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 捷 列 夫
元素周期律的发现
1867年，俄国彼德圣堡大学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化学教授，他就是门捷列夫。身为化学教授的门捷列夫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实验室度过，而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手里总捏着一副纸牌，颠来倒去，整好又打乱，乱了又重排。不邀牌友，也不去上别人家的牌桌。
两年后的一天，俄罗斯化学会专门邀请专家进行一次学术讨论。学者们有的带着论文，有的带着样品，只有门捷列夫两手空空，学术讨论进行了三天，三天来讨论会场大家各抒己见，好不热闹，只有门捷列夫一个人一直一言不发，只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竖起耳朵听，有时皱皱眉头想想。
眼看讨论就要结束了，主持人躬身说道：“门捷列夫先生，不知可有什么高见？”门捷列夫也不说话，起身走到桌子的中央，右手从口袋里取出，随即一副纸牌甩在桌子上，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门捷列夫爱玩纸牌，化学界的朋友已早有所闻，但总不至于闹到这种地步，到这么严肃的场合来开玩笑吧？
只见门捷列夫将那一把乱纷纷的牌捏在手里，三下两下便整理好，并一一亮给大家看。大家这时才发现这并不是一副普通的扑克，每张牌上写的是一种元素的名称、性质、原子量等，共63张，代表着当时已发现的63种元素。更怪的是，这副牌中有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
门捷列夫真不愧为玩纸牌的老手，一会儿功夫就在桌子上列成一个牌阵：竖看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分别各一列，横看那七种颜色的纸牌就像画出的光谱段，有规律地每隔七张就重复一次。然后门捷列夫口中念念有词地讲着每一个元素的性质，滚瓜烂熟，如数家宝。周围的人都傻眼了。他们在实验室里钻了十年、几十年，想不到一个年轻人玩玩纸牌就能得出这番道理，要说不服气吧，好象有理，要说真是这样，又有些不甘心。
这时一直坐在旁边观看的门捷列夫的老师胡子气得撅起来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以师长的严厉声调说道：“快收起你这套魔术吧，身为教授、科学家，不在实验室里老老实实地做实验，却异想天开，摆摆纸牌就要发现什么规律，这些元素难道就由你这样随便摆布吗？……”老人越说越激动，一边还收拾东西准备离去，其他人见状也纷纷站起，这场讨论就这样不了了之。
门捷列夫坚信自己是对的，回家后继续推着这副纸牌，遇到什么地方接连不上时，他就断定还有新元素没被发现，他就暂时补一张空牌，这样他一口气预言了11种未知元素，那副牌已是74张。这就是最早的元素周期表。
在随后的几年中，门捷列夫预言的11种元素陆续被发现，乖乖地住进他的元素周期表，特别是后来发现的氦、氖、氩、氪、氙和氡又给元素周期表增加了新的一族。元素世界一目了然，它就像一幅大地图，以后化学的研究就全靠这幅指南图了。
牛 顿
少年时代的牛顿不像高斯、维纳那样，从小就显露出引人注目的科学天才；也不像莫扎特那样表现了令人惊叹的艺术禀赋。他跟普通人一样，轻松愉快地度过了中学时代。
如果说他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的动手能力相当强。他做过会活动的水车；做过能测出准确时间的水钟；还做过一种水车风车联动装置，它使风车可以在无风时借助水力驱动。
15岁那年，一场罕见的暴风雨侵袭英格兰。狂风怒吼，牛顿家的房子直晃悠，就像要倒了似的。牛顿为大自然的威力迷住了，不禁想测验飓风的力量。他冒着狂风暴雨来到后院，一会儿逆风跑，一会儿顺风跳。为了接受更多的风力，他索性敞开斗篷向上跳跃，认准起落点，仔细量距离，看狂风把他吹出多远。
1661年牛顿考上了剑桥大学，尽管在中学里是个优等生，可是剑桥大学集中了各地的尖子学生，他的学习成绩赶不上别人，特别是数学的差距更大。但是他并不气馁，就像他少年时代喜欢思考问题一样，踏踏实实地学习，直到透彻地理解为止。
在大学的头两年里，他除学习算术、代数、三角外，还认真学习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弥补了过去的不足。他又钻研笛卡儿的《几何学》，熟练地掌握了坐标法。这些数学知识，为牛顿后来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年后，他从剑桥大学毕业了。1666年的一天，牛顿请母亲和弟妹到自己房间里来。房间里黑洞洞的，只从窗子的一个小孔中透过一线阳光，在墙上照出一个白色的光点。牛顿让他们注意看墙上的光点。他手里拿着自制的三棱镜，放在光线入口处，使光折射到对面墙上，光点附近突然映出一条瑰丽的彩带。这条彩带同雨后晴空中出现的彩虹一样，由红、橙、黄、绿、青、蓝、紫等七种颜色组成。牛顿和自己的亲人共同观赏了人工复现的自然景象。后来，牛顿又用第二个三棱镜把七种单色光合成白光。他用白光分解实验宣告了光谱学的诞生。
牛顿在探索光色之谜的同时，还在探索引力之谜。他从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的事实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而且从数学上论证了万有引力定律，并且把力学确立为完整、严密、系统的学科。他在概括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验，提出了“运动三定律”。这三条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共同构成了宏伟壮丽的力学大厦的主要支柱。这座力学大厦是近代天文学和力学发展的基地，是机械、建筑等工程技术发展的基地，也是机械唯物论统治自然科学领域的基地。构造了宏伟壮丽的力学大厦。
瓦 特
瓦特出生于英国的格林诺克，由于家境贫穷没机会上学，先是到一家钟表店当学徒，后又到格拉斯哥大学去当仪器修理工，瓦特聪明好学，他常抽空旁听教授们讲课，再加上他整日亲手摆弄那些仪器，学识也就积累的不浅了。
1764年，格拉斯哥大学收到一台要求修理的纽可门蒸汽机，任务交给了瓦特。瓦特将它修好后，看看他工作那么吃力，就象一个老人在喘气，颠颠颤颤地负重行走，觉得实在应该将它改进一下。
他注意到毛病主要是缸体随着蒸汽每次热了又冷，冷了又热，白白浪费了许多热量。能不能让它一直保持不冷而活塞又照常工作呢？于是他自己出钱租了一个地窖，收集了几台报废的蒸汽机，决心要造出一台新式机器来。
从此，瓦特整日摆弄这些机器，两年后，总算弄出个新机样子。可是点火一试，那汽缸到处漏气，瓦特想尽办法，用毡子包，用油布裹，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治不了这个毛病。
一天他又趴到汽缸前观察漏气的原因，不小心一股热气冲出，他急忙躲闪，右肩上已是红肿一片，就像被一把热刀削过一样，辣辣地疼起来，弄得他心烦意乱。他真有些灰心了，这时，是他的妻子给了他勇气，妻子用激将法又激起了继续研究下去的雄心。
他又回到地下实验室，将过去的资料重新翻阅一番，打起精神又干了起来，干累了就守着炉子烧一壶水喝茶。一天，他一边喝茶，一边看着那一动一动的壶盖。他看看炉子上的壶又看看手中的杯子，突然灵感来了：茶水要凉，倒在杯里；蒸汽要冷，何不也把它从汽缸里也“倒”出来呢？
