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困境。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我们各自的优秀传统，如何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
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大潮中，重视抢救和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着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的创造力，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既是对各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溯，也为现在与未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本土文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防止盲目的、急功近利的、破坏性的开发，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
中国 *** 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愿意与各国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
传统文化的保护，既包括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
目前，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立法和国际协作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专门国内法的国家还很少，国际间的合作也还很不够。
希望会议能够在关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更加关注扩大和加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不仅涉及到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方法问题，所以建议会议提请各国关注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出现冲突时的具体解决办法。
我们尤其希望会议在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模式和实践，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的机制等具体操作层面做出创造性的工作。
二、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是各民族祖先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鼓励和保护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反映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
在科技迅捷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当代，紧跟时代、着力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图强的十分重大的问题。
21世纪各国的文化如何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保持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值得我们深入研讨。
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
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没有文化的民族性就没有文化的多样性。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广收博采、熔铸万物，又必须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
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其独特的精神财富是产生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现代化的发展，从技术手段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电视、电脑、互联网和各种信息传播的普及，到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与商业关系的密切，使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统文化需要适应这种转型，才能在这种当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
*** 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应当发挥关键性作用，要研究 *** 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实现文化继承与创新。
各国 *** 需要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保护，使之成为历史的忠实样本，使人们由此了解过去；另一方面，各国 *** 又需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使传统文化中积淀的优秀精神文化遗产为现代生活服务。
在发展中继承传统文化，在继承中鼓励创新，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样是当代各国 *** 进行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传统，具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同传统文化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
随着人类进步和时代发展，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单独发展或孤立存在，东西方文明和各国文化的相互交流顺乎潮流，合乎人心。
不同文化传统间的沟通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和偏见，有利于促进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
有利于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前提下文化的共同发展。
在各国之间形成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机制，加强联系和对话，减少冲突和磨擦，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前提是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同时，需要不同文化间加强交流与交往。
通过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可以达到文化的共同繁荣，这是一种在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前提下的相互促进关系。
世界因不同而精采，交流因不同而必要，创新因交流而迸发。
文化发展需要各民族间建构一种相互的交流环境。
因此，在文化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形成一套文化交往基本准则和有效机制的体系，将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这些准则和机制不仅应覆盖绝大多数国家，还应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可操作性。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既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又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国度
