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西安
想不起来我第一次到西安是做什么，连时间也不能太确切地记得了，只记得那次去了乾陵。提着一个小包，衣衫褴褛，一介书生，一个人，到火车站，上了一辆正要去乾陵的旅游大巴车。早年间的一次游历，这些年里时常被我在记忆中翻寻着。
从陕北高原上下来，从小在黄土高坡上打草、放牛，出门便是群山如涛，而站到乾陵塬下，忽然感受到了另一种气象——大地的辽远、苍茫。雄浑、壮阔的山梁上升起的烟岚，给乾陵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从司马神道上至半坡，便有凌云之感，有身前的云霭，有历史的烟云。华表、翼马、鸵鸟、仗马和牵马人、直阁将军、无字碑、述圣纪碑、六十一蕃臣像和石狮，一派肃穆，沿着这千年前的神情，瞬间就抵达了历史的深处。
乾陵修建于盛唐时期，从公元684年开始动工，所有营建工程经历了武则天、中宗至睿宗执政初期才全部竣工，历时长达57年之久。陵园地面建筑，仿唐长安城格局建造，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一千四百多年的风雨，消磨了多少宫阙楼阁，一个女人的名字却在史书上不断地被擦亮。
心狠，毒辣，真的是她本意所在？知人善任，提倡有识之士自荐，大唐一往无前，之后便出现了“开元盛世”。由一个宫女成为一位女皇，驾驭群臣、一统天下，干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主宰了四十六年的江山，却在自我评价上留下了一张白纸。
她死后，归息于梁山的泥土之下，梁山上就映现出一个女人，北峰高形似女人的头，南二峰低一些是其胸乳；头枕梁山，脚蹬渭水，一个女人静卧在天地之间。梁山这片山塬上，暴君？明主？风流女皇？所有的迷、所有悬念，所有的烟云，包括时间，全集于那一座无字碑。
出入陕北高原
贾平凹曾赠我语：“马语生在陕北，长在陕北，写出真正的陕北味道和精神，为陕北立传。”
我的根这辈子深深地扎在了陕北。
出入高原，是我一生的路。
好多的人下西安，都是坐飞机。特别那些老板们，曾听过，神木一个年轻的煤老板，到了咸阳下了飞机，脚步不用踩地，用花轿抬到早就等在外面的一辆林肯上，直接开到酒店。还有煤老板周末下西安会情人，遇高速路上塞车，他把大奔撂下另想办法走了。
机票大几百元，一介书生，我每次下西安都是坐火车。这是陕北人的大道，也是一条历史的大道。
一次次我的目光在陕北高原这千山万岭间游弋，去寻觅那些宫殿、城址、兵站、关隘、烽燧的遗址；有时候我的神思也穿越时空，抵达历史的深处，在秦直道上盘桓，捡拾着散落在路上的牛马的蹄印，还有男子、女子和儿童的脚印。多少的道路都是沿河谷选线，独秦直道从山脊和高地上走过，被誉为世界高速公路之祖。出了金锁关，秦汉王朝的大军常常突然就出现在匈奴骑兵面前——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常常默默望着窗外，那一面山坡，或一棵树，也可能是一孔废弃的土窑、一条河流、人家院畔上的一畦菜、飞过山岭的那行大雁，或山梁上走路的一个人，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凝望这沧桑、厚重的陕北，我觉得我的文字还很浅薄，我只知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着来自他们的血液。我的生命、故事，是他们的延续，我用哭笑和奔走书写下的文字，是我生命的歌，也是陕北史诗的一部分。
站在陕北高原上，一介书生，常常打量着西安，天如果清澈一些的话，目光还可以越过秦岭。
去西安上学
小的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和同伴们一样，到我们那个县城里去上初中。初一读完的暑假里，在寺河畔的石坡上放羊，大石沟对面一个走路的人，向这面喊话，要我们给马启郎家捎个话，说他去神木城上学的事没办成。要给捎话的那个马启郎就是我，至此我彻底断了去城市上学的梦想。
到了我的子女这一代，孩子要到西安去上学。
西安有多大，我并不知道，只记得太乙路那个地方，领着孩子在西铁一中办完报名手续，出来在街道上吃饭。一行葱绿、高大的梧桐树下，我们找到了一个小饭店。从榆林走的时候，一位女同事说，这一离开，这一辈子女儿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她就不是你们家的了。当时女儿才十五岁。
菜上来了，我忽然哭开了，不止是眼泪，抽泣，哽咽，全然不顾四旁坐着的其他客人，持续二三十分钟，方制止了。一个女人的一句话，让我在西安的古城里那样汹涌地哭了一场，在那条桐荫蔽日的街道上的小饭店，给同在那一小饭店吃饭的其他客人留下永远的谜。
下午，女儿就去教室上课去了。
我去给她买书架。走到南二环西部家具城那个半坡上，在一个小铺子里找到了那种角铁组合、用镙丝固定的简易书架，不太厚的角铁条打包了两捆，一手提一捆。毕竟是铁条，怎说也是一个书架，我又没有虎背熊腰，几乎走几十步，就得放到地上歇一站，路不是很远，沿途始终看不见三轮车过来，就硬着往回走。鼻涕都掉下来了，没得手擦，两只手腕被坠得困麻了，憋着一口气往前赶，走一会儿裤带都松开了，不得不站下来往起提一提裤子，重新紧一下裤带。
