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70多年前，全世界的人民都在遭受着战争，我们中国也遭受到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仅在南京就有30万余人遭到法西斯的杀害，房屋被烧，尸体成山，血流成河，瓦砾遍地，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件惨案。所以这场战争的胜利是用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换来的。
战争使家庭破碎，父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
所以我们呼吁：反对战争，拥护和平。
让战争成为历史，永远不再发生，让和平之花永远绽放。
历史小论文：
时间老人似乎不知疲倦，不断地推动着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不曾因为某人、因为某事而停下几许。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他们不止给后来者的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财富，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可以受益一生的精神财富——历史的“衍生物”，时时督促和激励着我们。
由于历史的广泛我不能一一道来，所以我从我所学的专业角度来谈谈自己读史的感悟。我学的市场营销，毕业后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把公司的东西推销出去。而把东西推销出去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推销出去，使顾客喜欢你相信你，顾客才可能买你的产品。怎样才能让顾客信任你呢？巧言令色、花言巧语，还是乱说骗顾客？都不是。那该怎么做呢？别急，让我们翻开历史，细细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
秦朝时，有个叫商鞅的人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由此可见要想让别人信任你，必须要讲诚信，言行必出，做事做人要用上自己百分百的真心和诚心。不能为达成目的————把东西卖出过去，而欺骗顾客。要以顾客为中心，把产品卖给需要它的顾客，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
历史长河承载着过去的人与事，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留下了一个个足迹，似余音寥寥，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来过这世界。
以史为鉴，学做人做事。让我们用心汲取古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吧！
显而易见，整篇论文的核心在于民生，有两种答题的方向。
1.整篇论证三民主义的一些弊端，如忽视民生，没有明确后续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方针，在套用一下政治方面（军阀主义
），经济方面（小农经济还是主导，资本主义薄弱），乃至社会风俗方面（移风易俗的趋势，明智的开启），国际方面（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然后结合材料（这个很简单，抄一段材料就行）
2.另一种思路就是死磕民生，从小角度出发，先表彰孙中山推行的三民主义的功绩（推翻清朝，开明智），然后再大笔墨的写最底层人民依旧悲惨的生活境况，严重的脱离民生。
原创，高中文综霸霸的一点分析。
提供几篇高中历史小论文(节选),供参考.
1.<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０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2.<试论“半殖民地”概念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适用性
[摘要]通常认为，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抹杀了近代历届中国政府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主动、积极的方面，作为史学研究，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和较为客观的理论来对中国近代史予以界定。
[关键词]鸦片战争，半殖民地，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外力影响的严重程度已使该国的独立地位受到重大影响，得这种影响的程度又没有使该国完全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也就是说该国形式上有自己的主权，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受制于殖民者。因此“半殖民地”概念所描述的状态是一个介于独立国家和完全殖民地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对于独立的主权国家和完全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我们会毫不费力地找出一个分界点，但如何划出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就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半殖民地”是否具有起码的一些客观上量化的指标？
一般认为，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已成为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各种近代史著作也是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来叙述历史事件，把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因素与“半殖民地”普遍联系，似乎只有与紧密相连才能说明清王朝的腐败、顽固、落后，才更能说明北洋军阀的倒退、卖国，才更能说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为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帝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半殖民地”等范式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
