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点拨：发挥自己的想象，大胆的写，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来写，例文如下：
泱泱大国，屹立东方：神秘国度，源远流长。如今的中国，古老而年轻。几千年历史的积淀，使它就像一本经典名著，内容丰厚，需仔细品读；她又好似一位娇羞的年轻姑娘，充满魅力，若不掀开她的盖头，就不会发现她有多美的面庞。
当今的中国正以积极的心态，以宏大的魄力描绘自己的宏伟蓝图。当今的中国是科技之国。一条条高铁线路遍布全国，中国的高铁正飞快地开往世界各地，展现着我们中国的风采。它不仅仅是交通发展的代表，更是中国的科技走向世界的表现。
港珠澳大桥的全面通车，拉近了内地与港珠澳的距离，但又有多少人了解成功背后的辛酸？从计划、构图、建造、测试到最后的通车，历经多年，遇到很多困难。
试过许多方法，日复一日地工作只为大家脸上的笑容。北斗卫星的发射使中国拥有了更完美的定位系统；共享单车遍地开花；移动支付便民高效……科技正演奏着最激越的旋律。
当今中国是文化之国。走在大街小巷，我们会听到国粹京剧那字正腔圆的曲调，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饭后散步时，我们会看到广场上舞动的身影，她们正诠释着中国舞蹈的特殊魅力。
《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的播出，使我们感受到了诗词文化的美丽，登上万里长城时，我们会看见蜿蜒于山脊上的人工建筑，不禁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每一块儿砖下都有百姓的汗水，也埋藏着当年的历史。文化正书写着动人的乐章。
当今中国是法制之国。正如茁壮生长的禾苗下总有几颗杂草，如今的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恶劣的现象，如食品安全问题，交通问题等等。面对这种破坏社会和谐的行为，我国也有许多应对之策，也颁布并完善了相关条例。有了法律的约束，人们做事自然会先想想后果，法治正建构着严密的五线谱。
面对这种破坏社会和谐的行为，我国也有许多应对之策，也颁布并完善了相关条例。有了法律的约束，人们做事自然会先想想后果，法治正建构着严密的五线谱。
当今中国是发展之国。中国在努力打造一带一路，即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开辟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借助有效的经济合作平台。
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如中国援建非洲、巴基斯坦等国家，不仅帮助他们改变了落后的现状，更为自己赢得了口碑。
中国的科技在发展，中国的文化在发展，中国的法律在发展，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建设祖国，使它成为真正的强国！
诚然，现在的中国日新月异，若仅以几张“名片”的介绍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古老的中国，这就是青春的中国，她正挥舞着双臂，指挥她的子民们一起奏响一部世纪交响曲。
也可摘选以下内容：
改革开放，使中国建设新农村的脚步越走越快。以前的农村人知识很少，只知道劳作，现在，很多人都树立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崭新理念。很多的农村人都上了中学、大学，成为了中国新一代的接班人。
以前，农村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农村人都纷纷过上了小康生活。手机、彩电、冰箱、电脑这些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现在都成为了现实。
以前，农村又脏又乱，一下雨，小路变成了泥路，山上杂草丛生现在的农村，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青山绿水改革开放，让农村展现出了勃勃的生机，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
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古代社会至封建社会，讲述她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简述她的发展历程。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对其精华，我们要传承，而对其陋习，我们则要加以改进，努力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关键字：历史悠久，有利有弊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她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滋润着我们的文化精神，造就了华夏民族淳朴善良的民风。她的神秘激发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学子去探索，去求知，用我们善于发现美的眼光去揭开她的面纱。
主要观点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在实践中开辟新道路、在理论上获得新认识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维护统一、走向富强、实现和谐的正确道路。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科学发展、共建和谐中继续向前推进。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在实践中开辟新道路、在理论上获得新认识的历史，其中包含着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的经验和发展的趋势都表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贡献。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历程，排除了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在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坚定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是结合中国实际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成功实践者。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崭新实践。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摒弃那些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用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符合中国国情相结合。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等有着很大不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只能根据本国实际，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汲取脱离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教训，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我们党通过实践探索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等等。这些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把借鉴他国社会发展模式与保持独立自主相结合。世界各国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经验；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其他社会制度，都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各国社会发展模式都是该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摆脱了封闭式发展的束缚，也摆脱了照搬照套他国模式的束缚，坚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坚持党的领导相结合。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个层面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顺应时代潮流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党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动摇，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应时代潮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保持着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整个国家实现了由封闭停滞到蓬勃发展的历史性飞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把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统一起来。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是保障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创造自己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历史主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党始终不渝地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及时地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发展权利的保障和拓展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体现，而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目的，就是保障和拓展人民群众的发展权利。这将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不竭动力。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通过改革创新自我完善，焕发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实质和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从体制机制上焕发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改革也是创新，创新包含改革。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发展创新文化，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党心民心，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已深深融入广大党员的世界观之中，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已成为广大群众的普遍意识。尽管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也经历过曲折和失误，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新旧中国的对比中、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中、从国内外的对比中深深体会到，我国作为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是凝聚全民族、全社会的旗帜。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生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宏伟目标，就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和富强，将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科学发展、共建和谐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总体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的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增大。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等方面，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境界。目前，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看病、上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课题。在新形势下，我们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把促进社会和谐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否认社会矛盾，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更加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
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环境。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我们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道路。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我们一直强调走“走俄国人的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们开始强调“走自己的路。”但是由于比较长期地“走俄国人的路”，这个时期要真正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是非常困难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真正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和影响，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走自己的路”意味着：中国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不是移植别人的路或者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路；中国的道路是立足于国情、符合人民利益和要求的道路，走自己的路就是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路。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意味着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要与中国实际结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贯穿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的最根本的普遍性原理，基本原则所要求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与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有根本区别的。中国的实际既包括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包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包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诸多具体道路构成的总道路。党的十七大在论述各项工作时，提出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等要求。这些具体道路，都需要我们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发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我国发展的总道路。这些具体道路就像涓涓小溪，共同汇流成一条滚滚不息的大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奔腾向前。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道路，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对人类文明有巨大贡献的道路，是反映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道路。
文明的曙光——论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得到复兴。 文化撞击与文化自洽 要探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楚何谓文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起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则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曰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的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公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在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比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私有制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到底哪个比较好？确实很难说。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相对落后的，也正是由于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器物发明的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而当时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却滞后了。 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基础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于西方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其背后的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中国在 1979年改革前后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1979年之前，中国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此后的25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3%的成绩。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8年，用了28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尽管我不会过分乐观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赶上美国，但是我完全相信，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的20％。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数量预计，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将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那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就要靠改革开放，要靠维持政治稳定，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再造内部自洽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必须有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现有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如伦理、价值等会不会变成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障碍，或者说如果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提高的话，中国的上层建筑会不会随之进行创新、调适，变成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文化实体？ “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顽固。他们批判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孔子是顽固、保守、落后的，因为孔子讲“述而不作”，他不创新。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孔子主张的“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主张是与时俱进的，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不仅孔子是这样，儒家第二个代表人物孟子也是这样。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虽然判断的标准还在于人自己的心。所以，孟子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但是，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后来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面对印度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退缩，而是把佛教的思想消化、提升，扩大了中国儒家文化的范畴；儒家学者除了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外，还增加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宋朝武力虽不强，但是在经济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宋朝的儒家哲学被称为理学，理学大师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的标准教材，但是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在那里停止。到了明朝，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可以从对《大学》一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找寻背后的道理。王阳明则认为 “格物致知”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王阳明的“心学”是适应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要求的。 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的，并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是顽固、保守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