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思品活动教育的开发与应用》
摘要：正在深化的教育改革和实施的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可偏重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而综合素质提高的关键就是思品活动教。育的开发与应用。加强小学生的思品活动教育，是学校、家庭与社会必须共同关注的课题。
关键词：思品活动教育;学科知识;社会生活;开发;应用
深化素质教育具体到课程改革中就必须实施思品活动教育。可见，思品活动教育在现代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思品活动教育，尤其是小学思品活动教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一、更新思想观念，重视思品活动教育工作
近几年来，由于教育改革步伐加快、力度加大，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由原来的素质教育要依靠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渐转变为不仅依靠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要把思品活动教育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局面。
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既是教育改革的根本，也是教育改革的难题。教育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要求教师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师应该把学生看成一个个活生生的有发展潜力的人，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用自己的人格和精神去感动每一个学生的内心世界。所以，教师要提高认识，从根本上转变和更新思品活动教育工作的理念。
二、立足校本，民间美术教育进课堂
思品活动作为一门独立形态的课程，它超越了具有严密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的学科界限，它强调了以学生的经验、社会实际和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核心，是一种经验性课程。我们认为，必须对学校思品活动教育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与应用，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差异，为学生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学科教学中“因材施教”理念的提出，要求教师在进行学科教学时必须摆脱教材的全过程束缚，对教材进行二度开发;而思品活动课程其主体性的特点，更要求学校、教师、学生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必须立足校本，凸现学校民间美术进课堂教育特色，让思品活动课程的开发扎根于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中。
1.确定主体。我校是著名版画家彦涵的母校。长期以来，学校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民间美术教育资源，组织学生开展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进课堂实践活动，在学生心头埋下了爱民俗、学民俗的种子。
2.人人参与。思品活动课程的主体性除了指向学生层面外，还应该指向教师这一层面，它的综合性本身就要求全体教师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程开发的实践、探索中来。
3.重点开发。“课程实施难”是思品活动实施过程中的一大突出问题：时间的问题、教师的指导问题、活动经费的问题等等都制约着这一课程的实施。我们尊重客观事实，做到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惧怕问题，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校内铺开，与“学科知识”相整合思品活动是一门高度综合的经验性课程，它既需要学生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又需要学生具备知识整合的能力。必须重视学科思品活动的开展，让学生在学科思品活动中提高并发展多方面的能力。一方面，因为学科思品活动是思品活动课程内容的一部分，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而学科思品活动具有鲜明的学科特性;另一方面，因为学科思品活动的开展可以补充思品活动实施的不足，有效促进思品活动课程的实施。为此，我们尝试进行了学科思品活动内容的开发。
1.分学段，编写提纲。我们成立了由学科分管领导、教研组长组成的学科思品活动开发领导小组，分低、中、高年级段，带领对应教师，认真学习各学科各年段的教学目标，认真分析教材内容，依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寻找结合点和发散点，从“结合学科、活动目标、活动内容、活动准备”几方面编写各年段学科思品活动纲要。在纲要初步成型后，组织教师进行二次修改。
2.依据提纲，编写方案。我们发动全体教师举行“学科思品活动方案评选”活动。要求每位教师根据自己所任的学科、年级，选择纲要中的两个内容，可以是独立设计，也可以是合作进行。为了充分考虑活动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每个活动方案后面都要求注明“活动注意点”。
四、校外延伸，将思品活动融入“社会生活”
思品活动必须体现个人、社会、自然的内在整合，体现科学、艺术、道德的内在整合，这样的目标使它的活动时空必须向自然环境、学生的生活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延伸，活动内容要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让学生在可知可感的环境中体验，生发情感，从而促进他们多方面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开发民间美术进课堂思品活动特色内容和学科思品活动的同时，注重校外延伸，让思品活动扎根于学生的社会生活实际中，赋予思品活动课程更广阔的背景，让学生在更大的舞台中实践、锻炼、提高。
1.开发家庭生活实践内容。我们在原来的学校家长委员会成员、家庭辅导员成员中选择了一批文化素质相对更高些的家长，要求他们联系自己家庭及周围邻居家庭的生活情况，联系自己孩子在家中学习、生活、活动的情况，结合家长对孩子教育、能力方面的需求，从一个点出发，提供相关的活动要求、设想、素材。
2.开发社会生活实践内容。为强化学校民间美术进课堂教育特色，我们把连云港市民俗博物馆、连云港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校外科技实践活动基地，请他们根据单位、行业、产品开发的特点，结合小学生的学习实践能力，提供开展校外科技思品活动的内容。
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
关键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注释：
〔1〕郝铁川，法治的源头是德治〔N〕，检察日报，2000-06-14（3）；
〔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
〔3〕许慎，说文解字〔M〕；
〔4〕同〔3〕；
〔5〕左传。隐公十一年〔M〕；
〔6〕礼记。曲记〔M〕；
〔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九朝律考。汉律考〔M〕；
〔11〕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全唐文。黜魏王泰诏〔Z〕；
〔13〕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蒯德模。吴中判牍〔Z〕；
〔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361-365；
〔16〕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
〔17〕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