3.<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摘 要 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 成效 )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首先区分一下概念
西欧封建等级制度：
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是以土地关系为纽带，通过层层分封而形成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和维护封建主内部的利益，更有效地统治下层人民，其基本特征是封主和与附庸的臣属关系的建立。由于土地是层层分封的，附庸只承认自己直接受封的人为封主，对自己封主的封主则没有臣属关系。所以，在西欧出现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这种情形使封建等级制度复杂而混乱。如封建主甲可以是乙的封主，而乙的封臣又可以是甲的封君，往往一个封建主有多个封臣，从而加剧了封建主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出现割据混战局面。
采邑制：是中世纪在西欧实施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最初是查理.马特在担任法兰克王国宫相时（735年左右）实施的，将土地及当地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制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含有赏赐的意思。
到了查理·马特的儿子时，把大部分土地当作采邑制分封给臣下，查理大帝也把通过战争夺来的土地分封给有功将领，这样使得采邑制遍及全国。英国则从威廉一世开始也实行采邑制，规定每个骑士采邑供养一名骑士，为国王服役。此后，国王下面的大封建主也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下属，而这些下属又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自己的下属，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这样领主既要负起保护下属土地的责任，而下属也有义务效劳，为领主作战。
采邑制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而且通过采邑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
一）、形成西欧封建制度的诸因素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其基础来自三个方面：①古希腊、罗马的遗产，②基督教的传统，③日耳曼人的社会模式．换句话说，西欧封建制度是由罗马封建因素，日耳曼因素，通过基督教会对二者的不断结合而形成的．
⒈罗马封建因素
随着罗马帝国对外扩张的中止，帝国的经济在公元三世纪已发生严重危机：人口锐减，城市败落，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便退居乡村，建立了以隶农为主要生产者的、实行租佃分散经营的田庄制，形成自然经济，政治上则形成独立王国．如此在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已经过渡到隶农制自然经济．另外，罗马很早以来就存在一种保护关系，一些人因败落而寻求富有的庇护人的保护，成为他们保护下的平民或附庸，帝国衰落后，这种保护关系更为扩大，成为日后西欧封建制度的起源之一．
⒉基督教会
与经济的变化相适应，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变化，原来的罗马古典文化开始让位于普通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这就是基督教文化．在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从崇奉奥林匹斯诸神：朱庇特，宙斯，阿波罗，转奉能解脱个人罪恶，能使个人得到拯救的基督教．因为前者虽然气势磅礴，给人力量，但却不能给人安慰；人是伟大的，但人不能总是显示伟大，人还需要安慰，尤其是在危机时代，人们需要一种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公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经过百般曲折，四世纪以后罗马终于成为基督教国家，教会组织普遍建立，受罗马制度的影响，教会的法律、制度，组织结构都建立起来．正是基督教会，在日益加深的混乱状态中起到了维护秩序的稳定性作用，并且成为日后教化日耳曼蛮族，把罗马古典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结合起来的承担者．
另外，教会所建立的修道院制度，也对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修士最初一般都是西欧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开垦荒地，排干沼泽，改良土壤，推广三圃制，对恢复和发展西欧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保存了罗马人的一些建筑技能，发展了木刻、金属制造，纺织、玻璃、酿酒等工艺．
⒊日耳曼因素
日耳曼人刚从原始社会走出，为陷如绝境的西欧社会带来了活力和生机．
与罗马法律相比，耳耳曼法律是习惯法，粗犷、迷信、采用神裁法，但对日后西欧封建政治仍有重大影响．日耳曼法律产生于人类古老的习俗，而不是统治者的意志，所以法律超越王权，没有一个国王可绝对专制，这种王权有限制度是中世纪西欧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所以有人说，民主起源于日耳曼丛林之中．
日耳曼人的亲兵队制度，建立了首领和亲兵相互间契约关系的观念，直接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
日耳曼人还带来了农村公社制度（其特点之一是自治），它对西欧城市的形成、行会制度、以至于议会制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耳曼因素对西欧社会影响之大，以至于全球通史的作者认为：正是日耳曼人的到来，毁灭了西欧的古典文明，从而为西欧新文明的开端，扫清了道路．在中国，在印度，昔日的文明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并得以保存，但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他并且认为，这是西方历史的独特性之所在．
西方史学界在西欧封建制度形成问题上主要分为两派，日耳曼派和罗马派，以后又形成综合派．
