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
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
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
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
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
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
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
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
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
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
摘 要: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
系。在汉字教育中,如果能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继承汉民族优良的品质,发扬民族传
统的认知智慧,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实现我国的思想原创,意义极大。
关键词:汉字教育;传统文化;思想原创
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前进,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甚至
人类自身的每一点进化,无不是以思想原创为动力的。思
想原创的实现,是建立在深厚的文明积淀和有容乃大的广
采博纳基础之上的。具体地讲,要有自己的源头活水,要在
深广的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汩流中,汲取丰厚的营养,还
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广泛吸纳其他先进文化的精髓,惟其
如此,才能实现思想的原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不
同形式的呈现,诸如文化典籍、语言文字,等等。文章仅就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谈一点看法。
一、汉字的文化学意义与汉字教育
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作
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承载了极其丰厚的文化信息,极具
文化学意义。的确,作为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
汉字以它象形象意的独特品貌,使其更具备文化学意义,每
一个汉字,仿佛都是一个活化石,形象活泼地呈现出汉民族
文化心理,昭示着汉民族文化进程的轨迹。通过一个个静
态的汉字,我们可以步入古人动态的历史文化圈。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首先表现为它袒呈了政治、宗教、
道德、文化变迁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构成形态。
第一,文化变迁问题。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
女权向父权过渡的时代,但这却是一个史无验证的时代,而
汉字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如“姓”字从女从
生,《说文解字》云:“姓,女之所生也。”可见,所谓同姓,就
是同一女性祖先的人,甚至有人认为,“姓”就是女权时代
一个部族的族号,这说明女性曾经作为部落首领活跃在历
史舞台上。这一点从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中也可得到证明。
中国最古老的姓氏都从“女”,如姬、姒、姜、嬴等,这些都证
明了女权时代的存在。从甲骨文中,我们还看到了女权的
消亡,男权的兴起。在甲骨文中,称今王“王”,而称先王为
“毓”、“后”,从甲骨文字形看,二字都是生育的象形,这既
可以证明女权时代的存在,又说明了其没落的结果,因为,
“先王”已是历史“陈迹”了。而“父”字,甲骨文像人手执杖
形,一副家庭主宰的形态。在甲骨文中,从女的字除了用以
姓氏之外,大都含侮辱意,如妾、绥、奴、婪等,无不说明女权
的式微没落。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出,女性不仅
堕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已不被当作人看了。金石文字
中,将“姓”字改写从人从女就是明证。另外,世界所有民
族,都经历了由渔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这一点也可以从汉
字中得到显现。比如“田”在甲骨文中就有狩猎和田地两
义,这说明在殷商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农业文明季,那时候
的人们,还根据农业文明的特点,确定时空意识。如“年”
字,甲骨文从禾从人,字形示意是人背着禾,表示收获和收
成,《春秋》中所记载的“有年”、“大有年”用的正是此意。
而古代农耕,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落后,一年只收成一
次,因此,古人便以禾黍的收获,确定了时间上“年”的意识;
再如“春”字,甲骨文字形从田从耒耜,表示耕作,被用以表
示时间概念。通过汉字的使用还可以看出,在农业文明的
国家里古人对农业的崇拜。“社稷”本是土神谷神,为人所
祭祀,后用以称国家。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文明变迁在文
字中的显示,如果我们在汉字教育中,注意到这种文化信
息,对于受教育者了解祖国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作
用。
第二,道德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求善为目的的伦
理文化,与西方的求真型文化不同,中国自古就注重道德的
教育与修养,以德立国,以德治国,强调忠恕仁孝,等等,并
