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为一个只有200年历史的国家，美国并不像中国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 文化 底蕴。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美国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从影视作品简析美国文化价值观
[摘要]影视作品就像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透过影视作品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观念与态度。美国的影视作品之所以俘虏了全球人的眼球，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将美国文化价值观巧妙地贯穿于其中。本文从捍卫梦想、追逐民主自由以及人性的光辉三个方面对美国影视作品中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分析与 总结 ，让我们在通过影视作品了解美国文化的同时，也能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有重新的定位与思考。
[关键词]影视作品;美国文化;价值观
美国的大部分影视作品都是选用亲情、友情、爱情、正义以及科幻为线索。大规模耗资制作的华丽场面，再加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使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与民主借助影片完整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由此引起人们的思索与探究。美国影视作品传达出的道德关怀和人道主义，物质进步和增长以及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都值得观众借鉴和学习，而这些不仅是美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支柱，同时也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乐意标榜的完美价值观。
一、美国的文化价值体系
美国文化体系的构建大多数来源于它的移民文化，所以美国的文化被称作一个“大熔炉”[1]。美国的 传统文化 大多数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他们的原住地所带来的，尽管融入了许多移民国的文化，大体上还是以英国的传统文化为主。自由女神像，芭比娃娃，《美国哥特式》，野牛镍币和山姆大叔被视为美国传统文化的五大象征，由此派生出的民主政体、自由原则、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也就成了美国传统和主流的文化价值观。由于美国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文化保留的时间也相对较短。美国的现代文化也是由传统文化逐渐过渡而来，主要表现在美国梦，自由与平等，道德主义与人道主义之上。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亚洲和拉美人，他们都把美国看成是实现梦想的摇篮，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片土地上有所获。同时，作为一个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国家，自由与平等同样在美国文化体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这是由于早期的美国殖民大多数来自殖民国的中下层阶级，他们严格反对“旧世界”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希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即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大多数美国人都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因此道德主义和人道主义也被视为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美国的现代文化正在从隔阂走向统一”[2]。当然这与美国的社会体制的改革密不可分。
二、从影视作品透视美国文化价值观
(一)捍卫梦想
1.不同人的不同梦想
电影虽作为一门视听艺术，但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大多数电影也不过是人们在闲暇之余以供消遣娱乐的玩物。但是对于真正让人看后有启示、有收获的电影还是一样会得到观众的热衷与好评。美国的大部分影视作品都在造梦，它并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小小的部分。有希望实现种族平等的梦;有渴望过上富足生活的梦;有盼望登上万众瞩目的舞台，成为明星的梦;也有期望拯救全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梦。而这些无一例外地都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梦，人们都笼统地把它称作现代意义上的“美国梦”。尽管不同的人对这个词语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但是他的轴心始终不会改变，美国这块土地提供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平台给人们，即“人人都有成功的希望和创造奇迹的可能”[3]。
2.从《阿甘正传》浅析阿甘的永不放弃
美国的许多电影都对“美国梦”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诠释。影片《阿甘正传》和《当幸福来敲门》就是展现美国梦的典型。在《阿甘正传》中阿甘由始至终都贯穿着“笨有笨的作为”这一思想。尽管他是一个智障儿，但是凭着对生活永不放弃的信念，他顺利地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参了军，最终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战斗英雄。命运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未知数，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等待我们的下一站会是什么。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记得帮你打开一扇窗，透过窗户，阳光依然可以照进来。阿甘的 故事 教会人们只要敢想敢做，一切皆有可能。
3.从《当幸福来敲门》中解读克里斯是如何捍卫梦想
