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
摘要：伴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社会保障权在一国所受的保障情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概念与性质出发，在对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现状与其它国家的宪政实践，得出了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完善策略。对我国社会保障权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修宪
从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程来看，目前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标志。而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权的确认与保护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已有的社会保障权缺少宪法的有利保护。因此，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层面出发对社会保障权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一、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的基本生活保障，使得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灾害及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而该制度的核心，即社会保障权，也成为了公认的公民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P。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保障权，具有法定性、复合性、非对等性以及母体性等法律特征。社会保障权之所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因为：首先，社会保障权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而存在的，社会保障权是维系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必备组成要素，因而其应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其次，社会保障权随着人类历史进步而逐步确立，同时社会保障权在权利保障方面与其它的公民基本权利存在着区别，社会保障权的保障需要国家和社会作为保障义务的主体确保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二、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的原因分析
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权利受到宪法的保障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历史进程与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中所提倡的人权主要指的是社会权。与第一代人权相比，社会权的提出，体现了社会公平应有的价值，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由于过度的自由竞争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确保社会正义与安全，进而实现人们能够有尊严的生活。社会权所具有的内容体现在各国的宪法与国际性人权文件中。学者们将狭义的社会基本权确定为社会保障或社会安全相关的权利。中间的社会基本权被分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经济权利，广义的社会基本权则包含经济、文化与社会三方面的权利。从学者的三个不同的分类已看出社会保障权都包含在社会权之中。从社会保障权的历史进程而已看出，其的实现需要国家积极行为的配合，社会保障权能否实现对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为实现自身必要利益、主张或者自由。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其不但依赖于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同时还要设计包括社会因素以及观念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政治状态对社会基本权利的影响极大。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个人针对国家所提出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是公民作为个人为了维持自身存在的最基本的基础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维护公民作为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其本身是无法用其它公民的基本权利所取代的。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必然要发挥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因而，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
三、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现状
我国2004年修订的宪法中，在第14条、第33条、第44条以及第45条，都为我国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保障权已经在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取得了应有的宪法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社会保障权在我国已经成为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权保障的实际情况来看，和社会保障权联系密切的宪法规范还存在一定的不完善。
《宪法》第33条3款规定：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该条款从表述上来说，是人权保障原则的概括，其本身只是方针条款，不具有具体法规范所具有的拘束力，公民的包括社会保障权在内的相关权利受到侵害后，是无法援引该条款来获得权利上的救济的。
《宪法》第14条4款规定：国家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44条规定：国家实行退休制度。这两点规定是社会保障权的制度保障，但是宪法并没有规定公民可以据此提出权利要求与权利救济。尤其是后面一点，其仅仅规定退休制度，使得享受该制度的主体范围确定为我国的部分公民。
《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该条款作为社会保障权方面的核心条款，在表述上没有采用社会保障权的概念，而是用的物质帮助权。物质帮助权在我国没有明文的权威解释，因而导致其本身的含义不明。同时，该条款中的一些规定具有方针性特点，是作为政策性条款存在的，其本身在性质与效力方面与第44条和第55条关于社会保障权的作用相同。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在我国现有的宪法规定中只设定了以上四个条文，因而其在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方面还应进一步完善。
四、我国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的完善策略
上个世纪以来以宪法保障的方式确认社会保障权所具有的地位已经成为国际趋势。社会保障权通过宪法确定地位开始于1917年的《墨西哥宪法》，该宪法规定了社会保障权的内容。除了此种宪法保障方式外，还有的国家以司法判例解释宪法的方式进行社会保障权的确认。结合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实际情况，可以确定如下的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对宪法进行解释说明;二是宪法修订。
对宪法中所规定的社会保障权进行解释说明，即通常所说的释宪，其方式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所具有宪法解释权，将我国现有宪法中所规定的物质帮助权作扩张解释，将其扩张解释为社会保障权。该策略的采用就会导致与现有宪法的第14条、第44条中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因而该途径是不适合采用的。
宪法修订，即直接对宪法进行修改。该方式在很多国家中被采用。在该方式的应用中，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国际人权法中关于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相关经验，对宪法进行修改，在对现有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保障权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确定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新条文。在新条文中从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两方面出发，来确定社会保障权的内容。一方面确定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应尽的义务;另外一方面从公民权利角度出发，确认社会保障权中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除此以外，民法以及刑法等其他相关法律以及法规也配合我国宪法保障社会保障权的需要，进行合理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
总之，社会保障权不仅仅是作为人权的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宪法应保护的基本权利。宪法保障在社会保障权保护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成为社会保障权实现的最优途径。因而，有必要随着我国宪政与法治的发展，通过对社会保障权进行宪法保障的努力，而确保宪法保障社会保障权功能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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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小云.美国与德国对社会保障权的宪法规范模式分析.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0(4).
