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课在各高校的实施状况也各有差异,主要表现在教学管理、教师队伍、教学内容、 方法 、手段、课程安排和考核方式、学生的认识程度等方面。我在此整理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供大家参阅，希望大家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收获!
摘要：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复杂的不确定和非传统因素分化演绎,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提出了新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认清形势,明确目标、思路变得尤为重要。尽管世界局势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在加剧,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关键词：国际形势;外交;合作;共同体
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之对立不言，单就国家的利益博弈而论。中国，目前处于守势，而日本，美国之类的国家则是出于攻势。他们视中国为未来国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那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世界大国，才使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虎视眈眈，警惕加倍!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动乱频仍，民不聊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为韬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势之下，已转为主动突围。
2006年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数十国论坛足以见证了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方针:是以新时代的步伐在迈进，是以寻求外部合作为主的外交政策。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国际问题莫过于台湾和朝鲜问题。台海局势，关乎世界格局，牵涉中、美、日、俄世界各极，这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关口。而对中国台湾的回归有极大异议和阻力的无疑是美国和日本，他们与台湾
“渊源”颇深，单在目前的局势下，大家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以伺机获得主动。恰恰中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也是纠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脑“拜鬼”也时常引发中国民众被屠杀时留下的伤痛。那么，现任日本信任首相安倍是否将依照自己的承诺不再参拜“神社”，是否有与中国修好之意，中日真能合作开发东海能源吗?台湾问题在好的发展趋势之下日本还会如此干涉吗?我们均不得而知，更有待观察。
当然，还有多年来一直充当台湾 “老大哥”--美国，它是“割舍”，还是将要采取什么奇异的干预对策，它在“霸主地位”之上将给于台湾什么样的支持，我想它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时代，谁也不希望为了局部而危害全局，更不想在国际上落下有损威信的骂名。
朝核问题，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中、美、日、俄、韩、朝的六方再次聚头。而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忧虑，从立场上很难做到像美国那样“超脱”。50多年来，朝鲜至少在对美国、日本、台湾关系等原则问题上没有出卖过中国。不管朝鲜的内政如何，中国在国际上都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须站在朝鲜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家伙”一边。
另一方面，在世界大的格局下，美国跟中国一道同为大国，他们一起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其目标应当更远大:共同合作，维护一个有利于世界长期和平与繁荣世界体系。美中关系是个“密切而复杂”的问题。
或许，在某些时候，老美会想一些闲不住的做法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制衡”。比如前不久，美国曾游说韩国和日本加入“北约”，在这之前还劝说过澳大利亚，这不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霸权”而向中国和俄罗斯逼近吗?
而中俄目前的关系仅止于“互有所需”这一极其表面而又脆弱的层面，并隐藏着深层的风险。这一深层风险就是，随着两国的相继崛起，双边关系可能会再次面临“变”的格局。但是，在对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围堵”时，中俄将会毫无疑问的“对外”。
在美国与欧洲诸国看似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靠近，欧洲援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希望中国变，但是不宜过激，以免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稳定了，也就稳住了欧洲人对中国大片市场的幻想。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如果中国的改革不稳定，引起了社会动荡，它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泡汤。而保持社会稳定，也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中欧在将来的合作中一定会走向好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成功应对国际形势变化，首先要科学把握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方位。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形势与政策的 毕业 生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形势与政策的毕业生论文
《我国周边安全问题的探讨》
摘要：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我国周边多个方向频繁出现状况，我国周边安全问题关乎到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和国家主权的维护，我国必须要塑造相应的国家安全意识，迎接即将面临的诸多挑战，努力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关键词：我国周边安全 稳定 动荡
近期，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争议和摩擦连续出现，如中越海上之争、中印边界领土争端、中菲南海争端，以及中日领土之争等，让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保证我国周边环境安全稳定。
一、南海海洋权益之争
在我国周边安全诸多的挑战中，最近一段时变现得最为突出的无疑是我国与越南的海上之争和中日钓鱼岛之争等。近期，中越矛盾进一步加大，中越船只相撞，中越边境事端，目前我国已终止同越南的一切贸易，并对边境加强管理和保护。事实上，中国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对此我国一直倡导综合治理，共同开发，合作共赢。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一些不正当言论，让中日关系又蒙上了阴影。事实上，中日除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我国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海权之争，实质是这些国家我国海洋资源的窥视、无理占有欲掠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能源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渐渐地把更多的目光转到海上资源。因为南海蕴藏这大量丰富的石油、鱼类等资源，所以我国周边各国都想来捞一手。
