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刘芳桦
通讯员 黄程灿 方元子
7月9日，由广东 财经 大学主办，广东 财经 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人民财税发展研究中心、广东地方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广东省财税大数据重点实验室）承办的首届人民财税高峰论坛在广东 财经 大学（广州校区）举行。
围绕“数字经济与数字财税”展开学术研讨
论坛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高度聚焦“数字经济与数字财税”研究主题，积极回应数字经济、数字财税蓬勃发展的时代需求，为数字财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近200人在线下参加论坛，全天在线观看直播人数近3万人次。广东 财经 大学校长于海峰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会上，广东 财经 大学党委书记郑贤操发表致辞。他指出，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 社会 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加速数字化战略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的重要战略任务，数字经济与数字财税蓬勃发展，财税基础理论建设也进入到一个大不同以往的新阶段。
《人民周刊》杂志总编辑、人民财税发展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长冯旭东表示，新时代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向纵深发展，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财税的研究应用价值巨大，前景广阔。
随后，中国 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教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教授，中国 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黄群慧研究员等30多位财税界名家及多位企业高管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广东 财经 大学副校长、人民财税发展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长邹新月教授主持主旨演讲。
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教授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法治、经济、 社会 问题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数字经济的思考。他提出，数字经济是把双刃剑，其最终目的应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杂志社总编辑李万甫教授就“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与税收治理”这一主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表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对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建设新发展阶段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还是全面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研究员提出三点意见：一、数字革命是人类文明的第三次革命，要抓住数字革命的机遇；二、数字化时期的税收要与时俱进，“要从工业化时代的规则制定逻辑中脱离出来”；三、要推动税收制度促进数字化发展。
三个“多”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数字财税发展
当天下午，三个分论坛同时开展，共35位与会嘉宾分别围绕“政府治理数字化”“预算管理数字化”“税收征管数字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主题，深入研讨、分享成果，共同聚焦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财税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推动数字财税理论与实践纵深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此次论坛的成功表现为三个‘多’：发表演讲的名家多；与会人员多；新成果、新观点多。”闭幕式上，广东 财经 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人民财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林木教授致辞总结。他指出，此次高峰论坛深化了参会人员对数字财税领域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 社会 服务转型升级的认识，对促进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何宁
校对 | 谢志忠
问题1：税务系是由1958年设立的吉林财贸学院（现长春税务学院前身）的财政金融系演变而来的。她伴随长春税务学院（原吉林财贸学院）走过了近四十九年的历史。
税务系历史悠久。1978年，吉林财贸学院复校后，财政金融系下设财政学专业、金融学专业，1984年增设税务专业，1992年增设国际税收专业。1986年，为了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金融系分成财政系和金融系，财政系下设财政学专业和税务专业，1992年吉林财贸学院隶属国家税务总局，学院更名为长春税务学院，财政系随之改为税务系，下设财政专业、税务专业、税务代理专业。自此，税务系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税务系师资力量雄厚。目前，税务系现有教师36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8人，讲师8人，助教9人；有博士14人（其中在读8人,博士后3人），硕士15人。涌现出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省管专家、省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才、省拔尖创新人才等学术带头人和国家级学会、省级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等一批学术骨干。基本形成了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比较合理的师资队伍。税务系现有财政、税务两个专业，在校本科生945人，研究生81人，研究生课程进修班212人。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不断提高。
税务系培养学生质量高。自1978年招收财政学专业、1984年招收税务专业、1992年招收国际税收专业以来，现已为全国税务、财政、海关、审计、各级政府及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部门输送财税专门人才5000多人。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财经领域非常活跃和富有生机的力量，其中很多人已经进入了国家财税系统的决策部门和财税系统的管理层。
税务系科研成果丰硕。税务系是有着光荣传统的系。回顾税务系近四十八年来的发展历史，我院财税学科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隶属国家税务总局以来，在老一辈财税专家、学者悉心指导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开始致力于转轨经济中的财税理论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共承担了科研课题42项，其中国家级18项，省级24项；发表学术论文386篇，其中国家级83篇，省级303篇；专著、教材44部，其中国家级16部，省级28部。财政学科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国家税收》、《中国税制》被评为省级精品课另有四门省级优秀课程。建系以来，我们遵循“从严治系、争创一流”的理念，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广大师生具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使命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形成了良好的教风、学风和系风，成为一个有凝聚力、有号召力、特别能战斗的坚强集体。税务系一直是省、市高校系统和学院的“精神文明建设”、“党务工作”、“教学、科研、学生管理”先进单位。
税务系是一个人才辈出的系。有多名税务系的教师，先后走上了国家税务总局、省市税务局及其他兄弟院校的领导岗位。程永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出版社》社长)、李万甫（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胡彦炜（辽宁省国家税务局副局长）、赵迎春（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财税系主任）等同志，为税务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走上学院领导岗位的郝中华（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和其他系部岗位的十几名同志，仍然在关心、支持着税务系的各项工作，为税务系的发展做出贡献。