[3]刘婧婧.社会保障权之基本权利属性探析――基于学理和宪政实践的双重考察.行政与法.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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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付龙飞.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机制研究.经济经纬.2011(3).
浅析老年社会保障问题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老年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途径。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水平，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关键词】 老年人;社会保障现状;生活现状;政府职责;社会服务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大趋势。联合国曾规定：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7%，即可称为老龄化国家。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亿，超过总人口8.87%，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起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现阶段独生子女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老人的养老问题从以往传统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转变为依靠政府及社会的养老模式。因此中国的老年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
一、老年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
1、老年人社会生活现状
(1)随着计划生育刚性政策的推行，中国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如果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一般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的独生子女在结婚前要照顾两位老人，而在婚后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由于现今城市住房、生活习惯、个人性情等因素，老人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改变。要么老人各自生活成为空巢老人;要么也只能有一对老人跟随子女生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定一致，有的针对户籍地的优惠政策或补贴由于老人居住地与户籍地的不一致而无法享受。
(2)“双轨制”的存在，使得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公平性，而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更加剧了老人晚年生活的不同，特别是农村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若没有子女的照顾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根据老龄委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了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而农村只有34.6%，月均养老金只有74元，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
(3)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身体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差，因此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每个家庭关心的问题。
随着医疗保险的逐步深入，住院报销的比例及门诊报销的慢性病种类也在逐步扩大。但是，由于受到使用条件和人员限制，好的医疗设施相对集中于大医院，而大医院则多数都在大中城市，因此对于医疗保险存在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将会导致贫富悬殊加大。例如，生活在城镇的老人生病可以直接就近到医院看病，需要住院则直接报销，住院成本小;但是生活在乡村的老人受条件限制是小病扛、大病才去医院，但是有的大病当地医院受医疗设施和人员的限制，可以做出诊断但是无法医治或医治效果不佳，需要转院到大医院。先不说由此产生的生活成本，单就医疗报销来说就会减少10%-20%，甚至30%，使得本就不很富裕的家庭更加贫困。
2、老年人社会保障现状
(1)养老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步较晚，还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制度。
如资金困难、养老金基金增值难以保证、政府执法不严、最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特别是农村养老的基础保险金和养老金标准过低，无法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与传统养老模式的矛盾都表明中国的养老保障还没有从制度上得到完善。
(2)政府及社会的责任和服务意识不强。
由于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家庭趋于小型化，再加上经济发展推动人员流动，加剧了空巢老人比例的加大。到2010年，我国城乡空巢率分别为49.7%和38.3%。空巢老人普遍存在日常生活无人照料，精神缺乏安慰，经济、物质生活困难，疾病无人过问，孤独寂寞等问题，特别是高龄、独居、体弱多病的老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而从空巢老人对政府及社会的帮助情况来看，根据民政厅的调查有62.3%的老人对社区(村)医疗保健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为一般或不满意，有66.9%的老人从未得到过帮扶。因此，空巢老人不仅需要子女及亲朋的照料，更需要政府及社会帮助体系的建立健全。另外，对于跟随子女一同居住的老人，特别是对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也有享受政府补贴和社会帮助的权利。但是，根据我国现行制度，对老人医疗报销、健康体检、政府补贴等一些优惠政策都需要在户籍所在地进行办理，致使这部分老人不但享受不到优惠，而且还加重了经济负担。使得老人只能在做空巢老人放弃亲情和得到亲情放弃优惠之间做出两难的选择。
二、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途径
1、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都要依法完善职能，严格执法，落到实处，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符合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要根据农村老人的实际，制定出符合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及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止2009年，我国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达到了8.33亿，参合率为94.1%，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达627亿元，占新农合筹资比例的76.4%。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所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农民看病依然成本偏高，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将现行的按地区统筹改为全国统筹，真正做到“病有所医”，不“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另外，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差别大，收入不稳定等因素，因此在缴费数额及补助比例上要有灵活性。
2、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水平
鉴于目前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现状，急需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69亿，养老床位1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同时还需要至少1000万名养老护理人员。因此社会保障服务要做到覆盖范围广，需要合理配置养老资源。不仅要有收住经济实力强、条件好的高标准、高档次的养老机构，更多的要有面向全社会的、收住低收入人群的一般养老机构。对于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需要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服务。例如，对老人是否在世的审验能否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进行，而不需老人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户籍地一次进行签字确认;又或者能否对60岁以上的老人放宽户籍管理政策，让老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使得各项优惠政策能够切实落实到位，真正做到老人 “老有所依”、“老有所靠”、“老有所养”。
3、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通过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明确各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应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各级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总之，社会老年保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政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只要各级政府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扶持企事业单位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发挥社会力量在老年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推动各地老年基金会等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开展慈善救助和社会互助，有针对性的创造结对帮扶、认养助养、志愿服务、走访慰问等形式多样的救助帮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普遍为贫困老人提供多样帮扶，社会老年保障问题才能进一步得到有效缓解。
【参考文献】
[1] 张敏杰.老年社会保障——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J]. 理论与研究，2013(1)32.