这样想着，瓦特立即设计了一个和汽缸分开的冷凝器，这下热效率提高了三倍，用的煤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这关键的地方一突破，瓦特顿然觉得前程光明。他又到大学里向布莱克教授请教了一些理论问题，教授又介绍他认识了发明镗床的威尔金技师，这位技师立即用镗炮筒的方法制了汽缸和活塞，解决了那个最头疼的漏气问题。
1784年，瓦特的蒸汽机已装上曲轴、飞轮，活塞可以靠从两边进来的蒸汽连续推动，再不用人力去调节活门，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蒸汽机诞生了。
杨 振 宁
杨振宁生于安徽合肥，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他才16岁。20岁那年大学毕业后，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
杨振宁是理论物理学家，他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其中在粒子物理学方面贡献最大。
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他最杰出的贡献是1954年与密耳斯共同提出的杨--密耳斯场理论，开辟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新研究领域，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等现代规范场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项杰出贡献是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 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宇称守恒，则他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 K介子。但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是同一种介子。
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 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他们也因次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粒子物理学方面，杨振宁的贡献还有费密--杨模型，与李政道合作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论，与李政道和R.奥赫梅合作的关于电荷共轭变换和时间反演变换不守恒的分析，与李政道合作的高能中微子实验分析和关于W 粒子的研究。与吴大峻合作的宇称不守恒分析，规范场的积分形式理论，与吴大峻合作的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关系。与邹祖德合作的高能碰撞理论等等。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
戴 维
戴维小时候是一个出名的浪子，虽聪明，但就是不愿学习。他上学时总是一个口袋里装鱼钩鱼线，另一个口袋里装弹弓，上学前总要到河边打几只鸟，钓几条鱼。
父亲死后，母亲拖着五个孩子实在无法活下去，母亲只好把戴维送进一家药店当学徒。到月底时，别人领了工资，却没有戴维的份。戴维就伸手向老板要，老板却当着众人狠狠地打了戴维一下，还说：“让你抓药不识药方，让你送药认不得门牌，你还好意思伸手来要钱？”店里的师徒哄堂大笑。
戴维哪里受过这种羞辱，从此他下定决心要浪子回头、发奋读书，他利用药房的条件研究起化学。这时恰好有个贝多斯教授成立了一个气体疗养院，戴维被邀请一块儿工作，在这里，戴维发现了一种“笑气”，从此戴维的名声大振。
1803年，戴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知道机会难得，于是更加刻苦研究。在许多研究题目中，戴维对伏打电池的电解作用尤感兴趣。他想电能将水分解成氢、氧，那么一定也能将其他物质分解出新元素。而化学中常用的就是苛性碱，不妨拿它试一试。
于是他将一块苛性碱配成水溶液，然后通上电，溶液立即沸腾发热，两根导线附近都出现了气泡。开始戴维以为苛性碱分解了，可是后来发现跑出去的气体是氢气和氧气，也就是说分解的只是水，苛性碱根本没动。
戴维的倔劲上来了，水攻不行，那就用火攻。这回他将苛性碱熔化后，然后通上电，嘿！在导线同苛性碱接触的地方出现了小小的火舌，淡淡的紫色。这可使戴维高兴坏了，但他很快又犯愁了，怎么收集这种物质呢？熔融物温度太高，这东西又易燃，一分解出来就着火了。看来火攻也不是个好办法。
11月19日是皇家学会一年一度贝开尔报告会的日子，戴维满心希望这次能拿一样新发现的元素。可是眼看报告日期就要到了，电解苛性碱还是没有眉目。他苦苦思索了十几天，这天他突然想出了一个好法子：把苛性碱稍稍打湿，让它刚能导电又不含剩余水分。
要将苛性碱打湿很简单，只要把它放在空气中片刻，它就会自动吸潮，表面形成湿糊糊的一层。这次戴维真的成功了，他电解出了金属钾。
钱三强
在法国留学期间，钱三强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这期间，钱三强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中做出了很多成就。
首先，他与约里奥·居里合作，用中子打击铀和钍得到放射性的镧同位素，从它们的β射线能谱证明它们是同一种同位素。这对解释当时发现不久的核裂变现象是有力的支持。
他还首次从理论和实验上确定了 50000电子伏特以下的中低能电子的射程与能量的关系。并且与布依西爱和巴什莱合作，首次测出了镤的α射线的精细结构，并与电子内转换的γ谱线符合得很好。
他最大的成就是与妻子何泽慧、两个法国研究生沙士戴勒和微聂隆合作，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这个发现使他们异常兴奋，但他们并没有立即发表，因为当时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原子核分裂只有二分裂的可能。钱三强根据实验继续分析研究，最终得出了能量与角分布等的关系，对三分裂现象从实验与理论两方面作出了全面的论述。
经过十几年的考验，这一发现已得到公认，尤其是到50年代获得新的实验手段后，从第二裂片的同位素质量谱、射程、发射角度等都说明他的解释与实验证据以及电子计算机计算结果相符合。这一发现被人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第一个重要成果。
在钱三强要返回祖国时，约里奥·居里夫妇送给他一份鉴定书，上面写着：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代人中，钱三强最优秀，我们这样说，并不言过其实。
钱三强回国后培养了一批从事研究原子核科学的人才，并且建立起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的基地。从1955年起，他参加了原子能事业的建立和组织工作，将近代物理研究所改良为原子能研究所，领导并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以及有关科技工作的开展，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计划和学术领导都作出了贡献。
诺贝尔
诺贝尔的父亲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发明家，倾心于化学研究，尤其喜欢研究炸药。受父亲的影响，诺贝尔从小就表现出顽强勇敢的性格，他经常和父亲一起去实验炸药。多年随父亲研究炸药的经历，也使他的兴趣很快转到应用化学方面。
