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在荡漾人类性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主体感受已经最大限度地溶在诗中，甚至可以活主体已消失在语言中，同时语言的形式语言的选择已成活主体已成极其次要的问题，只有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冲动在主体和鉴赏者中间，这种意识就下面第三点中谈及的宇宙意识。
读杜甫的诗和读李白的诗，我总是有二种不同的感觉，那就是杜甫是在静观人生，而李白则是挥霍人生。我们每一读者都是通过每一句单独的感觉与诗人交流的。另外，李和杜的诗有一个区别是，李诗中多采用过去时友人入蜀道还没有发生，李诗已出现了，而且每一读者读过后，好像旅游时结束后的轻松，而杜甫的则是雨已下过后，他与读者说，这雨是怎么下的。前者有畅想时的美感，后者有回忆时的欢欣。
第二， 追求与大自然的神秘契合交感，反对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
这一点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家共同具备的，那就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庄周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屈原在《天问》中，一连串向天发问，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象大鹏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想？！具有这强烈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于他强大的生龠，来自于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既然有白天存在，那么一定有黑夜存在，有“熵”存在，使我们的能量凝聚，既然生命是存在的，那么死亡也一定存在，生命是好的，那么死亡也一定是美好的，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偏执的两端，在两者这上静观两者的兴替变化，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李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得失、痛苦和欢乐，一起下酒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自己生命的强烈的爱，而这种爱时来源于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生存的全部认同。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焦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命本真的焦虑，二，是道德上的焦虑。三，是精神上的焦虑，尼采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是他们共同的焦虑之声。具有了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他们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那里不再不会有政治战争的干扰和危胁其生命的存在，但他们为了摆脱精袖的无归依，他们向社会的道德进攻了，以获得人的精神生活的健全，李白是这样做的，庄子，嵇康，陶渊明都莫不如此。
现代派的绘画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画的整体效果，它看上去首先是一幅感人的画，然后细看却看只不过是一些色彩的点染和几何图形的罗列。这一点与古典绘画不同，它看上去是一些感人的细节，而后一幅画的意义才脱然而出。这就像李白的诗与杜甫的不同。
下面举一例：《观卢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整首诗没有固定的视点，不是一个“遥”反映出来的。诗人不是通常所说的站在高处，看瀑布的水向下奔泻，也不是仰视瀑布的水直从天上垂下，更不是一个为看瀑布，而找到一个相同高山头平视瀑布流淌的全过程。而是李白自己化做了瀑布的一滴水，在瀑布流下的过程中，恣意奔泻，他感觉到崖石的期待，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的情况下，不管是那块岩在上面跌得粉身碎骨，他期待着这种辉煌。这滴水，用自己势能向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最后的能量，那一滴水的重量不止是他生命的重量。这时，他不知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也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里的长度对它来说太长又太短了，他有权利更深体味这种生活。
这首诗是与《卢山谣》先后写的，那时他六十岁，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差两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有与天地合一的宇宙意识，梁实秋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到了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方寸之间诗意盎然，方是诗人。”那银河，那瀑布的水，那崖石，已不再有最初的涵义，而是他浪漫主义诗情的一部分了。下面我谈一谈浪漫主义诗人之死
1老子之死（按一般说法，他不称浪漫主义诗人之列，但他是具有宇宙意识和人类性的人）。他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就消失了。他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而去，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他抛弃了什么，但他和自己的形体合一，谁也干扰了他的心神，追寻他的大道去了。2庄子之死：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中记载：“庄子快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但庄子说：“我用天地为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很壮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3屈原之死：在端五节投汨罗江而死，他绝不是简单的为楚国而死，他超脱了形体，他是吟唱着《天问》而死的，他是涌颂着《离骚》而死的。任何人拥抱着本真的自己而死的。那死是一种宇宙意识的体验，他的死亡是他生命之后的生命。 4李白之死：投水。他是乘舟大醉后，为捕捉水中的月亮而死的。他是吟着大鹏赋“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而死的，他是和自己心中的月亮一起死的。他投水时，月碎了，他成了水中的月亮，他寻到了月和生命的圆满和光亮。