[2] 王向阳.浅议老年人社会保障的法律[J]. 经济研究导刊，2013(6) 241.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7.13%，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5.09%，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11.53%，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12.73%。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6.4%、31.8%、28.7%。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5.47%。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5.5%、8.49%、9.55%。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 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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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双赢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 “论文地带”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网址： 1999年，全国基本养老基金收入1960亿元，发放1800亿元，盈余160亿元，滚存结余仅700亿元。名义积累与实际积累不符将使未来支付高峰到来时福利承诺的兑现风险增加，因此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其中如何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是完善社保体系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全国的养老金有少部分盈余，但这部分盈余大多积累在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而在那些老工业基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但如果将一个地区的社保基金结余调配到其它地区，又与“基金积累”的制度目标相冲突。 对社会保障基金存在地区结构性的巨大缺口的问题，中央有关领导提出要减持部分国有股，变现部分国有资产来补充社保基金的思路。但是，由于国有股一直处于不能流通的状态，且所占的绝对数量巨大，操作中必须考虑诸多难点。 养老基金和保险资金入市实现保值增值 一方面是国有股流通缺乏相配套的资金流入，另一方面以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等形式存在的“保命钱”又因投资渠道受到限制而难以实现保值增值。 据世行预测，到2030年，我国的养老基金总额将达到1．8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三大养老基金拥有国，如何让养老基金进人证券市场实现保值增值是将来社会保障体系和证券市场改革的一大课题。 新近出台的管理办法允许保险公司通过基金间接地参与股票投资，投资股票的资金总额上限为保险公司资产总额的10％。但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均为封闭式基金，存在着不能随时申购和赎回基金份额的流动性限制、交易价格与基金单位资产净值分割的双重风险和对基金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强等缺陷，保险公司投资的基金的资金总额实际不及许可限额的五分之一。尽管现在我国保险业尚未进入偿付高峰期，但投资渠道受阻已经显现出保险公司未来偿付能力不足的隐患。 两种“保命钱”亟待增值的需要要求为两金打通一条进入证券市场的通道。而这两种基金的共同特点是对投资的安全性要求极高。相对而言，开放式基金存在着更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一些优势，可见，让社保基金和保险基金入市也可以通过设立开放式基金为中介。设立多个“保险基金”，发行基金股份或受益凭证。募集社会上的养老保险资金(包括各省市县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机构管理的基本养老基金和各企业工会组织管理的企业补充养老基金，甚至个人的储蓄养老资金)和保险资金，委托专业基金管理机构进行组合投资。设立多个基金并委托多个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目的是在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投资者在不同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之间自由地转移，
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总支出 GDP
论文论文摘要：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保持我国适度社会保障水平，要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为重点，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7.13%，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5.09%，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11.53%，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12.73%。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6.4%、31.8%、28.7%。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5.47%。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5.5%、8.49%、9.55%。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
略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所谓社会保障，是指社会成员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或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生活水平等状况时，获得由国家或社会提供的保障基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对社会保障性财富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社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并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务是由社会经济发展、产权制度变迁的要求而决定的。
一、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局限性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数十年中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保障制度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社会保障表现为“单位”小社会保障。所谓“单位”小社会保障，就是保障依赖自身所在或在编的“单位”。所谓单位，包括从事生产、经营的独立核算单元（企业、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机关、学校、科研机构等部门。相同的或相似的单位，对所谓人员的保障范围、保障方式相同或相似，不同的单位对所属人员的保障范围、保障方式就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单位”小社会保障格局导致了传统的另一特征，即阶梯形保障（见下图）。
