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统治集团民族界限的淡化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
作者：钱国旗
摘要：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大融合的重新组合过程,南下中原汉地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则是这个过程中历史意义最为深远伟大的一环.这次融合继承并总结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成果,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推向了高潮.中国南北的再统一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空前盛世,皆因这次鲜汉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充满朝气的力量勃兴而透露最早的曙光.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南迁洛阳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为主旋律,汉化是融合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的融合是随着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而开始的,即六镇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过胡化和汉化的反复扭缠达到统一是融合的基本特征.本文所论仅限于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的第一展开
关键词：统治集团 拓跋鲜卑 六镇 南北朝时期 鲜卑人 将相大臣 组合过程 《魏书》 民族关系 民族大融合
被引量： 9
年份：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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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以及国家的各类政策，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以下简称民族生）离开家乡求学生活。由于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差异，部分民族生难以适应开放多元的大学生活，离不开“同乡圈子”，局限于小团体内部，缺乏交流、交往、交融的途径和平台，不利于自身的成长成才。
一、民族生交流、交往、交融现状
出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客观原因，民汉之间的隔阂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民族大团结关系着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华民族交融和国家统一。在这种背景下，让民族生走上舞台展示自己，让汉族学生欣赏民族生、了解民族生、接纳民族生，探索构建相互嵌入的高校管理模式模式，促进民汉学生之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是做好高校民族生管理工作的基础，也是重要手段。
当前，大学阶段学生民族团结交流、交往、交融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能够基本满足青少年德育教育以及民族团结教育的需求，但是，也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各学校发展不平衡，部分高校只重视智育，主抓第一课堂，忽视对德育的重视。学校领导对民族生管理工作不够重视，认识不到位，没有将民族团结教育贯穿于整个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之中，缺乏相应的机制和保障措施，活动浮在表面，流于形式。二是民族生管理的各项工作分散、不成体系，无法形成联动机制。目前，民族团结教育形式较为单一，仅限于演讲、座谈、报告会等形式，且参与面不够广泛。三是少部分民族生的文化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容易受到民族分裂分子的蒙蔽和蛊惑。近几年，三股势力加紧向教育领域渗透，与我们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争夺阵地、争夺青少年一代。
二、民族生交流、交往、交融途径
开拓民族生交流、交往、交融途径，搭建民汉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提升民族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实现民族文化共享、弘扬、传承，切实维护校园稳定、丰富校园文化的前提，是践行教育强国伟大理念，培养政治坚定、知识全面、综合素质过硬的少数民族骨干的重要途径，对丰富学生培养路径、发展学生培养模式、探索学生培养体系、研究学生培养成效具有重要影响。
（一）鼓励民族生展示与宣讲本民族语言、服饰、饮食、风土人情，以互知为基础，提高民族生的自信，帮助民族生尽快融入学校。民族生极其渴望将本民族的文化、特点、习俗以及家乡的风土人情展示给其他民族的同学，以求消解认识误区、打破以往成见，与其他民族同学和谐共处。而汉族学生对于丰富多彩、神秘诱人的少数民族文化、特点、习俗以及其家乡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有了解的热忱与兴趣。在这样一个心理共识之下，为少数民族同学和汉族学生搭建桥梁，为各民族学生建立友谊提供一个机会和平台，同时成为建立同伴关系、提升交往能力的心理契机。
（二）建立普通生与民族生的朋辈互信计划，建立一种互相信任、团结友爱、富有凝聚力的合作伙伴关系。鼓励民族生走出自己的小圈子真正融入到学校的文化氛围之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训练一批熟悉本民族风土人情、有一定文化素养、爱国爱校、友好亲和的民族生；吸引招募一批对少数民族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普通生，使之认识和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通过训练与合作，提高对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认识，形成兼容并包的气度，达成互谅互惠的关系。
（三）巩固普通生与民族生的朋辈互助计划，提高民族生的学习能力，提升民族生专业素养，帮助民族生处理学业困难问题。形成朋辈互助机制，建立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互助模式，为民族生招募学业上的导师。利用结对关系，培养多方面深层次的综合素养。
宋辽和战与宋代外交
北宋在建立之初，曾经多次试图收复幽云16州。在宋太宗继位之初，曾经两次北伐，试图收复幽云16州。 第1次北伐，宋军在高粱河战败。宋太宗本人大腿中间坐驴车逃回南方。第2次北伐，宋军三路大军全部失败，大将杨业阵亡。两次北伐之后，宋军对辽采取守势。在宋真宗赵恒继位后。辽国不断的袭扰中原。是辽国成天皇后和辽盛中的率领，下送辽国大军大举南侵直抵开封附近的澶州，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宋辽经过协商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维持和平有100多年，一直到1125年宋金海上之盟，约定宋金夹攻辽。宋辽之间的盟约虽然是以宋对辽妥协而达成的，但是对两国的边民和促进民族繁荣，促进中原地区经济恢复是有极大好处的。同时两国开展贸易和谐相处，是辽国被迅速汉化。两国边境也趋于和平，据宋史记载，两国戴白之人不闻干戈。同时两国的经济交流加速了两国的文化交流，辽国皇帝曾经讲过，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表明辽国此时已经完成了汉化。宋辽的核战表明了中国历史上不管是战争与和平，都会促进民族融合，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但是汉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影响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会被汉族文化所同化，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
忽必烈时代，蒙元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并保留了部分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属性成为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民族压迫政策激化了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不得不依附征服者的政治势力而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对汉人的刑罚是残酷的，杀死一个汉人只需付一头驴的罚款。到了元朝，其刑法明文规定：蒙古人即使把第三等“汉人”和第四等的“南人”殴打致死，也只需“断罚出证”，并付罚款和埋葬费；而汉人/南人即使被殴打也不得反抗，而是只能向官府提告，若反抗而使蒙古人致死，则是死刑。
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也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长处，因此，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充满了“汉法”与“色目法”的主导地位之争。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 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