林则徐西学思想论略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
英雄和爱国者,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历史上
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
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
严,而且与清王朝长期奉行的盲目排外、
闭关锁国政策不同,以务实的态度和作风
开了了解西方情况、学习西方知识,并将
之付诸行动的先河。
林则徐与“民主”政治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面对西洋的坚甲
利兵,不得不作“西夷”背景的了解,因此有
《四洲志》之编著。《四洲志》比较系统地介
绍了当时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概况,内容包括地理历史、政治制度、财政
经济、军制武备、对外关系、科技文艺、宗教
信仰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许多新知新
闻。这部书对于当时的中国,犹如一股清新
的“民主”空气吹进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
政治的堡垒,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为辛亥革
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
扬“民主”大旗制造了舆论。
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该书竟然提到了
西洋的议会,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上下
议院,颇有相当篇幅。该书叙述英国上下
两院的结构时,谓上院议员多王公贵胄,
全院约426人;下院议员来自地方,“由各
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共658人。谈
到议院的权力,指出“国王虽有权裁夺,但
必由‘巴里满’(Parliament)议允”;国王行
事有失,承办官员要交“巴里满”议处。美
国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军国大事,必
“西业”会议而后行。西业即今之参议院
(Senate),其议员经由选举产生。选举是将
选票“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以推荐最多
者为入选”。法国设“占马阿富”(Les
Chambres),其制度与英国相近。①
《四洲志》讨论英、美、法议会的组织、
权力关系、选举等。林则徐介绍这些观念
时,相关的名称都是音译,例如上院译为
“律好司”,下院译为“甘文好司”,原来就
是House of Lords及House of Commons的
音译,但均未予转换,不谙原文者,读之有
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林则徐似乎对
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加上内容需要进一
步充实,因之决定敦请魏源作全面性的补
充。
然而,魏源的补充并未超越林则徐的
《四洲志》,原因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思想限制了其个人视野,重点放在了解英
人的坚甲利兵,于议会政治甚少措意,大
多转抄《四洲志》的内容,没有进一步的发
挥。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魏源提到了议院
多数决的原则,“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
占从二,舍独循同”,感觉其为一美好制
度。②
作为“民主”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具体
运作———议会思想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
的民主进程,由此,才有了清廷之派遣五
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仅深入理论,同时
考求实施的技术,至此中国进入了紧锣密
鼓的实行时期。
议会思想于1840年前后进入中国,这
无疑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当
时引进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
传统有功名的绅士,如冯桂芬、王韬等;
一类是政府官员,如林则徐、魏源等;一
类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如麦都思等。林
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中
国官员。
林则徐与“论用兵”
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对西方军事、
科技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便成为林则徐重
点关注的内容。从《澳门月报》第四辑“论
用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论用
兵”收集了广东、福建的一些海战材料,林
则徐根据从澳门翻译的书报中对这些海战的评论“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
枭徒及渔船蛋户”,③又了解到英舰害怕我
用火攻,这进一步发展了林则徐“民心可
用”的思想,因此,在反侵略战争中,他招
募渔民、蛋户编成水勇,并采用火船出其
不意进攻敌人,且屡获胜仗,大大增强了
其抵抗侵略的决心和信心。
通过对西方军事情况的了解,林则徐
认识到英国在军事方面的优越与先进,为
了学习英军的“船坚炮利”,他还从澳门购
买了军事技术资料,组织摘译了有关欧式
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学习
使用欧式大炮,并在广东防务中应用。为
了改变中国的军事落后状态,林则徐通过
澳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船炮,譬如,他
从澳门“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
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
务使利于远攻”,④这些铜铁大炮被用以装
配虎门炮台和广东水师船只。外国的帆舰
无法引进,他便通过美国商人购买商船
“甘米力治号”,将其改建为兵船,船上共
装有34门英制大炮。林则徐曾试图与水师
提督关天培合作,以这条船为模型来推行
水师的近代化,这可说是近代中国洋务运
动的最早萌芽。
战争规律告诉我们:知己知彼首先是
战争实践的要求。19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
阶级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控制中国
这个广大市场,对华肆逆称兵已是迟早之
事。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通过接触外界认
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志气叙事”。开始
为即将到来的鸦片战争作准备,是在“林则
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
书”,“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
渔船蛋户”。正是通过对对方的了解,林则
徐不仅看到了中国水师的腐败和人民力量
的伟大,也看到了英敌的怯懦,从而相信
“民心可用”,继而招募渔民、蛋户丁壮
5000人,变为水勇,日夜操练,成为后来抵
抗英军的强大的战斗力。
除调查研究英敌动态外,他们组织专
人翻译外文书报,编译《华事夷言》、《四洲
志》和《各国律例》等,介绍外国的政治经
济、地理位置和风俗习惯,使中国人民对
