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淡墨原名陈朝慧，男，1938年4月生，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人。196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曾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已退休），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云南教育》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学报创刊于1958年，现为“郑州人文和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云南省优秀社科期刊”。主要刊载哲学、宗教学、美学、历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教育学、旅游文化等学术论文及理论文章，有较高的转载率和文摘率。编辑均具有高级职称，有较强的编辑力量和研究能力。
《云南教育》现用名《云南教育：中学教师》教育刊物。办刊宗旨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交流教学经验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经验；宣传优秀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的事迹；反映教师的要求和呼声；总结和交流各科教学经验，开展教学研究。
文化体验与外语教学论文
语言教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教学，由于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思想、信息等的交流，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一般要比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多，因此我们在进行语言教学时首先要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这就要求语言教学者在进行语言教学时同时也要兼顾文化教育，并且注意区分不同的文化，引导学生形成对文化的多元认知，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结合在一起，将成为语言教学的一种新思路。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在文化的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样在语言学习中，文化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核心所在，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传授，文化是语言使用的重要环境。“当你讲授一门语言的时候，你就在传递一种复杂的文化习俗、价值观、思维方式、情感、行为系统”，这就要求语言教学者在进行语言教学时同时也要兼顾文化教育，并且注意区分不同的文化，引导学生形成对文化的多元认知，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结合在一起。
文化教学的概念首次出现是在1918年的英国杂志《现代研究》中，此后国外学者纷纷对此表示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教育模式，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语言文化教学进行了自己的研究，如苏向丽的文章《跨文化交际中多元互动的语言文化教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5年第4期)、吴奕绚的文章《外语教学应注重文化因素》(《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这些研究都将重点放在语言文化教学的定义，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以及语言文化教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等方面，而没有深入到语言文化教学的构成因素、语言文化教学的课堂模式等具体环节。为此，笔者将借助Patrick的“文化体验”这一概念，从实践层面来分析语言文化教学的构成因素，以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之间的互动性关系。
一、语言教学与文化体验的互动性关系
文化教学的概念首先在1918年英国杂志《现代研究》(Modern Studies)上提出，这一概念强调二语教育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目的语国家及其人民的文化生活。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者Brooks倡导在二语教学中应该融入文化元素。
随后，一大批语言学家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内容。例如，Nostrand所提出的“自然发生模式”，其中包含六大范畴：文化、社会、冲突、生态与技术、个体以及跨文化环境。Hammerly强调了文化教学中的人文与情感维度，Damen(1987)则把文化教学称为语言教学的“第五维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家Robinson(1985)提出了“文化的多面性”的设想，强调语言教学应注重外语学习者的“内化过程”与“心理变化”，也就是通过语言文化教学使外语学习者具有多面性的文化以此促进自身的发展变化。
从以上这些研究观点中可以看出，语言文化教学中的两大核心要素：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关联，首先，文化体验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样是体验目的语文化的过程，这其中涵盖了包括历史、人文、地理、风俗、民情等等丰富的文化内容，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学习语言的同时也会受到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意味着语言学习不仅仅只是一种认知过程，它同时也是一种实践过程，语言教育不应仅仅之专注于技能训练，同时还要融进某种文化批判因素，总而言之，语言学习和文化体验是认知者在语言认知过程中同时发生且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认知实践过程。
反之，文化体验同时也会促进语言学习，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流畅交流，这种交流能力不仅取决于学习者对该语言的掌握程度，也取决于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水平，而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则有赖于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可以说，文化学习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习应用能力的提高，学习者只有从事文化学习与国际了解，尊重并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了解与欣赏本国及世界各地历史文化，并了解世界为一整体的地球村，培养相互依赖、互信互助的世界观和语言学习观。才能实现语言学习的真正目的，真正实现和目的语国家的人之间有效无障碍的交流。
二、语言文化学习的实践构成因素
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联，我们建议在语言教学课堂中采用新的教学模式，从而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在一起，在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具体实践形式如下：
1.以西方文化最为语言载体，首先改变英语教学的学习素材单一、枯燥、陈旧等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在教学材料中增加时下社会热点问题，提高学生语言学习中的'文化敏感度，在语言学习的同时培养更为宽容、开放的文化观。
2.以文化情景表演作为锻炼语言交际能力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将文化融入到情景表演之中，可以使学生获得不同文化碰撞的直接体验，在感受不同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实现无障碍的语言交流。
