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散见于《周礼》、《商君书》、《管子》和《墨子》等政治、伦理和经史书中。其中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周礼· 考工记》记述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进入都城建设规划，其代表着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维护传统的社会等级和宗教法礼，表现的城市形制中皇权至上的理念，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以（管子）强调的“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城市建设思想，代表着打破城市单一的周制布局模式的变革思想，从城市功能出发，理性思维和以自然环境和谐的准则确立起来，对战国及后世城市的建设影响深远。元代大都城是一个全部按城市规划修建而成的都城，城市布局强调中轴对称，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周礼·考工记》上记载的王城空间布局制度。同时又结合了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并反映了元大都选址的地形、地貌特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整体概念和长远发展，强调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强调严格有序的城市等级制度。这些理念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影响了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城市建设实践。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概述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宏伟壮丽的伟大城市，集中表现了古代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成就，在城市选址、城市供排水、城市交通、防火、城市绿化和风景区、城市规划等方面，都有过卓越的成就和经验。
1、 城市发展沿革：商周时期，城意味着国家，受封的诸侯国有权按爵位等级建造相应规模的城。到战国时期，周朝的条令不在起作用，各地按需要自行建城，城市规模和城市分布密度大大提高。秦统一全国后，取消分封诸侯的制度，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城市成为中央、府、县的统治机构所在地。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这一体制基本沿袭下来。
2、 城市选址：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选择适中的地理位置，即择中原则；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即‘度地卜食，体国经野‘的原则；考虑自然景观及生态因素，提出‘国必依山川‘的原则；考虑设险防卫的需要；考虑水源及交通问题，往往选择水陆交通要冲。
3、 城郭之制：从春秋一直到明清，除秦始皇的咸阳外，其他各朝的都城都有城郭之制。城郭之制即‘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内之为城，外之为郭‘的城市建设制度。一般京城有三道城墙：宫城（大内、紫禁城）、皇城或内城、外城（郭）；府城有两道城墙：子城、罗城。
4、 筑城方法：夏商时期已出现了版筑夯土城墙；唐以后，渐有用砖包夯土墙的例子；明代砖产量增加，砖包夯土墙才得到普及。城门门洞结构，早期用木过梁，元以后砖拱门洞逐渐推广。水乡城市依靠河道运输，均设水城门。此外为防御侵袭，有些城市还设有‘瓮城‘，‘马面‘，城垛，战棚、城楼等设施。
5、 都城布局：中国古代有两种城市形式：一种为方格网式规则布局，多为新建城市，受礼制思想影响，如《考工记》中所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实例较多，如北魏、隋、唐的洛阳，隋、唐的长安，元大都与明、清北平；另一种为较为自由的不规则布局，多为地形复杂或由旧城改建的城市，受地形或现状影响较大，所谓‘凡立国都，因天材，穷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实例如汉长安，南朝建康。具体来讲有分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a、居住区：为加强对城内居民的控制，宋以前各朝均实行里坊制度，即把城内居住区分为许多里坊，内有街巷，四周用高墙围起，设里正、里卒把守，早启晚毕；北宋后由于城市发展而取消，代之以商业街和街巷的布置形式，并用‘厢坊‘或‘保甲‘等组织手段来控制城市居民。
b、市场：唐以前城内的市场集中在某几个里坊内，设有市楼或市署，由市令管理，和里坊一样按时启闭；在居民的里坊里有少量零星分布的小商店；在城外、郊野可自由设市，称为‘草市‘。北宋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基本废除了击鼓而集的里坊式市场，形成了开放的商业街以及集中于庙宇内的市场贸易。
c、娱乐场所：从南北朝到唐代多依靠宗教寺院及风景区作为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汉以后三月上已去郊外水边修禊以及九月重阳登高的风俗逐渐盛行，市民出城踏青、春游、秋游也渐多。如唐长安城南的曲江，宋东京郊外的名胜和一些私家园林，都是春游胜地。
6、 道路系统：中国古代城市绝大多数采取以南北向为主的方格网布置，这是由建筑物的南向布置延伸出来的。为适应各地不同的条件，在具体处理上也是因地制宜的。在地形完整的新建城市（如隋大兴）中，采用均齐方整的布置方式；而在有山川河流或改建城市（如南朝健康、汉长安）中，则根据地形随宜变通，不拘轮廓的方整和道路网的均齐。城市道路在宋以前都是土路，没有路面，宋以后砖石路面在南方城市得到广泛的应用。
7、 都城绿化：中国古代对都城绿化都十分重视，历代帝都道路两侧都种植树木，北方以槐、榆为主，南方则柳、槐并用，由京兆尹（府）负责种植管理。对于都城中轴上御街的绿化布置，更为讲究：路中设御沟，引水灌注，沿沟植树。这种道边植树的做法，唐时传到了日本。
8、 防火问题：宋东京城市发展很快，房屋密集，接栋连檐，常有火烛之灾，所以设立了消防队。城内每隔一里许设负责夜间巡逻的军巡捕，并在地势高处砖砌望火楼了望。南北朝以后，都城及州县城设鼓楼供报时或报警之用。从元大都开始，在城市居中地区建造高大的钟楼与鼓楼。
9、 排水处理：汉长安已采用陶管和砖砌下水道；唐长安则在街道两侧挖土成明沟。宋东京有四条河道穿城而过，对用水、漕运、排水都大有好处。明时北京设有沟渠以供排泄雨水，并设有街道厅专司疏浚掏挖之职。清代北京沟渠疏浚由董姓包商世袭承揽，称为‘沟董‘，并绘有详尽的北京内城沟渠图。
10、城市规模：中国古代都城规模之大，在世界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是少有的。在世界古代城市面积比较中，中国古代都城占据了前七名。 总的来说，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既在理论上的独特之处，又有大量的优秀实例。我国古代等级森严的周礼制度，注重天、地、人相互关系的风水理论，对我国古代城市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著名的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所有这些都是现代的中国规划师、建筑师们应高度重视，认真加以研究、借鉴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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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实践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
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还有许多令人赞叹的管理实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基本融为一体。由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无不以国家或官府的名义展开，管理实践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过程中才有表现的机会。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无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实践。中国古代的管理实践是一种经验管理。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