税务系对国家和地方经济的智力支持。税务系还是长春税务学院对外的一个窗口。多年来，通过干训班教学、函授教学和参加全国税务系统科研会议、编写教材、命题阅卷，以及为国家人事部、教育部相关部门命题等各项工作。请进来，走出去，与国家税务总局及各省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各级税务学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加强了合作，为我们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税务系统服务、为经济建设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税务系不断加强与国内外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学术联系，派老师参加每年一届的中国税收学术年会、财政理论学术年会。参加国际的税收研讨会，扩大税务系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问题2：严格，你会学到许多东西
问题3：现在有新的校区，条件很好，2~4人一房。
问题4：很好啊，你要努力学习哦
日前，有关媒体相继报道“死亡税率”问题，有关人士认为，“死亡税率——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税率之重，接近企业的‘死亡线’”，“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归结起来，其核心要义就是：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企业生存空间，是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
学者指责高税负是逼走中国制造企业的真正原因。然而也有学者声称这是“夸大”、“误导公众”，究竟怎么回事儿？据《新京报》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曹德旺称，“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他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太高，其中最高是增值税。联想到之前李嘉诚抛售内地资产，很多人称“曹德旺也要跑了”。虽然曹德旺称，公开讲税负，只为提醒危机感，他的重心仍在中国。
源自有关媒体的报道，“当前我国企业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死亡。”或称作“死亡税率”。此事引发了关于中国税负水平是否过高的争论，有学者指责高税负是逼走中国制造企业的真正原因。然而也有学者声称这是“夸大”、“误导公众”，究竟怎么回事儿？
争论一：中国税负是不是“死亡税率”？
正方：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认为，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上。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李炜光年初带队在4城调研企业税负情况。
反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认为，“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形成经济增速下滑的诱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因素，又有制度因素，也有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我国宏观税负近些年来一直稳中有降，特别是一系列减税降负措施的陆续出台，企业的税负大大减轻，但同期经济增长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由最初的两位数的高增长到目前6.7%的增长。
争论二：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不高？
正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认为，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通常结合政府收入构成状况，分为大、中、小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测算口径，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23.4%，而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5%；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数据测算，2013年发达国家为25.9%，发展中国家为20.4%。
反方：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表示，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总税率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 %，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这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
李教授认为，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征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征税只要为企业留一点利，企业总是会生存与发展下去的。而现在的利润率，企业普遍反映不高，这说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低利润率的时代。我们不是说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那时候什么事就都晚了。
争论三：中国的税负比美国重么？
正方：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表示，美国的减税力度在里根时代就很大，直至今天，美国都在享受里根时代的减税红利，里根政府甚至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实施这种减税政策，一则，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二则，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数字技术繁荣，都跟当年主张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有直接关系。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千万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那就晚了。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偏轻的、适当的，有利于企业家发展、创新、创业的环境。我们不能说一方面鼓励大家投资与创新，一方面又用很重的税制套在企业家头上。
反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当然，由于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一，税率设定不同，对企业而言，衡量企业税负的轻或重，不能简单片面只看税率的高低，税率并不等于税负，应当从多维度综合衡量。
争论四：税制不同导致中国税率显得高？
正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认为，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对税（费）负敏感，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盈利能力变弱时，企业自然会感觉税费负担重。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费）占比较高，企业直接负担的税费显得并不高。
从税负的转嫁性来看，收费往往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有关，与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相关联，难以转嫁；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由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至于流转税的累退性，可以通过税制结构优化完成，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反方：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表示，中国企业缴的税比美国企业多，这不是印象、表象，而是事实。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差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这几个环节中，美国的税制主要是在调节后两部分，主要征收所得税与部分财产税，并不征收流转税。在美国，企业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不征税，企业自由发展度很高
如果用营业收入做分母，用税费除以营业收入，那显然，企业的税率就很低，因为营业收入肯定会高于净利润。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税收政策是指国家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任务，选择确立的税收分配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它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税法有哪些变化?以下是blanche我分享给大家的关于2017年税收政策变化，一起来看看2017年税法的主要变化吧!
