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
一、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各国人民下定决心维持和平，以使后代免除战 争的浩劫。其次，核 武器的大规 模杀 伤力和威慑力足以将地球毁 灭很多次，因此谁也不愿意因打核 战争与地球同 归于尽。再次，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提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进一步减小了爆 发世界性大 战的可能性。
二、传统安全领域中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
首先是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尤其是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其次是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再次，主要核 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 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三、非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战 争
首先是国际恐 怖主义问题。2012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及袭击规模扩大;恐怖袭击方式令人防不胜防;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 裂的倾向。其次是环境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甚至使部分小岛屿国家生存面临威胁。再次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并引发了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最后还有愈演愈烈的贩 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 病扩散、肆无忌 惮的海 盗活动，以及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等问题，这些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的传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
首先表现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目前，不少亚太国家普遍加大军费投人，加速军事战略调整，提高武 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的安全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在各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深刻的军 事调整与变革。其次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中国与周边多国存在领 土与领 海争 端，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又有国际势力介人，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另外，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也给中国带来安全威胁。核 武器的垄 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到一个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时期，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 胁。
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中国也同样面临重大威 胁
三、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须承担来自美国的压力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人，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在这一地区频频进行军 事演习，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为了推进“重返亚 洲战 略”，奥巴马政府还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积极加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高调介人中国南 海问题，对中国的领 土问题指手画脚，试图遏 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力。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加紧构筑针对遏 制中国的“C’’ 型军事包 围圈，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 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应对策略
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
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发言权，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从国内来看，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低，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注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当然，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 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
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人和外国市场的准人。I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挫，甚至难以实现。因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温和求实的原则，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 光养 晦战略，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会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但无论出现怎样的矛盾，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 化，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 歧。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等历史遗 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三、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目前，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对中国来说，要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机遇，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因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从经济层面人手，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和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地区力量的急剧变化,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将继续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将时有显现,并对中国安全提出复杂的新挑战.但是,和平与繁荣仍将是亚太各国共同的愿望.亚太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会根本扭转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近一二十年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势头.
一、大国关系的相对平稳发展是中国周边继续保持缓和的基础
中国周边地区是大国利益交汇之地,中、美、俄、日、印对地区总体形势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尽管上述国家关系有密有疏,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彼此利益相互交织,在竞争中力求保持合作,避免迎头相撞.美国虽视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并采取措施对中国防范遏制,但双方在反恐、朝核、维持台海稳定及经贸合作领域存在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仍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对抗.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虽有加强,但彼此亦心存防范：美借日制华,却不希望中日交恶而不可收拾；日傍美制华,并不甘心为美火中取栗.遭受美国战略挤压的俄罗斯,在国力未得到全面恢复前,仍将是中国主要战略伙伴,中俄关系有望继续稳固发展.印美关系虽发展迅速,但印度不会全面倒向美国,沦为美遏制中国的棋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自身策略得当,中国不会成为大国矛盾的焦点,在大国外交中仍有充分的回旋空间.
二、地区热点发生热战的可能性较低
中国周边地区存在印巴矛盾、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海岛屿争端等问题.由于印巴关系持续缓和、美国更多介入南亚事务以及印巴相互核威慑,南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朝鲜半岛形势因朝鲜拥核而面临新的复杂性.但由于中、韩、俄强烈反对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加之美国受困中东,无暇东顾,因此,从近期看,美国军事打击朝鲜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从长远看,朝核问题仍可能出现轮番升级,但各方均会努力控制升级的势头,避免出现战争.在东海、南海岛屿权益问题上,由于中国与日本及南海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磋商,各方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因岛屿问题引发个别意外冲突虽不能完全排除,但演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一段时期,台海形势仍处在风险较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渐成“跛脚”的陈水扁正加紧通过推进所谓“宪改”,搞“台湾法理独立”,不排除陈水扁进一步铤而走险的可能.2007年的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和2008 年台湾“大选”使岛内局势发展充满变数.但只要美国坚持维持台海现状政策,中国大陆及岛上反“台独”力量仍有能力遏制“台独”的冒险举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1] 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内外政策,将有助于保持台海地区的稳定.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催化剂
