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与法律有本质的联系。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二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调整规范，有着各自的调整领域。对它们的调整范围界限不清的话，会导致社会评价标准不一，终将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产生方式上，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系，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共同认识;
第二，在调整对象上，道德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调整外部行为，而法律则直接指向人的外部行为;
第三，在调整范围上，道德调整的范围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相比较来说，法律调整的范围就很有限了，法律调整的主要是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产生实在影响的行为和关系;
第四，在表现形式上，道德存在于观念中，缺乏明确的标准，而法律是确定且逻辑严密的规范的集合;
第五，在调整手段上，道德主要依靠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来发挥作用，而法律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道德与法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中二者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法律与道德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违法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而违背道德的行为却不一定违反法律。究其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具有法律效力，统治阶级通过立法的形式把体现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从而维护统治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反之，若把所有的道德准则都变成法律，那么道德就取代了法律的地位，这与制定法律的初衷是相悖的。
其次，一方面，法律对道德变化的适应具有滞后性。道德观念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完成，而法律通常产生于道德之后，加之法律的稳定性的要求，法律不能及时快速地作出相应地调整。另一方面，法律在制定时往往具有前瞻性，可能超越当时的主流社会道德。当道德与法律的步调出现不一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就随之产生了。
再次，由于道德本身的范围是模糊的，当法律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概念阐述不清时，法律的强制力就容易与道德规则的约束力相冲撞，由此引发冲突。
对道德与法律冲突的选择
当道德的指向与法律的规定发生分离时，拥有裁判权的法官到底该如何选择，在社会上曾引发了无数争论。笔者认为，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背景下，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不容置疑，道德以及其他规范应当服从法律;而在法律规则模糊不清以及无法涵盖的领域，则是道德的用武之地。这是由道德本身缺乏客观性和可实际操作性等限制因素所决定的，在缺少法律约束的条件下，扩大道德的适用范围必然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乱。
结语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亘古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立足 传统 文化 与现代法治，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问题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尝试在现实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将尽量多的合理化的道德纳入法律的调节体系，立法时应尽量追求与道德的统一。
浅谈道德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对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通过善恶规范、准则、义务、良心等形式，来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一种准则。它是关于是非、荣辱、善恶、美丑等观念、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本身不具有强制力，但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主要依靠社会舆论评价、风俗习惯和内心良知来保证实施并发挥效用。道德属于精神范畴，是社会意识中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
法律，是由一定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用以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总和。较之道德，法律具有强制力，它的实施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迫使人们去遵守，如果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其产生和发展受制于一定的条件，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道德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法律的运行以道德为基础，道德的延续以法律为支撑。道德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指导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又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实施提供了保证，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二、道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具体表现
“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中孕育的治国安邦之道，这也是历代贤明的君主尊崇的座右铭。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 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素来稳定的伦理道德文化也随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震荡，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道德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对经济基础比较直接的反映，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同的时代道德也具有不同的观念和评判标准。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道德伦理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与现代化相应的新的道德观念。道德由他律转向自律，由苛求转向宽容和谅解，由感性转向了理性，伴随着道德价值的转向，道德不仅使社会个体层面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也满足了社会集体层面规范的作用。这极大的调动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乱世重典，治世隆礼”，在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之下，整个社会的法治也在不断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矛盾体，当我们在满怀喜悦地展示改革以来道德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时，又不能不理性的正视道德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道德价值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被人们奉为民族血脉的道德文化，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始失重，人们似乎迫不及待的摆脱道德的种种束缚而去追求一种所谓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一种非理性价值观念逐渐替代传统的理性价值，致使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评价标准和威慑力;当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传统的义利观中得到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人们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似乎又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拜金主义又席卷而来，有很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无视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的谋取自身的利益。
权钱交易、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贩卖毒品、拐卖妇女 儿童 等现象屡见不鲜，金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党的一些干部被腐蚀，脱离了人民群众，不法商人见利忘义，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及部分敌对势力的干涉，中国传统的美德也岌岌可危，“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尊师重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逐步的弱化，例如当前社会老人过马路不敢搀扶、公交车上没人愿意给年迈的老人让座，一部分教师缺少师德向学生索要钱物，这些现象都显现了当前道德的缺失和冷漠。中国传统的美德是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道德的缺失和沦丧，必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伤痛，这必须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我国一直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在德治和法治共同作用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我国道德信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市场过多的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使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变得拜金和冷漠;在社会领域，权力监督力度不够、社会和市场缺乏监督，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缺少民主法治、人民的诉求不能得到响应，权益得不到维护，这也直接造成当前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在文化领域，利益的多元化，也直接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一些消极的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中，而主流文化却处在弱化的状态，这也是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