每一个浪漫诗人都对自己生命赋予最大限度的认同。正是因为他最大的认同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一切都被他自己的行动赋于了永恒的生命力，连同他的死。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之死都是人类灵性的一次极大的尙失，又是人类灵性的一次圆满。这是人类诗化人生历史的一次涅磐。 以上谈了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诗歌和诗人？而真正的成为浪漫主义诗人，首先是又必须浪漫地做人。 浪漫地做人的基础是学会心理状态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特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稳定性，如果没有外来的信息冲击，那么每个人会依照这种稳定性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他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是早晨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会有条不紊。但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易变性。当外来的信息量很大，他再继续按常规做事已成为不可能，他会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解放自己的苦闷。这时他对熟悉他的朋友说，会觉得他突变了一个人。而如果他觉察到周围人的因自己的心理状态而导致了对自己不利的看法，他会很犹豫彷徨，恨不得自己马上回到原来做事的方式中去，但这种情况正象“熵”一样有不可逆性，于是他留恋过去，他回忆过去，一直追塑到自己的童年，而否定了现在的一切失败和成功。
而浪漫主义诗人则不同。他们是善于改变自我的心理状态。而且会这种变化而由衷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又触及到更为崭新的生命内容。他还能保持那颗赤子之心，而不有损自己的灵性。所以他敢于让高力士脱靴，尽管他的同行会认为这是狂妄，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他行事的不便，而他则一如既往。所以他敢去投水而死去捕捉月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喜欢有世俗所说的那种损失和意义。
确实，“诗言志”在心为心，在心为志，发而为诗。做人就像做诗一样，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做，就是把人生的一切都转化成诗的意境了，行事的效果和其所想之间就达到了合一。不知他是做诗还是在说话，没有了世俗的理念。生命的过程中，每一改变所赋于的浪漫主义诗人感觉抓住了，不再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了，浪漫主义诗人高兴自己能够适应了所有的状态，而自由自在生活了。人的每一次心理状态改变都可以说是过去的自我的一次死亡，如果你为这种改变而有一种荣誉感，崇高感，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而别人在一次活动中，打破了你的心理状态，给你一个崭新的思想，如果你有羞耻心恐惧心很焦虑，那你也同样是死亡了一次，如果你战胜了这种感觉，你会和他成为朋友，如果你没有远离这种生活，你会更强地自闭于自我。
2007年6月，《书法审美特质的主体性思考》获中国书协主办第七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三等奖；（济南）2007年1月，获山东省书法家协会2006年度学术研究奖；（济南）2008年11月，《当代草书创作的晚明艺术格调问题研究》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全国第二届草书大展当代草书论坛获奖论文（全国共5篇）；（邯郸）2009年4月，《当代隶书创作心理问题研究》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全国第二届隶书艺术展暨隶书创作论坛获奖论文（全国共5篇）；（洛阳）2007年8月，《甲申后傅山书法艺术风格转向问题论考》获中国书法家协会和山西省文联主办纪念傅山诞辰四百周年傅山书法学术研讨会三等奖；（太原）2008年11月，《现代化进程中的书法教育和学科建设问题研究》获山东省教育厅主办山东省高校艺术教育论文一等奖；（济南）2009年7月，获山东省政府第二届泰山文艺奖艺术理论三等奖；（济南）2011年3月，《当代书法审美心理问题初探》获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和《中国书法》杂志联合主办“当代书法创作与审美特征研究”征文优秀论文。（北京）2011年10月，《社会变迁视界下的晚明书风嬗变问题研究》获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第三届书学讨论会优秀奖。（淄博） 2007年5月，《独抒性灵与晚明书派》入选随园书社主办第二届“性灵派”书法作品展暨学术研讨活动；（南京）2007年11月，《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新文人书法问题研究》入选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办全国新文人书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石家庄）2007年11月，《现代化进程中的书法教育和学科建设问题研究》入选《书法导报》社主办“弘羲杯”首届《书法导报》当代书法论坛；（郑州）2007年12月，《独抒性灵与晚明书派》入选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第四届全国书法研究生书学学术周活动论文集；（北京）2008年11月，《从徐渭的独抒性灵到王铎的复古宣言》入选随园书社主办第三届“性灵派”书法作品展暨学术研讨活动；（荆州）2009年4月，《诗意书法与文学精神》入选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办山东省第二届书学讨论会；（淄博）2009年7月，《心理剧变与创造力的实现——从晚明书家心理变化看书法心理学的当代性意义》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第八届全国书学讨论会。