物福利立法奠定基础。我们建议按对非保护动物的利用途径将其分为伴侣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物、工作动物而有针对性地加以保护。
(三)扩充与动物相关的用益物权种类
《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根据物权法定性原则要求，当事人无权自己创设新的物权类型，且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约定的物权以及物权法律关系的内容，只能是法律规定的内容。而《物权法》中确立的动物资源用益物权方式只有养殖权、捕捞权两种，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首先，养殖权、捕捞权针对的都是水生动物，对陆生动物的用益物权方式完全没有涉及，是一大立法空白；其次，没有涵盖已有法律中规定的动物资源利用方式。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6条规定：“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第17条规定：“国家鼓励驯养繁殖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持有许可证。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第27条规定：“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野生动物利用方式就包括狩猎、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等形式，如果《物权法》不承认以上权利属于用益物权，那么获得上述活动许可的权利人拥有的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呢？又如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物权法》应当在用益物权的篇章中根据现实需要，增加对水生、陆生动物的用益物权种类，以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四)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赔偿制度
在我国，野猪、熊等野生动物造成居民人身、财产损失的案例屡见不鲜。一直以来，我国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确立的国家补偿制度对受害人进行补偿。《野生动物保护法》第7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10条进一步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应当采取防范措施。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但是国家补偿制度的实施效果却不甚理想。据统计，1991-2001年全国各地遭受野生动物伤害的实际损失达6065万元，而得到政府的补偿则不到1/10。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上述法律中只规定了因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可以取得政府补偿的权利。但是，对于“三有动物”、非保护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补偿，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关于国家补偿制度的地方立法屈指可数，仅有《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吉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多数地区对于野生动物致害之后的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程序等问题处于立法空白的境地。第三，赔偿主体不明。法条中规定的“当地政府”到底指哪级人民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偿责任如何分担都无法可依，往往造成各级政府对索赔的当事人推诿搪塞的现象。《物权法》中规定了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并且第7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以上述规定为基础，可以建立国家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制度，弥补《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家补偿制度的不足。第一，确认赔偿主体是国家。因为国家作为野生动物资源的所有人和管理者，应当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其管领下的野生动物造成人民的人身、财产损失，理应由代表国家的政府给以足额赔偿，而不是适当补偿。第二，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最终受益的是全社会和全体公民，所以它所带来的损失就不能只由少数地方、少数人来承担。因此，赔偿应以中央财政支付为主，以地方财政为辅。我国现实情况是，动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多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实力差异，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实力也存在明显差距。国家应根据不同地方的经济水平具体制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赔偿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