二、美国“重返”亚太 想继续“世界老大”
美国战略东移的实际展开，东亚和中亚地区都将成为美国军事部署和战略争夺的重点，这在客观上也势必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近期美国又在发表一些错误言论，致使中美关系僵化，其责任不在中方。
目前，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已经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其军事部署的重点也在随之调整，大量先进的海空力量逐步部署到东亚地区。同时，为了控制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美国也加快了谋势中亚的步伐，既和俄罗斯争夺势力范围，也对中国形成钳制。中美之间尽管在经济合作领域日益密切，政治对话也不断加强，但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决不会改变对中国的防范立场。美国的战略非常注重前瞻性，不是考虑三五年的事情，而是预谋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完全放心，军事上的未雨绸缪是应有之义。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在东北亚、东海和南海以及中亚地区的“战略相撞”难以避免，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失当，不仅会造成中美双方的磨擦甚至冲突，也会影响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
三、面对复杂的周边环境应采取的对策
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加快谋划“大周边战略”，区分陆地与海洋的不同情况，统筹各大地缘方向，针对地区 热点 ，继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破解美国的“巧实力”及个别邻国的“小伎俩”。
(一)“大周边战略”应强调以下两大原则
一是“刚柔并济”，周边战略切忌“阴柔有余、阳刚不足”，包括在南海问题与南沙争端上。对内对外都要讲清楚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完整含义，和平发展绝不排除为捍卫自身正当利益的自卫反击，应让周边个别国家尽早“清醒”过来，打掉其幻想与错觉，以免其日后因挑衅中国被惩罚而“后悔莫及”。与此同时加快“硬实力”建设，重点提升海空远程防卫打击能力。
二是“政经相辅”，“政”指政治与安全事务。应正视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在南海存在的安全利益冲突，美国因此才有机可乘。中国与邻国之间经济利益基本吻合，但安全利益。则存在冲突(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等)，这些邻国因而“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在安全上利用美国“制约”中国。破解这一困境须对症下药、“以长补短”，经济是中国的优势与“强项”，安全则是中国的劣势与“短板”，应一面扩大经济共同利益，一面妥善化解安全利益冲突，应将经济与安全联系起来，以经济手段来促进安全合作或抑制安全冲突，包括对侵犯中国权益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相关制裁应准确打到对方的“痛处”与要害。
(二)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全球事务和亚洲地区的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的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影响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政策。在我国周边许多热点问题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由于我国被美国认为是最有潜力在未来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对华政策中防范的一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消失。但美国在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利益，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美国需要我国的合作。因此，只要双方做出足够的努力，中美关系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三﹚发展睦邻外交，拓展我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
综合实力的增强，使我国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能力也相应增强。我国虽然在周边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与我国综合实力相比，两者之间并不相称。现在，我国与很多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支柱还处于经济合作的层面，如何加强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政治、战略层面的合作，建立起高度稳定的、经得起国际环境变化考验的战略关系，还是一个需要努力加以实现的目标。 放眼未来，周边安全稳定是中国和平崛起必须经历的，也是一道必须迈过的一条路。我们深知中国和周边国家山水相连、利益攸关，将进一步构筑稳定友好繁荣的周边战略依托，打造紧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但面对挑战，我们既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时警惕、处处防范。同时也要增强周边外交中经济手段和安全政策的协调性，善于将经济手段战略化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通过发展军事力量加强对国家利益的支撑作用，并适度运用硬实力的威慑力以争取和创造更好的周边环境，维护我国周边安全稳定，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稳定的周边环境。
形势与政策课是以国内外主流形势、重大政策为基本内容的高校必修课,是高校学生思政 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论文15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分析世界新能源形势与政策
2011年，在世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西亚北非动荡和日本核事故两大 热点 问题对世界能源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亚北非局势影响地区能源生产和运输安全，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对能源消费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核事故沉重打击了全球核能产业，对世界各国的核电政策造成不同程度影响。从长期看，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不可撼动，石油价格仍面临上涨压力，并因此为天然气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核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重拾发展信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关国家针对南海、北极等潜在能源重要产地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能源安全和产业发展也受到上述热点问题困扰。中国严重依赖西亚北非地区的能源供应，动荡引发的油价高涨也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中国尽管未放弃核能发展，但明显放缓了步伐。
一、当前世界能源的总体状况
