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看起来，所有的缘起似乎都是因为鸦片。
历史进入了19世纪，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里，鸦片是一个偶然，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鸦片就如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一样，具有的，是与世界相当的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间意义上的，它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上的。苹果在必须出现的时间出现，在必须出现的地点出现，并且以一种魔幻的方式，与世界和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同样，鸦片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如此———这种从最漂亮的花朵的果实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与那只苹果一样，它具有着符号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是那种逃避不了的宿命意义。
东西方最早的撞击，是由于彼此精华的互相诱惑导致的。比如丝绸，比如香料，又比如
瓷器。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比如说丝绸，它是由那种软绵绵的虫子吐出的丝织成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有点匪夷所思，像一个童话，或者如一个寓言，或者干脆像是一种幻变——那种奇异的、牵涉到人类诸多本质迷惑的幻变。瓷器呢，同样具有的，也是脱胎换骨的意义，那仿佛是泥土的凤凰涅槃——最肮脏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经过烈火的焚烧之后，竟有着最洁净的品质，就像一个最下层的农民生就了最漂亮、最冰清玉洁的公主。至于香料，与丝绸与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准确的名词，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却又无可奈何。它同样具有谜一般的意义，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义，它所能给人的启迪以及迷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丝绸和瓷器。它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生动，同时又具有无限的蛊惑力，让人们费思量，却难忘。
在鸦片进入中国之前，古老的东方帝国已经达到了在农业社会状态下的自我平衡，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国度是缺乏具体的目标和追求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以儒学为主的文明有着大同世界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具体化，也很难实践化。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使得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来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样，细腻而迷人：靠浇灌而生产的稻米产量总是很高；盐的分配和五谷口粮相搭配；大粪便溺足够用来浇菜；人吃过的泔水可以养猪；堤坝防止水灾；政府的粮仓保住了灾荒赈恤；保甲制度自动地保障邻里公安；家族成员之际，各自履行相互周济安全的义务；农耕以各家各户为单元进行，每一家，都由一个家长说了算，“三纲五常”的教育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对国家的义务，都谨守不悖；科举考试则给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统教养，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实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减少了攀亲引故的弊病……这个东方古国就像一架古老的农耕机械一样，庞大而周密，虽然在运转过程中并不绝对合理，但是它总是显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
这个庞大的农耕机械看起来稳固无比，但在它的内部，并不是天衣无缝的。最切实的危机，是社会生气勃勃的成长和呆板粗笨的结构体制之间的摩擦。这样的内在抵触，形成了中国社会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对于统治者来说，绝对的王权才是国家政权的真正目标，至于其他的，包括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精神的解脱，都属于混沌状态。这样的混沌，在很长时间里造成了社会发展以及智力创造上的停滞和静止。在这个时候，鸦片的出现，使得这个国家的薄弱之处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个精巧的制度和社会在遭受到西方毫无道理的冲击之后，就像一个瓷器一样摔在地上……鸦片的出现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直到今天，仍有人固执地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发明的，而是风生水起，应运而生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方的香料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迷幻，也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觉醒。在此之前，欧洲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来掩饰生活的单调和无聊。因为严谨和刻板，以及对于自身欲望的忽略，他们的生活远不像东方人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他们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单调而缺乏情趣，也离自然很远。这时候来自东方的胡椒、桂皮、干肉豆蔻花的进入，使得欧洲中世纪粗劣不堪的习惯遭受到新鲜的刺激，仿佛忽然打开一个窗口，有一束光划破漫漫的黑夜。香料的主要功能是为储藏，而另一些功能，比如咖啡，比如罂粟，以及能激荡起色欲和迷幻的麝香、龙涎香、樟脑、珍贵的树胶脂，等等，对欧洲人所引起的诱惑几乎是致命的，它们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欧洲人的习性。欧洲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极富有魅力的物品都产自于东方，而留给欧洲的，都是些平常与平庸的东西，比如土豆，比如牛羊。这样的方式如同神奇的天方夜谭故事，激起欧洲一片春意。当然，这些都是早先的事情。那时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的一切都因其偏远、稀有、富有异国情调，也许还因其昂贵，而在欧洲赢得了一种影响强烈的、催眠的魅力。没有任何商品能像香料那样受到人们如此强烈的贪求，东方的这些花、香以魔幻的方式把欧洲的灵魂给熏倒了。
历史发展到18世纪，东方与西方像漂流在大洋中的两大板块一样，不可避免地相撞了。在此之前，世界的力量已经静静地向西方聚集，欧洲文艺复兴以及稍后的宗教改革，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初级困惑，也指明了人类自身的方向。人类的思想在经过长长的跋涉之后转而变得深邃起来。这样的清楚，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就像是第二次竖立行走，是思想和人格的竖立行走。与此同时，由新兴思想所产生的动力正在勃发，人们开始了对自身以及自身环境的挑战，力求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17世纪的大航海运动兴起，人类文明开始迈开大步。大航海所产生的接二连三的效应，使得欧洲坠入集体的狂欢，列强们的胃口像狮子一样被调动起来。时间也撒开双蹄，一下子变得突飞猛进起来。
初始，哥伦布的成功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惊异，继而爆发了一阵古老世界从未有过的冒险狂潮，每一个人都涌动因几个世纪封闭所积蓄的狂热，人人都想突破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在欧洲，那些对自己工作和生活不满足的人，自感落伍并焦虑彷徨的人，还有荷尔蒙旺盛的士兵、失落的军官、落魄的豪绅、身处底层的黑人，他们全都希望到新世界去沐浴阳光雨露。短短的100年中，欧洲的航海成就不只是翻了100倍，而是翻了1000倍。与此同时，地理学、天文学和地图学在这段时间内也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前进速度。人们终于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星球之上，明白了地球的外形和范围，也明白了在广袤的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是文明的空白。这种对身处世界的茅塞顿开，一下子勾起了欧洲人史无前例的征服欲望。
而在东方，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生活仍然是按照原来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从对于时间的熟悉上，就可以看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东方人眼中，时间一直是一个圆，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速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会增加轮回的次数。东方人从不会产生时间上的紧迫感，并且，对于时间，也缺乏认知的精确性。在中国，一天分为12段，每段之中，是比较模糊的，就像一个圆被分成了12部分。而在西方看来，时间是直线的，也应该是精确的，它可以精确到时、分、秒。因为对时间的模糊和漠然，在东方人看来，自己生活的地方有着充足的阳光、雨水以及粮食，就已经足够，他们一直没有贪婪的欲望，一直满足，一直自得，他们就像植物一样，平稳地按照自己的传统和习惯生长着。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直到1700年，当时的东方大国，它的物质生活在世界上还是最好的，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各种发明，要比从西方流向中国的各种发明多得多，所以在马可·波罗等人的眼中，东方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但从明朝中期以后，西方商业兴盛，城市发展领先，在科技、商业、文化、制度等方面后来居上，尤其是航海业的突飞猛进，不仅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更使得人们在科技、文化、世界观以及自信心上突飞猛进。对于此时的西方来说，在很多层面上已经与温柔敦厚的东方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原因有四：
一是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一个落后封闭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是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国，封建制度已经腐朽，在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如果没有外来势力干扰，中国最终也会向西方大国那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也就不可能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战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战后主要矛盾则包括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及中华民族与外国殖民侵略者的矛盾，也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复杂化。
第四是革命任务发生变化，原先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封建势力，战后则增加了反对外国殖民侵略的任务，革命的性质也由传统的农民战争转为旧民族主义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