（郑州）2009年10月，《综合之美与艺术圆融——现代刻字艺术基本美学特征刍议》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刻字研究会联合主办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无锡）2009年10月，《艺术自觉与魏晋风流——《平复帖》诞生的文化与美学背景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考析》入选《平复帖》暨二陆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海）2010年3月，《“五绝书家”与后人眼中的“虞世南”概念》入选浙江“虞世南与唐代书法”论坛。（慈溪）2010年9月，《康有为书法艺术思想新论》入选广东第三界岭南书法论坛。（广州）2010年11月，《当代楷书创作心理问题研究》入选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和河北省社科联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楷书创新论坛。（邢台）2011年9月，《王羲之书法的符号性意义与当代书法的“伪二王”问题研究》入选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论坛”。（杭州）2011年12月，《兼收并蓄，组合推动——西泠印社影响浙江书风问题八论》入选“浙江书风”学术论坛。（杭州）2012年3月，《大艺术视野中的徐渭草书艺术精神初探》入选兰亭国际书法学术研讨会。（绍兴） 《该给书法展赛热降降温了》，《齐鲁晚报》2004年12月4日“书画前沿”版；《才自内发，学以外成——记靳新和他的书法艺术》，《东方烟草报》2006年4月总第1896期；《甲申后傅山书法艺术风格转向问题论考》，《淄博书画》2007年第3期；《晚明浪漫主义书风形成的发生学意义和当代性阐释》，《淄博书画》2007年第4期；《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形成原因及其入清后的发展情况》，《中华现代教育》2007年第7期；《书法审美特质的主体性思考》，《书法导报》2007年第41、42期连载；《浅议为什么要进行书法审美》，《时代文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8年第2期；《大通的境界——孔孚山水诗及其书艺略论》，《山东文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8年第3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书法教育和学科建设问题研究》，《书法》2008年第1期；《经史论书有道义，神采风骨自琅琅——李宗玮先生书品和人品》，《洛阳日报》2009年7月总第13260期；《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董其昌》，《书法导报》2009年第19期；《王铎“复古”的意义》，《书法导报》2009年11月第45期；《晚明浪漫主义书风形成的发生学意义和当代性阐释》，《中国书法学报》2009年3月第138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书法教育和学科建设问题研究》，《北京书法》第83、84、85期连载；《综合之美与艺术圆融——现代刻字艺术基本美学特征刍议》，《领导科学报·东方书画》第155、156、157三期连载；《当代草书创作的晚明艺术格调问题研究》，《书法》2010年第9期；《钟灵毓秀得天趣，萧散简远脱俗尘——王宠<西苑诗卷>赏析》，《青少年书法》2010年第9期；《康有为书法艺术思想新论》，《书镜》2010年第2期；《深厚华滋，隐有内美——青年书法家仇志红其人其书》，《山东侨报》2011年1月总第955期；《“五绝书家”与后人眼中的“虞世南概念”》，《书法导报》2011年5月11日第19期；《文学精神——苏东坡的书文双绝和技道两进》，《书法导报》2011年6月15日第24期；《震颤着向历史发威的艺术巨人——徐文长及其书法艺术略论》，《书法导报》2011年8月10日第32期；《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新文人书法研究》，《中国艺术报》2011年9月2日；《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晚明书坛的孑然对立》，《书法赏评》2011年第3期；《张瑞图书法艺术成就刍议》，《书法导报》2011年10月5日第40期；《略论现代书法心理学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书法报》2011年11月2日第42期；《雄剑倚天，长虹驾海——娄以忠先生书法作品赏析》，《联合日报》2011年11月24日总第4708期；《略论高校书法专业教育的危机与对策》，《书法报》2011年12月21日第49期；《忠臣烈士的书法概念和艺术境界——略论黄道周及其书法》，《书法导报》2012年1月25日第4期；《淡然无极，众美从之——略论于茂阳先生的书法与书法教育思想》，《领导科学报》2012年2月29日第1353期；《浓墨重彩，大气磅礴——张培明人物画赏析》，《齐鲁晚报》2012年3月26日；《浓墨重彩，大气磅礴——张培明人物画赏析》，《济南日报》2012年3月28日第A20版；《苏东坡书法的三个境界》，《书法导报》2012年3月21日第12期。
清代“性灵派”的首要人物是袁枚（1716—1798），世称随园先生。袁枚青年时期已很有才华，23岁举进士，入翰林院。34岁时辞官退居在南京小仓山的随园读书写作讲学。一生著述很多，弟子也很多。
性灵派是对袁枚论诗主张的称谓。与之观点相同的还有稍晚的赵翼、张问陶等人。袁枚认为作诗必须“独写性灵”。性灵说的基本观点就是作诗要抒写个人的性情，而且必须是真性情。他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主张诗中要有“自我”。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对“自我”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所谓诗中有我者，不依傍前人门户，不摹仿前人形似。抒写性情，绝无成见。称心而论，自鸣其天。勿论大篇短章，皆乘兴而作，意尽则止。我有我之精神结构，我有我之意境寄托，我有我之气体面目，我有我之财力准绳，决不拾人牙慧，落寻常窠臼蹊径之中，是谓诗中有我。即退之（韩愈）所谓‘词必已生’、‘陈言务去’也。”袁枚有一首绝句说：