能源一直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当前，能源消费继续强劲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总体消费中占据主体地位。目前，世界大部分能源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其他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发展迅速，但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尚需时日。国际油价难以回到低位，价格波动对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都造成严峻挑战。
1.能源供需关系总体紧张
进入21世纪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能源供应趋紧。在这期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石油供需总体上保持平衡，供略大于求，但这一平衡十分脆弱。往往由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局部战争、社会动乱、恐怖活动等原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某些季节或某一时间段、某些石油品种出现断档，致使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时发生油荒、电荒等能源供应紧张局面。
总体看，能源生产能力增长缓慢，能源消费需求却快速上升。近2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新发现的油田越来越少，特别是特大油田。世界现有的四个超级油田中，墨西哥的坎塔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国的大庆油田产量早已开始下降，只有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还保持高产。未来，俄罗斯位于西西伯利亚的重要油气田的产量也会下滑，除了要在传统的产能地区西西伯利亚发掘新产量，还需要开发基础设施落后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甚至北极地区。俄罗斯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开发投入，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俄罗斯石油生产高峰时期，每天可达到1050万桶，但到2035年，日产量会下滑到970万桶。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出于各种考虑限制开采。例如，美国在阿拉斯加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就地储备石油，长期限制开采。
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迅速增长，石油需求和消费量不断上升，上升幅度超过了产量的增长。尽管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使石油需求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但2010年，石油消费再次转降为升。可见，石油供应的宽松是暂时的，供应紧张才是常态。
全面提速——
能源结构走向多元化
在当前国际金融风暴肆虐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外部需求大幅下降。这直接催生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上的新变化。
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核电首当其冲。2008年11月21日，中国第9座核电站——福建福清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12月16日，总投资近700亿元的广东阳江核电站正式动工建设;12月26日，总投资260亿元的秦山核电站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项目开工。
至此，世界上最大的核电规划正在中国渐次展开。据了解，我国2020年前将在核电方面投下4000亿元左右的资金。
其次，2008年12月15日，总投资近400亿元的“宁东大型煤电化基地”正式启动，意味着煤炭资源整合的“前奏”响起。
第三，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等地正在规划建设几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目前，甘肃酒泉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中国围绕油气领域的对外合作进展不断加快：中国到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开通;中俄之间也确定将修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
据透露，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已得到国家核准，不日将全面实施。这一总投资达930亿元的庞大工程，将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仅钢材就要400万吨，如考虑到沿线城市内管线改造与建设，共能拉动投资3000亿元。同时，库容达2680万立方米的石油储备二期工程也已规划完毕，成都千万吨级炼油厂不日也将开工建设。
张国宝表示，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举措，也说明中国的能源战略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能源企业的整合重组，建设现代、高效、稳定的能源工业体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表示，当前形势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一个好时机，将来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
节能降耗——
开源节流是治本之举
1月13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37.59美元。有人担心，低油价可能致使对新能源的投资放缓。
能源专家指出，不可再生能源的属性决定廉价时代将一去不返，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对于中国这个耗能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来说，开源不节流，多元化的能源战略从长远来看也只是治标之举。能源危机、气候危机，21世纪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世界社会和经济的两大事件，让世界各国幡然醒悟，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节能降耗。
据估计，中国节能的潜力有60%在工业部门。中国石油利用的经济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用油设备的效率也低于国外，节油潜力很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力在能源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据了解，2009年，国家将继续对传统煤电项目实施“上大压小”，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1300万千瓦。相关数据显示，到2008年10月，小火电机组累计关停3210万千瓦，已实现“十一五”规划近2/3的目标。
深刻把握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新形势