由图示可知机关、事业人员人数最少，但受保障程度最高，全民企业职工次之，集体企业职工再次之。农民人数最多，但受保程度最低。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三个特征是，失业保险程度很高、所谓失业保险程度很高，就是指社会承诺每一个社会公民有业可就，而且是终身的。受保障最差的农民，只要他愿意务农，他就不会得不到务农的权利。其他人员，如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往往是一次就业定终身，没有失业之忧。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排斥人员流动，生产力水平低，可用于社会保障的财富稀缺，故而产生了等级保障和低失业保障的制度特征。企业职工以上身份的人员，能够从单位获得医疗、养老、丧葬、子女顶职等福利保障；而农民基本没有养老、丧葬等福利的社会保障，一般要靠子女解决，医疗保障也大打折扣，能够获得生产大队的“合作医疗”就不错了。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即没有形成社会大一统或许会保障体系，社会成员因身份、单位的不同享受极不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这种状况表明，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难以充当新形势下的“安全网”或“减震器”，因而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
二、外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值得借鉴的基本经验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从其最初在西方国家萌芽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这长时期中，西方国家积累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许多经验，其中有不少值得我国借鉴。我们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以下三点基本经验：
1.依靠立法手段，逐步将社会保障覆盖面普及全社会成员。公认的代表社会保障制度萌芽的标志，是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颁布并实施的新《济贫法》。英国在工业化初期，贫民日益增多。这些贫民主要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无地、无生活来源的农民、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失业工人。贫民日益增多，危及工业化所需的正常秩序，为扫除工业化的障碍，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颁布并实行新《济贫法》，对贫民实行社会救济，安定社会秩序。英国获得19世纪中叶经济高速发展与新《济贫法》的颁布和实施有很大关系。但《济贫法》毕竟只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因为它尚未涉及社会保障的核心——社会保险制度。19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飞跃发展阶段。1881年，德国政府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工伤事故保险法草案。1882年，德国政府又提出了疾病社会保险法草案。法案规定，对全体从事工业性经济活动的工人，一概实行强制性疾病社会保险（农业工人不在其内）。1889年，德国国会又通过了老年人和残疾人社会保险法，并于1891年1月1日实施。1927年德国国会又通过了失业社会保险法。这样，德国率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美国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起步较晚，但它在1935年通过的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典——《社会保障法》，吸收了英、德等国家的经验，并有所发展。《社会保障法》规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五个项目：老年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盲人补助（限于贫穷的盲人）、老年补助（限于贫困的老人）、未成年人补助（限于失去亲人、出走或残疾而无人扶养的少年儿童）。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保障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是通过立法推动“福利国家”即更高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英国于1946年、1948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规：国民保险法（1946年）、国民医疗保健法（1946年）、住房法和房租管制法（1946年）、国民救济法（1948年）。这些法案施行后加上历年来的补充修改，使英国建立起一套名副其实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继英国之后，其他西欧国家、北欧国家、北美洲和大洋洲发达国家，亚洲发达国家也都先后宣布实施以“普遍福利”为际准的社会保障法规。
2.依靠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征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预算，专款专用。社会保障税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资课征的税。自从1889年德国创建了社会保障税以后，英国于1908年，法国于1910年。瑞典于1913年，意大利于 1919年，美国于 1935年先后开证了该税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征收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已有80多个。它们几乎包括所有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埃及、阿曼、巴巴多斯、多米尼加、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等国。
为什么要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征集社会保障基金呢？主要原因有三点：（1）社会保障基金的用途符合赋税用途的规范。根据赋税原理，税收是用以提供社会安全与保障这种公共“产品”的。而社会保障基金正是为了提供社会安全和保障。（2）税收的法定性可以使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可靠、相对稳定。因为法律高于政府的政策，更高于部门或单位的暂时性规定，以法律为后盾征收社会保障税，减少了讨价还价或人为的不确定因素，使征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工作效能大大提高。（3）有利于专款专用，提高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效能。社会保障税作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的、稳定的基金来源，可以确保专款专用。社会保障制度一旦实施，就不能中断，这就需要社会保障基金源源不断，并且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3.社会保障基金的征集要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保障基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是逐步提高的。这一点可以从社会保障税占政府总税收的比重变化推测而来。例如，美国1940年的社会保障税占总税收的比重为13.3％，1979年这一比重已升为24.1%.巴拿马198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为13.5％，1990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26％。当然，如果社会保障基金占国民生产总值或总税收的比重过高，就会“公平”有余，效率不足，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例如，瑞典社会保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65％，高出其他发达国家几十个百分点，以致瑞典早已出现经济停滞或慢性增长症。
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现状、目标及其实现途径