独来独往一枝藤，上下千年力不胜；若向随园诗学某，三唐两宋有谁应？
袁枚的性灵说是对诗歌的一个简要总结。即使对于古代诗歌也应以此来衡量、来评价。他认为诗只能从有性情与无性情来区分，而不能用“唐诗”、“宋诗”来区分。他说：“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即便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赋诗作文，都是自写胸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他认为，对于前代诗作，只要是抒写性情的都应学习借鉴。否则，不应盲目崇拜，无论是唐，是宋。
对于“诗必盛唐”的复古倾向，性灵派一直持反驳态度。他们发问，唐又学的谁？如果唐人学的都是《诗经三百首》，那怎么有唐的风格。宋湘有一首论诗绝句：
三百诗人岂有师？都成绝唱沁心脾，今人不讲源头水，只问支流派是谁。
宋湘所说的“源头水”是什么，就是存在于诗人心中的真情。唐诗、宋诗不也是从这源头来的吗？没有真情的诗就是无源之水。张问陶的一首绝句就点明了这个道理：
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
张问陶（1764—1814），四川遂宁人。乾隆时期进士，历任吏部郎中、莱州知府等职。后辞官居苏州虎丘，著作有《船山诗草》等。张问陶工书善画，尤以作诗著称。他非常赞同袁枚用真情作诗的主张。颟顸：糊涂不明事理。张问陶在另一首绝句中用自己作诗的体验讥笑那些没有真情的诗只能是装腔作势，既没有生命力也没有欣赏价值：
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
有些正统礼教的论诗者在谈及作诗需要真情时故意遮掩，认为那些儿女情长的宫体诗是“温柔乡语”、“害人心术”，选诗时一概不收，排斥在外。袁枚则认为“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性灵派主张的真情自然也包括男女之间的情爱之情，这种真情也是非常可贵的。
中国自古就有“诗言志”之说，好像不言志就不是诗。其实《诗经三百首》中有很多不言志的抒情诗。没有必要硬性规定诗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写什么题材好，什么题材不好；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情趣的人和事很多，皆可入诗。袁枚“艳诗宫体自成一家”的论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袁枚的诗作和诗论在当时即广泛流传，他的诗集文集多次被书商翻刻，“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当时有位朝鲜使臣来北京欲以重价购他的诗集“竟不可得，怏怏而去”。足见袁枚的诗论和诗在乾隆、嘉庆时期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来人一方面对性灵派理论作进一步的补充发挥，一方面力争作出具有真情新意的好诗。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这与性灵派观点极其一致。再后来的毛主席也非常爱读《随园诗话》，并且引发了许多心得体会。
作诗自古就有重情与重意之分。晚唐诗人比较重情，如温庭筠、李商隐等。宋诗又比较重意，如苏轼、黄庭坚等。但这也仅只是“比较侧重”而已，而不存在有意无情或有情无意的诗。即使是同一个人做的诗也会有区别，有的诗他可能偏重于情，有的可能偏重于意。不管偏重于哪一方面，但作诗要有新意、有真情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20世纪出现的新诗虽然在诗的外形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写新意用真情仍然是创作中的灵魂。性灵派对于作诗的理念至今可鉴。
上面我们只是说偏重于主情或偏重于主意，但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情和意不可能硬性分开，就好像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共处一体，没有明显的界线一样。一首好诗应当是情与意俱到好处。
“性灵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诗歌评论中的一种艺术创作主张。以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为标志，在晚明诗歌、散文领域，掀起了以反对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模拟风气为内容，强调文学创作要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真实情感，追求个性风格面目的文学革新思潮。清代袁枚在诗歌评论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艺术创作主张，在近代和现代文学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袁宏道在《叙小修诗》称其弟之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习气之故也。袁宏道认为作诗要“真”，“真诗”是心性、性灵的贯注。江盈科《敝筐集序》中引述了袁宏道的话：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耳。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融，心能摄之；心能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心腕运心，则性灵无不必达，是之谓真诗。他还强调艺术创作具有真面目，即个性特征。在《与丘长孺》一文中，袁宏道说：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者？……诗之奇、之妙、之工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209页）袁宏道求“真”的思想来源于李贽，受李贽“童心说”的启发。李贽把儒家文化看做是使人失去真性的迹化，因而大反儒学，认为：人学习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便使“童心”沦丧，真诚泯灭，成了“假人”，说“假话”，做“假事”。他盛赞“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焚书》卷三《杂述》）袁宏道认为“童子”是最有生趣的，因为童子能“率心而行，无所忌惮”，保持人性的纯真和活泼是首要的。