二是关于中国古代名家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三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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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与实践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涌现出各种管理思想和实践。其中，在组织管理、经营理财、选任用人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思想。
1．组织管理
中国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也许起源于《周礼》（公元前12—前11世纪），该书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孙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2．经营理财与选任用人
中国古代有许多经营理财的理论思想，比较著名的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早在南宋时期的会计原则中，就提出出纳与会计分离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经有中国最早记载的酒类成本核算。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出了以一定经营资金获取一定合理利润的论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人事测验的发源地。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从人事评价和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学的意义：
（1）公开申报与竞争：科举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她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和参与，使得测验和选拔有了较充分的选择基础；
（2）综合评价与考核：大部分科举制考试包含多种内容和形式，从笔试、面试到论文、习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信息；
（3）多层筛选与录用：科举制实践中比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筛选，并在适当的层次给予录用。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秦始皇时代，就修建起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隋唐时期开凿起世界上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这些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实践。古代管理实践中，都江堰系统工程是系统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古代质量管理则从理论上丰富了质量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3．古代关于能力的思想
（1）智力与能力
中国古代关于才能的思想极其丰富。思想家们一贯重视人的智能问题。孔子论及智力和能力的问题，所谓“上智”“下愚”“中人”是最早的智力类型差异说。知人善任、尊贤任能是我国古代人才管理的基本思路。荀子在《儒效》中强调了“无能不官”的用人原则，分析了小才大用的弊端。《墨子·尚贤》中也提到用人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与官”，把任官和分禄区别开来，主张对有功的多给荣誉和享受，而把官职授给能够胜任的人。《韩非子·八经》中云：“量能授官”“举能以就官”“见能于官以授职”。1700多年前，刘劭在其论著《人物志》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为12个等级，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2）管理能力素质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人才能力素质分析的先哲。他从管理人员具备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较分析，将他们分为五类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从荀子对管理人员梯次能力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古代先哲论述的管理能力素质种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政研能力素质。这是最受人重视的管理能力素质。政研能力有不同层次之分。不同人的政研能力素质可分成类。
识人用人能力素质。主张管理者要善于识人之所长，从而善于用人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使组织有合理、良好的人才结构。
行政能力素质。各种管理人员的行政能力不同，不仅包括对下属的管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上级的纠偏能力。最高级的行政能力出于有最好的政研能力和识人、用人能力。
《孙子兵法》也对领导能力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认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这五个方面的领导能力与道德修养。智者，即聪颖而有智慧，遇事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与及时而合理的决定；信者，即信赖下级并能获得部下信任；仁者，即体贴、爱护下级，时刻把下级挂在心上；勇者，即有勇气，有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严者，即遵守法纪，赏罚分明
当前，城市设计已成为规划界、建筑界的热点研究领域。在理论上可谓百家争鸣，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 在实践上，从南到北，全国上下，各种各样的“城市设计”项目如雨后春笋，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国际竞赛、招标项目，更是把“城市设计”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使 “城市设计”正悄然成为一种时尚，城市设计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又由于城市设计自身兼有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双重属性，并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了一定理论与方法，因此，城市设计“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城市设计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说法，在学科体系中把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并列等同； 同时，大量以“X X X城市设计”命名的工程项目及设计成果不断涌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重视城市设计的思想正日益深人人心，这对提高我国城市规划设计质量、改善城市空间环境无疑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深人的思考和研究，片面强调城市设计独立于城市规划之外，不但不利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完善，还可能导致城市设计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反而不利城市设计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明确城市设计在城市规划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理顺其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才能切实达到指导城市建设的目的。