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将长期存在,某些挑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特定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随着国际社会及地区国家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地区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将把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视为增进合作、扩大影响的渠道和机会,积极探索并推动在多种框架、多领域开展合作.“9·11”事件后,防扩散、打击恐怖主义成为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和加强的重要推动因素.印度洋海啸和南亚大地震发生后,各主要国家充分利用救援外交,拉近与受灾国的距离,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在“10+3”机制的带动下,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正不断加强.2002 年11 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作为落实《联合宣言》的后续行动,2004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中长期合作规划,在反恐、非法移民、禁毒、执法、刑侦等领域开展了更加有效的合作.在中国倡议下,首届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2004年1月在曼谷举行.会议通过了《首次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联合公报》,表示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决心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加强合作,支持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 的目标.上海合作组织把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作为首要任务,近年来还逐步加强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日益严重的毒品走私活动,把遏制和铲除毒品走私纳入反恐合作的框架之中.种种事实表明,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的主要议题,并将成为改善地区国家关系的润滑剂和加强安全互信的纽带
当前国际形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与发展趋势
在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趋向缓和，为我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挑战。
1.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面临挑战
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化浪潮下，迅速波及全球，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影响到实体经济，美国、欧元区、日本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继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5%，2009年更是出现了二战以来首次的负增长。
面对危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包含了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大国的20国集团(G20)取代原有的七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重要组织。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倡导下，金融危机后，20国集团先后召开了3次首脑峰会，并达成共识共同制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动计划，刺激本国经济，以配合全球应付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联合干预下，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到2009年下半年，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2009年第3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2.8%，中国增长了8.9%，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国际原油价格也在2009年10月回升至80美元一桶，创下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2009年的-1.1%上升至3.1%，世界银行也预测2010年全球GDP的增长将达到2.7%。
但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彻底走出了低谷，目前的复苏能否持续下去，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内部的不良资产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据统计，全球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的潜在损失高达3.6万亿美元，至今尚有一半未暴露出来。这些金融体系内的不良资产一旦全部暴露出来，市场上再有一些风吹草动，可能会急剧恶化。2009年迪拜世界宣布推迟支付三十几亿美元的债务，马上就影响了全球的金融市场。还有希腊政府的信誉被降级，它的国债被降级，也一下子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这都说明全球金融体系虽然大体稳定下来，但是十分脆弱。
第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运用正在走向极限。首先是财政政策的运用。各国的财政赤字都创造了二战以后的最高记录。欧洲、美国、日本，各个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状况都非常不好。据美国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统计，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当前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公共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截止2009年9月25日，全球政府债务总量创新高，达到36.237万亿美元，增速也达到13.21%，因此，各国想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已经力不从心。其次是货币政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普遍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方式，但目前，各国的利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已经非常低了，如美国的利率降到0—0.25。因此，再运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大。
第三，发达经济体面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国2009年10、11月份的失业率高达10%，是2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2010年1月份的失业率稍有下降，但仍高达9.7%。美国劳工部2010年2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22000人，至496000人，为2009年11月14日以来的最高水平，且远高于市场人士预期的减少13000人的水平。此外，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有所增加。欧元区仅在2009年11月份就新增失业人口10万人，总失业人数达到了1570万人，2009年12月份失业率在欧元区成立十年之后首次升至10%。根据欧盟委员会2009年12月份发布的预测数据，欧盟27国的失业率在2010年将上升到10.3%，总失业人数将达到2800万人。发达国家失业问题解决的前景非常不乐观，特别是这次失业涉及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转换使得将来的就业前景非常困难。就业是民生的根本，失业率大幅增加，将会继续打击发达国家的消费，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缓慢和艰难。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贫困国家，高涨的失业率正有促使社会动荡的风险。
第四，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在世界经济尚未复苏的大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经贸组织报告显示，2009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时间，20国集团就出台了91项新的潜在的保护主义措施。据世界银行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一共推出了约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公开出台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如美国2009年初通过的838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即规定，必须使用本国制造的产品。
第五，美元汇率加剧动荡。美国长期进行负债经济运行，大量对外发行国债，并且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消耗掉了大量财政收入，政府债务日积月累，使得它成为当今对世界其他国家负债的冠军。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后1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约9.05万亿美元。 这种状况将加剧美元汇率的动荡，从而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2.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缓和但挑战依然严峻
十七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和磨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都对战争感到厌恶和恐惧。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和向往，战后50多年来，地球上没有爆发新的世界性大战。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入发展，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危险性进一步减小。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了发动一场核大战的对手，从而减少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当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使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相互渗透，社会和军事安全领域的相互需求加大，世界各国的依存度增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发展经济、创新科技、提高综合国力已成为各国追求的首要目标，因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越来越成为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共识。在当前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尽管各大国间仍然存在各种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已不是全面对抗的性质。各大国日益注重沟通与交流，增强协作，避免对抗，从而使国际形势在总体上保持和平与稳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简而言之，目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影响世界的安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这种收入分配却是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严重的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自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世界实际产出则为原来的50倍，这些巨大的收获却是分配不均的。1820年，世界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比是3：1，1913年为11：1，1950年为35：1，1977年为44：1，1992年为72：1，1997年大约为74：1，2000年就接近75：1，2006年约为141：1。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由1987年的36个增长到2009年的49个。出现这种“数字鸿沟”的根源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贫困落后，加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潜在的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被激化，不断出现冲突和战乱。