走到女儿的宿舍，把材料铺了一地，开始组装，整整一个下午，旁边也没有人帮扶，也有装反的时候，把半食品袋镙丝钉和镙帽用完的时候，书架就装起来了。想来这书生与书架还是心有灵犀的。
黄土高坡上，炎炎烈日下，父亲拉着架子车，去小镇中学给我交口粮。爬坡的时候，那只空架子车就够往山梁上拉的了，装着几口袋粮，不到四十岁的父亲，手腕抓着车辕，脚掌蹬入黄土，还是被架子车拽得不住地打滑，肩上套着绳子，为了让绳套更多地使上劲，他的头快要弯到上方的坡地上……多年后，我在西安的街道上重走着父亲在故乡山路上走过的路。
火车站台上，公交车站牌下，红绿灯十字前，扛着大包小包，躬身疾步穿行，想来不止我一个，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的父母为子女这样奔波着啊！
随后一个人到了大雁塔。我十六岁初中毕业前没有离开故乡的大山，少年的时候，好多的时光用于打草、放牛，除小学课本，很少能读到其他读物，只有一部《西游记》是村里一个老先生留下来的，那时过春节，家家去老先生家写春联，我们小孩子家给老先生压纸、磨墨，才能借得看《西游记》，想不起来读了多少遍。玄奘西天路上取经，九死一生，历尽磨难，这正是我们这个家，特别是女儿，今后所需要的精神和境界。落日已沉到了西天的楼群下，暮色中，一介书生，仰头默对着大雁塔。
读贾平凹散文
也是我在三边教书的时候，费尽周折，向学校弄到一孔窑洞，便是我全部的家了。将一个书架靠窗子下的脚地一横，与窗户和墙壁隔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就成我的书房与写字间了。就是在这样一个只能放一把简易木椅子、坐下一个人的书房里，伴青灯与窗户的月光，读我的书。其中反复在读的一本书是《贾平凹散文自选集》。
书中《一位作家》中有这样一段：天天在写，月月在写，人变得“形如饿鬼”了。但稿子一篇一篇源源不断地寄出去了，又一篇一篇源源不断地退回来了。编辑不复信，总是一张铅印退稿条，有时还填个姓名，有时则名姓也不填……
多少次，也坐在那棵老槐树前的花园墙栏上读，不止是散文好，而是一个年轻人在其中找到了力量与方向！贾老师在《我的台阶与台阶上的我》一文中这样述说：从夏天起，病就常常上身，感冒几乎从没有停止，迟早的晚上鼻子总是不顺通。我警告着自己：笔不能停下来。当痔疮发炎的时候，我跪在椅子上写，趴在床上写；当妻子坐月子的时候，我坐在烘尿布的炉子边写……
一天妻子和我吵闹一场，她向来只是觉得自己是委屈的，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她将我那本《贾平凹散文自选集》一溜一溜地撕了个破碎。架子上搁了那么多书，她独独选了这一本。之后不多久我去榆林出差，在榆林老街上一个叫“现代人书屋”的小书店里突然看到这本书，欣喜至极，很快买了一本。背着个包子，走出店门了，却又停了好一会儿，我想再买一本。可那时的工资实在太少啊，余外再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有时为50元钱，还要向别人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情绪化，我还是转身返回书店，将那本《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又买了一本。
一个县城里的小学教师，那时绝对是没有机会见到贾平凹的。当时一边读着贾老师的文章，一边默默地想象着他在陕北高原上走过时的身影，几年前，他居然还来过我所生活的三边啊！他在这本自选集的《走三边》一文中这样写：在陕北远行，三千里路，云升云降，月圆月缺，旅途是辛苦的。当黄昏里，一个人独独地走在沟壑山梁上，东来西往的风扯锯般地吹；当月在中天，只身儿卧在小店床下听柴扉外蛐蛐儿忽鸣忽噤，便要翻那本边塞古诗了……
一生以文字为生涯，是什么注定了我这样的人生与命运？也许就是那些青春期读的书吧：《草叶集》、《人生》、《平凡的世界》、《绿化树》……是它们，感染着我的生活的情绪，影响了我选择道路和方向的思维。其中也有很重要的一本是《贾平凹散文自选集》。
后来去西安，数次拜访贾平凹老师，以聆听大师的教诲。有几回还被留在他研究院的单元楼里共进午餐，吃饭前，王立志抱来一摞贾老师的书，上面都夹着纸条儿，说都是要贾老师签名的。待贾老师把那些书签完，我把我的作品集给贾老师双手捧上，这时贾老师说，给我签个名吧，我的第一反应让我说出一句话：我不会写字。贾老师说，留个纪念嘛！说着就把他刚签名的笔给我递过来了，没有退路，我接过笔双手抖得厉害，在我书的扉页上写下：敬请贾平凹老师指正……这是一个文学青年多么引以为自豪的“事件”！可我从来没敢在人面前提起过，那样一下会让人笑掉大牙，第一次写在这里，是想向世人讲述大师的胸襟。
陈忠实的墨宝
我有两幅陈忠实老师的墨宝。