外国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也使林则徐认
识到英距中国“历海程七万里”,从而在广
州严密设防,“以逸待劳、以守为战”,使英
舰逡巡海上而不敢冒犯广州,被困于海
面。尽管鸦片战争中我方处于防御地位,
但是林则徐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却充分
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即使被撤职后,他也不忘对地方的研
究。1841年4月14日林则徐应邀筹议战守
时,仍高兴地呈上了一份长达2000余字的
防御粤省计划,计划中对对方进行了这种
阐述:“周密探报敌情,捉拿汉奸,英军行
动‘朝夕变迁’,并非一致,必须派遣妥干
人员,或轮流改装分路确探,或在澳门暗
中坐探。”这再次展示了林则徐对敌方研
究的高度重视。
林则徐与“新闻纸”
澳门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据之后,
西方国家人士就不断地移居澳门,使澳门
逐渐成为西方商人的立足点、鸦片贩子的
贩毒中心以及外国侵略者(尤其是英国)
的情报收集站和给养基地。正因此,大
量的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和各种信息也
随之带进澳门,这也带动了澳门新闻出
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新闻纸”也就应运
而生。
澳门汇聚大量西方文化和信息,成为
林则徐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口。由于清王朝
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文化上则实行
愚昧的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背离“经书”
的“邪说”、“异端”存在,禁书之严为历代
所罕有,阅读“夷书”更属大逆不道。因而,
西方近代先进的文化、知识等很难进入中
国内地。而澳门由于已成为西方人的居留
地,无形中成了中国唯一能够接触西方
事物、获得西方信息的地方。在澳门,不
仅有各种西方书籍传入,而且西方人还办
有各种报刊,如《广州周报》、《广州纪事
报》(这两种报纸原在广州办,1839年5月
移至澳门)和《新加坡自由报》等,这几种
报纸被统称为“澳门新闻纸”。此外还有
《澳门杂录》、《中国丛报》等。这些报刊的
主要内容涉及外国人对有关时事政策的
反应、报道和评述等,而这正是林则徐
在禁烟活动和反侵略斗争中需要的。因
此,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将澳门作为其
了解外部世界的首选之地。用林则徐自
己的话说:“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
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又有夷人刊印之
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
将广东事情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情传
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
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
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
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
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⑤从
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林则徐组织翻
译了澳门的外国报刊和书籍,金安清在
《林文忠公传》中说:“公独设间得其新闻
纸,及外洋记载,通以重译,能中其窥
要,而洋人旦夕所为,纤悉必获闻,西
酋骇为神助。”⑥可见澳门独具的西方知识
与文化信息汇集的条件,正好为林则徐等
有识之士了解西方、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
方便之门。
林则徐作为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能
够冲破保守势力的藩篱,努力探求西方新
知,向西方学习,其影响是深远的,这在当
时或多或少地延缓了中国被英国殖民地
化的进程,同时为中国文明与开放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试析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一、英国王权的确立过程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繁的遭到外族的入侵,“这个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主。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烈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1]恩格斯曾说:“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2]英国王权就是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建立起来的。
1、封建王权的孕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大约在公元5—6世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欧。“这些新来的人来自日耳曼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民族,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3]日耳曼部落在战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经过不断地兼并,到七世纪初形成了七国对峙的局面。伴随着诸王国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同时,8世纪末丹麦人也开始发动了对不列颠的入侵。在反抗丹麦人的过程中,英格兰逐渐建立起了统一的王权。
2、封建王权的确立:诺曼王朝时期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大不列颠,建立了地跨海峡的盎格鲁—诺曼王国。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把强大的军事占领转化为牢固的政治统治秩序,威廉意识到,必须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王权。为此,威廉将死于战乱或流亡异地的旧贵族领有地收归国王所有,同时没收了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土地,然后按照封建制的模式,建立起直接的封君封臣关系。随后,通过“末日土地调查”和“索尔兹伯里誓约”使国王获得了对各级封臣的财产和人身支配权,增强了英王封建领有制特权。
二、王权与议会的斗争
君主立宪制又称议会君主制。这一政体确立的过程实则是资产阶级与王权展开角逐的过程,它最终导致了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
自诺曼征服以来,英王就一直保持对全体居民的直接权力和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历了中世纪的政府机构改革,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国王在议会中占据主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新贵族参政意识的增强,下院的独立意识逐渐加强,王权尽量限制议会,而议会则力图挣脱一切限制,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开始展开。
1、议会斗争阶段