能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目前国际能源格局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现有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区域变化。从消费上看，能源消费重心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从生产上看，能源生产日益多元化，虽然欧佩克仍掌握着全球石油供给的主动权，但北海、非洲和墨西哥湾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也在加速进行中。即便如此，事实和研究结果仍表明国际石油生产的峰值时刻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新能源开发已展露黎明前的曙光，能源供给结构即将进入下一个能源替代的发展周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油砂、重油、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风能、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前一个变化来源于国际范围内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而后一个变化则来源于现有主导能源供给保障程度的下降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这样一种能源格局的变化导致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时也加快了能源领域的技术开发步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能源需求进入高增长时期，而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不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BP公司的能源统计数据，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1.1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5.4和20.1个百分点。由于国内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的供给保障能力低，目前我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经接近50%。同时，能源消费(主要是煤炭)是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空气中约70%的二氧化碳排放、90%的二氧化硫排放和67%的氮氧化物排放来自于燃煤。几乎所有的烟尘排放也来源于此，占到总悬浮颗粒无污染(TSP)的一半以上。
这种相对落后的能源消费结构、高度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能源消费的高污染，不但导致我国资产价值体系溃损，生产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遇到更大的压力，长期来看，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千方百计解决国家能源安全这一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在国际能源市场和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中，能源企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能源企业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格局变化的历史性机遇，不但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起着重要的影响。以BP、埃克森、壳牌等为代表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凭借着资源、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但在过去的近百年中主导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而且近年来加快了进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步伐。
中国能源企业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在资源获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上述大公司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如果再将企业资源投入新能源的开发有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能源企业而言不仅仅是风险，更潜伏着巨大机遇。庞大的国内需求为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管理能力和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空间，新能源的开发缩小了国内能源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因为这一领域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为我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转被动为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被动应对只能意味着放弃发展的主动权，成为跨国能源公司的附庸甚至被淘汰出局，国家的能源安全无从谈起，经济命脉也将落入他人之手。反过来，主动应对则意味着在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的机遇，将企业的竞争力建立在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上，这样的竞争力才是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历史 经验 已经证明，能否主动、敏锐而准确地判断形势，进而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是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提出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正是对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的积极回应。这一战略决策提高了企业关注世界能源发展趋势，顺应全球石油石化行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能力，有助于企业实现从传统石油公司向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能源公司转变，有助于为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战略的巨大意义更具体地体现为：
首先，有利于提高中国石油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包含传统能源的支撑，能源供给结构变化，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供应能力的价值链开发，能源开发利用全球化和经营管理国际化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战略以技术进步、管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链的构造为手段，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有助于中国石油集团克服劣势，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提升。能源是企业最基本的投入品，一个清洁、高效、低成本的能源供应体系，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提供物品和劳务的成本，这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企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石油集团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最后，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有足够的能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利于中国石油集团更好地参与传统能源资源和市场的竞争，也有利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提高能源长期供给结构的弹性。同时，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有助于降低由于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近年来，国际能源局势起伏跌宕，变化剧烈。油价飙升严重冲击能源消费国经济，也使能源输 出国 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消费国节能与海外拓展同时推进，生产国频打“能源牌”争取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国际能源合作日趋活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煤炭、石油等能源价格大幅跳水，新能源发展在逆境中被提升到战略层面，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综合分析，目前国际能源局势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认真审视我国能源发展格局，完善相关 措施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正确把握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1.近年来能源需求的过快增长，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和巨大的环境压力。