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史上尚属首次。道德和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两条红线，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需要法律和道德一起发挥作用。道德和法律都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容，道德指引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公民法律素质较低、民主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甚至在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都浑然不知，更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通常采用聚众闹事、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愿;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却不够完善，缺乏体系，这直接造成了法治实施的不彻底，因而导致法律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难以实现真正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是道德建设强有力的支撑，法律将道德中的价值运用到法律实施过程当中，不仅能够维护道德风尚也能培养道德意识，法律和道德两者之间是高度统一的关系，法律实施的不完善也会直接影响道德发挥作用，道德的缺失会影响法治的建设，因此要想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必须坚持法律与道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首先，要加快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生存空间;
其次，要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的发展创造条件;第
三，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 教育 ，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全社会树立一种新风尚。
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深入的考虑道德的因素，贴近人民实际生活，把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律的实施，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而制定的制度保障，如果不能有效的实施，最终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家必须强化法律实施、完善法律监督，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形成全社会守法、维法的氛围，最后形成全社会讲道德、受法律的文明风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并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观点。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必须从修身，即达到身心和谐开始，进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特别重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应当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遵循着孔老夫子的这一思想，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教育。佛陀教育教导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中国朝野的欢迎，成为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育。而这种艺术化的教育，体现在佛教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只有仁人应处于统治地位。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高低，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良好的个体道德修养成为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条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依靠各种社会制度来加以强化。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说的好，“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因此忽视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国古人那里，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例如，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汉书》卷6，第16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着重培养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冲突、不和谐的出现，根源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在《中庸》上也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就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了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客观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汤王遇着大旱祷雨时又提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为我的过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自身负责。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应当说，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从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之间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只有人人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平。
孝亲观念的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现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追求个人自由、权利意识的蔓延，使得孝亲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从而也出现了很多人伦关系失调、家庭关系紊乱等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重新认识和提倡儒家伦理中重视孝道的思想，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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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家庭美德 孝敬 尊老 儒家伦理
对于现代家庭关系问题的讨论，笔墨日益集中于夫妻双方关系的处理和协调，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家庭中子女越来越少地关注对父母的赡养与孝敬问题？易言之，传统社会中浓厚的孝亲观念在现代家庭中还处于何种地位、起着多大的作用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对当代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敬”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
调查是在烟台开发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中进行的。由于地处开发区，集中了许多年轻的和中年的夫妇，与地处开发区的特点有关，这里聚集的年轻人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好的文化素质。我们的访谈对象集中于那些与儿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们对儿女的孝亲观念的看法。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龄段（25--35岁）、某一文化层次（大专以上学历）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对孝亲问题的态度。
在谈及儿女对父母是否“孝敬”的问题时，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们听来，都带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无奈。在他们看来，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儿女的照顾，就很满足了。而这种满足似乎来自于与那些歧视打骂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儿女的对比。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得知，对于洗衣、做饭、照看孩子等家务，他们也都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能干活的时候，不要成为子女的包袱。至于象子女不高兴了，说话时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带有训斥的口吻等情况，他们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接受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孙子、外孙的感情交流，而来自于儿女的却很少。儿女也没有很好地意识到应该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仅仅理解为赡养父母。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孝”的理解相距甚远。
“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的“仁之实，事亲也者”（《孟子·离娄上》）、《孝经》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视为仁、义的根本，“人伦之公理”。后世的思想家和历代统治者也把它当作维护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并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孝”的含义、内容以及各种具体要求。
I．