（二）、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具有两条相辅相成的线索，一是封主封臣制和封土制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一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称之为封建化过程．
⒈西欧封建化过程的起点——萨利克法典
法兰克人五世纪时分为两支，一支迁莱茵河中游，称河滨一里普阿尔人，一支进入北高卢，称海滨一萨利克人，即克洛维为王的那一支．
萨利克法典是萨利克人的习惯法汇编，形成于六世纪初， 511 年前后．它反映了五、六世纪法兰克人在进入高卢以后的社会生活状况，既包含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也反映了一些高卢一罗马人的社会因素．西欧社会的封建化过程，就以此为出发点．
克洛维进入高卢后，把所占领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交给法兰克人的农村公社，他自己占有罗马皇室的土地，并把一部分赏赐给贵族和亲兵，形成日耳曼大土地所有制，对高卢一罗马地主和教会的大地产，则很少侵犯．所以法典反映的土地所有制就有三种：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王室土地所有制，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
一般认为，农村公社是从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自由农民的社会组织，特点是土地公有私耕，行政自治．但也有人认为，它是在中世纪地主庄园内重新形成的．
⒉自由农民的农奴化
最初，法兰克自由农民都是公社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参加战争，分取占利品，使用公社土地，参加社员大会．到六世纪下半叶，国王希尔伯利克（ 561 ～ 584 年）颁布一道修改萨利克法典的敕令，规定死者如无子嗣，土地由其女儿继承，而不再交还公社．这样，公社的耕地逐渐变为可以买卖的自主地．这时的公社称作马尔克．公社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加剧．
但是，法兰克农民农奴化的主要原由，并不是经济分化的结果，因为当时系自然经济，经济分化缓慢，而主要是外部暴力所造成．外部暴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俗贵族地主利用特权强力兼并公社农民的自主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投靠大地主，逐渐变成农奴．二是 6 ～ 10 世纪战争兵役频繁，对外扩张，外族入侵，社会不安定，豪强官吏勒索，这一切使自由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军事制度也有变化，从原来的步兵或轻装骑兵发展成为重装骑兵，战斗力加强，但费用开支也大大增加．据估计，当时四家小农方能装备一名骑兵．这种状况，使许多农民干脆就近寻找一教俗贵族保护，把土地交给贵族而由自己耕种，只向此贵族一人纳税服役，既避免了官府沉重的军役、捐税，也避免了他人的勒索和盗匪的抢劫，此称为“委身式”，也叫“投托”．久之，这些农民就变成了农奴．他们在法国被称为“维兰”．
在法国，还有一些农奴称为“塞尔夫”（ serf ） , 他们大多是奴隶的子孙，地位比维兰更低．维兰实际是永久性佃农，份地世袭，劳役有一定传统标准．塞尔夫则由主人任意剥削，并可随土地一并买卖．一般来说，维兰比自由农、佃农的境遇往往要好．
八世纪前半期查理·马特采邑制改革以后，法兰克农民农奴化进程加速．
847 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墨尔森法令规定，“任何自由人都必须选择一主人，或是国王，或是国王的臣属”．
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
⒊封主封臣制与封土制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阶段：墨洛温王朝时期，六、七世纪，国王采取赐地封土的办法给其官员，封地与公职相联系，这种土地分封是无条件的，久而久之，大贵族势力上升，国王军事经济实力削弱．
第二阶段：到八世纪查理·马特任宫相时，进行采邑制改革，将封地与附庸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向西欧封建制度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采邑制改革的另一契机是军事制度发生变化．西欧在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中，学会了使用马蹬，马蹬的出现，使骑兵从轻装发展为重装，铠甲及贵族族徽都随之出现．更重要的，是由此需要专职作战的骑士，普通法兰克农民既难以负担，也无此技艺，而骑士则需要土地和农民来养活．这样，马蹬→军制改革→社会制度（采邑制）改革．
中国明末时传教士铸造的西洋火炮为何不能引起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顾准这样提出了问题．
马特没收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大量地产，分封给他的附庸骑士．受封者，即封臣则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并向封主宣誓效忠，这种军事封地称为采邑．受封者若不能履行封臣的职责，封主有权收回采邑．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双方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封主也要保护封臣，不能欺侮他的妻女，若违反，封臣也可另找封主．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就是它的相互性，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人是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不是西欧封建制度，而是绝对君主制了．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概念大不相同．
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到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时继续实行，因为即使查理曼当时也无足够财力搞职业军队．而各级领主，也有自己的附庸骑士，形成层层分封．打仗时，这些附庸的附庸在王室军队中参加其直接领主指挥的军队，并且只是单线联系，形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采邑制的广泛推行，导致以下后果：①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大小封建主竟相争夺劳动力，把自由农民变成农奴；②巩固了中小封建主的地位，奠定了骑士制度的基础，排除了农民当兵的权利；③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度．