以给报纸副刊题词的名义，我去西安时找陈忠实老师。1998年春天，我被招到报社工作，就在我进来工作一段时间后，报社还要招人，并要我们几个先进来的也要参与统招考试。那场考试，我名落孙山。之所以能先进来，是因为我当时的一些小文章已引起了关注。当时主持宣传部工作的王世雄部长与报社总编一块吃饭，王部长说马语文章写得不错啊！外人都能看得清，认为报社就应招用文章写得好的人。独报社不是这样认为，首先在报社这样的地方始终搞不清谁的文章写得好，其次是报社不必以文章用人，大概历来都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争论时，王部长特别举出了我此前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白花祭英灵》，是我写路遥的。那年陕北11月17日就下起了大雪，正好是路遥的忌日。我在文中写了这一情节，并命了这样一个题目。总编说这是生造，陕北阳历的这个时候就不可能下雪。王部长反驳，文学作品中还有六月飞雪的呢。后来陕北五月飞雪、八月大雪也不鲜见。那次没按常规来，我就那么留在了报社。后来还编了副刊。正是这样，才有了接触陈忠实老师的机会。
通过朋友联系，说陈忠实主席去了北京，第二天下午才能回到西安，约定要我第二天打电话。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天又下雨，我这个电话打还是不打？一个人走在西安的街道上，一世界水迹斑斑，街道两边的梧桐叶在秋雨中飒飒飘落，走几步就得用手抹去头发和脸上的冰凉的雨水……我要急着回陕北啊，那时坐火车，车票很不好买。我鼓起勇气给陈主席打过去电话，电话打通了，陈老说他正在车上，听不清，要我再过一会儿打。时间实在不早了，过了一会儿我壮着胆子再次拨通了陈老的电话，这回陈老让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他留下，他写好后通知我来取。
下午，天就要黑了，在我把回陕北的一切准备都已做好，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陈老的电话过来了，让我晚上八到九点，到他办公室取字。
站在83号所在的建国路上，从青砖拱筑的作协的大门向里望，陕西作协大院静悄悄，一片黑寂。站在楼台的一个拐角，点上一支烟，我在等陈老，没有月光，烟头一明一灭。忽然，听见前面黑的道路上有人走过来了。并大声咳嗽、吐痰。门房的老人不是刚给我说过，陈主席今天感冒了，不来了。听走动声，过来的肯定是一个老头。果然是陈老过来了，我慌忙迎上前与陈老握手致谢。到了办公室，他将他在自己家里提前写好的我要的《榆林日报》文艺副刊刊头字“信天游”及文化版另一个栏目“陕北民歌手”字幅展于办公桌上，要我看行不行。
点燃一支雪茄，陈老与我热情交谈，详细询问了我们报纸的情况及榆林文学作者队伍的创作情况。当我拿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先生主编的《纪念路遥》一书，里面收了我的《白花祭英灵》那篇散文，是我特别珍爱的一本书，想请陈老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给我写几句鼓励的话时，他欣然拿起笔按我嘱写下这句：“一棵槐树，寒风吹落了它的叶子，冰雪冻伤了它的心，然后给了它春天。”那是我二十几岁在三边教书时遇见的一棵大树，校园西墙边上的一棵老槐树，虬曲的树干有一搂粗，高大浓郁的树冠有半个篮球场地那么大。从初春枯黑的枝杈间的幼芽，到春深时那无数的小白花，到炎炎烈日下那浓绿的树冠，到每年秋风一起时那一片片飘零的黄叶，晨昏昼夕，风霜雨雪，五六年里的许多时候，一个人站在教学楼前水泥平台上，花园墙上，读我的书，也读老槐树。1997年去人民文学杂志社培训，大家都请编辑老师题词留念，李敬泽老师问给我写一句什么话，举目遥远的三边高原，小学校里那棵万花吐芳的老槐树，我让李老师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了上面写到的那句我自己的诗。
后来到西安，陈老还给我写了一幅字：“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至今还在我办公室身背后的墙壁上挂着，来人一进屋首先就看那幅字，楼道里背阴那个黑暗的小办公室，独那幅字光焰灿然，照亮整个陋室……
三边在哪里
来源：榆林日报 点击数：Error:ns is not found.1 录入时间：07-04-18 09:38:05
1980年4月号《散文》杂志上，曾刊登过当代著名诗人李季的临终遗作《三边在哪里》。在这篇未写完文稿的字里行间，倾注着诗人与三边和三边人民的深情厚感。
