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看能不能用到
政府诚信建设探析
[摘要]
政府诚信是所有诚信现象中最重要的一种，它贯穿于政府与公众的整个
互动活动之中，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公民诚信、市场诚信和民主政治的建设。为
此，必须认真探究政府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寻求治理政府失信的根本途径。
政府诚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惯性影响，政府公
务员诚信意识的淡薄，政府行为中内隐的自利性，政府行政诚信规范制度不健
全等。当前，在大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同时，政府诚信机制建设应成为
首要的现实课题。作为政府，应率先垂范，致力于自身的诚信建设。
关键词：政府诚信 建设 行政管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民主政
治不断推进之时，诚信—这一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伦理道德与政治价值，日益
引起人们在理论与现实中的深刻反思。一直以来，诚信被誉为中华民族之传统
美德，是维持整体社会结构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儒家最重
视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在儒家伦理中，诚信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无
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诚信被视为立身之本，立德之本，立业
之本，立政之本，立国之本。
一、政府诚信建设的重要性
“打造诚信政府”在现代政府改革中占据了重要的话语权。在现实中人们一致
认为，政府诚信是表率，企业诚信是重点，个人诚信是基础。在整个社会诚信
体系建构中，“从上做起”比“从我做起”更为重要。那么，什么是“诚信”
，什么又是“政府诚信”呢?在学界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浅而言之，诚信
就是指诚实、守约以及因此而能够获得他人的信任。其核心含义是:一个人具
有代理人品格中所包含或要求的关于信任、信赖和谨慎善意、坦诚的品格。诚
信的作用在于使将来的行为变得更加可以预期、更为确定，从而避免或减少风
险。政府诚信即政府与民众在共识的基础上产生契约关系后，对履行契约而作
出的承诺。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分析，民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行使，政府在获
得了民众所授予的公共权力的同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职责和义务。具体而言
，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政府(诚信方)是否具有值得公众(信任方)信
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政府人格方面的因素)及其履行契约的
能力在客观上能为信任方所信任的程度，即来自信任方的评价;另一方面是指
政府对信任方的责任感以及实际上对公众的期待和信任的回应。政府诚信源于
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委托一代理关系，其核心部分就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
政府对公众的诚信。政府行政人员依据委托契约得到相应的酬金(工资、奖金)
、荣誉等利益因而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能，但这种契约不同于经济契约，经济契
约的“标的”是物质形态的商品，而政府契约的“标的”既有物质方面的、如
提供公共设施、维护和平与安全、制定法律和法规等，又有伦理层面的，如正
义、公平、公正、民主、宽容、责任等，内容十分广泛[1]。这样，政府要成
功地履行职责，就必须要依靠“诚”，即对民众的忠诚、有责任感。从政府承
担的职责看，政府诚信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是社会最大
的诚信，与民众的利益密切相关，与国家的兴亡密切相关。
二、政府诚信缺失的原因
政府诚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影响，有现实的原因，有主观因素
，也有客观因素。
(一) 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惯性影响。
我国的现代化是在有着上千年封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起步的，其中传统的行政
管理模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有适当的气候便可能得以再生。其模式的特
点是: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其结构是纵向隶属式的，自下而上层层隶属
，高度集中，从而使内部各组织、组织内的个人失去应有的自主权和相对的独
立地位，形成一个以皇帝居于至高无上的顶点位置的“人治”金字塔。其管理
方法是一级管一级一层管一层，从汉代“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一个惯
性下来。这种封建社会的人治传统，是与社会的现代化相背离的，是阻碍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但其惯性的影响力却十分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
速前进的今天，
这种人治的传统模式仍有一定的地位。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维护着这种“官本
位”的制度，因为它有利于自己权威的发挥，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可以为所
欲为。几千年传下来的这种“官本位”的制度，也同时强化了人们的奴性意识
和盲从权威的习惯，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依赖。
(二)政府公务员现代诚信意识淡薄。
政府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务员“契约诚信”观念不强。手中执掌
者国家的行政权，就应该有一种责任，还应当承担行为的后果。当人民把职务
给了你，就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即委托方(公众)将行政权委托政府行使，作
为代理方(政府)应当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国防、治安、公共福利、司
法公正等等)，如果代理方职责履行得好，其官员就应当获得应有的工资、报
酬、荣誉等。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委托方的正当需求，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
任，代理方就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理，委托和代理关系的存续也就值得考虑了
[2]。这种关系必须以诚信为支撑。而诚信的背后是人与人交往关系的平等原
则。但相当一部分公务员没有这种诚信理念，对担负的工作从未想过还应该向
人民承诺，还要负违约的责任。
(三)政府行为中内隐的自利性。
正如恩格斯所说:像其他成员一样，官员也会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作为政府
“经济人”，有自利意识，并想法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并不奇怪，也不为过
。关键是，“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一种人特别看
重精神需求，以满足精神需求为乐。能使自己快乐，就是一种自利。根据公共
选择学派的理论，“助人为乐”也包含了一种自利，因为帮助了人，自己获得
了快乐，获得了精神上的利益。所以如果政府机关或公务员能把群众的冷暖挂
在心头，并能以自己的智慧尽力为人民办好事，由此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奖励
，获得了荣誉，得到了提拔，这就是一种利民又利己的事。但这里所言的利己
，显然性质完全不同，是一种“内隐”的自利，完全以获得物质利益和享受为
目的的。
(四)政府行政诚信规范制度不健全.