2017年税收政策变化_2017年税法的主要变化_2017年税法有哪些变化
原标题：2017年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发生哪些变化
回顾，为了新的探索
在新一轮 财税 改革到来之际，回顾1994年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历程，对于探索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取向和路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了 总结 1994年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 经验 ，国家税务总局将“20年来税制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作为2014年总局重点研究课题，由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担任指导，组织11个省、市、自治区国税局、地税局有关人员，成立课题组，共同研究。经过9个月的努力，课题组形成20多万字的研究 报告 ，共分为八个子课题。其中，子课题“20年来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由安徽省国税局承担。在该课题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形成6万字分报告。本期《财税理论专刊》与读者一起分享安徽省国税局的部分研究成果。
税收征管立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对税收征管作出原则性规定。
1986年4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它是我国第一部税收征管的行政法规。
1992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该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税收征管专门法律。
1994年以后，完善了以税收征管法为核心、以实施细则为辅助、以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征管法律体系。
修订与完善税收征管法。历经1995年个别条款的修订、2001年大规模修订、2013年个别条款修订，税收征管法得以完善。目前，新一轮修订正在进行中。
修订与完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2002年9月7日国务院公布新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2012年11月9日和2013年7月18日国务院对其分别作出修订。
建立配套法律体系。20年来，国家税务总局陆续颁布实施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建立了基本完整的配套法律制度。
征管模式改革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税收征管模式实行的是以税收专管员为核心、下户收税和征管查合一的传统税收征管模式。
“纳税申报、税务代理、税务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模式。1994年8月税务总局提出，取消专管员固定管户制度。
“一个制度、四个体系”的征管模式。199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方案》提出税收征管改革的任务，包括建立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税务机关和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服务体系等。这一阶段，初步实现了税收征管的五个转变：即由分散粗放型管理到向集约规范型管理转变;由传统手工征管方式向科学征管方式转变;由上门收税向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转变;由专管员包办式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转变;纳税服务由简单化向规范化转变。
“科技加管理”的征管模式。进入21世纪，税收征管更加重视税源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税收征管水平大幅提高。
注重税源管理的征管模式。近年来，各地推出如建立风险管理制度、搭建税源监控分析平台、加强分类管理和实施大企业税收专业化管理等各种改革 措施 ，税源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税源管理改革
20年来，税源管理的理念日益成熟，逐步由简单管户向专业化管理方向发展。
税收管理员制度改革。1994年以前，税收专管员是税收征管的主要力量。1994年对税收专管员制度实施了系统性改革，改上门收税为纳税人自核自缴，成立独立的稽查机构，税收专管员的征收和检查职能实现了分离。1997年税收征管改革取消了税收专管员固定管户制度，实现了由专管户向专管事的职能转变。2000年税务总局提出科技加管理的改革方向。2005年3月总局印发《税收管理员制度(试行)》，确定了管户与管事相结合、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属地管理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等。
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2008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推行税收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以大企业和重点行业税收管理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专业化管理，标志税源专业化管理制度正式实施。
税收风险管理改革。税务总局提出与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相结合，建立税收风险管理机制。
纳税评估改革。近几年，纳税评估开始走向集约化、专业化和规模化轨道。
大企业税收管理改革
20年来，我国积极探索大企业税收管理改革。
建立专业化管理模式。一是确立专业化管理组织结构，二是统筹实施风险管理，三是完善专业化管理基本制度，四是增强专业化保障能力。
建立风险防控引导机制。2009年5月印发《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选定45户企业作为总局定点联系企业，提出建立大企业税务风险防控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税收风险管理指南、重点行业税收风险特征库和税收风险管理 建议书 等。
建立税收遵从管理机制。2011年7月印发《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规程(试行)》。2012年10月税务总局与中国海洋石油、中国人寿、西门子三家企业签订了税收遵从协议。此后各地陆续开展了税收遵从协议签订工作。2014年税务总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签署《税收风险管理合作备忘录》，开启了新常态下税企合作遵从的新篇章。
建立统筹联动监控机制。探索大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形成总局省局两级统筹、上下联动和国地税合作的管理模式。
建立大企业税收管理信息平台。建立行业基本信息库。搭建面向定点联系企业的税收服务外网平台，实现内外网无缝衔接等。
纳税服务改革
1993年，我国提出纳税服务理念。纳税服务工作大致经历了基础建设、规范化建设、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三个阶段。