应该说，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一直都有着难舍难分的渊源关系。 从历史发展看，工业革命以前及其早期的很多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城市设计活动，可见，对于那一时期而言，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是同一行为的不同表述而已；即使是现代城市设计的产生，也与城市规划难分你我。现代城市设计论的倡导者沙里宁最初建议：“。，。…为了分析中避免引起误解，谈到城市的三维空间概念时，就避免使用‘规划’改用‘设计’这个名词……一，在不涉及到所讨论的问题时，同意接受‘规划’这个通称。”
由此可知，城市设计最初是承担了城市规划中某一领域（三维空间）或某一部分的工作，并为了把该部分工作加以强调而作的用词上的规定，目的是为了提起人们对该部分工作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分工，引起了城市空间设计的削弱，导致城市空间整体环境质量逐渐下降。人们为克服这一弊端，提出了城市设计的概念，使城市设计工作得到了恢复与发展。1965年美国建筑师协会出版的《城市设计—城镇建筑》一书中也提到，今日我们不得不使用城市设计（UrbanDesign）这个词汇， （与传统的城市设计Civ-ic Design相区别—笔者注），但“城市设计概念的建立，并非要去创造一个新的分离的领域，而是要防止这一基本的环境问题被忽视或丢弃。”可见，城市设计概念的提出，不是为了创建一个全新的学科，而是为了唤祝人们对环谙问颗的羊汁，为了恢复城市规划本身具有却被长期忽视的塑造、改善城市空间环境质量的职能，从而使城市规划更好、更全面地为城市建设服务。
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也是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的。 城市三维空间景观的塑造与城市平面布局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关系。城市规划在涉及城市的用地布局、路网结构、市政设施等诸方面的同时，必然包含了对城市空间特征塑造的思考，没有“纯二维”的规划，而且规划的思想观念和意图也必须最终投映在土地和空间中才能得以实现。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所要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们所处的城市，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都以创造一种良好的、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目的，都要综合协调各项城市功能，安排城市各项用地，组织好交通和安排好各类工程设施，都要研究城市的社会发展，考虑城市的历史文脉等。
可见，它们之间交叉、重叠的领域涵盖了城市建设系统各个方面，两者统一于一个完整的规划过程之中。规划的平面布局图，也是城市设计进行城市三维空间环境塑造的基础依据和前提； 另一方面，对城市空问的塑造与安排，又可反馈回来对平面布局进行完善、补充和调整，从而使两者都趋于更加合理化。反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脱节，其交又的部分必不能取得统一，出现设计和规划之间改动很大的现象，造成时间、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的浪费；如果不进行改动，两个不同的方案对于同一城市或同一地块而言在实际中根本无法操作实施，规划设计的方案只能落个“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结果。当前很多地方都是在还没有进行规划之前，就委托进行“城市设计”，这种没有规划原则指导的“城市设计”最终也只能停留在漂亮的模型和图纸上，很难说有多少现实意义。
另外，从我国的城市规划的实践来看，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也一直是融合在一起、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可概括为： 本世纪初学欧美，50年代学前苏联，80年代以来学欧美与建构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并存（60^-70年代断层，无规划）。无论哪个时期，在规划程序上始终以总体规划设计（含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设计进行阶段划分，如果“设计”观念不在全过程体现就无法达到整体效果上的完美。而且，在我国以往的规划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注重物质形态规划、对可行性分析、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对成果的评价也往往是认为图纸画得越漂亮，设计水平就越高；我国现行的规划教育体制仍未能突破形态规划的传统，使得学生对“形体”、“造型”的设计产生偏爱，而缺乏对理论研究的关注和热情。
因此，我国的城市规划无论从实践发展，还是从对规划的认识、规划的过程以及教育体制上，在对形体方面的关注不是提得不够，而是提得过多了，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识之士早就开始呼吁：“超越形态规划”、“少些表现、多些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城市设计的独立性，很可能是为形体规划论打起了一把保护伞，使我们又回到只注重物质形态规划的老路上去，这一点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城市规划设计”一词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历程，规划和设计相结合，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和实际。对城市功能结构的合理安排布局与对城市空间环境的塑造，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过程中不密不可分的指导城市建设的两个方面，若人为地将其分开，必然产生众多的、难以解决的矛盾。 城市设计只有与城市规划相结合，走一体化的道路，才能充分发挥其空间景观环境塑造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设计价值观从以规划师为主体向以使用者为主体的转变。城市规划应将城市设计作为自己学科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城市设计纳人统一的城市规划过程，不仅因为它们所处理的内容和对象相接近或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而无法明确划分开来，而且还完善了城市规划对城市社会整体的把握，同时也符合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实际。
即使在西方，60 年代以后城市设计的发展也并不是废弃了城市规划，而恰恰是城市规划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城市规划工作的重点向两个方向转移：一个是以Zoning为代表的法规文本体系的制定和执行，另一个就是以人为中心，通过城市空间环境塑造提高人们生活空间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城市设计。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设计才有可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过程中紧密结合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辅相承，共同为城市建设服务。只有走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一体化的道路，才能兼顾各方面的效益，使城市建设大系统达到最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