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我们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
当今的人类社会,对追求世界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和平与发展,目前已成为国际间交往的突出主题,也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内外因作用的结果,难免会有一些波动,甚至不排除恐怖主义行为的出现。
然而,面对一些内忧外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总是做出相反的动作,他们不仅不注意倾听和平之声,还变本加厉地采取单方行动,悍然使用政治干涉、经济制裁、武力制控等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损招子来应对波动,将本来就不够安定的世界,弄得乌烟瘴气。
人民日报在早些时候的报道说,西亚北非局势近来再度趋紧,各种已发以及未来事件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伊朗1月2日结束了规模盛大的海上军演,1月6日又开始在东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境地区再次举行军演。
1月7日,伊朗宣布位于该国宗教圣城库姆附近的福尔多铀浓缩厂,近期将会投入运行。与此相随的行为是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于1月8日展开了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厄瓜多尔等拉美四国之行,释放愿意恢复核问题谈判的意向。
那边是伊朗连续动作的频频亮相,这边又是阿盟外长理事会1月8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讨论阿盟赴叙利亚观察团团长达比提交的首份行动报告。而俄罗斯航母编队,也于1月7日抵达位于叙利亚塔尔图斯港口的俄海军补给站。
英国皇家海军1月11日,派出“勇敢号”驱逐舰前往海湾。美国、以色列也拿出计划,将于二三月份在海湾举行“严峻挑战12”联合反导军事演习。诸如此类现象的显现,无不说明西亚北非局势到了十分紧张的地步。
当下的世界,不仅仅是西亚北非,也不仅仅是伊朗、叙利亚,只要地球一角有一点风吹草动,美国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冲上去”,抡起什么“保护人权安全”、“检查核武器”、“打击恐怖主义”等大棒子,疯狂地砸下去。
他们砸碎了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这又要砸碎伊朗、叙利亚,刮起一股股邪风,掀起一道道浊浪,让世界和平渐行渐远。这正应验了中国那句至理名言,“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美国如此妄为,世界和平必然受阻。
日前,卡达尔电视台传出声音,伊朗和叙利亚外交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他们加紧构筑统一阵线。伊朗议长拉里贾尼当天向新闻界宣布,美国是两天前发生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和策划了这起造成26人死亡的大爆炸。
作为好朋友的伊朗,能公开高调指责美国与叙利亚首都大爆炸有染,表明了态度和立场,伊朗站在叙利亚一边,而且与叙利亚一道行动,强调两国战略同盟,构筑反美战略统一阵线,防范和抵御可能的外来侵略,维持叙利亚及自身利益。
埃及《消息报》1月8日发表文章指出,很显然,伊朗正在加紧与叙利亚的联系,在重大问题上为叙利亚“说项”。比如:在对待阿盟赴叙利亚观察团问题上,伊朗就强调观察团应“秉公办事”,而不应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以西方的标准行动,等等。这些舆论,从一个个侧面折射出美国恶习不改,是激化矛盾、损毁主权国家利益的始作俑者。
英国国防部日前也有证实,英国皇家海军于1月11日派出最先进的45型隐形驱逐舰“勇敢号”前往海湾地区,与已在那里的英国海军力量会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1月8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更加露骨地表示,伊朗发展核武器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方的“红线”。一旦伊朗跨越这条“红线”,美国将“作出回应”。这无非就是一个字,“打”。
美国等西方加倍施压,并不会让伊朗和叙利亚有什么改变,退缩半步,反倒会进一步激起他们的愤怒。因此,伊朗和叙利亚抱团对付美国的施压,已成事实。早在2007年2月,伊朗和叙利亚就铁定了决心,那就是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制造分歧的“阴谋”。5年时间过去,在美国的施压下,伊朗和叙利亚再次走到一起对抗美国等势力,可见战争的阴影变得越来越大。
据环球网1月12日报道,美国国防部1月11日宣布,美“卡尔·文森”号航母及其打击编队,目前已抵达波斯湾地区,但称这是一次“例行”活动,并否认此举与美伊紧张局势有关。美国第五舰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卡尔·文森”号已于1月9日抵达第五舰队责任区,航母搭载着近80艘飞机与直升机及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
该地区,覆盖波斯湾、红海及部分印度洋。美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说,“卡尔·文森”号“并不处在波斯湾”,也没有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人们发现,在美国第五舰队责任区,有两艘航母。在印度洋执行任务的美国“林肯”号,也正准备与“卡尔·文森”号会合。这样,就有3艘美国航母齐聚波斯湾。