另一部将现代意义上的“美国梦”诠释得很完美的电影就是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取材于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当今著名的投资专家Chris grander。这部电影属于 励志电影 ，但是却与简单地描述个人了奋斗与梦想的励志电影截然不同。它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濒临破产，老婆弃家，只有和儿子相依为命的穷酸落魄业务员的形象，最后是如何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知名的金融投资家的故事，而这一过程没有坚强的意志与精神的支柱，常人是很难做到，儿子就是他不断奋斗下去的动力。克里斯在影片中说：“我生活的这一部分叫做搭公车;我生活的这一部分叫做冒傻气;我生活这一部分现在的一部分叫做疲于奔命，我生命中这个阶段的阶段叫做幸福。”这部影片不是一味地强调个人的奋斗，脚踏实地抑或是凭借聪明的才智去获得成功。这里的幸福不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权利。追逐梦想不是一味地行走，偶尔也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有梦想就要好好地去捍卫它。
(二)追逐民主自由
1.美国文化价值体系中的自由与民主
平等与自由是美国人一直以来普遍认同的观念，美国人虽然没有统一的思想，但却有普遍认同的观念，即以平等和自由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美国的《独立宣言》更是将平等与自由放在了首位，他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而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逐幸福的权力。”美国的自由与民主似乎就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光环。在好多美国电影的开始，都有过这样的一幕，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中，一个象征着美国人民争取自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女神像高高地耸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岛上。因此民主与自由也就被反复地穿插在影视作品中。
2.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和瑞德对自由的追求
说到美国文化中的追求自由，同样也会把大多数观众的视觉拉回到1994年上演的《肖申克的救赎》当中。“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这部电影用第三人称的旁白描绘了肖申克监狱所发生的故事，以瑞德的视角描绘了安迪的所作所为和因为他而得到救赎的肖申克监狱的人们。本片最能吸引观众的还是主人安迪公强大的内心的力量和对自由生活的执著。他说人生可以简单地归于两个选择：忙着活，或者忙着死。影片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渴望自由的执著从来没有停止过。花19年用石锤凿出一个洞，是什么给了他动力，是内心的希望的火种。“Fear can hold you prisoner，hope can set you free.”这也是作品本身所要告诉人们的。
(三)人性的光辉
1.人性的光辉是美国电影持久不衰的秘诀
美国的电影自始以来虽然在极力制造各种英雄神话，以各种视觉效果打造影片的独特文化。如《真相至上》《战马》《泰坦尼克号》《2012》《惊涛大冒险》《危情时速》等。但无论是法制题材的电影抑或是一些巨型的灾难片、科幻片，他之所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将人性的光辉巧妙地穿插在了整部影片当中。
2.《绿里奇迹》中黑人死囚约翰及监狱长的身上所呈现出的人性的光辉
拍摄于1999年的《绿里奇迹》，它同1994年的《肖申克的救赎》一样同属监狱题材的电影。监狱，是最阴暗恐怖的场所，充满恐惧又令人毛骨悚然。尽管在这样的地方，也不乏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绿里奇迹》中，黑人死囚犯约翰·科菲相貌恐怖，体形硕大，但却身上有着温暖的爱心和神奇的力量，他和监狱长保尔·艾治科姆一起诚心地帮助死囚们平静地、安心地走过了人生最后的旅途，演绎出一段感人的故事。而中国恰巧相反，尽管监狱中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但是因为教条主义的影响，很少有人去触及。
3.《泰坦尼克号》中人性的真、善、美
影片《泰坦尼克号》是一部里程式的电影，自1997年上映至今，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部电影之所以震撼人心，不仅仅是因为伟大的爱情，还有人性。“让妇女和 儿童 先上”而不是“领导先走”。这是在船沉没的那一刻，霍利克用钱收买大副要求先上救生艇这一戏剧冲突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在生死面前男士们自己浸在水中，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他们克服了人性的自私，他们都是英雄。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那个瞬间，船上相拥赴死的老年夫妇，母亲讲着故事和两个孩子一起葬身海底，牧师在最后一刻还不忘给予人们精神的安慰，这都显示出人类那无与伦比的伟大和无畏，他们就像会思考的芦苇在自然的毁灭中迸发出了撼天动地的力量。一场灾难，见证了人的脆弱，但也同样见证了人性本身所含有的真、善、美。关于人性的主题，无论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总会让人看后有思考、有收获，也会成为人们永久歌颂的美话佳谈。
4.从《拯救大兵瑞恩》中看硝烟弥漫中闪烁的人性的光辉
《拯救大兵瑞恩》在大多数观众眼中，它不过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美国爱国主义宣传片。但如果仔细观看，将会领悟影片其深层次的含义。一个母亲有四个儿子参战，三个同时战死，于是美国参谋总长下令无论如何要将身陷前线的第四个儿子安全撤回。作为现代民主的发源地之一，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强调个人价值。尽管“战争没有仁慈，杀戮没有良知，但硝烟弥漫中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4]。八个去救一个人，为的是不让一个年老体衰的母亲，经历所有儿子都命丧战场的噩耗，相信看过此片的大多数男性也会在此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5]
三、结语
美国的影视作品凭借其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标杆。美国影视作品所反映出的寻求梦想，追逐自由以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等价值观已成为全球文化价值评判的标准。欣赏影视作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提高对美国文化的深入了解，而且可以掌握语言本身的应用能力。大多数影视作品中都对中美文化的差异及冲突进行了描写和探讨，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地理区域的差异，可以有效地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浅谈美国多元文化 教育
