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国是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就是齐国宰相管仲当时施行的史无前例的改革
当时主要把齐国推向中原第一强国的核心人物是管仲和鲍叔牙
其中管仲对齐国的强大起到了最支撑的作用和巨大贡献
管仲施行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就是一种颠覆、颠覆旧有的凝固的传统制度、就好像当今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传统企业一样。
管仲的改革分以下几步
行政改革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人事改革
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兵制改革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经济政策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四库全书管子
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法制改革
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法制
“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
第二步：就是思想的改革
人性趋利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6]
管仲雕像
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
藏富于民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在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均田分力
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管子·乘马》中说：‘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
四民分业
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
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大众，公之本也。”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对外开放
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7]
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
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
战略合赢
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
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
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
食盐工业
在盐业，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
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记载，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仲不同意。管仲说：“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3]
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
统计考核
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
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
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
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
同时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信访办。
“察民所恶，以自为戒。”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
信访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
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
宏观调控
《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
有形的手，无形的手
《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
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稳定物价的措施。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
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
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
3.调控货币。《管子》认为，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管子》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管子》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
刺激消费
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
管仲的商业头脑与战略
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①。
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
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
为炒做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
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注：①齐桓公大会诸侯，讨伐楚国，借口是楚国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纳贡品。齐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出兵进攻楚国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齐桓公谈判，接受了齐桓公的责备，并答应向周王室进贡。战争结束。
衡山之谋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国之策在当时乃至至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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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是第一部）又称《国策》，也称《短长书》。为当时纵横家〔即策士〕游说之辞的汇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bǎi hé）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而当时战国七雄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这部书有文辞之胜，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战国策》是我国一部优秀散文集，它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战国策》对我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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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是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创作背景
《战国策》也称《国策》,相传原本由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它的主要内容,是记载战国时期策士游说诸侯、国君的活动和说辞,以及他们相互辩论驳讦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军事见解,所提出的各种斗争策略.
关于《战国策》的作者,近人有不少考证.罗根泽、金德建等主张是西汉初年的蒯通.蒯通系秦汉之际纵横家,曾劝说范阳令归降陈胜起义军,又建议韩信（?～前196年）攻取齐地,劝韩信背叛刘邦（公元前210～前188）而自立,汉惠帝（公元前256～前195年）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八十一篇.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对于考证《战国策》的作者,又提供了新的思路.该书许多部分与《战国策》相同或类似,但体例详略不一,而以记载苏秦一生的言论为主,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苏子》一书的辑录.但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又为各种游说故事的辑录,大都与《战国策》同,而全书的最后年限则为秦国攻楚,似成书于秦汉之际.这样,对于《战国策》成书于蒯通的说法,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33篇,分为12国,是为古本.但因其中杂有纵横阴谋之术,为儒家所排斥,所以传诵较少,容易残缺.到了宋代,曾巩校补过,他编订的《战国策》是为今本,凑足了刘向古本的篇数.
作品缩写
今本《战国策》的篇目共有33篇,486章.《西周策》1篇,分为17章；《东周策》1篇,分为22章；《秦策》5篇,分为64章；《齐策》6篇,分为57章；《楚策》4篇,分为52章；《赵策》4篇,分为66章；《魏策》4篇,分为81章；《韩策》3篇,分为69章；《燕策》3篇,分为34章；《宋卫策》1篇,分为14章；《中山策》1篇,分为10章.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东阳人吴师道依据曾巩校补本而订定的.吴师道所著《战国策校注》通行至今,另有宋人鲍彪改变原书次序做新注,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东汉高诱曾为旧本《战国策》做注,今残缺.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内容相似,可补今本《战国策》之讹误与不足.
《战国策》的绝大多数文章中,都体现了民本思想.作为两千多年以前的古籍,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赵威后问齐使》（《齐策四》）中的赵威后,把“民”的地位提高到国君之上.《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一》）中说,由于齐威王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齐国大治,“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冯谖客孟尝君》（《齐策四》）中的策士冯谖,为孟尝君“焚券”、“市义”,赢得“民称万岁”,孟尝君因此能以区区薛地作为避难免死的安乐之“窟”.《中山策》中有一篇《昭王既息民缮兵》,则是从反面说明民心的重要性：长平之战,秦军白起大破赵军,可是后来当昭王再次命他攻赵时,他不肯去.他说：“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震惧而灭之,畏而释之,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地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因此,他断定“兵出无功”,“臣见其害,未睹其利”.
对倾慕正义、蔑视王侯、敢于反抗强暴的义侠、高士等英雄人物,《战国策》予以歌颂.例如面对齐宣王不愿进前“趋势”的颜■,他不但敢于直斥“王前”,而且公然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齐策四》）.又如身为一介布衣之士的鲁仲连,发誓宁愿“赴东海而死”,也不忍做暴秦的臣民（《赵策三》）.荆轲、聂政等人物,扶植正义,疾恶如仇,为被凌辱者复仇,勇于献身.还有一些“济弱扶困”、反对侵略的人物,如说服燕赵两国出兵救魏的孟尝君、谏止魏王与秦攻韩的信陵君、不惜“百舍重茧”折服楚王、免除战祸的墨子等.对于这些人物的高志洁行,《战国策》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
《战国策》体现了器重贤能、珍惜人才、崇尚智谋和智巧的思想.齐宣王采纳王斗的意见,“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齐策四》）；秦孝公以商鞅为相,实行变法,一年时间,就“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秦策一》）.《战国策》不仅对这些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高才奇能给予赞扬,而且对一些在某些事上能出“奇策异智”或在某一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论出身尊卑,不问职业贵贱,也同样予以肯定,体现了“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的进步观点.如姚贾原本是梁国一个看门人的儿子,又有偷盗行为,因为他很会外交,秦王就任他为外交官.他为秦国解除了一场被四个国家攻伐的危机.又如《苏子谓楚王》（《楚策三》）、《汗明见春申君》（《楚策四》）等篇,也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识才、惜才、容才、任才的重要.