1862年夏天，他开始了对硝化甘油的研究。这是一个充满危险和牺牲的艰苦历程。死亡时刻都在陪伴着他。 在一次进行炸药实验时发生了爆炸事件，实验室被炸的无影无踪，5个助手全部牺牲，连他最小的弟弟也未能幸免。这次惊人的爆炸事故，使诺贝尔的父亲受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没有多久就去世了。他的邻居们出于恐惧，也纷纷向政府控告诺贝尔，此后，政府不准诺贝尔在市内进行实验。
但是诺贝尔百折不挠，他把实验室搬到市郊湖中的一艘船上继续实验。经过长期的研究，他终于发现了一种非常容易引起爆炸的物质－－雷酸汞，他用雷酸汞做成炸药的引爆物，成功地解决了炸药的引爆问题，这就是雷管的发明。它是诺贝尔科学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矿山开发、河道挖掘、铁路修建及隧道的开凿，都需要大量的烈性炸药，所以硝化甘油炸药的问世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诺贝尔在瑞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硝化甘油工厂，随后又在国外建立了生产炸药的合资公司。但是，这种炸药本身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存放时间一长就会分解，强烈的振动也会引起爆炸。在运输和贮藏的过程中曾经发生了许多事故，针对这些情况，瑞典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发布了许多禁令，禁止任何人运输诺贝尔发明的炸药，并明确提出要追究诺贝尔的法律责任。
面对这些考验，诺贝尔没有被吓倒，他又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以硅藻土为吸收剂的安全炸药，这种被称为黄色炸药的安全炸药，在火烧和锤击下都表现出极大的安全性。这使人们对诺贝尔的炸药完全解除了疑虑，诺贝尔再度获得了信誉，炸药工业也很快地获得了发展。
在安全炸药研制成功的基础上，诺贝尔又开始了对旧炸药的改良和新炸药的生产研究。两年以后，一种以火药棉和硝化甘油混合的新型胶质炸药研制成功。这种新型炸药不仅有高度的爆炸力，而且更加安全，既可以在热辊子间碾压，也可以在热气下压制成条绳状。胶质炸药的发明在科学技术界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诺贝尔在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前没有停步，当他获知无烟火药的优越性后，又投入了混合无烟火药的研制，并在不长的时间里研制出了新型的无烟火药。
诺贝尔一生的发明极多，获得的专利就有255种，其中仅炸药就达129种，就在他生命的垂危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对新型炸药的研究。
李 政 道
李政道出生于上海，他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抗战争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只有大二的学历，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3 年后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辨，被誉为“神童博士”，当时他才23岁。
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是：1956 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并且提出了“李一杨假说”，即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是不守恒的，后来这一假说被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用实验所证实，从而推翻了过去在物理学界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为人类在探索微观世界的道路上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因此也获得了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还是第一次。李政道又是到那时为止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李政道在其他方面的重要工作还有：
1949年与M.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密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
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
1952年与D.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
居里夫人即玛丽居里（Marie Curie），是一位原籍为波兰的法国科学家。她与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都是放射性的早期研究者，他们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Po)和镭(Ra)，并因此与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Henry Becquerel)分享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了镭在在化学和医学上的应用，并且因分离出纯的金属镭而又获得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
居里夫人在婚前姓名为曼娅。斯卡洛多斯卡（波兰文为Manya Sklodowska），于1867年11月7日出生于波兰华沙市，当时波兰正在俄国统治之下。曼娅的父母都是教师，在她出生（她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后不久他们就失去了教师职位。为了糊口，他们包下了一些学生的伙食。为此，年轻的曼娅也要协助做饭，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然而她仍获得了中学生的优秀奖章。中学毕业后，她当了家庭教师。1891年她到巴黎进了巴黎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全班第一。1894年她与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相识，第二年他们结了婚。
从1896年开始，居里夫妇共同研究起了放射性。在此之前，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Roentgen 1845-1923)发现了X-射线（他因此获得19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贝克勒尔发现了铀盐发射出类似的射线。居里夫人发现钍(Th)亦具有放射性，并且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比任何含量的铀和钍能够解释的要强。居里夫妇于是努力寻找，终于在1898年宣布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他们最终从8吨废沥青铀矿中制得1克纯净的氯化镭，还提出了-射线（现在已知它是由电子组成的）是带负电荷的微粒的观点。