摘 要：多元文化教育是美国现代教育的一种基本取向，学习风格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为之提供理论基础。本文介绍了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产生背景、教育 方法 、及其为我国多民族教育提供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多元文化教育;教育方法
美国，多元文化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教育概念，一种思想，一种教育改革和过程。美国研究多元文化教育的著名专家詹姆斯·班克认为，在学校中无论性别、种族、民族的学生都应该享受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他还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应该是广义的。按照克瑞斯汀(Christine,1999)的观点，美国的所谓多元文化教育是指“基于对民主的珍视和信仰，在有文化差异的社会中和多种文化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确认文化多元化的一种教学和学习取向”。所以，多元文化课程是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一种必然产物。
一、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产生的背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移民风起云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纷纷涌入美国，30%以上的美国居民由欧洲白种人后裔的“少数民族”组成。据统计，目前美国大约有270多个民族，逐渐构成了新的少数民族群体。随着美国少数民族数量的增长，以及在国家中扮演的角色重要性的提高，他们迫切要求在教育中体现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并提高其地位，这直接推动了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
(一)教育民主化的深入是主要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就是教育的民主化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教育民主化主要体现为“个体取向”：追求个体受教育权利的尊重和教育机会;的均等化。5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离开种族文化的平等与教育的“反种族主义”。
(二)在学校教育中树立全球意识正成为公民的一种紧迫任务
因为人们越来越充分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这个地球正面临诸如：臭氧层、污染、贫穷和疾病、核武器、全球性饥荒、艾滋病、国际恐怖主义等许多问题。人类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全球性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就需要人们具有一定的跨文化理解能力。这种能力在学校教育中的培养则要求实行多元文化教育。
(三)美国的在校学生在构成上具有明显的异质结构
美国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大约有25%的儿童来自少数民族。而且这个比例有增无减。据估计，到2020年在校学生中有色人种学生将超过30%。研究者认为，教育应直面这种存在而加以改革。如果学校教育不实行多元文化教育，那么种族歧视、黑社会等社会问题就会日益严重。美国人一贯主张民主、强调人权。在这样复杂的社会构成中消除社会偏见，尊重人们的生活选择，让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以使其在智力、社会能力和个人成长等方面的潜力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就成为公民的一种迫切要求。
二、美国教育者采用的多元文化教育方法
多元文化教育思想认为学生不论性别、种族、民族都应该有平等受教育机会。多元文化教育力图使多种群体的学生在学业上获得成功的发展机会，提高不同性别、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以及一些特殊学生的素质。美国许多教师进行多元文化教育时，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如下：
(一)因材施教法
是对特殊的、文化上有差异的学生的教学。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有色人种的学生、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和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掌握和吸收知识，并在现存的社会中获得成功。这种方法认为，美国与西方文化为公民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并且表明在文化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那些学业未成、事业未就的学生，更希望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与学校之间架设起座座桥梁，以便使学校课程成为更有用的东西。可以称为“桥梁”的东西包括基于学生学习方式上的教育策略、相关的文化材料、用学生的母语来授课以及其他方式的补习计划等。教师采用这种方法，常常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期望很高，他们相信传统的学业课程对所有的学生都是适合的，只是不同的学生需要不同的方法。因此，他们并不主张改变学习科目的重点和内容，仅仅是将它们用更有效的方法传授给构成多样化的学生。如果这些学生能在学校里获得一个高分，那么，这些学生无论其文化背景如何，都能走向生活并获得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
(二)情感活动互动法
它试图通过课堂的教学与活动，在不同民族的成员之间培养起积极的人际关系，增强每一个学生的自我意识。在这里，教师所关注的主要是学生们的相互感受和交往。人际关系课包括消除成见、比较个体之间的异同，以及学生所属的种族团体对社会的贡献等内容。许多学校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名义之下所做的工作，大部分实际上是人际关系，如举办民族集会节或某个团体特殊的庆祝活动，主要目的是联络感情，消除成见，以利学生对本民族、本社团已经做出的贡献产生良好印象和感觉。人际关系方法对教师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们把整个美国社会看作是公平和开放的。他们认为，学生之间的不和谐，如种族性谩骂、活动场上的分离状态等，乃是误解和虚妄的成见导致的结果。因此，他们相信，只要向学生提供有关不同民族、种族和社团情况的正面教育，增加实际接触的机会，这种不和谐状况就会得到消除。