1.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加以改革，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保障体系正在构建之中。截止1995年，在养老保险改革方面，全国国有企业已全部实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5个省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全国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职工已达 300多万人，参加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职工已达6000万人以上。集体企业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已达2024个市县。此外，近I000个市县开展了外资企业、私有企业（合个体户）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全国共有8750万职工和203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农村养老保险方面，到1995年全国已有1000多个县（市）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有200多个县（市）已经在全县（市）范围内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5000万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积累保险基金近20亿元。在失业保险方面。截止1995年初，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总数已达9500万人，全年共救济失业职工187万人次。为了解决特困企业职工生活困难，失业保险机构为360万人发放了一次性困难补助，一些地方还使用部分失业保险金，对企业安置富余职工给予支持。
各项保险基金的征集和使用趋向社会统筹，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已从“单位”或“小社会”保障制向“大社会”保障制过渡。但从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情况看，与我国产权改革进一步深入的状况不够协调，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度与广度还很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社会保障覆盖面仍然过小，保障功能差。目前，各项社会保险主要是在国有企业及城镇区县以上大集体企业中实行。区县以下小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险很不健全；私有企业职工、个体劳动者和广大农民基本上还没建立社会保险。并且，社会保险基金的调剂范围很小，在城镇仍以“单位”为主。这种状况不适应我国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不能对全部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限制了劳动力在各种所有制生产单元之间的流动，阻碍了各种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2）政出多门，缺乏完整的立法和统一管理办法。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仍采取多头分散管理的办法：劳动部负责城镇企业职工的各项保险工作；人事部负责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公费医疗；民政部负责农村如城乡社会救济；等等。由于缺乏国家统一的立法、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制定的社会保障办法五花八门，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和权威性难以发挥。（3）社会保障意识明显淡薄。由于多年来缺乏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知识教育，许多公民不能认识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意义，不愿意缴纳任何保障费用，似乎与已无关。许多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社会保障也缺乏正确的理解，没有认识到社会保障是社会的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和政府行为。
2.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根据社会保障的一般原理和我国产权改革的总体趋向（多种所有制合理分工、共同发展），并借鉴外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确定以下基本目标：（1）全方位的保障功能，所谓全方位的保障功能，即根据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保障需要设定保障对象。凡人都有生老病死，都会碰到一些影响正常生活的不测事件。因此，要将所有涉及人身这个“财产”的风险纳入保障范围。我国奉行社会主义原则，外国能做到“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全方位保障，我国也要逐步做到，并且要做得更好。（2）全社会的保障范围。所谓全 社会的保障范围，是指将社会每个成员都纳入保障体系。要创造条件，逐步打破身份、地域界限，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3）社会保障基金（税）专款专用，并与经济发展保持动态平衡。要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 统一征收保障基金，并将其纳入财政预算，明确专门机构，专款专用。为确保社会保障基金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动态平衡，社会保障税征收要具有相当的弹性：在经济增长势头较好的年度，社会保障税率可以适当调高一点，支出少一点，而在经济增长势头较平缓的年度，社会保障税率可以调低一点，支出增加一点。通过以丰补歉，就可以做到既有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又能保护或促进经济的发展。
3.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目标的实施措施。根据我国现实状况，要实现以上所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三大目标，需要相当一段时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既要明确目标，又要循序渐进，我们认为，关键的步骤或措施有以下几点；（l）抓紧制定、颁布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法，明确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和管理办法。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应充分吸收外国社会保障法规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我国国情，做到既完备、又简明、公正。（2）逐步以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保障税的办法取代以单位、部门扣缴各项保险费用的做法。保障基金的来源，在初期阶段，由于收入水平仍不高，要从几个方面获得：一是对各种劳动报酬，包括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农民家庭的各项经营性收入征税（职工可以个人为纳税对象，农民可以家庭为纳税对象。明确收入起征点，低于一定收入的免征，对高收入者应当实行累进税率；农民交纳保障税可在发达地区试行，然后普及到欠发达地区，并且农民交纳保障税的同时，要改变或削减以往的农民负担）；二是对各类企业经营收入征税（征收办法可以根据企业正常使用职工人数，按人头计征，税额打入经营成本；个体户可按户计征，低于一定收入的免征）；三是国家以往财政支出的有关社会福利、救济金（这意味着从以往税收中割让一块用于社会保障）；四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售股权的部分收入（国家积累的国有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劳动者劳动收入的扣除形成的；全国国有经营资本约有三万亿元，其中可以出售三分之一左右即一万亿元左右，这部分基金可逐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起动基金）。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几种来源的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专户储存，由国家指定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除日常开支外，其余投入各种“共同基金”，以保值增值。（3）配合社会保障立法过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动员，对公民普遍进地社会保障知识教育，以调动所有公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自觉性、积极性，从而为施行新的保障制度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减少改革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