3.文化主题讨论，通过对相关文化主题资料的整理和搜集，锻炼学生自主阅读理解能力，通过小组讨论、主题发言等形式一方面促进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改变传统课堂讲授的教学方式，主动参与到语言教学的过程当中，变被动接受式学习方式为主动参与式学习方式。
4.通过结合传统试卷测试和课堂口语测试，书面表达测试等多种评价体系，全面衡量学生英语学习的能力和效果，进一步激励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和兴趣，提高英语学习效果，真正实现英语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总结来看，文化语言教学涉及到语言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等各个方面，在教学理念上，文化应该成为语言教学的核心所在，将其贯穿于教学环节、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各个环节，加大语言学习中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是语言文化教学的重点所在，在传统交际式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中加入文化内容一方面可以大大丰富语言教学的课堂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促进外语教学效力的提高。
三、文化体验与语言教学的反思
尽管语言文化教学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是从目前我们的外语教学现状来看，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比重还是相当有限的，特别是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当然这里面存在着各种局限性因素，如学生的英语水平、理解认知能力、教学设备、教材等等。就大学英语教学而言，在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英语水平的基础上，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在语言教学中加入文化内容一方面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尊重不同文化，融合差异文化的宽容文化观，另一方面通过灵活多变的课堂模式，展示不同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可以大大改变目前大学英语课堂沉闷、学生学习兴趣低迷、教师教学效果不佳等疲软现状。
1939年7月7日，《云南日报》刊登冯友兰的新体诗《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录作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该诗改自“西山苍苍”。1939年7月下旬，张清常把《满江红》和“西山苍苍”谱写成“献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曲谱上写明《满江红》罗庸作，“西山苍苍”冯友兰作。这份曲谱在1939年10月由冯友兰提交给联大常委会、经清华校长梅贻琦批复归档。1946年联大结束前，张清常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有引、校歌、勉词、凯歌词四个部分。1967年3月1日台湾新竹版《清华校友通讯》新第19期刊登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篇首署名：“罗庸作校歌词，冯友兰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作曲并指挥”。其中勉词就是冯友兰所拟校歌歌词“西山苍苍”。1980年上半年，在清华大学校史组工作的黄延复先生通过写信或访问方式与王力、冯友兰、郑天挺、张清常、施嘉炀、沈有鼎等先生联系，询问联大校歌作者问题。王力先生的答复是：“《联大校歌》的作者，你们说是罗庸，林树永同志说是罗常培，我听说是冯友兰，此事你们可以询问张清常，也可以询问冯友兰。”黄延复访问冯友兰先生时，冯说歌词应是他的作品，因为“当时联大常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不记得另外委托过别人，所以应该是我作的。”1980年6月19日黄延复给张清常写信询问联大校歌作者问题，张清常于7月10日回信，提到1938年初冬收到朱自清寄来的两份歌词，并注明《满江红》作者为罗庸，现代体诗《西山苍苍》作者为冯友兰。张清常只为《满江红》谱了曲，把歌谱寄给朱自清。张清常回忆说，“五线谱谱本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简谱谱本写有：‘罗膺中制校歌《满江红》词，张清常廿七年十二月于广西宜山。’”之后，黄延复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查到张所说的五线谱曲谱，正如张所说，罗庸的名字写在歌谱的封面上。1980年11月1日《北京晚报》刊登张清常文《西南联大校歌的作者》“西南联大校歌词作者是谁，现在众说纷纭。蒋（梦麟）、二罗（罗庸、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六人被提到，冯本人说是他作的。这写说法都有一定原因，实际上是罗庸作词”。1980年11月23日《北京晚报》以《来函照录》形式刊登冯友兰的答复文字，“委员会公推我执笔写校歌，我遂写了这首《满江红》词。经委员会通过，送常委会，上报教育部。“上报文件虽附有歌词、歌谱，但却没有报告歌词或歌谱作者的名字，因为我以为，词虽我写，却是校歌委员会通过，是集体的事，不该写个人的名字。我亲笔书写的歌词原件，现存西南联大档案。“张文所谓冯友兰所作‘现代诗体的歌词’，只不过是冯氏后来应张清常要求，特别为张清常个人创作的《西南联大进行曲》所写的几句白话诗，与制定校歌并无关系。”1981年2月冯友兰应北京图书馆之请，把联大校歌词《满江红》写成条幅，并注明录四十年前旧作。1981年4月《清华校友通讯》复3期刊登黄延复先生的《西南联大校歌考》，考证歌词作者为罗庸，文中附有张清常《献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曲谱首页的复印件。1984年12月 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出版，认定自己是校歌词作者。《三松堂自序》还说校歌评审阶段有三首歌词，分别为冯友兰、马约翰及张清常所作。因校歌委员会从未对外征集歌词，后两人均不可能写校歌歌词而参加评审。所以在以此书的某些内容作为史证材料引用时还须事先考证其是否符合史实。1987年6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黄延复、张源潜的文章《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该文依据西南联大的档案材料和张清常的回忆文章，认为罗庸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真正作者。此后，闻黎明与侯菊坤合编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姜建、吴为公合编的《朱自清年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等，均认定罗庸是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2000年4月香港司徒华先生得到友人从《西南联大校友通讯录》上剪下的联大校歌歌片，其上印有：“罗庸等词，张清常曲”。司徒华先生还猜测：大抵冯友兰是“等”人中的一个罢。2001年第12月台湾学者翟志成先生发表《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一文，论证冯友兰是歌词作者，文章的结论说：“本文用了四万多字的篇幅，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而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结论，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证明了冯友兰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或者，应当更保守或更保险地说，在没有更新的核心材料的出现足以否定本文立论之前，本文的结论，已经是整个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争论的定案了。”2009年11月岳南先生发表《破解西南联大校歌悬案》一文，文章称翟文的“结论一时成为定案，学术界莫可驳之”。2011年11月清华大学新闻网“清华史苑”栏目刊登孟凡茂的《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原创作者》，该文论证罗庸为《满江红》的原创作者，并认为在校歌定稿阶段，冯友兰提议把“倭虏”，改为“仇寇”，也就成为歌词的作者之一，考虑到校歌歌词由专门委员会指定起草人及最终认定，不完全属于个人创作，应以1939年6月的油印歌片作为最初版本，认定罗庸和冯友兰同为校歌歌词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