1906年皮埃尔。居里不幸被马车撞死，但居里夫人并未因此而倒下，她仍然继续研究，于1910年与德比恩（Andre Debierne,1874-1949年，于1899年从沥青铀矿中发现放射性元素锕Ac）一起分离出纯净的金属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居里夫人用X-射线设备装备了救护车，并将其开到了前线。国际红十字会任命她为放射学救护部门的领导。在她女儿依伦(Irene Curie)和克莱因(Martha Klein)的协助下，居里夫人在镭研究所为部队医院的医生的护理员开了一门课，教他们如何使用X-射线这项新技术。20世纪20年代末期，居里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长期受放射线的照射使她患上白血病，终于在1934年7月4日不治而亡。在此之前几个月，她的女儿依伦和女婿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宣布发现人工放射性（他们俩因此而荣获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
居里夫人的大半生都是清贫的，提取镭的艰苦过程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居里夫妇拒绝为他们的任何发现申专利，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利用他们的发现。他们把诺贝尔奖金和其奖金都用到了以后的研究中去了。他们地研究工作的杰出应用之一就是应用放射性治疗癌症。
居里夫人的资料
居里夫人 Marie Curie（1867-1934）法国籍波兰科学家，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镭和钋两种放射性元素，一生两度获诺贝尔奖。居里夫人 Marie Curie（1867-1934）法国籍波兰科学家，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镭和钋两种放射性元素，一生两度获诺贝尔奖。作为杰出科学家，居里夫人有一般科学家所没有的社会影响。尤其因为是成功女性的先驱，她的典范激励了很多人。很多人在儿童时代就听到她的故事 但得到的多是一个简化和不完整的印象。世人对居里夫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其次女在1937年出版的传记《居里夫人》（Madame Curie）所影响。这本书美化了居里夫人的生活，把她一生所遇到的曲折都平淡地处理了。美国传记女作家苏珊·昆（Susan Quinn）花了七年时间，收集包括居里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没有公开的日记和传记资料。於去年出版了一本新书：《玛丽亚· 居里：她的一生》（Maria Curie: A Life）,为她艰苦、辛酸和奋斗的生命历程描绘了一幅更详细和深入的图像。
生平经历
如果只看简历，很容易使人觉得玛丽亚·居里只是一帆风顺的成功科学家。她于1867年11月在波兰华沙出生。有一兄三姊，父母亲都是教师。她15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中学毕业。其后当了几年家庭教师，于1891年到法团巴黎大学索邦分校（Sorbonne）接受大学教育，1894年毕业，获得数学和物理两张证书。1895年，她与任教于巴黎市工业物理和化学学院的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结婚，1897年秋长女伊伦（Irène）出生。此前。她跟索邦的李普曼（Gabriel Lippman）做磁学研究，并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此时，为了博士学位论文作准备，她开始在皮埃尔的实验室进行新课题，皮埃尔也很快便加人了妻子的工作。他们的实验笔记从1897年12月6日开始，到1898年2月17日记录了第一次观察到新的放射性元素钋（polonium） 为止。经过几个月追踪和分析，他们在7月18日正式提交法国科学院宣读的报告中提出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元素钋、二是r放射性」（radioactivity）这个概念。钋的纯化和另一新元素镭的分离等现象的发现，对化学研究有很大刺激；而放射性研究，则是物质本质研究的突破性发现。1903年6月，居里夫人通过论文答辩，获颁物理科学博士。11月初 居里夫妇获颁英国皇家学会的戴维奖章（Humphrey Davy Medal）；
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一起被联合国认定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的科研和发展备受世界的关注。生物武器无声无息。不但可应用于前线战场，也可在后方使用。如果说一欧洲作家所描绘的法国生物战图像纯属科学的虚构的话，那么前苏联019部队生物战实验基地的事故则是活生生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73l、石井四郎的恶行，虽已成为历史。但却时刻昭示着人们：警惕生物战！
石井四郎与生物战
在生物战的历史上，有一名臭名昭著、被世界人民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他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细菌战制造者石井四郎。石井四郎是军国主义的怪胎。他在发展日军生物武器方面，为日本侵略者立下了犬马之劳，杀害了无数亚洲人民。全世界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怪胎自有怪才，他在生物武器方面的活动，也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生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街，在本地的私塾“池田学校”上学时，便聪敏过人。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头天学过语文之后，一夜之间便能全部记在心头，第二天就能倒背如流，使老师大为惊讶。私塾出师后，他顺利升入千叶中学。
石井四郎的父亲是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地主。四郎是其石井家第四个男孩。千代村有个小村落，名叫加茂。这是石井家孩子经常玩耍的地方。这里在他们的童年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石井四郎从千叶中学以优异成绩升入高中，然后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毕业后，他作为军官候生进入陆军，后来又作为军队委派的学员进入帝大研究生院。这使得这个年轻人在军队培养下，选择了军人的职业生涯。