3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10.3%，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6%，2008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26亿吨标准煤，是改革开放初期的4倍多。尽管我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优质能源少、人均占有量低，能源供应偏紧、资源约束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今后一段时期，能源消费强度将保持较高水平，油气需求增长又快于煤炭，国内资源开采量受到自然条件限制难以较快增加。我国石油储采比仅为11.1，远低于世界40.5的平均水平，能源尤其是油气供求矛盾将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我国能源发展模式亟待转变。
2.随着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能源安全问题凸显。
我国石油资源不足，原油产量不能满足需求，进口石油依存度不断增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我国石油进口量逐年攀升，2008年累计进口石油2.18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1.3%。预计到2020年前后将超过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意味着能源安全形势的脆弱性增加。世界石油资源争夺日益激烈，我国对海上石油运输通道控制能力薄弱，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及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凸显了我国石油进口安全的脆弱性。战略石油储备刚刚起步，应对突发事件或危急时刻的保障能力需要加强。
3.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能源需求持续低迷。
从一开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就逐渐显现并日益加重，外部需求萎缩，工业增速减缓，企业经营困难，投资增速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增幅下降4.8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原油、天然气和电力消费增幅分别下降4.9个、1.2个、9.8个和8.5个百分点。预示国民经济景气程度的先行性指标——全国发电量从去年10月份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2月累计增幅同比仍为-3.7%;1—2月全社会用电量增幅同比为-5.2%，能源需求持续低迷。今年以来原油、成品油产量和原油加工量均比计划调减或比去年同期下降，炼厂调低负荷、减产运行，成品油需求疲软，库存涨至历史高位。
4.当前发达国家正在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而向内挖潜，世界范围内一场新经济变革已悄然来临。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尚需时日，发达国家纷纷反身内省，为寻找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迎接下一轮经济上行周期的到来积极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世界许多国家把发展新能源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把新能源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产业，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可再生能源产量增加1倍;2012年在发电总量中占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增至25%;未来10年将投资1500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用于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可替代能源项目的研发和推广;动用40亿美元政府资金，支持汽车制造商重组、改造和技术进步，生产更节能高效的混合动力车;投资45亿美元 对联 邦政府建筑进行改造，10年内将现有建筑的能效提高25%。
奥巴马提出，谁掌握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谁在新能源领域拔得头筹，谁将成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佼佼者。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也把发展新能源作为拉动经济、扩大就业、抢占未来制高点和防止气候变暖的重要手段。欧盟推行可再生能源计划，将新增投资300亿欧元，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
法国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到23%，相当于每年节省2000万吨石油。德国计划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业规模超过汽车产业的就业规模。英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提供1000亿美元建立7000座风力发电机组，新增就业16万人。日本将增加太阳能发电量20倍，新型环保汽车的使用量增加40%。韩国在普通家庭大力推广普及太阳能、地热、风能和生物能源，并将兴建200万套节能绿色住宅。
面对这一局面，我国不能因为当前金融危机导致能源供需矛盾缓和，而忽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应汲取过去一些产业发展的沉痛教训，密切跟踪世界新一轮新能源发展方向，增加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真正把新能源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二、抓住机遇加快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上世纪100年间，世界上15%的人口完成了工业化，使得石油消耗量急剧增加，从上世纪初的2400多万吨飙升到30亿吨。在本世纪，将有85%的人口进入工业化，能源消耗量必定进一步增大。虽然世界能源探明储量仍在继续增加，但地球上的能源毕竟有限，而人类社会的能源消费则是逐渐增长的，以目前的消费速度，总有一天，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资源会枯竭。因此，人类必将实现向“后石油时代”的能源转换。从世界范围看，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识。中国替代能源的发展方向是以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以优势能源代替稀缺能源，逐步提高替代能源的作用。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在努力增加能源供应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能源消费方式，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因此，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是促进我国能源格局日趋合理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既有助于拉动投资，也有助于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做可靠的能源准备。