诗人李季在《三边在哪里》这篇遗稿中写道：“三边，这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从它本身的含义说，就是指陕西西北角上的靖边、安边和定边三个县的总称。随着时代的变迁，行政区划的变革，它已早就失却原来的意义了，无怪乎你从地图和辞书里，千查万寻，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亲切而又陌生的古怪地方来”。记得我上初中时，在语文课里学了《王贵与李香香》节选后，也曾在地图上寻找过三边这个地名，但怎么也找不到。只是在陕西省西北角长城标志周围，找出只有小米粒大的靖边、安边和定边的字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渐渐对三边的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和理解。三边就本身而言，是指靖边和定边、安边。 远在唐代，现在陕西靖边、定边和宁夏的盐池，就分别归属设过的长泽、白池和盐州县管辖。由于这里地处边关，外受侵凌，兵荒马乱，烽火不断，战争连起，岁无宁日，民无宁夜。当地人萦念国运，渴望安宁、追求靖绥、向往安定。朝廷也为边境安详，边陲兴旺，开始先后在这里设堡置营，修建塞堡，驻防军队，分别象征性地起地名为靖边、定边和大兴。1731年清代在这三地分别设县，靖边、定边仍保留原名，大兴设县时改为盐池，民国时安边也设为县。
诗人李季在《三边在哪里》这篇未写完的遗稿中还写道：“是的，我是深深地爱恋着三边的。我爱三边沙原绿格臻臻的沙柳丛，我爱勤劳淳厚的三边人。‘一曲信天游，梦魂回三边’，就是在相隔30多年之后它仍不时地出现在我睡梦里。像磁石招引铁屑，像游子怀念母亲，三边一直在吸引着我的心。三边哪，它是我实实在在的第二故乡。”1938年，正是抗日烽火席卷全国的年代。年仅16岁的李季，由河南唐河县一个穷乡僻壤觉察到了民族的危难，冒着生命的危险，奔赴延安住抗日军政大学，然后又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参加在抗日队伍的行列里，向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射过仇恨的子弹，作过卓绝的斗争。1942年因负伤转业回到延安，后又在三边当过小学教员、区县干部、三边报编辑和报社协理员等工作。他跑遍了靖边、定边、安边、盐池、吴起的山山水水、沟沟洼洼，在刀光剑影，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写出了轰动延安、并在各解放区广为流传驰名中外的长篇信天游体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成为了三边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喜爱的著名诗人。
《三边在哪里》还写道：“以后，5年半的岁月里，就一直在三边度过的。在人的一生里，5年并不是一个太长的时间。但是，小友啊，这5年对于我犹如幼苗的‘出窝’，小驹的‘试蹄’，你知道，那时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代啊！这5年，也正是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前夜和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伟大而艰苦的年代。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包围中，在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中，特别是在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进攻中，三边人民以小米和酸菜哺育了我，更以他们顽强、不畏强敌、乐观的伟大品德教育了我，在艰难的岁月，在胜利的时刻，日日夜夜，生生死死，把我磨练成了一个地道的三边人。像是有一条无形的链，把我的生命，我的命运，同三边人民紧紧拴在一起。三边沙原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本土，三边人民成了我相依为命的亲人。”这些既朴素又带深厚情感的文字，把诗人与三边和三边人民的血肉之情，鱼水关系写得非常深刻，读起来格外亲切，念出来格外亲热，让人一目了然看出三边在李季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全国解放后，诗人又写出了《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出门儿女出征记》、《石油大哥》、《红卷》等许多优秀的诗作，就是在这些新作里，我们依然能清楚地看到三边和三边人，这充分说明诗人心目中装满了三边和三边的人和事。就在1980年3月8日临终的那一天，他还伏案写着《三边在哪里》这篇遗稿，这一幕幕情景，这一个个镜头，把诗人与三边的血肉关系、深情厚感，深深留在人们的脑海与心田。