石井四郎天生残忍，性格怪僻，学生时代就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毒气战拍手叫好。他特别崇拜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法国拿破仑。有趣的是，他在喜欢这些人物的同时，又非常注重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生物学。这在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中是少见的。正是因为他才华出众，赢得帝大校长的宠爱，最后竟招他为自己的东床快婿。
从帝大研究生院毕业后，石井简直是青云直上，1927年完成关于防疫学的学位论文成为医学博士，1931年晋升三等军医主任、少校军衔并成为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同时是陆军兵器总厂教官。石井在这一时期，有两件事对他的未来有深刻的影响：一是欧洲之行，二是“石井式滤水器”。前者可以说是科技指导思想的启迪，后者则是科学硬件之创新。
1930年春天，石井四郎前往欧洲考察。这次考察对他的影响深远，使他从幼小萌生的法西斯发明家梦想，向日军的研究细菌武器现实过渡。石井在欧洲逗留期间，考察了各国，特别是德国的化学工业、化学武器以及细菌武器的研究和进展情况。回国后他在考察报告中说：“日本如果还不在这方面赶快付诸实施、进行基础研究的话，就可能错过时机，被甩在时代后面。”正是这种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打动了当局。当局决心按石井之建议，弥补日本无此类设施(细菌武器研究)之缺陷，在陆军军医学校内部建立起以石井军医主任为首的所谓防疫研究室（即日军细菌武器研究室）。
石井在成立研究室之前，就特别重视鼠疫菌的研究。早在军医学校当教官时，他就曾与助手做过许多实验。据说有几个从事细菌研究的助手，皆因受到细菌感染而死亡，其中包括感染上鼠疫而死亡。石井关心重视鼠疫，虽早就如此，但从德国返日后，才从理论上坚定下来。他认为应当把欧洲各国排除在外的鼠疫空白，由日本独自研究进行填补。这种选择在科学上是合理的。欧洲，包括德国在内，之所以要把鼠疫菌排除在武器之外，是因为欧洲对于14世纪鼠疫在本地区的猖獗，记忆犹新，谈虎色变。当时1亿人的欧洲，被鼠疫夺去了1／4的生命。欧洲越是恐惧鼠疫，石井越想对其进行挑战、进行研究。在这一点上，石井有一种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的思想。这在科学研究上值得重视。
谈到石井滤水器，这是石井初出茅庐之作。所谓石井滤水器在石井刽子手生涯中与其杀害成千上万无辜生命的罪恶勾当相比，只是雕虫小技，然而它却是石井进入仕途、引起上层注意的敲门砖。石井滤水器是在石井以防疫研究为课题时的产品，应该说那是真正用于防疫或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但若用在远征军进行侵略则另当别论。野外行军、作战、生活，包括平民百姓，往往任意饮用稻田、河湖池塘之水而生病。为解决这个问题，石井采用硅藻土，将其研碎，加水成型，然后烧成瓦罐状或其他形状，再附加以引水、导流及储水的器具，便成为石井式滤水器。这种滤水器效果良好。它使经过瓦器的细微粒子过滤之后的河水能达到普通水的饮用标准。
当时日本出于作战考虑，迫切需要一种野战净水装置。石井不失时机地带着器材到陆军参谋部去作推销表演。表演开始，石井叫三名士兵与他一起如厕，令一士兵持一烧瓶。三人不解其意，长官意志，唯有服从。片刻，3人站到台上，一人手举烧瓶，向陆军参谋部官兵证实，烧瓶之内的黄色液体确系石井四郎军医主任之尿液。接着石井亲自操纵，使尿液流入石井式滤水器。经过滤后，一股清水流出，只是温度稍高于室温。石井将此过滤之清水一饮而尽，博得大家一阵掌声。石井滤水器从此便闻名遐迩。
石井滤水器最初服役于日军与苏军、蒙军作战的诺门坎布尔德地区。由于地域辽阔，车马行动自如，因而作战时，前线部队配属防疫供水班，每班10人，每班配置一辆装有石井式滤水器的供水车，随部队行动。据说这种大型滤水装置可以保证一个百人连队1周用水。经过过滤的水储存于木制的大型水箱之中。以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石井式滤水器便活跃在中国的大陆及东南亚的深山密林之中，成为日本远征军官兵在防疫上的有力器材。
前面讲过，这些只是石井的开端。为了进行细菌研究，石井四郎似有尚方宝剑在手。要钱有钱，这一点仅举一例便可说明，参加731部队工作的，即使是青年人，也能轻而易举地经常接触到奥林巴斯名牌光学显微镜，而这种显微镜在一个中学却难得有一台让学生使用。要人有人，石井为部队搜罗了一切有医学才能的人入伙731，这里有教授、医学博士、理学博士，其中不少人是从石井母校中选出来的，即使有些人不愿意从事这种勾当，石井也总能利用种种手段将其网罗进来。最后是上司支持，首先是全力支持石井在细菌战方面的一切设想及科研活动，其次，为石井的种种错误(贪污、嫖妓等)开脱，再次是大力提拔奖励其“工作”成果。有了这些使石井完全沉浸在种种细菌杀人的设计之中……以石井为首的731细菌战部队发明创造了不止一种细菌战武器。
石井认为研究最充分的是50型开花弹。下面是原731部队的证词：“1944年2月的一天上午，在哈尔滨平房村装上约40多个中国人以后，我们的汽车便驶出哈尔滨市，朝着齐齐哈尔方向开去，在白茫茫的冰天雪地里一直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达安达特别实验场。这个试验场并无围墙，周围几百千米荒山野岭空无人烟，试验的人员不可能逃走。安达试验场是用来对被俘的中国人‘马路大’进行细菌战活人试验的地方。40多名‘马路大’下车了。他们虽然穿着棉衣，却依然冻得发抖。当长官一声就位令下达之后，士兵们便把他们一个个绑在了十字架形的立柱上。当时立这种十字架柱子并不费事，先是把积雪往旁边一扒拉，把柱子朝中间一立，然后用水一浇就行了。安达的气候，即使白天也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浇上的水很快结冰。立起来的十字架柱子相当结实，光用人力是拔不掉的。按照试验要求，每隔30米竖一个柱子，40根十字架形柱子一字排开，长1千多米，而在这一排十字架的正中，也就是距两端五六百米的地方，放着一颗鼠疫菌炸弹。所谓鼠疫菌炸弹，就是731部队研制的一种开花弹，或称‘50型宇治式’炸弹。它的内部是先用一根根细长的圆铁筋扭出麻花棱，然后再将它切成1厘米长的小条条，最后再往这些麻花棱的缝里抹满鼠疫杆菌。这样的处理方法，一是使细菌容易黏附靠挂；二是其不光滑的表面能够掖藏更多的细菌。开花弹就是将这些弹心装料，装进一个稍大的弹壳之中，然后利用炸药的力量使它炸开，弹心装料便四散出去并击中人体。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变性菌。它的毒性比一般鼠疫菌高出10倍……开始试验之前，试验场的风袋指示着方向，在离绑着‘马路大’的十字架3千米远的上风处，二三十名队员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一切。此时，我们给全体‘马路大’戴上铁帽，套上用铁板做的护胸，以便使‘马路大’不致被炸弹硬件直接穿透头部和胸部，从而影响炸弹软件的效果。一句话，一切便于细菌试验，让他们顺利染上病菌。”
这种炸弹是石井的得意之作。石井主张，要把细菌战从过去那种利用少数敢死队的间谍谋略战的狭隘方法中解脱出来，把它放在现代战争正面作战的位置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飞机、大炮，特别是用飞机投掷细菌炸弹。