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一是构建充分沟通的事前服务机制。从1992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全国税务系统都会组织税收宣传月活动，并通过 规章制度 对宣传咨询等服务作了明确规定。二是构建便捷高效的事中办税机制。对办税服务厅具体服务标准以及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向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事项、服务制度等作了规定。三是构建快速响应的事后维权机制。完善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和行政复议等制度。
业务创新。主要包括：多次统一简并、修改和取消部分涉税资料。简化纳税流程。实行一窗式、一站式服务，优化办税服务结构。
方式创新。主要包括：创新宣传咨询和个性化服务。建立对外服务网站及时传递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改进办税服务厅建设。积极拓宽办税 渠道 。
税务稽查改革
1994年以后，税务稽查与日常检查逐步分离，经过20年的改革发展，形成了相对独立和成熟的税务稽查体系。
推行地市级一级稽查体制。1994年各地建立稽查机构时大多实行区级和市级二级稽查体制。1997年稽查管理方式改革实行县级局一级稽查。2001年10月税务总局提出在市(地)、县(市)两级逐步实行一级稽查体制。2011年税务总局提出，充实省、市两级稽查力量，全面推行地市级一级稽查体制。2012年8月，税务总局启动稽查管理方式改革。作为试点，河北、河南、安徽、湖南4省分别设立直属第一稽查局，业务上由省局稽查局统一领导;青岛市国税局设立第一、二、三稽查局，业务上由市局稽查局统一领导。省局设立直属稽查局是改革的重要环节，目前这一模式仍在探索中。
基本制度不断完善，更加具体和科学。1995年《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形成了选案、检查、审理和执行分工制约机制。2009年的规程修订体现了公正文明的执法理念。2002年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首次明确省级以下税务局稽查局的执法主体地位。
规范业务管理。除工作规程外，税务总局还制定了一系列稽查管理办法和规范，加强检查、审理、举报、监督和国税、地税协作等各环节业务管理。
征管信息化建设
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包括以下几个重点领域。
金税工程。1994年下半年，防伪税控系统和交叉稽核系统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1997年金税工程被确立为国家信息化建设重大项目。1998年6月国家计委对金税工程二期正式立项。2001年底从税务总局到省、市、县国税局的四级网络全部联通，金税工程在31个省区市开通运行。2013年2月金税工程三期的核心征管等系统率先在重庆市国税、地税系统单轨上线。金税工程三期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2014年4月第一阶段工作进入验收期。
综合征管信息系统。1999年税务总局决定在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发项目上，开发第一套基于广域网运行的税收征管主体软件，此后委托开发了涵盖基层操作层、省市级监控层和总局决策层三个应用层面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简称CTAIS)，2005年开始以省级集中处理数据的方式在各省级国税局推广。2007年除上海、西藏外，各省级国税局实现了省级集中处理数据。
其他税收征管信息化。主要体现在出口退税管理和纳税服务等信息化，以及电子税务工作深入开展。
发票管理改革
1994年税制改革后，“以票管税”使发票具有了重要的税收意义，成为实施税源监控和维护税收秩序的重要工具。
基本制度改革。199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施行了发票管理办法，随后税务总局根据授权颁布了实施细则。2011年2月税务总局公布新的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014年12月，税务总局再次修改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印制与票种管理改革。逐步实现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的印制管理权上收等，并逐步统一和改进发票防伪措施。上收票种式样管理权，逐步改版和取消手写增值税专用发票，统一普通发票式样和简并票种，统一行业发票式样等。
用票管理改革。一是改革审批制度。2014年3月结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取消手工验旧，大幅简化专用发票审批等手续，实行分类分级规范化管理。二是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业发票使用管理，规范代开发票管理。
监控方式改革。一是开展综合治理监控，形成了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综合治理体系。通过推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等系统，形成税务系统监控机制。二是推行税控装置监控。三是试行网络和电子发票监控。
税收信用体系改革
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我国税收信用体系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
2003年7月税务总局颁布《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使我国第一次有了衡量纳税信用的统一标准。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年-2020年)》，明确税务领域信用建设要求。2014年7月税务总局颁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规范了税收信用管理和信息公开，使其制度化、社会化和常态化。2014年8月颁布《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规范统一了纳税信用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
税收信用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改革管理方式。2014年信用办法将适用对象限定为已办理税务登记、从事生产经营并适用查账征收的企业纳税人，将评价周期调整为一个纳税年度。
完善评价内容。2014年信用办法调整了信息采集范围并增加了外部信息，采取了年度评价指标得分和直接判级方式。
完善激励措施。2014年相关文件明确了更为有效的守信激励措施和更为有效的惩戒措施。
绩效管理改革
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税收征管质量考核和2001年推行的税收执法责任制考核，为新时期税务绩效管理体系的建立打下良好基础。
2013年12月，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绩效管理的意见》，各地绩效管理工作全面开展。意见明确“打造一条索链、构筑一个闭环、形成一种格局、建立一套机制”的主要目标。意见提出“一年试运行、两年见成效、三年创品牌”的规划，根据绩效管理工作部署，2014年6月税务总局制定了《全国税务系统绩效管理全 面试 行工作方案》、《绩效考评指标2.0版》、《税务系统绩效管理加分减分项目考评细则》和《税务总局机关绩效管理加分减分项目考评细则》等规范，全国税务系统的绩效管理全面展开实施，初步形成了良好的绩效管理工作局面。
税务代理改革
1994年税收征管改革后，税务代理行业在各级税务机关支持下得到较快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一是清理整顿和脱钩改制。至2000年底全国清理整顿和脱钩改制工作基本完成，税务代理机构真正成为独立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和行业协会。1997年11月税务总局成立注税管理中心。2005年《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总局和各省级注税管理中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并监督指导税协工作。1995年2月28日中国税务咨询协会成立。2005年《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对注册税务师协会的性质、基本职能和要求等作了规范。三是规范其他管理。如规范收费管理，开展内部专项检查，建立公告制度等。