1958年初春、1962年深秋、1973年炎夏，他曾不顾工作的繁忙、身体的不适和旅途疲劳，三次回三边看望这片热土和这里的乡亲们，这一次次的会见，这一回回的探望，充分说明诗人胸怀中时刻装着三边，诗人头脑里时刻想的是三边人民。他在《杨高传》里曾写道：千里的黄沙连山川/好地方还数咱老三边/亲不过爹娘的一片心/三边是咱的命根根。这是他发自心底的诗句，三边的的确确刻在了他的心上。多少年来，一有闲暇他就沉浸在三边往事的回忆中。他多次对人讲要再回三边走走转转，要再仔细看看三边山川地貌的变化，要再亲亲热热见见三边憨厚淳朴的乡亲们。就在他写《三边在哪里》的前夕，还对李小为同志说：“我写完了这一篇，真想回去看看呢？”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不仅不等诗人再能回趟三边，而且就连让诗人把《三边在哪里》写完的时间也不给，病魔突然缠绕在正伏案撰写《三边在哪里》的诗人身上，一霎间夺去了他57岁的生命。
诗人李季在未写完的遗稿《三边在哪里》最后几行字是：“小友，请原谅我不去细说那些促使我感情变化的千万次些微的思想和感受，这里，我只想就一首题为《七笔勾》的旧词，来说说我对三边认识的变化。”看来，流传在三边的《七笔勾》对诗人的印象特别深。那么诗人怎样以《七笔勾》来写他对三边认识的变化！这就成了个谜，因为文未写完人竟去，弦断余音实难觅。我们只能从古老的三边，当年的三边，现在的三边中寻找那响过的旋律和音符，但原曲谱是难以准确地吟唱出来了。
四妹妹”自述
民歌《三十里铺》的真实故事
那是1939年，我14岁，正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鬼子占领了山西柳林，常到黄河岸边要攻打陕北。当时，战火连天，人民生活痛苦。父母带上我们几个孩子移迁到三十里铺给人家扛长工。
初到三十里铺，人地两生，但天下穷人是一家，有给借粮，有给送衣，维持我们度过艰苦的生活难关，就是他小名叫歪儿大名黑增志，和我家不远的邻居，比我大三岁，常帮助我做些生活。那时男女有别，封建礼教严重，我和他没有啦过一句话。有一次我和村里的姑娘摘苦菜，与一只恶狼相遇，是他勇敢赶走了狼，使我化险为夷。为了感激他，我给他做了一双鞋，后来有人说我们很相配，为我俩当媒人，但他父亲嫌我们家穷人多，怕儿子受拖累，不同意。
后来我们也产生了爱情，正好八路军征兵，我暗中动员他去当兵，摆脱父母的管教，结果他当了兵。三年未归，后来听说他在新疆找了工作，也结了婚。我看也无望了，在父母的关照下嫁给了黑有财，一个勤劳善良的年轻人，婚后我们感情很好，生活愉快。
提起陕北知名度较高的地方，“绥德”（县）应有一席之地。一是因为它那“米脂婆姨绥德汉”的美誉，二是流传甚广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就在绥德。前者是夸赞绥德男人的英武，后者是讲一个爱情的故事。
记者怎么也没有想到，9月14日那天在陕北采访时，竟然见到了《三十里铺》中的女主人公、60多年前的传奇女人“四妹子”。
著名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来自于上世纪40年代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三十里铺村位于陕西省绥德县城东部，是一座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因距县城30里路而得名。1937年，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有一对年轻人相爱了。男的叫郝增喜，是郝家的三儿；女的叫王凤英，是王家的四女子。两人从小一起玩耍、一起长大，都是思想进步的好青年。凤英长得俊俏活泼，敢在村里村外抛头露面，一些封建守旧的人很看不惯。由于绥德是通往秦、晋、蒙、宁四省公路的咽喉要道，过往的人流特别大，一些新思想也不断地影响着增喜和凤英，他们常喜欢和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接触，参加一些宣传、鼓动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私定了终身。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统治陕北青年婚烟的状况下，无疑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自然遭到村里人的非议。郝增喜的父母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又嫌凤英家太穷，死活要拆散他们。
为让凤英死心，郝增喜的父母为儿子物色到了对象。不久，郝增喜被迫与父母包办的常秀英结了婚，王凤英得知后大病不起。在家庭的压迫之下，郝增喜和王凤英就像两棵深根树，虽然近在咫尺却不能相互拥有。
1940年阴历2月里的一天，增喜要参军离家了。他看着心中的情妹妹，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凤英则站在自家的土坡上，望着远去的心上人热泪长流……此情此景激发了当地民歌手常永昌的灵感，于是他迅速创作出《三十里铺》：“提起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交了个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
