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 文化 ，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制建设目标。今天我整理了依法治国 心得体会 范文 ，希望对你有帮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决定》明确提出，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这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民主建国、民主立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主张，是实现人类解放和文明进步事业的必由之路。《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就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上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的和实现途径。
争取、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辟了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历史新纪元，其重大民主政治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十年““””期间，我们在民主问题上发生过重大失误，推行以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的所谓“大民主”，致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严重破坏和损失，人民民主权利受到恣意侵犯和践踏。这个教训极为深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深入 总结 和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深刻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集中体现了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观。一是民主与社会主义不可分，民主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二是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分，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
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始终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同其他事业一样，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重大进步，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展现出旺盛的生机活力和巨大的制度优越性。
二、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
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如何体现，以何种方式、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有效地实现，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方面情况差异很大的国家，实现、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新课题。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答案，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进行实践探索。
在我国60多年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曾一度走过很大的弯路，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方向。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同时，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和发展人民民主，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转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度化的关键是法制化，制度建设的重点是法制建设。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而又极其复杂、艰巨的宏伟事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要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还要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坚定地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进。要实现上述要求，只有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通过完备的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民主权利落到实处，使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使全社会成员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才有可能做到。人们从自己的 社会实践 和实际生活中越来越认识到，依法治国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途径和基本方式。
三、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主要成就和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成就和进展。
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不断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一是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把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由乡一级扩大到县一级，实行普遍的差额选举制度，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二是修改宪法，健全并突出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制度，确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一系列重要原则。三是加强和完善全国人大及其会的职权，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共同监督宪法实施。四是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赋予省级人大及其会、较大的市人大及其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五是加强各级人大及其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健全专门委员会和会工作机构。六是完善保证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制度，制定完善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立法法、监督法、议事规则等一系列加强和规范人大组织和职权的重要法律。
我们还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出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党和国家活力、反对官僚主义、调动基层和人民积极性。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正常换届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入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巩固和发展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三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四是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业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充分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五是改革和调整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领导体制，推进行政体制、司法体制、企业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形成了职能明确、协调配合、充满活力、运行高效的体制机制。六是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通过多种 渠道 和形式集思广益，促进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七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人才制度，全面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为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方面优秀人才建功立业开辟了广阔渠道和发展空间。八是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保证了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创造性实践，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我们在各方面形成了一整套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政治制度，同时我们还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实践经验，成为我们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所应遵循的重要原则，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和完善。
重要经验可以作多方面、多维度的总结和概括，其中以下三点值得特别提及和重视。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最鲜明的特色和最显著的优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就是要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为主要制度载体和主要民主渠道，推动实现“三者有机统一”，使之统一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实际决定的。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就是要立足国情、立足实际、立足实践，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关系;走自己的道路，总结自己的经验，同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坚持中国特色民主观。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八个能否”，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就是要坚持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统一，使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各方面工作做到充分反映人民意愿、充分实现人民权利、充分保障人民权益，并为实现“八个能否”开辟广阔发展空间。
四、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方向和重点任务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并作出全面部署和顶层设计;同时指出：“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这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