考虑到这里存在许多问题，石井反复思索，反复研究。首先，投掷飞机低飞，如被击落有可能自受其害，而飞得过高，跳蚤可能会因空气稀薄而死亡。其次，炸弹爆炸产生高温，跳蚤难于承受而死亡，如何既使炸弹爆炸，又使跳蚤不死，这就是上述用“马路大”反复试验的目的。“一天半夜，石井忽然命令值星人员呼喊全体队员集合。大家都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听了集合后的训话方才得知，原来是石井队长想出了一种使用陶器制造细菌弹的方法。”一名731部队队员作证说。这样有了麻花弹的特殊装料，又有了陶制的特殊弹体，一个完全的石井式特制细菌弹完成了。“50型宇治式炸弹”设计结构十分精细。炸弹由3部分组成：装有定时引信和炸药的弹顶、装有内含麻花钢筋的陶制容器弹体和控制炸弹下落的弹翼。炸弹空重约25千克，容量10升，弹体自飞机投下后，定时引信在距地面300米左右引爆，紧接着分散药起爆。“50型宇治式炸弹”弹体长700毫米，直径180毫米。炸弹弹体壁厚8毫米。炸弹总重35千克。
细菌炸弹大体可分3种类型：①装有带菌鼠、蚤的炸弹；②装有细菌溶液并可散布成细菌气溶胶的炸弹；③附着细菌，爆炸后可广泛飞散的榴霰弹型炸弹。
此类细菌武器，不管是哪种装料类型，都要谨慎操作。石井说，陶制的炸弹弹体即使受到极小的震动，也很容易破碎，不能像对待普通枪炮子弹那样粗鲁。但是如果提高陶制容器的壁面强度，又难于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细菌炸弹“在空中粉碎而不留痕迹”的目的；另外，还会因增加爆炸所需火药量而使细菌及其载体蚤虱等死亡。
在研制中，石井确实为此费尽苦心。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都是经过石井独立思考而解决的。所有这些设计特点都使美国、英国等从事这类研究的国家专家惊叹不已……石井所执掌的731部队还研制过“100型宇治式”、“A型”、“B型”、“C型”、“D型”、“旧宇治式”等细菌弹。在20世纪生物武器的发展史上，人们对石井四郎的罪恶活动始终铭记心头。创造性应该发挥，发明应当鼓励，但谁也不愿意再次看到石井式的罪恶发明、兽性创造出现在21世纪的文明史上。
生物武器踪迹难觅
2002年5月1日，法国巴黎，暮春，气候转暖，天空蔚蓝如洗，街头绿地花坛、树林中一片鸟语花香。据国家气象台预报，气温将逐渐增高，到5月中旬，最高可达20℃。
清晨，马路两侧人行道上，咖啡厅前的空地上，便已经出现了一批身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孩子们举着五彩缤纷的气球穿过街道。从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附近不时传出了乐队的演奏声。所有这一切都向市民表明，节日已经来到，整个城市将沉浸在欢乐中。
然而，在巴黎火车站的一个售报亭前，一位30岁上下的男人在买了一张《费加罗报》以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竟一屁股坐在了一个台阶前。
“喂！你怎么啦？”报贩轻声地问道。
“我感到浑身难受，不舒服。我想，我要赶快回家。”
这个男人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蹒跚着离开了报亭，消失在行人之中……“我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报贩对周围买报的顾客们说，“你看！今天一大早，这样的人已经出现三个了，甚至还有一位身穿黑上衣的先生曾一头栽倒在地上，别人好不容易才将他搀扶着起来，送往医院。”
“说的是呀！”一位妇人搭了腔，“刚才，我上汽车时，正碰上一位女邻居下车。她出去连东西都没买就空手回来了。她说她身体感到不适。在另一个车站，我甚至看到了一个军士冻得发抖，像是在冬天一样，真奇怪，都春天了，怎么会冻成那个样子，脸都青了，真是少有。”
这类现象从清早起，就在巴黎几个区发生了。一些病人在头天晚上已有感觉，于是便早早地去睡觉了。
各个医院已接待了第一批留院观察的病人，但仍有病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药房的阿斯匹林成了热门货，人们争相排队购买。更使卫生专家迷惑不解的是，中午以后，从里昂到圣艾蒂安，从马赛到瓦朗西安，乃至所有法国城市，传来了几乎与巴黎情况完全相同的消息，各地都有不少同症状的病人出现。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5月2日，厂矿企业的缺勤率迅速上升。铁路、航空与纺织部门缺勤率之高为法国历史上罕见。《法兰西晚报》称此为瘟疫；《世界报》通栏标题是《流感席卷全国》；《自由报》更带有讽刺意味地报道：“瘟疫示威，禁止工人上班。”5月3日，法国鲁瓦西机场发生的恶性事故尤其使人们不安。一架波音737客机驾驶员在着陆前突然晕倒，飞机一下子失去控制，偏离跑道，冲上公路，造成160人死亡。就在同一天，一些城市发生了骚乱。人们开始加深了思索，法国人固有的幽默消失了。人们感到此事的沉重。保健站、药房和医院受到了各种干扰与冲击。染病的人心情暴躁，未染病的人想不惜任何代价接种疫苗、注射预防针，而有些卫生机构又没有这些药品，因而冲突不断。病人还在增加。社会活动开始受到影响。人们议论着关闭学校、工厂和影剧院等公共场所。一些市民已感到势头不对，正悄悄地收拾行李，想离开闹市去乡村暂避，甚至还有不少人盘算着旅居国外，但又听说欧洲其他城市也受到疾病侵袭。布鲁塞尔感冒流行，洛桑、日内瓦和慕尼黑同样发生大量疾病病例。这些地方正在考虑封锁边界，因为法国是病源国。
3天过去，到了5月4日清晨，法国议长受总统委托，在巴黎爱丽舍宫召开紧急会议。查理·杜利叶这位反对党议员和老政治家，几年前已退休，从没想到会有一天要他行使总统职权。但是，按照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他必须接受这项使命，因为让·路易·道拉特总统病倒了，在总统康复之前，他要主持爱丽舍宫的政务。早晨6点多钟，临时代总统乘车到达爱丽舍宫。门卫因为稍感突然，礼节不甚周到，在连总统、总理都病倒了的时候，没人再计较这些。查理·杜利叶慢慢走近总统的病床。总统私人医生站在一旁，神态严肃而沉重。总统看到议长到来，勉强站起来迎接：“政府总理刚睡下。”这位总统低声对其代理人说道，“他发烧40℃，睡着之前还在说胡话。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简直不可思议。”
临时代总统耸了耸肩，然后开始对部长们讲道：“先生们。我们的责任是立即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这种疾病已蔓延了几天。我们的形势非常严重，共和国现在处于危机时期。”内务部长没有患病。他负责维持公共秩序，加强公民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保护，保证公共设施和资源设备的安全。在危机中，他有权强制公民服从某些规定。内务部长的作用非常重大。卫生部长必须负责有关全国民众的疾病预防和制订处理措施。
混乱从5月3日就开始了，整个法国都有麻烦。内务部长决定请调军队干预，特别要让宪兵出来行动，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各类警察的力量。采取这项措施，在众多警察因病缺勤的时候尤其重要。然而，即使军队投入也不见得能控制住局面，因为病人的数字在巴黎已有几十万，而其他城市中也有几万人。到目前，除了鲁瓦西机场的非直接死亡之外，尚未发生死亡事件，但是人们惧怕染病，惧怕死亡。就感冒而言，欧洲人十分清楚，1918年—1919年的流感中，世界死亡人数达2 000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双方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恐怖导致许多不理智的行为发生。人们像害怕接触鼠疫病人一样，互相躲避。病人被家庭亲人和朋友遗弃，无人照管，任其听从命运摆布。极其自私之人则拿着手枪或匕首，随时准备对接近他们的人行凶。