〔18〕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3）；
〔19〕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0〕刘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与文明，1999（5）；
〔2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P11；
〔23〕转引自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
〔24〕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19；
〔25〕范忠信，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希望对您有帮助。
2022小学道德与法律修养新课标的心得体会（精选10篇）
当我们有一些感想时，将其记录在心得体会里，让自己铭记于心，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总结以往思想、工作和学习。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2022小学道德与法律修养新课标的心得体会（精选10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7月21日、22日，认真参与了胶州市教体局教研室统一组织的道德与法治新课程标准的培训，受益匪浅。特别是认真聆听了韩震教授所做的《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的理念与追求》的报告，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了本次《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修订的主要背景和追求（体现新时代培养担当大任时代新人的要求，坚持价值导向，突出政治性，特别是党的领导，坚持核心素养导向，加强一体化设计，注重整合和统筹）；明晰了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在落实国家“立德树人”任务中的关键作用；明晰了《道德与法治》课程要聚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样、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应该说，《道德与法治》是小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构成，是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优秀思想品质的关键环节。结合此次学习收获和学校的实际情况，下一步，我校将全面践行《新课程标准》要求，将我校“合作育人”理念根植于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实现道德与法治教学与学校“合作育人”的有机融合。
5月28日由河南省教育厅主办以“新时代新课程新教师”为主题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系列线上培训活动，在苏豪珍名师工作室的组织下我又一次对《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进行了学习与梳理，进一步加强了我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调育人为本，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的认识。
通过这一次的集中学习，给我最切身的体会就是教师教育理念要更新，教学方法要逐渐改革，教师与学生之间要和谐互动，共同探讨、交流经验、增加实践。道德与法治反映的是大社会，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让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上好道德与法治课，关键在教师。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以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师，我们关于新课标、新理念的学习始于当下，却不止于未来，让新课标有效地指引我们每一次的备课、上课以及反思等教学行为，使其最大化地发挥指引作用。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也会更加关注核心素养，结合生活实际进行实践，不断创新活动方式、提升课堂效率，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随着新课标的颁布，每一位老师都迫不及待的想要一窥究竟。虽然烈日炎炎，却抵挡不住老师们学习的似火热情。两天的深入学习，随着专家老师们的解读，逐渐揭开了新课标的神秘面纱。带着满满的收获，深感本次培训的理论之深，责任之重，目标之明。
新课标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政课。”这一课程性质的明确，让作为一名道德与法治教师的我在有了一丝自豪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思考，我们的课程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要让学生具有怎样的品质？随着学习的深入，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有了越来越清晰地理解，道德与法治课就是要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法治素养和人格修养等，增强学生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培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打下牢固的思想根基。
“道德与法治课程立足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专家老师们对“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制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这五个核心素养的定义和逐年段解读，让我们对核心素养有个更清晰地认识，让道德与法治的课堂有了更明晰的目标。
行远自迩，笃行不怠，两天的学习是个新的开始，是对新课程标准研究的开端。让我们心怀“铸魂育人”的初心，且学且思且行，用理论联系实际，将新课标的精神落到实处。
通过对道法新课标的学习，我感触最深的是：教材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能引发他们的内心共鸣。《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了“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两个关键概念，道德与法治课并非记诵概念，在道法课上我们应该关注学生是否在体验自身生活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学会热爱生活、创造美好生活；在服务自我、他人和集体的行动中，学会关心他人、学习做人；在与自然以及周围环境的互动中，主动探究，发展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在今后的道法课程中，我会更加认真研读教材，用好教材，结合自己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切实可行的活动，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增强社会责任感，做一名优秀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学生！
假期的时候，在学校的组织下，我深入学习了《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版)》的主要内容，感觉收获很大。
2022版课标整合了2011年版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三个课程标准，按照学段要求进行一体化设计。充分考虑不同学段学生，由浅入深的认知发展特点，确定各学段的融入要求以及学习内容安排、载体形式，贴近学生生活、学习、思想实际。