这种情况长此下去，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而且将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影响世界的安全。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当前，虽然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热点问题和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2006年全球国防开支比2005年上涨3.5%，07年全球防务开支1.339万亿美元，比06年上涨6%，2008年全球国防开支1.464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4%，比2007年增长了4%。美国军费比2007年上涨9.7%，占全球的48%，1999年至2008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增加量占全球增量的58%。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当前，伊拉克局势的动荡、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持续不断的阿以冲突等热点难点问题的存在，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首先，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世界的和平。其次，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此外，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07年初，全球可通过导弹发射或飞机运载的核弹头数量约11530枚。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或者正致力于拥有核武器，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这种状况对世界安全是一大隐患。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以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已经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其危害甚至超过战争。9•11”事件夺走了近3000人的生命，超过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的阵亡人数。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导致近30万人丧生，给有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仅斯里兰卡就达到13亿―15亿美元，占其经济总量的6.5%。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的财富急剧缩水，甚至引发政局和社会的动荡。而近几十年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全球温室效应，给人类带来的频繁灾难。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着世界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
三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影响世界安全。冷战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愈演愈烈，并有新的发展，从而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4.世界科技革命竞争日趋激烈
二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利用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至今方兴未艾。当今世界，信息、生物、材料和能源等高技术及产业迅猛发展。科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不到20%，上升到目前的80%左右。科技发展特别是战略高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实力也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面对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对策，发达国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积极抢占高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制高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增加科技投入，努力试图改变不利的科技竞争地位。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为提升科技竞争力所采取的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 提升决策层次，加强宏观调控，强化科技投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政府首脑亲自领导科技工作的做法，成立由战略科学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总统(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对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计划提出建议。美国、韩国、印度等国成立了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负责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大大提升了国家科技工作宏观决策的能力。许多国家政府都将对科技的投资视为一项回报巨大的战略性投资。一方面大幅度加大科技投入，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增加科技投入的机制。
第二，实施积极有效的科技人才发展战略。人才是竞争之本。许多国家修改了移民政策加大了吸引外国的学生和学者的力度，以解决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芬兰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收入外国人的最高税率已减至当地人的58%;日本计划在今后几年采取各种措施，使外籍科研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比例达到30%;美国则在移民方面大大放宽对高技术人才的限制。
第三，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面临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的挑战，制度创新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网络，是一项系统工程，知识在人、企业、机构之间的流动是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产业界、学术界、金融界和政府是构成这个体系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在这样一个国家层次的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依托和知识源泉，中介机构是知识扩散、转移的桥梁，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和发展环境的创造者，金融是充分实现创新市场价值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二、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影响
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对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影响。这既涉及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对当今世界长远变化大势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认识。
1.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面临的经济竞争将日趋激烈
在此波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冲击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是一枝独秀，保持了8%的增长率，经济总量也日益逼近日本。这种状况使得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和防范中国。
首先是欧美联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3年2月，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让人民币升值。一场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博弈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今天。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贸易严重萎缩，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严重，这些国家把发生逆差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低估，因此，在危机后，欧美联手逼人民币升值，更加大了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今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发表贸易政策讲话时，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将在4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半年报告中，决定是否将中国划为“汇率操纵国”。一旦通过把中国定位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出口增长占整个经济增长超过30%，倘若人民币大幅升值必然削弱出口竞争力，出口减少将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和就业机会减少。
其次是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挑战。目前，各国已将退市列入议事日程，退市表明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退，但短期内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再次动荡，包括大量国际“热钱”流出中国。热钱一旦大量在短期内流出，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视。
第三是中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随着各国进一步走出金融危机并实现经济复苏，危机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讨论如何走出衰退，而是如何保持财政的永续性和保证国内的就业。为缓解经济增长、财政、就业压力和国内民众的政治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将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的选择。中国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份额的比重超过9%。但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的同时也使我国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9年全球70%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关。截至2009年，中国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4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其中，美国自2006年11月份至2009年对我国发起“双反”调查共23起，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仅2009年美国就对我国发起10起“双反”调查。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趋缓的背景下，面对越演越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面临的经济竞争将日趋激烈。
2.我国的安全环境面临挑战
从传统安全来看，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仍然存在隐患。目前，世界军事安全形势正在开始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调整与变革。世界主要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已进入新一轮的军事扩张期。