规范资格管理。一是规范事务所管理，出台一系列办法，明确设立审批事项。改部分审批为备案，规范非涉税中介机构执业等。二是规范注册税务师管理，出台一系列规定，规范资格考试，改革注册制度。
规范业务管理。除行业综合性规范外，税务总局还出台了业务指导性规范。
展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经济变革的新时期，税收征管改革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机遇。2013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进税收现代化，以六大体系、六个差距和六个创新全面阐述了我国税收现代化的宏伟愿景、现实差距和解决路径。新时期的税收征管改革需要进一步推动职能转变，着眼于服务税制改革和社会经济改革的大局，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税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从完善税收征管立法、深化税收征管模式、税源管理、大 企业管理 制度、纳税服务、税务稽查、征管信息化、发票管理、税收信用体系、征管绩效管理和税务代理改革等方面入手，建立和完善能促进市场规范发展、社会公平和科学严密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
税收政策的原则
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是具有广泛性的。首先，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取得财政收入，才能给经济发展提必要的公共商品，建立正常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其次，税收对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直接产生影响。理想的税收政策应该是既能满足国家的财政收入需要，又不对社会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制定正确的税收政策，必须考虑如下因素：
1、税收政策的制定，既要保证财政收入，又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经济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可能有稳定充足的财源。制定税收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条件下，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国家整体财力的可能，以及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确定一个适度合理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既保证财政上的需要，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既不能一味地强调“保税”而不顾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只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而不注重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2、税收政策要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的制定，要有利于平等竞争环境的形成，就要坚持公平税负的原则;结合财政政策的实施，要有利于对经济宏观总量的调节;要有利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公平竞争和发展;还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
3、税收政策的制定，要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有利于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形成真正的独立的经济实体，以便进入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
猜你喜欢：
1. 2017年税收政策
2. 2017年最新税法知识
3. 2017年国家税改政策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论坛综述
2014年1月10日，由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北京大学税收法治建设研究基地主办，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承办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论坛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7会议室成功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张永志副主任，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李三江司长、靳万军副司长、张学瑞副巡视员，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所长等政府官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副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远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贾绍华所长、《中国税务报》刘佐总编辑、华东政法大学陈少英教授、武汉大学熊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大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等学者，北京市、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陕西省等地的税务系统工作人员，普华永道、华税、天驰、国枫凯文等会计师事务所或律所合伙人，共计60余位专家参与了本次论坛。《法制日报》、《法制晚报》、《中国税务报》等多家媒体对论坛进行了报道。
论坛开幕式由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张学瑞副巡视员主持，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李三江司长、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刘剑文会长先后致辞。李三江司长对论坛提出三点倡导：第一，鼓励畅所欲言；第二，理论联系实践；第三，具有问题意识。刘剑文会长强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在于：第一，树立法治思维。所谓税收立法“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延缓税收法定的改革进程。第二，摆正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税收立法不仅能够确认已有的改革成果，而且能够推动和引导税收改革，它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平台，也是化解中国当前诸多社会矛盾的平台。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石性地位及其理解