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必要的法律法规诚信
体系。如接待制度、融资制度、证券制度、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这些诚信机制具有强制力和道德约束力，维护了正常市场交易
秩序，减少了在交易中的诚信风险，并增进了预期可获的利益。但是从总体上
看，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是侧重于以企业为代表的经营性市场主体，用来规范政
府及其行政人诚信的法律法规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虽然政府在建设诚信体
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整体上而言，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举，
不具体，不周详，离完善的可操作的制度甚远。
三、政府诚信建设的途径选择
我国历来奉行诚实守信的品德，“诚为根，信为本”，它是一种比物质资源、
人力资源更为重要和宝贵的社会资源。但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市场经济
的“败血症”，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隐患。而政府诚信是各类诚信
之首，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诚信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与一些地方政
府和部门的诚信缺失不无关系[3]。在大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同时，政
府率先垂范，通过加强自身诚信体系的规范建设取信于民，这已经成为21世纪
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使命。政府诚信建设的措施有哪些呢?
(一)完善政府诚信行政体制。
要完善政府诚信行政体制，必须了解政府的属性。只有了解了它的属性，才能
明确政府应有的职责，给其职责以正确的明确的定位。
政府管理的方式也应当转变，由控制型的管理方式向协商型的管理方式转变，
变被动型的管理方式为互动型的管理方式;由微观干预的管理方式向宏观调控
的方式转变，这里要说明的是，宏观管理方式也必须由理论走向实践，需要政
府具体的管理措施来实行，即以政府管理理论为指导，制定出微观的具有可操
作性的措施，这不是实行微观管理的方式，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微观
处理)，扎扎实实，即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责、应有的结果必须清晰明确，管什
么(干的范围)管到什么程度都要清楚地界定。职责、功能越模糊，权力就越大
，越容易造成混乱。管理方式的转变，需要建立一个透明政府。公民缺乏有效
的信息，对政府的失范行为就无法鉴定更无法监督，所以，政府应当实施阳光
行政。政府拥有的各种信息优势，如人为地进行保密，使得公众处于一种“理
性的无知”状态，这给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准备了最好的条件，行政失
范行为不可避免，政府公信度必然下降。实施政务公开，提高信息透明度，既
是民主政府下的公民和消费者具有信息获知权的具体体现，也是政府行政管理
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论-文-网 LunWenNet]
(二)建立健全政府诚信制度。
诚信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危机。前面所说的诚信体制虽好，但它不会自
发地成为现实，体制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但是越位者、错位者、缺位者仍大
有政府在，就是没有制度的约束，邓小平同志以最通俗的语言阐明了制度的重
要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
至会走向反面。[4]”所以要使政府行为的输出最大限度地与政府委托人的输
入预期一致，使政治代理人的合法利益与政治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一致，就得
依靠主宰我们命运的制度，让刚性的制度来保证民众的利益不受损失。诚信制
度应具备哪些内容呢?