建立了一套体制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旨在建立一种和谐
的群际关系,等等。汉字也在一些侧面展示了这种独特的
文化形态,如“仁”字,从人从二,《礼记》、《孟子》中都云:
“仁者,人也。”《论语》中云:“仁者,爱人。”《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段玉裁注云:“犹言尔我亲密之词。”显然,“仁”
字的创制,是从人的本性入手,针对人类的群际关系而言,
体现了一种温情脉脉的群际关系的道德理想。另外,“善”、
“美”、“和”、“恕”,等等,都体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信
念。其他诸如宗教问题、宗法文化问题,都可以在汉字中找
到清晰的踪迹。
二、汉字中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与汉字教育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还表现在缩影式地传导中国传统
的认知方式、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等内隐文化结构。
从认知方式看,中国人长于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而
轻认知,重体悟而轻分析,重形象而轻抽象,等等,这种认知
特点,在汉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汉字的创造,是先民“仰
观天象,俯察地法”、“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造字方
法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依类象形”,所造的字是“物
象之本也”。众所周知,汉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因此,文字
极具形象色彩,无论是初文象形字,还是后起的会意形声
字,都是形象斐然。这些造字原则与方法,都体现了汉民族
传统的重体悟、重具象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方式。
从哲学的角度看,汉字也是充满东方智慧的文字,文字
中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辩性和审美灵动性。中国传统哲学
对宇宙、人事理解把握的认知方式,就是阴阳调和、美恶相
兼、正反相容、始终相生的“一体二元”的方式。在《易》中,
阴阳二爻表示相对立的两端事物,两爻相合构成八卦,诞生
了宇宙间的天地雷风等物质,它们阴阳调和,相反又相正,
对立又融容,演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从乾坤始,至既济未
济终,未济意味着开始新的循环,其间蕴涵了阴阳对立,相
推相转的辩证思想。《老子》一书中,也蕴涵着深刻的辩证
统一思想,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故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第二
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等等,都是就事
物的两端相仇相因立论的。这种思维品格,在汉字孳乳过
程中的“反训”现象里,得到了清晰展示。所谓“反训”,是
指一个字具有相反相对的两个义项。如《书·泰誓》:“予
有乱臣十人。”疏云:“《尔雅》云:‘乱,治也。’谓治理之臣有
十人。”即“乱”有“治”义。再如“介”有“大”、“小”二义,
“落”有“终”“始”二义,“受”兼“施”“受”二义,等等。这一
类“反训”字,就是人们在创造和使用文字时的一种哲理蕴
涵,是民族智慧的显现。
汉字的审美灵动性是自不待言的,它的具象性,使其自
身从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一种形式美,而在使用历史中,
人们根据审美的需要,对其体势不断加以美的修正,使其呈
现出多姿多态的美。甲骨文瘦峭峻锐,金石文温敦厚重,篆
书含聚内敛,隶书外拓放逸,楷书端庄雄秀,草书飘逸虬曲
等,无不显出或动或静的美。另外,汉字是矩形结构,每一
字都有中心和重心,又使得它呈现出秀雄浑凝的力象。再
一点,汉字的内质充满了审美的敏感,汉字的意象更能抽象
演绎出人无限丰富的想像与联想,被惊叹为“诗之魂”,从
而启迪了诗歌创作的灵感。
认知心理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具有较固
定模式的认知心理。可以这样说,当代人包括当代青年,无
不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其脉管里流淌的都是祖先的血液。
汉字中的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是极为丰富的,在汉字教育
中,充分注意这一点,对于继承汉民族优秀的品质,发扬汉
民族灵动的智慧,实现当代的思想原创,无疑将大有裨益。
三、结 语
汉字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系。
如前所述,思想原创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需要从传统
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然而思想原创是不能一蹴而就
的,它是人类文明积淀到一定厚度,人们在反思了这些文明
之后的智慧爆发;而且,思想原创也不是几个人甚至一代人
所能实现的,需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因此,要实现我国的
思想原创,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培养其广博的传统文化
素养,以及广采博纳的眼界,这样就会缩短我们思想原创的
实现时间。而中国的基础语文教育中,汉字是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能在教育中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
从小就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意义是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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