与会专家就税收法定原则的准确理解达成了相当的一致意见，以期厘清当前存在的一些误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远教授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税收法定原则”，这对促进依法治国、依法理财具有历史性价值。第一，必须尽快健全、完备税法体系，提高税法的系统性、科学性、协调性和开放性。第二，将税收法定原则及基本税收管理体制、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等内容写入《宪法》。第三，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专设一章“纳税人权利保护”。第四，发挥立法机关在税收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将现存的诸多税收行政条例上升为法律。第五，将财税法设置为一个独立的立法系统。
武汉大学法学院熊伟教授指出：第一,重视税收法定原则中“课税要素明确”的要求。若课税要素不明确，实际上构成了一把“双刃剑”，不仅不利于纳税人依法纳税，也不利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第二，处理好各个层级的立法文件的“度”。即明确税收实施条例、税收实施细则各自能够规定什么，确定税法解释的具体方法和限度。第三，立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大背景，反思反避税问题。税务机关应当适当转变执法思维，在征税问题上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严格地依据法律征税。第四，促进税收执法的公开透明，以倒逼税务机关提高其执法的公正度、能力和水平。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陈少英教授认为：税收法定原则最深刻的内涵在于限制政府征税权、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在具体操作层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须编排税收立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作为一个以商品税为主的国家，我国在商品税方面的立法却非常欠缺，故在“营改增”改革中，应大力推动增值税立法，并通过“价税分离”，增强纳税人意识，从而在实现增值税的经济功能的同时实现其政治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大旗教授提出：第一，税收法定原则的涵义是经过人大代表的同意以及纳税人的立法参与，控制国家征税权；并借助税收法律的安定性、规范性、可预测性，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生产经营自主权、人生规划自由权等。第二，加快税收立法的步伐。要改变立法机关力量薄弱的现状，应当优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知识、年龄结构，增强立法人员的立法能力。第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以在形式上制定税收法律为已足，还应保证税收法律在内容上对基本课税要素等进行具体、明确、完备的规定，改善立法质量。第四，建立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和对税收法律的违宪审查机制，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实质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施正文教授认为：一方面，应充分认识税收法定原则的崇高地位。它是税法领域最高原则，并对一个国家的法治、人权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应正确理解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税收法定原则之“法”既包括对税收实体要素和基本的税收程序要素的规定，又要求税务机关严格地实施和执行税法。在立法上，关注税法的可实施性，改变过去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做法；在执法上，转变按照计划或任务征税的思路，以税收法律作为征税的唯一依据；在司法上，发挥税收救济的功能，改革税收司法制度。
二、我国税收立法现状的剖析和反思
与会专家基于国家治理的整体视角，解读了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实践中的演绎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贾绍华所长认为：《决定》中“国家治理”的提法彰显了政府运作方式上的重大转型，关系到国家的“常治”和“久安”。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个指导思想，即税种的法定、课税要素的法定、征收管理程序和技术的法定。只有满足上述要求，才能奠定政府征税行为的正当性，提高政府的治税能力，发挥税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途径的作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周序中教授将《决定》中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明确承认视作“起始之元年”，是我国二十多年来税制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在当前的改革深水区、矛盾激化期，财税法治建设突显了“法律”的价值，能够合理地划分私主体和公主体的财产界限，关乎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欲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就一定要树立税法权威，在税法的表现形式、实行和运用上多下功夫，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税法的笼子中。
普华永道合伙人梅杞成结合自身实务经验，把中国税法实践中的问题总结为五个特征：一是很多领域本应当有法，却没有法。二是很多领域有法，却不公平。三是很多领域有法，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理解不一致，各地执行的差别非常大。四是很多领域有法，却不依法执行。五是很多领域纳税人有权利，却不敢行使这些权利，导致纳税人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
扬州税务干部进修学院李登喜教授认为：税收法治之治实际上是一种“共治”，故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能仅停留在立法层面。一方面应当构建科学的税法解释体系、健全税法解释方法，在与纳税人权利息息相关的规则解释上，对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进行适当限制，防止税收执法裁量权的错用和乱用。另一方面，应当建立标准化案例税法，也即税法领域的案例指导制度，通过税法的实践探索来引导税法的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教授指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财税法学界和实务界已形成的共识，也是一个永恒的研究主题。从《立法法》第8条到1985年税收授权立法决定、税制改革试点模式，都与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未在财税改革上多作着墨，因此，此番《决定》中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收立法”等诸多财税问题的明确表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顶层设计与可行路径
与会专家从税收立法、执法、守法、执法、监督、遵从等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