妙语背诵
《战国策》的这些思想性与它的艺术性是分不开的.艺术性的主要表现有：
（一）论点明确,方法周密,逻辑性强.例如《庄辛论幸臣》（《楚策四》）一文中,开始叙述襄王沉迷声色,拒绝庄辛的劝诫,终招亡国之祸.这是用事实表明全书的中心论点：只图眼前享乐,丧失警惕,必将导致后患.接着就展开正面的论证,证实这一论点的必然性、普遍性、真理性.论证过程中,不是抽象的说理,而是用比喻性的具体形象作为论据说服襄王.从生物界微小的蜻蛉,到较大的黄雀,由黄雀到更大的黄鹘.平时这些虫鸟们自由飞翔,悠游自乐,自以为与人无争,不会有什么灾祸.殊不知,就在它们自鸣得意的时候,身旁却隐伏着杀机,最后终于不免死亡的厄运.无知的生物如此,何况人类,更何况凌驾万乘的一国之主呢!接着又举出人事中的蔡灵侯之事,从而联系到襄王.从生物到人类,由小到大,一层深似一层,一步紧迫一步,深刻有力,使得襄王不得不为之变色,浑身发抖.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严密而自然的逻辑推理,使论据显得分外结实有力,说服力强.像这样典范性的策论文,在《战国策》中很多,如《楼缓虞卿论割地略秦》（《赵策三》）、《苏秦以合纵说赵》（《赵策二》）、《张仪以连横说秦》（《秦策一》）、《司马错论伐楚》（《秦策一》）等,分析形势,了如指掌；权衡得失,则尺寸较计.
（二）形象地描写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结构完整,情节曲折、生动有趣,故事性强.打开一部《战国策》,497篇,几乎每一篇都是一个故事.《聂政刺韩傀》（《韩策二》）的故事,先写韩臣严遂与宰相韩傀的仇隙,严遂欲求一位可替自己报仇的人,以此交待故事的起因.接着写严遂在齐国“阴交聂政”,但因母亲尚在,聂政不敢以身许人,拒绝了严遂的请求.故事至此为之跌宕.作者又写了聂母去世,聂政感念旧遇,只身仗剑,刺杀了韩傀.故事似要结束,却又由聂政死时“皮面抉眼”的情节引出另一个人物——聂■.韩国统治者不惜悬赏千金以征求认领尸体的人的情节、聂■不惜声明自杀于尸下的情节,与上面“皮面抉眼”的情节,既连贯自然,又呼应合拍.结尾一段,是东方各国听到这个故事的反应及作者的评论,也是对两个英雄人物的赞扬.故事有始有终,有起有伏,事件脉络清楚,彼此配合默契,构成了一个故事性极强的艺术整体.其他像《荆轲刺秦王》（《燕策三》）、《吕不韦相秦》（《秦策五》）、《苏秦止孟尝君入秦》（《齐策三》）、《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不死之药》（《楚策四》）等,或赞扬美善,或暴露丑恶,或写智巧解患,或写妙语解颐,无不风趣横生,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三）刻画出性格不同的历史人物形象.如苏秦和张仪都是能言善辩的策士,为了追逐“富贵卿相”,诈变反复是它们的共同特点.然而苏秦的刻苦、自信与张仪的阴毒、无赖,毕竟不同.前者多少让人同情,后者只让人憎恶.荆轲与聂政,同是重义轻生的勇士,但荆轲的沉着机智、倔强又带点冷漠的个性,与聂政的孝顺、忠诚、爽直而又勇于决断的性格,显然又有所区别.其他如头脑冷静敏锐、善于观察分析的邹忌、蔚然排忧解难而无所求的鲁仲连、善于利用矛盾以解决矛盾的冯谖、机智老练又风趣活泼的触龙等,以及秦宣太后、吕不韦、楚怀王等形象,在《战国策》中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给读者以如闻其语、如见其人的感觉.
（四）《战国策》语言流畅犀利,笔调辛辣,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
关键知识点
《战国策》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战国策》是继《春秋》之后,迄楚汉之起,共245年的历史记载.如果从楚汉起事之年算起,即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上推245年,正好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其始.在《左传》、《国语》之后,《楚汉春秋》、《秦楚之际》之前,这中间245年的史料空白,主要靠《战国策》来填补.《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二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乱秦宫等,都是独家占有之史料,是司马迁修《史记》取材的惟一史料来源.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史学名著。由汉朝刘向编订，但此书的原作者不详。刘向因此书所记的多是东周后期时诸国混战，纵横家为其君王拟定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定名为《战国策》，而该时期亦因此被史家称为战国时代。
《战国策》为国别体，全书按东周国、西周国、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三十三卷，约十二万字。
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说客们言行，更包括了不少纵横家的政治策略与辩论技巧，也可说是合纵与连横的实战演习手册。本书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在四库全书之中为史部。
扩展资料：
《战国策》只知编者是汉代的刘向，原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大致上认为是非一时一地一人的作品。学者罗根泽认为，可能是蒯彻所作，罗根泽说：“《战国策》始作于蒯通（蒯彻）；增补并重编者为刘向；司马贞所见是否即刘向重编本不可知，今本则有残阙矣。”
本书随着战乱，也散逸不全，到了宋朝，曾巩又搜罗阙文，加以重修。
今本共33卷。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55年晋阳之战（稍提到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战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