由于这首歌采用了信天游的曲调，四乐句单乐段结构，音调开阔舒展，速度舒缓，节奏有切分特点，抒情性、倾诉性很强，再加上反映的是真人真事，旋律优美动听，感情真挚深沉，一下就博得了庄稼人的喜爱，很快流传开来，并随来往赶牲灵的人们带到四面八方。
郝增喜走后，王凤英和他失去了联系。第二年，父母作主将女儿嫁给了绥德县辛店乡黑家洼村的一个农民。
1942年，郝增喜给一位名叫崔世军的首长当警卫员时来到延安，作为参军青年的代表，毛主席曾接见过他。
上世纪50年代，著名音乐家王方亮将《三十里铺》改编成无伴奏合唱，并亲自指挥陕北民歌合唱团在京公演，引起轰动。由于这首歌曲调缠绵悱恻，歌词幽怨哀婉，几代人唱下来仍魅力不减，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郝增喜解放后回家务农，1997年去世。
凭着“国家”“北京”两个词在“四妹子”心中的分量，凤英老人生平第一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9月13日，记者在陕西省榆林市采访时偶然得知《三十里铺》里的人物原型“四妹子”依然健在。
我太想见见“四妹子”啦！“职业病”驱使我马上与绥德县委宣传部取得了联系。我多么希望告诉全国的读者，几十年前的“四妹子”现在是啥样儿？
9月14日上午我赶到绥德县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少生立即陪我驱车赶往离县城仅十几里路的“四妹子”家。路上我得知：“四妹子”是中国浩瀚民歌海洋中惟一还健在的人物原型，今年已经78岁。上世纪90年代，她还当过绥德县政协委员；1996年我国发射的人造卫星里，就装有《三十里铺》的歌曲。张少生还告之，其实我这趟来采访是没有太大把握的，因为老人一生从不见记者。不过现在机会不错，前几天绥德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专程到辛店乡黑家洼村看望了老人及家属，并现场召开办公会议解决了她家的困难，决定给老人每月发600元“工资”。据说老人这几天心情挺好。
黑家洼是个坐落在深山中的小村庄，七沟八梁一面坡，环抱着排排窑洞。汽车顺蜿蜒起伏的黄土道行驶，沿途的梯田和山坡上长满了苹果树和枣树。路边几位正在晒枣的老乡非常爽快，当我们问路时，抓起一把把枣塞给我们。
老人一生养育了三儿两女，我们先到的是她二儿子家，家中陈设虽然简单却干净整齐。二儿媳李爱珍热情地迎上来，见了面先告诉我县上给老人提高“待遇”的事情，并马上找人到离她家百十米远的三弟家去喊婆婆。等待中我注意到桌面玻璃下压着30多张照片，都是老人的孙男弟女们，那时髦儿劲，一点不差城里人！尤其是长孙小两口在县城牌楼前那亲亲热热的样子，准让当年的凤英恨自己生不逢时！
20多分钟后，一位黑瘦的老人出现了，传奇中的“四妹子”缓缓地朝我走来！她那饱经风霜的模样，让我莫名其妙地心酸起来：“人说咱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凤英，生生与心上人分开的心情谁能理解？
进门后，老人指着我问她的媳妇：“这是谁？”媳妇答：“国家大报的记者，从北京来的。”正在我不知道老人对我会抱以什么态度的时候，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我一直认为是“国家”、“北京”这两个词在老人心中的分量，让她立刻“认”了我！），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儿子咋就走在我前头啦？他才46呀。”在她的哭诉中，我知道了老人的三儿子患了白血病，几个月前刚刚离她而去。我把老人搂在怀里，感受着那颤抖着的瘦弱身躯中蕴藏着的巨大悲痛，感受着我们之间的缘份！看着老人那痛苦的样子，我相信，除了老年丧子的凄凉，老人的泪水中可能还夹杂着对自己不公命运的难言之隐。我轻轻地拍着她的羸弱的后背，泪水模糊了双眼……。
待老人渐渐平静后，我们聊了起来。先是说说家里的情况，又唠起眼前站着的孙子媳妇张小红和孙女黑娟娟。当我得知她俩都呆在家里没事干时，就给姑嫂俩讲外面的世界，劝说她们到发达地区打工。老人显然是听进去了，她不停地对我说，你帮助找个可靠人，把他们送出去。我郑重地答应了她。为了逗老人开心，我在本子上写下“王凤英”三个字，她摇摇头说不认识。但是令我惊奇的是，78岁饱经磨难的老人，竟然耳不聋、眼不花，特别是那一口好牙！
我对她说：“你是‘名人’，出去还有影响呢。”谁知老人立即反问我：“名人为啥还在受穷？”
拉话的时间挺快，不知不觉到下午一点钟了。老人显然不希望我马上离开，非拉着我去看她住的地方，并递给我一袋子大红枣：“自家树长的，拿上回去吃。”可能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精彩世界感染了老人，当我们往坡下走的时候，她忽然停住脚步，死死拉住我的手，大声对我说：“我想到北京‘串一回’，我身体很好，啥都能吃，不晕车。”