1.行政行为法定化。前面己经谈到，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具有自利的一面和借助
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可能，要消除失信行为完全靠个人的自觉和道德的
约束是不够的，依靠法律则较为有力。具体内容是:
完善依法行政制度。对贪官要有威慑，对庸官、獭官也要有压力，要让人们觉
得当官大不易，就要有一种硬性的约束，那就是要有一套完备的制度；
职位职权法定。行政职权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或授予，使其有法律依据;不得
擅自设立职位，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过法定职权，越权无效；
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时，不但要有法律依据，而且还要遵循法定
程序[5]。
法体优先。行政活动不得与法体相抵触。
2.健全约束监控制度。应建立行政监察、行政监督制度，建立行政投诉、过错
责任追究制度，让所有失信于民的政府行为都置于法律法规的监控之下。要设
立多重防线，以严防死守的办法予以监督。严格工作程序化管理，有些事件要
跟踪督办，要确保群众投诉的问题有处置、有结果、有回应。
3.建立科学的考评制度。诚信行政应作为公务员考核的主要内容。人们倡议建
立信誉等级评定制度，设立相关评定机构，其评定内容是:政府部门设置和职
能情况、依法行政情况、决策和管理的科学程度、信息公开程度、政府工作效
率、公务员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政府支出和债务情况、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
意程度等[6].
4．完善失信惩治制度。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实行对失信行为的联合惩
治。提高失信成本，依法追究其行政及经济责任，并给与受损害单位或个人合
理的补偿。要使守信着感到光荣、有价值，使失信者得不偿失，让其不敢冒失
信之风险。
5.建立公务员诚信信息数据库制度，搭建个人诚信平台。建立包括数据采集、
披露、评估、使用、保护、监管等方面的联合征信制度。诚信数据应向全社会
开放。欧洲一些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政府以数据开放的强制权，以保证数据
的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和威严。
(三)加强公务员诚信教育。
在当今多种价值观念并存和冲突的时代，仍然使用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是难以
奏效的，教育应当寻求从内容到方式方法上的扎实和创新。从内容看，要紧扣
公务员的身份，狠抓公仆意识的教育，价值观的教育和责任心的教育，并让公
务员了解诚信的内容、意义。当然，诚信不是孤立的，它与法律意识、市场经
济规律等密切相关，对公务员要开展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引导。在当今
政府出现道德危机的情况下，在公务员培训中应当开设行政伦理课，而且要做
重点考核。作为公务员，至少应当认识这些问题:什么叫诚信?诚信与道德的关
系怎样?当前公务员诚信缺失的表现有哪些?有什么危害?如何解决诚信缺失的
现象?教育的方式应当多种多样[7]。通过各种教育手段，提高教育的覆盖面，
加大教育的成功度，这样，是可以使公务员由诚信道德的认知上升为道德情感
，转化为道德意志，从而产生自觉的道德行为的。只有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良
知，人们才能有效调控自己的行为，做到自我反省、自我评价、自我控制、自
我完善。
(四)浓厚诚信舆论氛围。
新闻媒体是政府诚信建设的有力武器，是使政府和民众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
传媒既能影响政府，又能引导群众。所以，新闻媒体应为政府的诚信建设大声
疾呼，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宣传，使“诚信应成为
政府根本的准则”和“成也道德、败也道德”的真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8]。
新闻媒体权威性强、影响面广，近些年来，一些不诚信的行政人员因媒体曝光
而落马的情况不少。可见新闻媒体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结束语：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表率，是整个社会诚信建设的核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力极大。因此，应当把政府诚信作为社会诚信建设的龙头。面对政府诚信缺失
的现状，加大建设诚信政府的力度，充分发挥其表率和示范作用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乔治.戴维森，《最伟大的管理思想》，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版。
[2]姆斯.柯林斯《企业不败》，新华出版社，1996.
[3]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出版社。
[4]罗斯.埃克曼，《腐败与政府》，新华出版社，2000.