伊丽莎白统治晚期,王权已有衰落趋势。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独立性的增强。但是詹姆斯一世却长期被财政问题所困扰,只有召开议会,要求批准增加新税。议员们无视国王的征税要求,着重讨论议会特权问题,批评国王的内外政策,詹姆斯一世两度解散议会。查理一世即位后,专制统治有增无减,屡次解散议会。议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1628年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为了换取议会拨款,查理一世被迫签署该法令。1640年为筹集军费对付苏格兰人民起义,查理一世再次召开了长期关闭的议会。但议会没有满足国王的要求反而大肆抨击政府暴政,国王无奈立即解散议会。随着苏格兰军队的再次进攻,英格兰军队的节节败退,查理一世进退维谷重新召集“长期议会”。议会显示了空前的革命性,王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查理一世不甘心失去权力,率领卫队闯入下院,首先用武力对付议会。国王与议会的斗争开始诉诸武力。
2、内战阶段
随着议会与王权矛盾尖锐化,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内战爆发后,议会里形成了三大派别: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以及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内战初期,长老派控制了议会军的领导权,他们态度暧昧,希望能在国王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与其言和,致使战场上议会军处处被动,革命形势恶化。议会军广大官兵对长老派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较为激进的独立派和平等派开始与长老派展开了一系列斗争。1645年,议会通过《自抑法》改组军队,组建“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拥有实际上的指挥权。通过纳斯比荒原战役打败了王党主力,取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
第二次内战期间,长老派仍坚持同查理一世谈判,要他在接受条件后复位,士兵和下层人士对此强烈不满。通过“普莱德清洗”,克伦威尔控制了议会;在平等派的推动下,克伦威尔采取了断然措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处决国王后,议会又通过决议,宣布废除上院,实行一院制。后来又废除君主制,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
3、君主立宪制的确立阶段
共和国的建立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与王权及其他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自封为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居于统治地位的独立派开始扼杀革命的发展。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各种势力处于对抗状态。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围绕着王权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遏制人民的斗争和保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达成了妥协——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复辟不仅仅意味着王权的复辟,还标志着议会的回归。王权逐渐受到议会的制约,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也逐渐得到了确立。
纵观英国历史,特别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英国社会在作出了种种探索和尝试后,最终选择了这种保留王权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议政体——君主立宪制。王权的保留说明“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4]尽管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王仍然是终身和世袭的国家元首,享有宪法赋予的法律上或形式上的巨大权力,但是这种政体下的国王是“统而不治”、“临朝不理政”。宪法在赋予权力的同时,对王权的行使也加以了种种限制。通过一系列法案的颁布,逐渐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国王仅仅拥有行政权,而且这种权力也越来越多的被内阁所代替。随着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最终促成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
参考文献:
[1][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2-5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53.
[3][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7.48-4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9.
《浅谈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论文：
摘要：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重要的启蒙主题，他把“新民”作为解救中国的方案加以论述，提出了国民性改造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文化重构议题，这在今天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民思想启蒙
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是对中国近代哲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他以“新民”说回答了中国近代关于如何培养和造就近代的理想人格这一现实问题。“新民”这一词源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总体上是想通过做启蒙工作，把民众培育成具有新型人格的国民，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一、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发展与内容
十九世纪末，晚清社会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近代化”伴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行程趋于停滞。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多舛命运引起了进步人士更深层次的思考。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一方面广泛学习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另一方面深刻地总结改良运动失败的原因。
他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思考过程后逐渐认识到，近代中国由于缺少文化意识层面的改革所造成的国民性的愚弱是中国当前问题的病根。梁启超因而将国人对近代文明的认识触角触碰到了“精神文化”的层面。紧接着，梁启超发表了《新民说》、《新民议》等一系列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文章，由此也建构了他“新民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
该理论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对国民心理的摧残，从而洗涤国民奴性，提高国民素质，进而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培养出合格的国民。梁漱溟明确指出“余为新民说，欲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从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之所在”。