老人浓重的陕北口音和道地的方言让我没能马上闹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可旁边一直没有做声的张少生闻听此言却激动起来，对我说：“老太太要去北京啊，这是托你哪。哎呀，前几个月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接她去北京做节目，她死活不肯，不理人家，硬是让人家的节目中出的照片啊。这回是她自己提出要去啊！”我这才明白了“串一回”的意思，连连说：“没问题、没问题，我答应你，一定带你去。”当时我心里想，她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连绥德县都没出过！我要尽力让她在晚年更多地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生活的幸福！我对她说：“你是‘名人’，出去还有影响呢。”谁知老人立即反问我：“‘名人’咋还这么受穷？’’她当时问话的那个眼神，那份执著，让我似乎看到了当年“四妹子”那固执的模样。
老人的生活确实很苦，她家的情况已经说明了一切。张少生心情很沉重地对我说，绥德是革命老区，现在经济还相当落后，去年全县的财政收入仅2000多万元。为使老区群众尽快脱贫，县上已经把“三十里铺”规划为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小康村，并准备将该村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旅游资源来保护开发。
张少生的说法随后得到证实。我在返回西安的途中看到《榆林日报》一则报道：“绥德县把开发利用‘三十里铺’文化品牌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工程来抓，得到了省市领导的赞赏。在市旅游部门的推荐下，该县将于今年11月份参加‘2004陕西·香港经贸合作旅游展’洽谈活动，充分利用文化资源这一优势来进一步宣传绥德，在发展县域经济及招商引资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现在，县上已把三十里铺村规划为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小康村，重点突出文化内涵，作为弘扬陕北文化、宣传绥德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窗口。同时配套饮食、娱乐、民俗文化观赏等项目，在三十里铺村中择优培训一批文艺人才，组成一支群众性业余文艺表演队伍，将该村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旅游资源来开发。”
“四妹子”真是问得对，问得好，守着这样一个文化品牌受穷实不应该。
“四妹子”你知道么，这张牌一旦出手，你想不出去“串一回”都难啊！你准备好了吗？
我心下发誓一定陪着四妹子“串”一次北京。只是，这能弥补她一生之痛么？
“四妹子”对记者说“要上北京串一回”。
回程的路上，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在绥德黑家洼村的山洼洼中，我感受到了原始的韵味，生命的律动。凤英老人站在山坡上送我时，一直向下眺望的情景，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切换到60多年前那难忘的一幕：“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脸盘上灰不塌塌（陕北话心情不好脸色难看的意思），有心拉上知心话，又怕人笑话……”想着我们这一代因自由恋爱而组成的幸福家庭，享受着天伦之乐，想着老人一代终生不愿示人的苦衷，我的眼睛一次次地涌上既酸楚又幸福的泪花。
张少生说，今天真想不到老太太配合得这么好。1995年时，《陕西日报》有个高级记者叫葛新德，来这里采访“四妹子”硬是没成。这些年，来了多少记者啊，谁都没见上。哎，你今天采访到的，是“独家新闻”啊。张少生还说，你们是国家大报，你好好写写“四妹子”，让更多的人关注她和《三十里铺》吧。我心下发誓一定陪着四妹子“串”一次北京。只是，这能弥补她一生之痛么？
在绥德，记者还听说了有关“四妹子”的好几种版本，但是，由于凤英老人的缄口，始终无人得知事情的真相。于是有朋友埋怨我为何不抓住机会向老人问个详细，说那才是真正的“独家新闻”。我对朋友谈了两点想法：一、那个永远属于她自己的秘密，还是深深地埋在“四妹子”的心底吧。二、我更愿意将《三十里铺》看作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无论歌中所述事件究竟是什么样子，凤英老人都应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敢于反抗封建传统的代表人物，她值得我们珍惜。