[5]戴维.皮格斯，《哈佛管理成功学》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
[6]夏书章，《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行政人员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学习学
出版社，2003年版。
[8]林活力，《以德治国与公务员的行政道德建设》，中国行政管理，2001
我国宋真宗时期，一个叫丁渭的大臣提出的“一举三得”方案，集中反映了公元十一世纪中国管理实践的伟大活动。
当时由于皇城失火，宏伟的昭君宫被烧毁。真宗命令丁渭用25年的时间修复它。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任务极重，不仅要设计施工，还要清理废墟、挖土、烧砖、运输材料。
丁谓接受任务后，面临着三大问题：
第一是清理废墟，烧毁的宫殿有大量的碎砖瓦等垃圾，需要清理出京城，同样很费工。
第二是皇宫需要大量的土烧砖，可是京城里可取土的空地很少，如果到郊外去挖，路很远，需花很多的劳力去运输；
第三是盖皇宫需要大批的木料，都得通过水路从外地运来，而汴河在京郊外，离皇宫很远，从码头搬运到皇宫，也要花费很多的劳力；
不论是运走垃圾还是运来建筑材料和新土，都涉及到大量的运输问题。如果安排不当，施工现场会杂乱无章，正常的交通和生活秩序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尽量节省劳力，缩短工期，丁谓经常一个人在皇宫的废墟上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想。有一天，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一个临时瘩起的工棚前，看见一位小姑娘正在煮饭。饭还没煮熟，小姑娘就一边看饭，一边缝补衣服。丁谓受到了启发，一个科学的方案便在头脑中形成了。
丁谓命令民工们在皇宫前的大街上挖深沟，然后利用挖沟取出的土烧砖，再把京城附近的河水引人沟中，使大船直接从水路把大批建筑材料运到宫前，最后用废墟杂土填人沟中，就地处理碎砖烂瓦，复原大街。这一切省去了运土制砖的时间，大大加速了运输速度。一下子解决了就地取土，顺利运输，清理废墟三个问题。
简单归纳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挖沟（取土）→引水入沟（水道运输）→填沟（处理垃圾）。
按照这个施工方案，不仅节约了许多时间和经费，而且使工地秩序井然，使城内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受施工太大的影响，因而确实是很科学的施工方案。
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
在相关内容里还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有用信息。另外再贴两篇文章，不过还是建议从这个连接里挑几篇几段拼起来比较不露痕迹。^-^
————————
一是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实践
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
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还有许多令人赞叹的管理实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基本融为一体。由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无不以国家或官府的名义展开，管理实践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过程中才有表现的机会。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无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实践。中国古代的管理实践是一种经验管理。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
二是关于中国古代名家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三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与实践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涌现出各种管理思想和实践。其中，在组织管理、经营理财、选任用人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思想。
1．组织管理
中国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也许起源于《周礼》（公元前12—前11世纪），该书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孙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2．经营理财与选任用人
中国古代有许多经营理财的理论思想，比较著名的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早在南宋时期的会计原则中，就提出出纳与会计分离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经有中国最早记载的酒类成本核算。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出了以一定经营资金获取一定合理利润的论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人事测验的发源地。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从人事评价和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学的意义：
（1）公开申报与竞争：科举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她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和参与，使得测验和选拔有了较充分的选择基础；
（2）综合评价与考核：大部分科举制考试包含多种内容和形式，从笔试、面试到论文、习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信息；
（3）多层筛选与录用：科举制实践中比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筛选，并在适当的层次给予录用。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秦始皇时代，就修建起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隋唐时期开凿起世界上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这些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实践。古代管理实践中，都江堰系统工程是系统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古代质量管理则从理论上丰富了质量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3．古代关于能力的思想
（1）智力与能力
中国古代关于才能的思想极其丰富。思想家们一贯重视人的智能问题。孔子论及智力和能力的问题，所谓“上智”“下愚”“中人”是最早的智力类型差异说。知人善任、尊贤任能是我国古代人才管理的基本思路。荀子在《儒效》中强调了“无能不官”的用人原则，分析了小才大用的弊端。《墨子·尚贤》中也提到用人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与官”，把任官和分禄区别开来，主张对有功的多给荣誉和享受，而把官职授给能够胜任的人。《韩非子·八经》中云：“量能授官”“举能以就官”“见能于官以授职”。1700多年前，刘劭在其论著《人物志》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为12个等级，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2）管理能力素质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人才能力素质分析的先哲。他从管理人员具备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较分析，将他们分为五类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从荀子对管理人员梯次能力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古代先哲论述的管理能力素质种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政研能力素质。这是最受人重视的管理能力素质。政研能力有不同层次之分。不同人的政研能力素质可分成类。
识人用人能力素质。主张管理者要善于识人之所长，从而善于用人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使组织有合理、良好的人才结构。
行政能力素质。各种管理人员的行政能力不同，不仅包括对下属的管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上级的纠偏能力。最高级的行政能力出于有最好的政研能力和识人、用人能力。
《孙子兵法》也对领导能力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认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这五个方面的领导能力与道德修养。智者，即聪颖而有智慧，遇事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与及时而合理的决定；信者，即信赖下级并能获得部下信任；仁者，即体贴、爱护下级，时刻把下级挂在心上；勇者，即有勇气，有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严者，即遵守法纪，赏罚分明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追问字数不够 才2000多
回答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人事、生产、市场、田制、货币、财赋、漕运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这三部分管理思想还可细划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