袁宏道在强调“性灵”时，对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与表现作了明确的肯定。他认为，“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较之文人的诗篇更有流传的价值，因为这些歌谣“任情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叙小修诗》），可喜之处即是“真声”的表现，无矫揉造作，得之人的本性的流露。他在《叙呙氏家绳集》中说：“凡物酿之则甘，炙之则苦，唯淡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人真性灵也。”要求诗不托于“理”，不托于“闻见知识”，而发之于真实的情性，而要自由地抒发人的生活欲望，表现出个人的独特创造。袁枚是清代乾隆盛世的诗歌评论家，著有《随园诗话》。他在诗歌评论上提出的“性灵说”，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袁枚“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实情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情感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情性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袁枚所说的“性灵”，与“性情”是同义语。他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旨”。他对当时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也，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可见，袁枚与公安派的诗歌理论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性灵说”的渊源，清人刘熙载曾指出：“钟嵘谓阮步兵（注：阮籍）诗可以陶性灵，此为性灵论诗者所本。”（《艺概·诗概》）其实，袁枚早已说过：“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续元遗山论诗》）。因此说“钟嵘实已开明清之际性灵文学思潮之先河。”（吴兆路《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研究》）。由此可见，人们对“性灵说”的渊源虽溯至南朝，但基本上只将焦点放在钟嵘身上。“性灵说”在南朝已初具规模，颇成气候，并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 “性”的本义，即指人的自然天性。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夫衣食者，人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谢灵运《游名山志》）“灵”的本义，则来自充满浓郁自然生命意识的巫史文化。灵，巫以玉事神。（许慎《说文解字》）南朝时，“灵”往往用于表示人的生命意识、精神活力及自然本能：人为生最灵，膺自然之秀气。（朱世卿《法性自然论》）民秉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秉气怀灵，理无或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记》）木秉阴阳之偏气，人含一灵之精照。（萧琛《难神灭论》）天地之中，唯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萧纲《劝医论》）“性”与“灵”二字合用，多表示人的自然本性、生命意识及宇宙本体：受山川之英灵，有清明之淑性。（裴子野《刘虬碑》）降七纬之祯灵，五行之正性。（裴子野《司空安成康王行状》）凡含灵之性，莫不乐生。（沈约《因缘义》）而此时“性”与“灵”配用及“性情”、“情性”之义，也常指人的自然天性与生命意识：性爱山泉，情笃鱼鸟。（何胤《答皇太子启》）抱疾就闲，顺从性情。（谢灵运《山居赋序》）情性晓昧，理趣深玄。（沈约《神不灭论》）心游五表，不滞近迹，脱落形骸，寄之远理，情性胜致，遇兴弥高。（萧衍《敇何点弟胤》）“性灵”词汇得以产生于南朝，其社会背景是佛教盛行。佛经、佛论尤其喜欢用“心”、“神”、“灵”、“性”等概念。佛教义学的核心是“心性”。梁代的大士傅弘《心王铭》宣称：“识心见佛，是心是佛。……净律净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别无他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宗炳《明佛论》）“三界所有，皆心所作”。（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二十九）把“心”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是南朝文学理论中“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其表现为：第一，确立了“心”为文学本源的地位。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刘勰《文心雕龙》）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刘勰《文心雕龙·序志》）这么一来，便使文学由面向社会转回面向人心；由以社会大众为本位转向以个人自我为本位。第二，强调“心”作为作者精神主体的无穷活力。灵而动变者心也。（王微《叙画》）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心游五表，不滞近迹，脱落形骸，寄之远理，性情胜致，遇兴弥高，文会酒德，抚际弥远。（萧子显《敇何点弟胤》）这实际上是强调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而引发出自我个体感情抒发、精神对物质的支配、心与外物的交感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第三，它与传统的“心物感应说”结合，强化了心的灵妙创造力。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宗炳《画山水序》）凡斯种种，感动心灵。（钟嵘《诗品序》）这些都与传统的“心物感应说”（《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有共通之处。“性灵说”的内涵，是以传统的“心物感应说”为思想根源，以人的自然本性、生命意识为核心，以佛教“心性”学说为推动，强调文艺创作的个性特征、抒情特征。追求“神韵灵趣”的自然流露，它对整个文学思想的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