《三十里铺》这首民歌，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为传唱，歌中的爱情故事曾经感动过无数人，但也曾给歌中“四妹子”的原型王凤英带来痛苦、烦恼和歧视，成了一个女人从妙龄少女到耄耋老妇生命中的悲喜剧……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爱见（那）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传唱至今的民歌《三十里铺》描写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在上世纪战火纷飞的年代，它是爱情和爱国的统一。歌中唱的是“四妹子”和“三哥哥”的恋情，“四妹子”的原型是村里的王凤英。但是，这首歌却给王凤英带来几十年的痛苦、烦恼和歧视。
据1995年曾采访过王凤英的《陕西日报》记者葛新德介绍，《三十里铺》之所以让王凤英蒙羞，是因为陕北民间历来有唱酸曲（荤段）的风俗，最初的《三十里铺》被赶牲灵的人一路走一路唱、一路唱一路编，越编越“荤”，越续越长，歌词一下子被扩充到42段。
1995年9月4日，葛新德为此专门给当时的绥德县县委书记罗金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道，“历史遗留下的遗憾，应在我们这一代结束。让‘四妹子’获得精神解放的重担，历史地落在您的肩上”。7天后，罗金祥书记专程看望了“四妹子”王凤英。1996年4月，王凤英被增补为县政协委员。
2004年12月8日，本报记者从三十里铺村再走15里山路之后，终于到达绥德县辛店乡黑家中洼。出人意料的是，村里人不太愿意告诉王凤英的家在哪，而且对打听王凤英事情的人显得有些反感。经过采访，记者终于弄明白，原来是封建意识作祟，一些人觉得自由恋爱不光彩。
经过再三说服，记者的诚意终于打动了王凤英的二儿子黑永飞，答应带记者去见他母亲。走进窑洞，78岁的老人盘腿坐在炕上，一边纳鞋垫，一边和邻家老人拉家常，两个娃娃一个在地上一个在炕上玩闹，那是她的重孙孙。王凤英现在身体还好，耳不鸣眼不花，还能自己洗衣做饭，老伴5年前去世后她一直独居。大儿子在西安做生意，平日的生活由二儿子黑永飞照料。前年她的窑洞出现险情后，一直住在因病去世的三儿子家里。老人现在最发愁的，就是三儿子看病时欠下的3万多元外债。
据老人回忆，1939年为躲避战火，14岁的她和父母从山西柳林流落到绥德三十里铺给人家扛长工。初到三十里铺，人地两生，但天下穷人是一家，有的借粮，有的送衣，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三哥哥）小名叫歪儿，大名黑增志，家和我家不远，比我大三岁，在生活上常帮助我们。那时男女有别，封建礼教严重，我和他没有拉过一句话。有一次我和村里的姑娘挖苦菜，与一只恶狼相遇，是他勇敢赶走了狼。为了感激他，我给他做了一双鞋。不久有人说我们很相配，为我俩当媒人，但他父亲嫌我们家穷，怕儿子受拖累，不同意。后来我们产生了爱情，正好八路军征兵，我便暗中动员他去当兵，摆脱父母的管教，谁知他一去未归。我由父母包办嫁给了黑有财，一个勤劳善良的年轻人，婚后我们感情很好。”
《三十里铺》虽然唱遍了全中国，也曾湿润过无数人的眼眶，但却让一个女人背了半个多世纪的冷嘲热讽。进入21世纪，绥德县政府决定把这首民歌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开发，2003年县剧团编排了大型歌剧《三十里铺》，县文化局每月也发给王凤英600元工资。2004年11月5日至7日在北京海淀剧院举办的“原声黄河”西部十大歌王歌后演唱会上，在演唱那首以她为原型的《三十里铺》时，王凤英出现在演唱会现场，让全场的歌迷激动不已。
《三十里铺》的爱情故事是真实的，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又有多少“三哥哥，四妹子”别无选择地演绎着一幕幕生死离别的凄美故事。祝福您：永远的四妹子！
*几经改编的《三十里铺》歌词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爱见（那）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三十里铺来遇大路
戏楼拆了修马路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咱们二人没盛够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四妹子今年一十六
人人说咱二人天配就
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
叫一声凤英不要哭
三哥哥走了回来哩
有什么话儿你对我说
心里不要害急
洗了（个）手来和白面
三哥哥吃了上前线
任务落在（那）定边县
三年二年不得见面
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
四妹子碱畔上灰不塌
塌有心拉上两句话
又怕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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