《“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十一五”时期我国能源建设的总体安排是：有序发展煤炭;加快开发石油天然气;在保护环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火电，推进核电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作的政府 工作 报告 中把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作为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
1.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煤炭约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个百分点。煤炭转化为能源的主要形式是燃烧发电，燃煤发电在我国煤炭终端消费中占56%以上。2008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92亿千瓦，其中火电装机6.01亿千瓦，约占76%;水电装机1.72亿千瓦，约占22%;核电装机906万千瓦，占1.3%;风电894万千瓦，仅占0.8%。煤炭的燃烧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分别占二氧化硫排放的90%、二氧化碳排放的70%和氮氧化物排放的67%，而且每开采l吨煤会破坏2.5吨地下水，煤炭开采后还会造成地表塌陷，产生废水、废气和废渣以及矽肺病等。因此，努力降低煤电比重是改变我国能源格局、实现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为此，要继续优化电源结构，逐步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比重，不断替代燃煤发电;另一方面，在加快发展循环液化床燃烧、大规模煤气化等洁净煤技术以及改进煤炭直接、间接液化技术的同时，加快研发和推广煤炭多联产等新一代洁净煤技术，逐步优化调整煤电自身结构，将煤炭的产业链延伸至下游化工制品。
2.积极发展核电。
核电是清洁高效的能源。理论上讲，1公斤的铀全部裂变释放出的裂变能，大约相当于2500吨煤或2000吨的石油燃烧时释放出的能量。一座百万千瓦的火电站需要260万吨煤，而核电站只需要30吨的铀原料即可。核电站一年产生的二氧化碳仅是同等规模燃煤电站排放量的1.6%，且不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近几年，世界核电建设开始复苏。美国能源部2007年宣布，未来2年内将兴建32座核能发电厂;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前建造40台核电机组;英国于2008年1月决定恢复建设核电站;印度计划到2020年使核电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高效、清洁的核能将在全球能源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2008年福建宁德、福清，广东阳江，浙江方家山核电工程相继开工，共计14台百万千瓦机组，总规模达1400万千瓦，标志着我国核电建设步入快车道。2008年底，我国核电装机容量约为900万千瓦，仅占全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3%。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目标，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增加到7000万千瓦，核电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提高到4%，这意味着今后每年至少开工建设2个核电站、4台百万千瓦级核反应堆。2020年前，我国投入核电的建设资金累计将达4000亿元。去年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推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核电项目成为首批核准的拉动内需项目，标志着我国核电建设高峰即将到来。
3.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2006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为2亿吨标准煤，约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仅比2005年上升0.5个百分点。促进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有助于实现能源长期战略替代，也有助于加强环境保护。我国已立法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规划，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达到10%。
水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我国水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近7亿千瓦，占常规能源资源量的40%，根据目前的勘测设计水平，我国水电有2.47万亿千瓦时的技术可开发量，如果开发充分，至少每年可以提供相当于10亿—13亿吨原煤的能源。水能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是很好的调节电源，开发水电的同时还可以实现防洪、灌溉、供水、航运、养殖和旅游等综合效益。目前水能开发利用技术已经成熟，应当优先加以利用。
我国风力资源丰富，利用技术也基本成熟，可以作为当前规模开发的一个重点，形成实际供应能力。太阳能资源潜力巨大，一旦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经济性改善，就将得到广泛应用。现阶段应加大太阳能发电技术与热利用技术的开发与攻关力度，结合建筑节能，积极推广太阳能热水器产品。我国生物质能具有品种多、分散性强、收集成本高的特点，宜于发展多种利用技术，开辟不同用户市场。现阶段可从现有废弃物资源的利用入手，逐步提高开发利用水平。对一些较为成熟的技术，如农村沼气、秸秆发电等，积极推广，予以扶持。对一些尚未突破的关键技术，如纤维素乙醇等，合理投入，开展研究。新能源及其相关技术对未来的能源替代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充分重视，早做准备，积极跟踪，组织研发。
面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我国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路线图，尽快整合现有产业资源，把现有资源、扶持政策体系及未来十多年的能源投资格局理顺，打造高效率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宽松环境，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来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强化油气产业的开源节流。
一是加快建设油气基地。按照“挖潜东部、发展西部、加快海域、开拓南方”的原则，通过地质理论创新、新技术应用和加大投入力度等措施，到2010年，全国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1.93亿吨和920亿立方米。二是加快石油替代工程。按照“发挥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积极稳妥推进”的原则，加快发展煤基、生物质基液体燃料和煤化工技术，统筹规划，有序建设重点示范工程，为“十二五”及以后更长时期的石油替代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三是促进油气行业节能降耗。
此外，中国应对石油安全挑战，应该着眼全球，从战略的高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降低石油进口依赖，积极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加强国际石油领域合作，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现代石油储备制度，制定确保国家石油安全的一整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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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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