(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党内法规、政治惯例等各种规范，从制度上、法律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以法治化为主要方向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二)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也是我们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完善选举制度和工作制度。在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中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广泛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完善党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制度，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建设团结、繁荣的民族自治地方。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 教育 、自我监督，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制度。
(四)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和健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组织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渠道。分层分类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保证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最大限度聚集社会正能量。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重要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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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
回答者：tgw791013 - 高级经理 六级 12-25 16:41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很好，就是太多了。
中国作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与进入后现代的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一样的国情，因此，“治理”一词在中国与所谓去国家化的“治理”亦有不同的意涵。早在先秦时就有“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之说，这里“治理”指的就是国家要分明职司，各司其职，管理社会事务，实现公道正义。今天国家治理社会事务的内容远比古代中国丰富，治理的意涵也丰富得多，《决定》所说的治理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即“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治理能力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执行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对于欧美学者在论述他们的“治理”概念时所阐述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大胆借鉴和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要求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治理，体现了治理主体多元的思路，但这并不等于多元“化”和多元“共治”，更不是“去国家化”，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格局中仍然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但政府如何主导，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又需要引进“治理”的思维。要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鼓励社会协同，发展社会自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在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有效的、具有执行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才能走向现代化，笔者认为可以循着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国家最高权力的唯一性。国家治理的主权性质体现在国家最高权力一旦确立，就具有唯一性，不可违抗、不可挑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今世界无论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都是如此。在实行竞选式民主的国家，国家最高领导人一旦按法定程序产生，失败的一方就必须接受，虽然可以挑战，但是要等到下一次选举才行。2000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与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因得票十分接近而产生争议，但经过最高法院判决有争议选区选票的归属、确定布什当选后，戈尔尽管内心不舒服，还是大度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并向布什致电祝贺。而有的国家虽然表面看起来实行了民主竞选，但失败的候选人常常拒不承认、胡搅蛮缠，甚至发动街头抗争，不仅导致民主的失败，也导致国家的失败。在非竞争性选举的国家，任何政治力量、政治人物如果企图挑战、违抗国家最高权力或者挑战既定的权力继承和交接安排，国家必须有能力予以严厉惩处。
军队、警察等强制力量的从属性。任何一个国家，对外为了抵御侵略和威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就必须建立、维持一支常备军；对内维护社会的安宁、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就必须建立警察、监狱等强制机关。在一个现代国家，任何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政治力量和政治领导人，要掌控和维系国家，就必须掌握对军队、警察的指挥权。不同的国家，治军的体制和原则不同。在中国，实行的是执政党领导军队的原则，而在欧美国家，实行的是文职官员控制武装力量的原则。表述的话语大相径庭，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原理其实是相通的，即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军队必须接受政治领导，服从政治权威。如在美国，总统作为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为现役军人，他任命的国防部长和海陆空三军部长都必须是文职官员，均属于政治任命，必须接受和认同总统的政策纲领。麦克阿瑟因为在朝鲜战争上与总统产生分歧而公然指责杜鲁门的政策最终被撤职的经典案例就说明，军事将领必须接受总统的领导。在中国，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党指挥枪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之后，更要坚持这个原则。
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精致化。近代欧美思想家曾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遇还是靠深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公共治理体系中天然的成份愈来愈少，而人类理性的成份愈来愈多，人类智慧的含量愈来愈高。当人类社会处于蒙昧状态时，社会公权力组织完全受天然的血缘关系支配。而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公权力机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到了近代，实现“共和”、废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在创建自己的国家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对国家机关的设置、权力划分、权力配置和制衡进行了精心设计，形成一整套政治制度。
国家治理的法治化。随着人类理性因素在国家治理中日益占支配的地位，感性因素逐步让位于理性因素。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由最好的一人还是由最好的法律统治较为有利？”在他看来，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法律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尽管人们在制定法律时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产物，是人们深思熟虑、精心安排的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律和制度愈来愈复杂，尤其是到了近代，除了规范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范国家治理活动的宪法，并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是否实行依宪治国也成为判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确定了依法治国的目标，《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问题，这是值得期待的。
国家对社会的治理精细化。回顾人类社会管理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不断地由粗放到精细、由混乱到有序的历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更加精细化、有序化。有出国经历的人会发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包括行路驾车、倾倒垃圾、公共场所说话吸烟、养猫遛狗等，对个人生活的规范和管理几乎无处不在。以倾倒垃圾为例，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都有非常精细的分类和严格的规制，垃圾的分类和回收分类之细、管理之严、法规之全，令人叹为观止。在日本，垃圾分为八大类，其中仅塑料就区分为塑料瓶类、可回收塑料、其他塑料。在瑞典，玻璃器皿要区分有色玻璃和无色透明玻璃。扔垃圾也有严格的规则，譬如属于可燃垃圾的食物垃圾就要沥干水分用专用的纸袋包好，有害垃圾装入垃圾袋后必须标有“有害”的标识。每周或每月哪一天可以扔什么类型的垃圾也都有严格规定，乱扔垃圾将会遭到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和监禁。反观我国，社会治理中还存在颇多缺陷，如社会管理盲区甚多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或者有规无管、习惯于运动式突击检查，以及管理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和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必须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精致化、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过程中，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告别粗放式的治理，实现治理的精细化。
首先，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人类法律文明的的成长规律。研究法制现代化问题，可以使我们深入研究社会发展与法律进步之间的互动关联结构，揭示法律文明成长的历史规律，寻找从前现代社会法律系统向现代社会法律系统的转变这一特定过程的内在机理。其次，有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律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法律发展理论所关注的重点，是社会变化与法律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特别是研究社会变化对于法律制度的影响。伴随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律也同样面临着一个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历史更替过程，法律的这一转型与变革过程，就是法制现代化过程。再次，有助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推动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研究法制现代化问题，对于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法制变革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走向，揭示从人治型法律秩序向法治型法律秩序转变的基本规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