(三)多元文化方法
这种方法旨在重新建构整个教育过程，提高质量和促进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它所倡导的课程内容，是围绕着美国不同的种族和民族，不分男女，残废人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而重新组织起来的。这种方法特别提倡，学校的教职员队伍应包括各类人才，具备不同的教学能力，要打破传统的指任角色的观念，使教学以学生的学习风格为基础，适应学生的技能水平，进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尤其鼓励那些非英语的学生保持其母语，并且鼓励所有学生习得多种语言。在多元文化课堂教学中，学生们将习惯于把不同的观点都看作是“正确”的，他们 辩论 不同的观点并思考多样性是否实际上意味着“怎样都行”。这种方法特别注重促进所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社团的学生都取得平等的学业成绩;学生的学业成绩也不会因民族、团体的不同所形成的人际关系而居于榜尾。此外，采用多元文化方法，体现多元文化性，学校全部课程会在吸收单个民族和社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重写。
三、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在实施中面临的问题
多元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一直在理论、概念、研究和决策方面，而不在教师和行政人员能够在中小学易于贯彻执行的实际策略的研制方面。对待一种思想，教师与行政人员在能够看到它如何在学校里或课堂上起作用之前，往往会采取冷漠的态度。许多教师尤其是那些数学和理科教师对多元文化教育感到迷惑不解，这种迷惑不解的表现形式常常是对多元文化教育的抵制。即使教师对多元文化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他们的教学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即内容整合、知识构建和 教学方法 的变革等。随着美国种族构成的不断变化，多元文化教育模式将更趋于多样化，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会继续面临各种新的挑战。
四、多元文化教育对我国教育的借鉴作用
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继承各民族优秀遗产，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最终实现多民族国家在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各民族大团结。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都在不断努力探索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途径与 措施 。经过建国5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在数量与规模上已不是主要问题，其关键是如何切实提高教育的质量。美国学者曾在 1993-1995年期间对美国黑人儿童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学生们普遍认为如果在学校中能学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族群文化内容的话，学校教育就会对他们更有兴趣和吸引力，也会与他们更加相关和使他们更加投入。
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的低落并非因其来自于贫困的文化背景，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学校文化不同之故。而这主要是学校的责任，因为学校的教育远离他们的生活文化背景，使他们时常面对“文化中断”带来的诸多困惑，从而影响他们获得高学业成就。虽然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外相比有诸多的差异，但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我国民族教育也要考虑和适应各民族文化环境，提高学校教育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性，克服学校教育的“文化中断”。
众所周知，我国学校正规课程以汉语为信息载体，绝大多数地区使用全国统编教材，课程内容也主要以汉文化为背景。对于少数民族儿童来说，往往与所学课程存在一定的文化隔膜。比如有学者曾指出，在小学教材中，让藏族儿童背诵李白、杜甫的诗歌而不谈《格萨尔王》，这样的课程远离了藏族儿童的生活空间，很难让藏族儿童感兴趣。因此，民族教育必须对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隔膜与中断给予充分关注，改革现有教育中不能反映民族文化的大一统的课程模式，提高课程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适应性。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了使学校课程更好的反映文化、地区、学生之间的差异，确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三级课程、三级管理的课程开发与管理机制，这为建立既体现民族文化特色又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民族中小学课程体系提供了课程空间和制度保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多元文化的教育至少能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打破单一设置民族文化课程的开发模式;在保持必要张力的原则下，尝试整合模式，通过多种途径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与现代科学知识有机结合;将多种课程形式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关注活动课程、潜在课程、非正式课程;充分利用各种课程资源，探索地方与学校层面的课程开发;重视教师在课程开发中的作用，使之成为课程开发主体。
二十世纪，
是美国文化向全球扩张的世纪，
美国文化获得了非凡的全球性发展和传播，
这不
是美国文化自身的力量所造成，
而借助于经济扩张与科技革命的力量，
托拉斯和跨国公司的
全球发展与兼并行为，
使得美国的文化影响最大限度地膨胀：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所有
文化都不可阻挡地被纳人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无处不在的西方文化产品充斥世界，
尤其是充斥第三世界国家，
西方的文化品位和文化习俗正在日趋全球化，
无论是服装、
食品、