接近中午时分，政府对报界代表发布简短的疫情公告，许诺在近日内进行疫苗注射，并要求公民保持镇静。然而政府的号召并未奏效。当天夜晚，边境便发生了冲突。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相继关闭了国境。
在这种暴力、恐怖和紧张的气氛中，谣言比疾病传播得还快：难道这种流感是自然形成的吗？会不会是敌对国家的恐怖集团在搞鬼？这就是现代生物战吧？
谣言和猜测不胫而走，有时居然还能得到一些验证或根据。2天来，人们纷纷质问国家科学和军事顾问处，要求公布国际背景。因为生物武器不同于其他武器，它完全可以由一个有经验的特遣行动小组，实施放毒恐怖作业以后，迅速离开。当生物战之后果即疫情发生时，他们早已逃之夭夭，远走高飞，躲在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幸灾乐祸地静观事态发展。而入侵部队只待瘟疫在敌国军队中蔓延以后才会出动，占领这个国家。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就要从最坏处着想，因为敌人使用的病毒，肯定是经过选择的。它会使现行一切预防措施都无济于事，使用一种能抵御现行任何杀灭办法的疫菌。
医生和专家彻夜不眠地查阅资料、档案，终于找出一种似乎可以进行注射的疫苗。他们赶快报告卫生部长。到了部长官邸，出来回话的是一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夫人或秘书，说不能惊动部长，因为他在黄昏时突然肚子疼得难忍，脊椎骨发麻，躺下一试体温，高烧40℃……1小时之后，医生们又驱车来到内务部长家。感谢上帝，他还健在，没有受到疾病袭扰。医生向他汇报了形势。经过简短协商，部长决定采取措施。每个防疫地段、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不管是行政长官，还是卫生厅人员都要执行他的指示，一切可动卫生设施都要交付医生使用，以便严格隔离病人，疾病极易传染，凡是与病人有关接触者，要尽快进行注射。
但是，这样的措施并不容易执行，很难对所有人隔离。医院床位爆满，部分医务人员病倒缺勤，很多病人仍在家中，时刻威胁着亲友和邻居。
法国才找到的疫苗即使有效，也只能满足极少部分人员注射。有些地方有药，但医务人员奇缺，不够分配。况且，对那些精神上近于崩溃、丝毫不能保持镇静的众多居民进行注射，也不会收到良好效果。
政府无奈之下，宣布法国处于紧急状态：白天禁止3人以上人员聚会，夜晚严格执行宵禁，病人强制不准外出。5月7日，第一批患者死亡。这一消息突然诱发了一场真正的骚乱。治安警察无力控制局面。法兰西全国一片恐怖。首都巴黎，夜晚有一群歇斯底里的闹事者冲进巴斯德医学院。几名警察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勉强保护人员不受捣乱分子伤害。在暴力面前，科研中心和医学院守门人悄然离去。不到半夜，一座楼房起火了……人们整夜忙于救火、抢救危险和贵重物品。邻近的几条街发生了殴斗，有人甚至听到了枪声。
更多的医生病倒了，再也不能为别人注射、服务，自己再注射也没用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处于绝望之中。在这前一天，爱丽舍宫中的代理总统查理·杜利叶第一个注射了疫苗，其他的部长、国务秘书们也进行了同样的预防措施。但是，共和国总统失去了这种机会，病魔严重缠身，他已奄奄一息。在弥留之际，他用无限悲伤的目光，看着他的医生、妻子和几位政府同事。上帝留给总统的时间不多了，几天，也许最多还有几小时。他的妻子和同事都怀着依恋的心情看着他。所有这一切，使这个装饰富丽堂皇的大厅显得格外肃静，而大厅之外的法国正陷入一片混乱和喧嚣之中。
5月8日，巴黎埋葬了瘟疫的第一批死者。如果疫情持续下去，不久可能连进行殡葬事务的人员乃至掘墓人都难以找到。公共运输已经瘫痪，城市的各种供应也已中断，生活开始发生困难。
到了5月9日晚，临时支撑共和国大厦的顶梁柱倾倒，代理总统由于夜以继日的操劳而晕倒。命运对现实进行了尖刻的嘲讽：查理·杜利叶代总统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代理人竟然比被代理的总统早几小时死去。5月10日凌晨4时，共和国总统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当天上午，政府总理也在马提翁地区逝世。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宪法再也不发生效力，政权自然落到军人手中。流行感冒的死亡率已高达30%，乐观的专家预计将达到50%，而持悲观论调的专家认为，最终会达到70%。
2个星期后，情况终于真相大白。这年年初，即2002年元旦刚过，有一个十几人的组织在巴黎租赁了一处住房。他们行动诡秘，有时甚至是昼伏夜行。其头目登记注册说是推销医疗器械用品，而下面又有人声称是行医治病。他们住在地下室内，对气溶胶雾状病毒进行处理、分装。一切准备就绪后，这些歹徒便于4月18日开始四出活动。他们在一些大商店、超级市场和建筑物的空调进气孔处，在地铁车站的墙壁以及旅客周转量在10万～20万的火车站进行细菌、病毒的散布。他们无处不到，甚至还借口观赏花卉，在爱丽舍宫、马提翁等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政府、军队营房、戏院、舞厅、酒吧以及影院等地及公共场所进行布毒、污染。通常使用的媒介是通道、门把手、电梯开关等。同样的活动还在法国各省城展开，一直到5月初。但是，事情明白得太晚了。1个月的动荡，也就是敌人行动后的1个多月后，法国已完全处于毫无抵抗能力状态之中。而野心或恐怖势力或许是敌对国家的军队，他们经过特殊疫苗预防措施处理后正整装待发，准备接受这个欧洲大国的投降，实施占领，先迎接那悄悄到手的生物战战果，然后再迎接联合国为谴责侵略而进行的挑战。
这就是法国化生战专家笔下的可怕景象，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人希望这类事情发生，但确有一些人在进行此类行动的研究，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就是一例。因此，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神秘019
一辆福特牌大型轿车沿着美国华盛顿近郊的波托马克河畔飞驶，几分钟后便到了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车子刚在这座城市般的大型建筑前面停下，便从车内下来两名美军文职人员。他们夹着皮包，穿过长长的通道，来到了主管外军情报的一个办公室。上司模样的人一进门，就让下级把皮包里的图片打开，拼好，自己则走到一个写字台前按了一下电话机旁的电钮……
这是第三次由国防部调阅卫星图片。半年前，美国的一个监视卫星——“守卫者”号初次在亚欧两大洲交界的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发现情况。接到报告后，国防部要求严密监视、继续扫描这一地区。前两次的卫星图片都因摄影装置和地区大气环境欠佳，而没能得出可读性强的照片。最近一次的照片冲洗得非常清晰，分辨力很高，明显地看出一些异常景象，所以他们立刻赶来汇报。