在学习中我深刻体会到，新的课程标准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治教学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抓好学生思想教育，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深入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细心发掘学生的闪光点，正确引导学生的行为。
学习是永无止境的，每次深入的学习相信都有收获和提高，今后我还会多多学习教育理论，充实自己，使自己永远对教学充满激情。
暑假期间，我阅读了《2022版道德与法治新课程标准》，深刻体会到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上教育理念的更新，从而让我重新审视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上的改变和教法，以下是我此次学习的粗略体会。
1.作为一名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我们要真正做到创新课堂的教学模式，提高育人质量；重视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增强课堂吸引力。学生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本课程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因此我们的课堂必须围绕核心素养展开，突出素养导向，基于核心素养设定每节课的教学目标，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开展教学实施。
2.新课标的内容是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需求，真正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情感、社会性等不同方面，合理安排不同深度和广度的生活内容，让学生能结合生活积极参与到学科活动上，突显“因材施教”。
通过本次学习，让我更明确道德与法治的教学方向，对培养新时代人才的理念更加坚定。
近日，我认真阅读学习了《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版）》，新课标的观念深入人心。
义务教育新课程是依据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教育的要求，以培育“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新人为培养目标，建立从培养目标到课程标准再到教学目标的层级化的“树人”目标体系。新课标凝练了每门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强调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培养，并以此为统领，构建了素养导向的目标一族——课程目标、内容标准与学业质量标准，三位一体。
新课程标准的提出，教师的教育理念要更新，教学方法要逐渐改革，树立不断学习的观念，提升自己的业务素养。同时，教师与学生之间要和谐互动，共同探讨、交流经验，增加实践。师生共同克服以往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过分追求学科知识系统的错误倾向。我们应该在一节节活生生的课堂中努力地培养学生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五大核心素养。
我认真学习了《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让我对义教新课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思政课教师心中要有大局观，充分发挥道德与法治学科的育人功能，贯彻五大核心发展理念，不断改变育人方式，进行跨学科和大单元设计尝试；改变评价方式，优化终结性评价，探索增值新评价，突破纸笔考试评价，发挥评价对教育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本次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基于五个方面核心素养选择和建构主题，将学生不断扩大的生活范围作为暗线，在明线上突出了道德与法治的基本内容。除了国情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入学教育六大课程主题，更是强化了中华传统美德、革命传统和法治教育，有机融入国家安全、劳动教育以及信息素养、金融素养教育等相关主题，让我们在下一步教育教学中活动中有了方向引领。
同时，作为思政课老师，我们要不断学习，提升教育素养和专业素养，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多做立德树人的大先生。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版）在课程性质有这样的描述：课程具有政治性、思想性和综合性、实践性，因此，道德与法治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我们要依托这门课程，在青少年人生的“拔节孕穗期”精心引导和培育，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通过学习，个人觉得课程核心素养的内涵更加清晰，主要包括：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理念、健全人格和责任意识，学段目标划分和课程内容的制定中以表格呈现，更是给一线教师指明的方向，在教学中，老师们做到“靠船下篙”，就能将目标准确定位，内容精准选择，结合教学提示加上课上的灵活实施，最终就能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
学业质量和课程实施中的评价建议板块，引导老师们关注评价的方法和环节，熟悉试题命题的基本依据，从而树立科学、正确的学业质量观，为实现学科育人奠定基础。
教师是上好道德与法治课的关键，在新课程标准颁布的重要时期，我们应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通过新课标的学习，我主要有以下心得体会：
第一，学习让我知道了课程标准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学科课程标准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规定思想政治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要求、学习方式、计划安排、实施建议等，并用以指导、规范、评估和管理思想政治学科课程与教学活动的纲领性文件，具有法规性质，体现着国家意志，体现了国家对思想政治课程的要求。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看课程标准，还要理解课程标准，钻研课程标准。
第二，要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吃透教材，做到脉络清晰，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教材。
教学中要坚持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直面他们成长中遇到的问题，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引导学生过积极健康的生活。
第三，要不断进行学习和自我完善。
教师要在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之上，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构建多元的知识结构，使自己不仅会教，还要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有人曾说过“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们思政教师，不仅要做好教书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育人工作；不仅要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更要在生活上关注学生各方面动态，真正实现立德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