首先，表现在各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长上。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全球经济出现整体下滑趋势，但是世界军费开支却仍然呈现大规模增长，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可能出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将受到威胁。
其次，各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加紧军事战略的调整和改革。美军战争准备重点已由打赢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转变为进行“全范围”战争，这其中包括所谓动用国家乃至盟国的综合力量对付“潜在的全球性竞争对手”的“国家级战争”。为此，美军已开始了一系列军事上的实际准备和部署。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中涉及我国的因素在不断增强，我国已成为美日等力量假想中的“潜在军事竞争对手”。据美国军方网站报道，目前，美国已在我国周边从日本、韩国到关岛、澳大利亚再到印度洋直至中亚地区一共设有大小军事基地51个。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另外，美国为了弥补美军在中国西南方向上的薄弱环节，正积极地与印度发展军事关系，促使美印军事合作具有一些非常积极的“战略含义”。美国已表示，作为对付中国的手段，要提高西太平洋上的美军作战能力。据国外媒体报导，美国正在加强在太平洋的战略力量，将一些战略核潜艇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并改进核弹头。
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首先是朝鲜半岛核问题随时有恶化的可能，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在有不断加强军事扩张的趋势，对我国的安全环境也将构成挑战;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也给我国带来安全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已跨过了核门槛，并已完成了核武器的实战部署。朝鲜已于2006年9月实验爆炸了核武器，伊朗正在积极进行核开发。核武器的垄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时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中国，东西两个方向均存在着现实的核威胁，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从非传统安全来看，我国也同样面临威胁。全球环境污染造成的气候变暖问题、跨境犯罪问题、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将影响我国的安全环境。
3.我国在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单极的压力
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面临着发展的良好机遇。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上的各方面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场所都活跃着中国的身影。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美国越来越把中国当成主要竞争对手，在各个领域给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由合作为主转变为对立为主。由于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并表达了要主导世界秩序的愿望，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1997年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报告》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愿。美国2008年《国防战略报告》进一步加重了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对华的“两面政策”更趋明朗化。在2005年版《国防报告》中，中国虽被列为美国需重点关注的“关键国家”，但只被明确提到一次;而在2008年的这份报告中，中国竞被提及多达l7次，而且各部分均将有关中国的内容置于俄罗斯之前，这反映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美国的一位学者H·格林韦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美国将处于第二。并认为，当中国GDP等于或大于美国的GDP时，美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称霸。据于此，在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回潮的背景下，美国提出中国是美国“潜在对手”或“战略竞争对手”。悲观论者甚至认为中美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4.我国面临世界科技革命的竞争
科技竞争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我国与发达国家上百年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相比，科学技术真正稳定和快速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只有20多年的历程，基础还相当薄弱，持续积累十分不足;科技体制仍处于不断调整、完善的转轨阶段;作为发展中大国，一方面面临着许多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可支配的财力有限。从目前状况来看，我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韩国以及科技大国俄罗斯、印度同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因此我国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表示，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他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有利条件。 首先，当今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潮流，国际大环境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目前，国际安全形势出现许多新的特点，非传统安全因素持续上升，并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的态势，局部热点冲突仍然存在。但是，世界局势从总体上看仍然趋向缓和，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仍在增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当前制约战争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成为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当前，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政策取向。“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共同发展已成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最高利益。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利益诉求。在此背景下，世界和平以及中国的安全环境要比冷战时期好得多。总体和平、总体缓和的国际局势和较好的周边环境，给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积极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和平崛起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矛盾突显的严峻考验。目前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几大挑战：首先是美国“重返亚洲”引发周边地缘政治震动，如何与美国共处成为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实际上，就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有很大的转圜余地。事实上，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越来越高。就目前而言，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地方多于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现在可谓问题缠身，国内高失业率、高赤字、低增长率等经济难题待解，国际领域仍身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反恐进展不顺，伊拉克善后工作艰巨，在朝核、伊核等问题上也陷入僵局，需要中国配合。美国面临的问题大得很、多得很。这些问题不解决，美国很难与中国全面对抗。美国政府也不会这么愚蠢。事实上，中美双方在应对争拗时均有所节制。中美关系虽有深层次的矛盾和各种问题，但大的战略碰撞和战略冲突是可以、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中美利益相互交织的格局不会改变。中美之间在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应对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需要合作。美国政界中主张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少，奥巴马决策团队有不少“中国通”，这对客观判断中国也有好处。即便在负面声音最多的美国国会，对中国持客观认识的议员也在逐渐增多。因此，美国方面目前不存在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驱动力。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仍有继续改善的空间。总而言之，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仍然存在，关键是两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应从大局出发，加强沟通，避免误判，同时要减少麻烦，不搞对抗。今后，中国仍将进一步谋求改善中美关系，维护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以增加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回旋余地。其次，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不会很快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症也不会很快过去。如何处理好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是急待解决的大问题。中国人民热爱和珍惜来之不易和平的国际环境，愿意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从国内角度看，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首先如何处理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特别是能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问题。这只能是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大力发展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和环保经济，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其次是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国已开始关注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促进东西中部共同发展，逐步缩小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在不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合理地推进城市化的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中国和平发展将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必然会对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国际社会和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