电影、电视，还是建筑设计方面，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大量的西方文化产品、文化习
俗和文化样式存在，而西方主要是美国。所以，全球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美国文化。
美国文化强调独立、个性而又不排斥；主张冒险、开拓、富有创新精神，崇尚自由、平
等，提倡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美国文化对世界影响可归纳为三个部分
。
一、
商业的影响力。在商业化的浪潮中，美国文化大幅度地商业化，
文化价值显现为商品
价值，
艺术成为纯粹的商品，文化的发展追求的是商业效应。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
大批量生
产的文化工业产品，
使文化成为日常的社会消费晶流传于世。
而美国的大众文化产品因为能
够满足最广大人群的需要而迅速扩张，
得以以各种方式进入各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
成为
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形成空前的文化强势。
美国出口的好莱坞电影、
摇滚乐和电视节目
充斥世界各地。美国控制着世界上
4
／
5
的电影业。
二、科技的影响力。美国凭借其科技优势，特别是在多媒体、互联网络、卫星电视等方面
的强大势力，以贸易自由化为渠道，
积极打入他国文化市场，
人们坐在家里，收听和收看的
足美国广播公司或有线电视新闻公司的节目，
从电脑互联网络上得到的是美国因特网提供的
信息，了解外部世界，媒体的多样化使美国较差的文化产品也能大举进入全球各地的市场。
三、生活方式的影响力。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电影、迪斯尼、多媒体等为象征意
义的美国文化，
一方面极大地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文化工业，
一方面改变着世界的生活方式和
生活观念。
在全世界几乎每个地方都能感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存在，
它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及其公众的思想意识。
快节奏的美国文化和其资本主义本质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
政治全球化起到强有
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引发了次贷危机等全球性经济问题。
但美国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美国公民文化的主流是基督宗教；
美国现代文化
的基本特色是多元文化。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
个人意志得到伸张但利己主义却随之而起；
信
仰自由得到保证但危害社会的宗派却无法受到抑制；
贫富差距的扩大、
社会暴力的产生、
移
民问题的严重，
所有这些都给美国文化蒙上了阴影，
可见美国文化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
美
国的文化产业借助经济贸易优势，
积极打人他国文化市场，
被国际社会视为西方强势文化强
行“市场准入”
。这种文化商品带给其他国家享乐主义、消费主义、道德堕落和精神危机。
美国文化中深深渗透着功利主义的文化精神、文化扩张的意识和对非西方文化体系的偏见、
歧视。美国借助强大国力，以保有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教育优势为基础，赋予
自己在全球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文化支配的破坏力是隐藏的、
深远的、
十分危险的。文化歧
视将桎梏民族国家的文化创造力，
阻碍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最终对人类文化的整体进步有所
损害。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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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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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从美国汽车看美国文化 英文专业毕业论文
American Cul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omobile
Abstract
Sino-US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world. It connect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with the only Superpower.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i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wo countries’ relation.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ing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es the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culture. Automobile is an important traffic tool and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Americans’ life. It is also an American culture carrier. It is an aspect for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n analyses, in American culture, the individualism, humor, materialism and Americans’ pursuit of change in their life. At last the autho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omobile, Americans are individualistic, humorous, and good at pursuit of materials and change in their life.
Key Words American Automobile; the United States; Culture
给你个参考吧。论文一定要有个着眼点。美国文化太大了。比如这里就从汽车这个着眼点谈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