孝道为什么这样为古人所重视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等。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又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会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蹋进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惟其疾是忧”，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它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II．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仍有可供借鉴的内容。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早在《尚书·酒诰》中就提出了“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臣民之所以努力种植各种谷物，是为了事奉他们的父兄。农功既毕，牵着牛车将谷物运到远处去贸易，也是为了奉养他们的父母。这里就提出了赡养父母的道德问题。《诗经》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所以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事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让父兄先吃，这样做就能称得上是孝了吗？对父母和颜悦色，尤其要表现在当父母犯错误的时候，不能发火：“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轻微委婉的劝说，操劳而没有怨言。可见，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上几点，才能称得上是“孝”，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难名副其实了。一些在古人看来是孝敬父母的起码要求和必备礼节，在现代许多年轻人眼中无异于“天方夜谭”。实地访谈的结果表明，要使儿女总是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的“愉色婉容”，已经很难做到了。至于子女偶尔不高兴向父母发点脾气，在一些家庭中已成为“家常便饭”。而这些老人却只是默默忍受了，总觉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孙而言，自己的儿女已经做得不错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亲观念尚且如此，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村子女对待老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对这一点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翻开反映老农生活的报刊杂志，亲生儿女（儿媳）打爹骂娘、遗弃侮辱父母、视父母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随处可见，许多老人凄凉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这与中国儒家伦理历来倡导的养亲、尊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曾经影响中国人上千年的孝亲观念的衰退呢？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不可否认，传统孝亲观念是在重视阅历和经验的农耕社会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受到宗法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孝”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有许多愚忠愚孝的内容和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等。但是，应当明确的是，这些消极的因素并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时，对儒家经典中的这些论述，也不能作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自我表现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认为，老人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敬老观念日渐淡薄，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喜欢家中有随时需要照顾的老人同住。只有极少数需要老妈妈帮忙看家、煮饭、洗衣服、带孩子的，才愿意与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钱，不构成子女的负担，儿女才乐意与他们同住，亲自奉养。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与儿女，没有父母，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扶助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这不但破坏了家庭的友爱和睦，给父母在经济上造成极大困难，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而且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敬老传统。就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IV．
那么，在当代中国弘扬传统孝亲美德的根据和价值在哪里呢？
从道德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根植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尽管传统道德中含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内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例如，传统孝道中的养亲、尊亲美德，一方面有利于维系人类的种族繁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其客观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和睦亲情，维系人类家庭，是血缘亲情的自然表现，具有主观心理的根据。又如传统孝道中的敬亲、尊老美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可见，弘扬敬亲、尊老美德，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因此，孔子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的说法，《孝经》上也有“长幼顺故上下治”的说法。可见，孝亲观念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可见，传统孝亲美德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有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诸多合理成分。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某种缺点就对它完全否定。对于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谈到：“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谈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义》第六讲）。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儒家孝道的积极方面，才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的不养老、不敬老现象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孙中山先生的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总之，基于他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状，对儒家传统孝亲观念进行全面的剖析和鉴别，吸取其中有价值的合理思想，在家庭中强调“孝”的美德，在全社会提倡养亲、尊亲、敬老的社会风气，对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处境、稳定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等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
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
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
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
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骗，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
试概括出几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
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
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
（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
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
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
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
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
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
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
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
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
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作国学，其实把自己变成了千古罪人。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
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
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法律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习惯、规范、制度等，它包括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和规范形态的法律文化。狭义的法律文化仅指观念形态上的法律文化，包括人们对法的性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看法、评价以及人们在法律实践中的思维模式。本文所涉及的法律文化就是从狭义上讲的。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法的渊源和结构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样形成了自己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