他认为“新国”必先“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将“新民”视为中国当今第一急务，指出了“人的近代化”对于“社会的近代化”的重要意义。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来实行“新民之道”。
（一）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以帮助国民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培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
梁启超认为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是造成国民道德缺陷和国民性衰弱的罪魁祸首，他还列数了专制制度的十大罪状，指出正是这些罪状使人民沦于奴隶的境地，养成了“奴性”的道德，因此他提倡“破坏主义”，主张用激烈的手段彻底地扫除封建制度及其一切附属物。
他还指出了我国国民性的种种缺陷，认为务必要来一次彻底的改造，而争取自由、解放思想，同封建道德彻底地决裂是达到此种目的的关键。梁漱溟极力歌颂自由，他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他希望每个国人要以“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向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和奴隶主义宣战。
同时，梁漱溟还号召人们发扬我国古代的尚武精神，做到自爱、自治、自立、自任、自牧，这些都是国人应该养成的新道德。他认为，国人只有拥有了这样的自由精神和新道德，就能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成为真正具备独立思想和完整人格的“国民”。
（二）引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进行比较，让国民知道当前国家病根所在，进而能“自警厉自策进”
梁启超在“新民思想”中抱着十分开放、兼容的文化态度，他提倡“国民性改造”应该“博采西方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由此，梁启超从1899年到1903年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两种刊物上总共发表了八十多篇文章和专著，进行启蒙宣传。
他向国民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理论和学说，竭力鼓吹民族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民权等资产阶级的思想与精神。梁启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和道德精神来“药中国之时弊”。梁漱溟通过比较中西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差异，其中主要向国人介绍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天赋人权论”和“三权分立学说”等三种学说。
他指出国民应该具备国家思想，培养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朝廷的观念，克服几千年来的“束身寡过主义”，养成服从群体利益的“公德”。他阐述了义务和权利对等的思想，激励国民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捍卫自身的权利，追求自由和民主。
梁漱溟还参照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构建了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宗旨的“新民思想”体系，该理论触及到了社会近代化问题的核心――精神文化的近代化问题。
二、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评价
“新民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产生合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逻辑。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启蒙思潮的核心内容，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制约，梁启超在论述新民思想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谬误。
梁启超强调教育新民，但他却割裂了革命和教育的辩证关系，没有将改变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及专制制度同新民相结合起来，所以他的新民教育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也没有找到一条成就中国的新民之路。同时，它的思想局限性还表现在，其没有将民主主义同民族主义有机结合来从更高的层面来探讨新民之道。
但不能否定的是，“新民思想”这一学说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们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层思考，从该意义上说，其于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一，准确把握新民思想，有助于我们认清历史。中国社会的变迁没能像西方一样培育出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比如西方的市民阶层，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
中国历史的大变迁、改朝换代的变故通常是通过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实现的，但农民起义始终不是市民的，不是新的生产力引发的革命。当西方工业化国家已诞生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时，中国社会仍处于被剥夺者地位的是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态沿续着贫、弱、愚、散，即使有进步，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当时的让步或妥协。
梁启超看到了国民的“奴性”，于是开始宣传西方的自由民主学说，倡导新民，塑造国民自由、独立、平等、尚武之精神，虽然未能造就中国之新民，但对当时的国民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第二，准确理解新民思想有利于我国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梁启超对新道德标准的阐述，对自治性和责任感的强调，直接影响了这个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民主教育建设。
民国初年，新的民主教育宗旨就受“新民思想”的影响，吸收了其中关于私德与公德的思想。为了实现民主教育，让受教育者成为社会的主人翁、积极的现代化公民，这些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给予受教育者以公德意识、和国家意识自治能力的培养。
文化的进化和发展是连续性的，就如市场经济作为同资本主义天然联系的产物，可也以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获得新的生命力一样，新民思想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仍然可以赋予其时代价值，使其有益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所以，批判地继承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于塑造新型建设者的思想道德，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