伊朗就此再次发出警告说,若其石油出口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将动用武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美国航母勿返回波斯湾海域。美国军方竟然不顾伊朗的警告,曾宣布有能力阻止任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1月10日表态承认,潜在冲突的准备工作,已令其“夜不能寐”。看来,美国的跃跃欲试不断“升级”,彼此的对抗可能要刀兵相见,最终导致战争一触即发。
我们注意到,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当地时间1月11日抵达古巴访问,他在古巴哈瓦那大学发表讲话时称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即将破产。艾哈迈迪·内贾德进一步指出:“我们共同的任务、目标和挑战是努力让世界获得公平,(否则)数百万人将深陷在不公平的生活中。”内贾德不无感慨地表示:“我们正目睹资本主义的覆灭,它定会走投无路。”资本主义唯一做过的事情是“杀戮”,“它正在腐朽”。
伊朗对美国怀有咬牙切齿之恨,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其火药味渐浓。很清楚,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否继续严厉制裁伊朗,伊朗是否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都是问题的焦点所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稍有不慎,则会让伊朗怒吼咆哮。
中新网1月14日援引外电的报道说,美军一名高级官员称,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两起伊朗快艇对美国海军舰船的骚扰事件。首起骚扰事件,是针对上周由霍尔木兹海峡驶入波斯湾的美海军“新奥尔良”号两栖船坞登陆舰。第二起骚扰事件,是针对一艘在科威特海岸游弋的美军巡逻快艇,它同样是遭到了伊朗快艇的接近。
美军巡逻艇上的海员对此没有质疑地宣称,他们看到靠近的伊朗快艇上有伊朗士兵手持AK—47冲锋枪和重机枪。而美军高官也作出判断说:“我能确定,这是骚扰事件。”由此看出,美伊矛盾继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告急。
作为号称善行人权的美国,以及那些追随者们,你们想到没有,如果伊朗、叙利亚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你们会得到什么呢?世界和平被葬送了,西方注定也是人类历史的罪人。我们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
第二篇:
渴望和平
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热爱和平,我们总是这么说。可是,这个世界真的和平了吗?“世界和平日”即将来临,而世界并不和平。
君不见,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今日,美伊战争依旧持续,伊拉克的上空依然硝烟弥漫,伊拉克的人民依旧是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美国,却置联合国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职责于不顾,我行我素,大举推行霸权主义。
众所周知,伊拉克是“石油王国”,那里埋藏了占世界大部分的石油,而石油也成为伊拉克人民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但那都已经成为往事,如今的伊拉克人民再也不能安居乐业,用自己的石油和世界各国的人民交易,换取生活用品。来往飞奔的军车代替了往日的车水马龙;呼啸的警报代替了往日的欢声笑语;难民奔波的脚步代替了往日的轻歌曼舞。如今,在这片昔日繁华的土地上,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无家可归!
相互尊重主权,在这里消失了;互不干涉内政,在这里消失了;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在这里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硝烟炮火,是军车坦克,是国土的支离破碎,是弱小国家的人民痛苦的呻吟!
看啊,这就是霸权主义!这就是强权政治!
为了一个膨胀的私欲,可以找个借口;为了这个借口,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可以倾囊而出,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肆意欺凌!
看啊,这就是霸权主义!这就是强权政治!
是的,我还很小,或许很多的是是非非我还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横行不是友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动战争也决不是热爱和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想在这里向那些野蛮骄横的人说一句:
“为了这许许多多嗷嗷待哺的孩子,为了这许许多多苦难深重的人们,为了这世界的大好将来,收起你们的屠刀吧!”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骗、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