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它大致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主义哲学认为，天地之间，人最重要，人是宇宙的主人。中国传统哲学历来讲“天人合一”，人不应对抗自然、破坏自然。人在自然面前也不应消极无为，而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人类依靠社会群体的力量，正确运用礼、法，就能战胜自然，治理国家，把人间的事情办好。“人能胜乎天者，法也”。二是人与神的关系。在中国从未形成一种与世俗政权相对抗，甚至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宗教。远在三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一种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上天是不可信赖的，只有发扬文王之德，才能使周王朝国运长久。春秋时期，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学生子路问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表达了他们着眼于人事，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重人事、轻鬼神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效法。三是国与民的关系。西周时期出现了重民思想。周公反复强调统治者一定要“敬德保民”，要“惠民”、“裕民”。当权者应以民心为镜子，来查看自己为政的得失。春秋时期出现了一股重民思潮。《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战国时期，在列国争霸的历史条件下，重民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西汉时期的贾谊说得更加透彻和精辟，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儒家正是从这种民本主义出发，主张重视民心向背，关心民间疾苦，先富后教，敛从其薄，刑罚适中，反对苛政与滥罚。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是人本主义的主要内容，而人本主义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和宗法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中国的人本主义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而伦理主义的特征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置于一定的宗法伦理关系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是每个人都要恪守的道德规范和应尽的义务。所以，有人把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称为“道德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深深扎根于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土壤中。与这种传统文化相适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伦理主义的法律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具体表现是：礼法结合，以礼统法；德刑并用，以德为主；重人治，轻法治；重刑法，轻民法；皇权至上，以言代法。这种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法律实践的经验总结，表明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成员对法的观念、法的价值、法与其他调整方式的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法律实践有着直接的引导作用。
二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很多。如：人治观念、皇权思想，以言代法，封建等级观念，特权思想，重刑法、轻民法，司法与行政合一等，这些因素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根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并未失去其价值，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如：
1、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人本主义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主张立法、司法都以民为本。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明确提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他主张立法当以便民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并不过时。我们知道，法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的需要和利益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人们的各种利益和需求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法以确认、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因此，在法律实践中，必须时刻关注和尊重人的需要，既不能无视民众的需要，也不能强迫民众接受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
2、注重道德教化，重视犯罪预防。西周时期，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后经孔、孟、董仲舒等人加工为“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法制原则。德主刑辅理论并不反对刑罚，而是反对专任刑罚。这种理论认为，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萌。道德教化和刑罚制裁这两者相比较，前者对社会控制更有利。德主刑辅理论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儒家大多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犯罪是由于后天受外界影响而造成的。人性可以改变，经过后天的教育，人就能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犯罪完全是可以预防的。
此外，思想家们还把犯罪的根源与人民的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分析，主张从经济手段上预防犯罪，这就是儒家的“富民”思想。《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也说：“夫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主张“制民之产”，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以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可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犯罪问题的解决并不局限于一种手段，而是主张道德、法律、经济手段同时采用。这对于我们探索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社会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和矫治犯罪，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贤人政治。《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儒家认为，尽管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已经定为法典，但能否实行，关键在于人。不同的人使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诚然，选择贤人的标准古今完全不同，但我们依然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良好的法律制定以后，应当重视为政执法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他们道德品质的考察。儒家十分注重贤人的道德感召力，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都把领导者道德品质的好坏，看作是影响民众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讲到贤人政治，经常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要人治，不要法治，其实不然。儒家在人与法的关系上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并不认为有了善，有了贤人就可以不要法，而是要求法与人兼备。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种主张为后世提供了一条非常宝贵的治国经验：仅仅进行法律制度方面的硬件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国家官员的个人品德和素质的软件建设，由无德无能的人执政掌权，必将危害国家。
4、重义轻利。儒家的义利观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多受到批判，认为这种观念否认与限制了人们的私欲，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其实传统义利观并没有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孔子就坦白承认自己有求利之心，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荀子更明确指出：“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肯定了伦理道德与物质生活皆为人的正常需要。荀子义利观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社会。他强调政府不与民争利，要求天子不养牛羊，臣下不养鸡猪，上卿不从事金融，大夫不开办农场、菜园等。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官员一律不得经商。可见，儒家不仅没有限制民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反而重视保护民众的利益，强调重天下之利才是义。荀子明确反对官商，就是要避免官员以权谋私，损害民众的利益。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战国时期，荀子就意识到了，非常难能可贵。对于我们今天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仍具有积极的价值。
此外，儒家的义利观还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这里的义指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求利之心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否则会助长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与冲突，对社会的和谐与安宁造成不良影响。近年来由于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滋长，义与利的矛盾日益突出。对此，我们不应熟视无睹。在我国，法律确认了每个人都有选择和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以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益为前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出发点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以人为本。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所以依然要提倡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为一己之利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损人利己。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法治观念、法治原则、法治思想等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可以吸收借鉴，但并不能因此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全盘否定。我们既要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转化，也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