两三分钟过后，一名上校在两名助手陪同下走了进来：“哈罗，今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上校一边寒暄，一边走到会议桌前。“感谢上帝帮助，我们终于获得成功！”一名文职官员拿起教鞭式的指示棒，几个人的目光即随着它转到卫星照片上。“在东经60度，北纬57度，即前苏联乌拉尔山麓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发现一处特别建筑：长长的围墙，密密麻麻的通风管道，类似动物室的一排排小屋以及这一堆堆的各种铁笼，似乎是一个研究单位的表面特征。这片空白地是试验场，但很少有人活动。建筑物以东是一个砖厂，这边是居民楼……”
“有情报说，这是苏军019部队。”另一人插话，“但军人很少外出活动。这个小型建筑是配电站，高压输电线从这里通过。我们怀疑这是一支B字生物战部队，但检查其通信，未截获到明显的证据。”“请将这些情况输入计算机储存。”上校指示助理人员记录下来。突然，上校走到对面的地图下，将一个红星标在了前苏联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的位置上：“我们对此很感兴趣。然而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只从一个症状就确诊疾病，我们还要继续工作，谢谢诸位！”几个人包括两名文职人员很有礼貌地退了出去，上校一个人还在那里琢磨着……半年过去了，卫星依旧从西向东在原轨道上运行着、窥视着，但却没有送回更新的信息。可是在此半年内，美国政府的海外谍报人员却默默地从东向西送来了来自前苏联移民的宝贵情报：1979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苏联乌拉尔山东边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了一次爆炸，声音虽然不很大，但却打乱了这个地区的宁静生活。
爆炸后的第二天凌晨，医院门前突然排起长龙。他们当中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也有士兵。这些人披着毯子、穿着大衣，有的连被子也抱了出来。大家都在等着挂号。急诊室内挤满了男女老少。两名夜班护士忙得不可开交，而从患者手中接过来的体温计几乎个个都超过38℃。走廊里也站
金冠之谜
赫农王让金匠替他做了一顶纯金的王冠，做好后，国王疑心工匠在金冠中掺了银子，但这顶金冠确与当初交给金匠的纯金一样重，到底工匠有没有捣鬼呢？既想检验真假，又不能破坏王冠，这个问题不仅难倒了国王，也使诸大臣们面面相觑。后来，国王将它交给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冥思苦想出很多方法，但都失败了。有一天，他去澡堂洗澡，他一边坐进澡盆里，一边看到水往外溢，同时感到身体被轻轻拖起。他突然恍然大悟，跳出澡盆，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就直向王宫奔去，一路大声很着“尤里卡”， “尤里卡”（Fureka，我知道了）原来他想到，如果王冠放入水中后，排出的水量不等于同等重量的金子排出的水量，那肯定是掺了别的金属。这就是有名的浮力定律，既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其大小等于物体所排出液体的重量。后来，该定律就被命名为阿基米德定律。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重点就体现在一些矿石资源上面，硅藻土就是一种典型的矿石资源，硅藻土矿石里面含有大量的金属元素，然而它并不能直接使用，需要进行再度加工才可以。人们见到的硅藻土通常都是已经加工过的，它的产量极好，在我国出现的范围也很广，所以很多地区都有硅藻土的厂家，下面就为大家具体推荐几个硅藻土的生产厂家。
硅藻土生产厂家
灵寿县中石柯渊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灵寿县中石柯渊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注册的企业。灵寿县中石柯渊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凭着良好的信用、优良的服务与多家国内外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灵寿县中石柯渊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地处太行山区，矿产资源丰富，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部灵寿县塔上工业园，紧靠107国道、京昆高速出口25公里、南邻近塑黄铁路、东南临京广高速.交通运输方便，距京深、石太高速35公里。
济南浩然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浩然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经销批发的香精、虫胶片、荧光颜料、防水剂、消泡剂、若丁缓蚀剂、硅藻土助滤剂、松香、碳酸钾、干燥剂、硅油等产品畅销消费者市场，在消费者当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公司与多家零售商和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济南浩然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经销的香精、虫胶片、荧光颜料、防水剂、消泡剂、若丁缓蚀剂、松香、碳酸钾、干燥剂、硅油品种齐全、价格合理。济南浩然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实力雄厚，重信用、守合同、保证产品质量，以多品种经营特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
广州益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益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研发与经营原材料的专业公司，主要产品有：硅藻土、海藻酸钠、卡拉胶、硅藻泥涂料、高岭土、氧化锌等原料，凭借着雄厚的专业实力与多元化的经营理念，赢得了国内众多客户的支持与信赖。公司本着“质量求生存、诚信求经营、创新求发展”的宗旨，致力于向国内厂家推广和提供优质的产品与完善的服务，并与国内外一批大型企业和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公司拥有一批具有硕士、学士学位及高级职称工程师的精细化工专业的技术与销售人员，以确保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与技术服务。以质量管理为核心，标准化管理为依据，客户关系管理为基础的现代化管理体系，高品质的产品，适中的价格，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其实硅藻土的生产厂家只是将硅藻土这种矿石进行了提纯，目前人们的技术只限于此，不过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所突破。硅藻土的应用广泛，特别是在治理污水方面，它是治理城市污水的好手，不仅如此，它也是农民的好帮手，可以制成各种田间药剂。正是因为硅藻土的使用范围颇广，所以人们才会对它如此重视，那么在选择硅藻土生产厂家的时候也会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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