每一骑士都靠自己采邑的农民的赋税和劳役生活，这一骑士对自己的采邑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等管理权．国王有时还把一些豁免权赐给一些大领主和教会贵族，豁免权也叫特恩权，指这些领主的领地可不受国王代理人或官员管辖．这样一来，就使采邑领地具有独立王国的趋势．
第三阶段：采邑原本是终身的，封臣死亡，采邑交还封主，不得世袭．封臣的继承者若要继续从前的关系，要重搞受封仪式．到九世纪，采邑逐渐变成了世袭领地． 877 年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颁布克尔西敕令，承认采邑和特权世袭．
查理曼死后，王权的分散，无休止的内战，外族的入侵，使原本有序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统治走向混乱．原来的封疆大吏一一伯爵，以自己的附庸为后盾，从王室官员演变为独立的地方王公。从本质上说，政治分裂是封建制度最正常、最普遍的社会状态。对王权而言，封建制度的兴盛正是王权的阴暗时代。
（三）、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的标志
国内史学界一般认为，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的时间是九、十世纪，主要根据是 877 年的克尔西敕令．
确立的标志：封臣制（附庸制）与封土制（采邑制）相结合，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结合，大贵族在其世袭领地内具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力，而王权衰落．
u 但注意，并不是西欧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农奴，也并非西欧所有地方都形成了封建制度；这里只是说，封建制度和农奴制从此在西欧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以法国最为典型。
四、西欧封建制度形成时期的基督教会
基督教最初没有教皇，教皇一词的本意是ραρα，是对所有主教的尊称．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由于罗马主教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较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帝国政府迁拉文那，实际把罗马的管理权交罗马主教，使其地位提高．进入中世纪教皇一词逐渐为罗马主教所专有．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主教区为基本单位的教区系统依然存在，并从败落的城镇向广大农村发展．八世纪以后，西欧广大乡村教区开始形成．教皇的传教团在异教地区传教，也不断取得成功． 496 年在高卢的法兰克人受洗入教， 597 年成立了英格兰教会，七世纪创立了伦巴德教会，八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到公元 1000 年左右，连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诺曼人也进入了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在日耳曼人征服西欧之后，基督教也征服了西欧，并且还征服了日耳曼人．
在广泛的传教过程中，教会和修道院获得了大量教产． 810 年亚琛宗教会议，把主教区和主教依教产分三级： 3000 ～ 8000 处领地为一级， 1000 ～ 3000 为二级，不满 1000 处为三级主教区．一般认为，中世纪罗马教会占西欧各国耕地的三分之一，各级主教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修道院也拥有大量庄园，他们招收大批农民，开垦荒地．修道院庄园往往能改进耕作制度，例如三圃制，就最早由修道院庄园实行，成为日耳曼贵族庄园的示范．
5 ～ 11 世纪以前，教皇的权力一直受很大制约．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教皇一直受拜占廷长期控制． 678 ～ 752 年的十三任教皇中，有十一任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埃及、北非，拜占廷干预西方的能力大为减弱，于是罗马教皇不失时机地与法兰克人结盟． 751 年加洛林王朝和 756 年教皇国的建立， 800 年查理曼的加冕，直至 962 年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都是西欧政教联盟的反映．有了查理帝国的支持，教皇从此敢与拜占廷皇帝分庭抗礼，西欧基督教会从此自成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加上西欧拉丁文化和东南欧希腊文化的差异， 1054 年东西方基督教会大分裂，西欧的基督教称西方公教（天主教），东欧的基督教称东方正教（东正教）．
应该看到，西欧的教权与王权这时的相互支持，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通过基督教会，加强了法兰克国王的统治地位，基督教成为其精神支柱；通过基督教会，罗马帝国时期的典章制度，教会法规，教阶制度等，逐渐为法兰克统治者所接受，从而使法兰克国家上层建筑各部分日益完善．正是基督教会对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不断结合，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权和王权这一时期的相互利用和相互勾结，有利于西欧社会的发展．
尽管如此，教权与西欧王权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十一世纪前西欧的主教区和修道院大都是在世俗王权和领主统治之下，主教由世俗王权和领主任命，乡村教士也由庄园主选任控制（这时教士尚未实行独身制）． 962 年以后，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甚至在一个时期能随意任免教皇．
不过，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到十一世纪后半期，教权逐开始向王权发起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