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知兴衰
------ 读《大国崛起》有感
中国古代有这样的一句话：“以史为鉴，可知以兴替。”这是唐太宗的一句话。中华名族2000多年的历史中，以史为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近期，与这本书同名的历史节目《大国崛起》，短短12集，却历时三年。一放送便得到了巨大的轰动和观看热潮，足以看出国人也非常在意全球的大国以及中国的发展命运。
世界上有很多先进古代文明。“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一个时代都有大国，更准确应该是强国在独领风骚，若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动，则必会被历史的长河冲走，由强盛转向衰败。历史上有很多大国，它们成功的经验各不相同，失败也是原因各异。总结大国成功的经验，吸取大国衰败的教训，是所有胸怀中华名族伟大复兴愿望的国人所需要的。
为什么中华文化么延绵不断、源远流长，足足有2000多年的历史，却被那些列强小国的经济、科技所打败呢？从蚂蚁到大象的美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之最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悄悄翻开了书本。
书本非常明确地列出了9个世界性大国，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这漫长而复杂的15世纪。自15世纪开始500年的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相继称霸世界，并日益成为超级强国的历程，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 但何谓“世界强国”？正如钱乘旦教授所说：世界强国在我看来应该是这么一个概念：“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对世界整体发展的格局和变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国家。”
以下是对书本内容和对某些重要国家的分析：
·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对世界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其对民主政治的探索,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划清了君主和贵族权利的界限,在政治不断民主的前提下,辅之以伊丽莎白女皇的灵活外交和对海上探险,殖民贸易的鼓励,英国在世界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1688年的光荣革命洗涤了英国的历史和国家文化，他们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工业革命使英国工业化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全面展开他们有最成熟的现代化大工业体系，是第一个进入工业革命的国家。蒸汽机、青霉素、多利羊，他们的科技遥遥领先。
可当时称霸世界的英国却因为自己太过自信，沉醉在工业的发达进步中，与世界悄悄脱轨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英国的发展开始减慢，最终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 中国应该学习英国，要具有先进而长远的目光。大力发展人才注重科技，鼓励大众创新，紧跟世界步伐。但却不应该学习其的自满。中国当时清朝的“闭关锁国”也是因为自认为良好，认为没有任何国家比得上中国。关上的沉重的大门虽然阻挡住了危险的历史洪波，却使得中国与外界隔绝，停止了发展的步伐。
·德国：这个民族对长期战乱的分裂的集体记忆，统一和强大，成为德意志发展的最大动力。由德国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黑暗、最惨痛的一页，无数生命和家园在战火的劫难中消亡，这是全世界都不会遗忘也不能遗忘的历史。但他们铁血冷酷，心中有强大的欲望，这也是他们的厉害之处。
→ 两次罪恶的世界大战告诉了全世界：要靠实力说话。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单是丛林准则，亦是政权更迭和历史发展过程的不二法则。弱小的国家会被淘汰，强大的国家才会生存。 当然也告诉了我们，世界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日本： 日本的崛起之路从明治时代开始。新政府积极引入欧美和中国各种制度及废藩置县等等，这些各项改革被称为明治维新。向中西方学习以强壮自己的理论便突破了中国古代闭关锁国的腐朽思想。他们学什么?学的是经济制度和先进的生产力，学的是每个国家的精华。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要素的周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的普及，社会的富足，美国的经济支持等几个决定性的力量如先驱的马车带动日本走上大国之路。
→日本，同样是亚洲，明明是个小小的岛国却可以有统领世界的力量。他们善于学习，注重教育，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条不错的道路。从小教起，人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对当时弱视教育的中国，四书五经，封闭禁锢人的思想；焚书坑儒，将很多的中华文化精华毁于一旦，真的是个很好的教训。
·美国：美国是当今世界无可匹敌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经济大国，雄居世界、傲视众强、睥睨八方。它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创性地的发展道路，这个新兴的工业国家以重大科技发明为基础。他们虽然经历南北战争，与苏联进行了，却总会走出自己的道路。
→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是国家成熟发展很关键的因素。在几百年来，西方主要大国的强盛无不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选择了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放眼欧美大国，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通过海洋冒险成就霸权，抑或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制度创立商业帝国，还是率先发起工业革命推动自由贸易而成就的大英“日不落”帝国，以及法、德两国的随后兴起等，这些强国的崛起都离不开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
→ 想起了中国近代可悲的闭关锁国政策，正是中国传统的自闭，导致了中国从此落在了强国的后面，而且是一溃千里。在局限性和平的谎言下，国人的强国梦又被蒙蔽了。以前国民大革命期间，革命领导人只想着除掉军阀，陈独秀的向右倾思想蒙蔽了他们的双眼。好在后来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辟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接着，又取得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居家过日子思想已经过时，势力的扩张才能换来强盛，这部呼唤扩张与竞争的书籍，第一次给了帝国主义列强一个公正的定位。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知道兴衰后，中国到底要怎样走才能成为大国呢？
1. 政治的逐步优化是大国崛起的前提。
有良好政治基础和稳定政治纲领的国家是发展的前提要求。在英国，英国爆发内战，英吉利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后来光荣革命的胜利，最终实现了议会决议高于王权，建立君主立宪。在法国，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接着又开展法国大革命，建立国民议会，推翻了君主专制。在德意志，战争是德国统一，德意志联邦成立，以及二战后德国的再次实现了统一。在日本，明治天皇重新掌握了行政大权，天皇神权日益强化。在俄罗斯，1860年的农奴制度的废除，资产积极革命的爆发，开始改革，以及一战引发的十月革命，最终导致苏维埃政府的诞生。这些国家的人民都为了良好的生活，去创造更好的政治生活，国家才会有所发展。
2. 法律的完善和依法治国的公平性，有良好的人权保障。
在美国，《大宪章》维护了个人人权，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在俄罗斯，统治者引进法制，起草法典。由此可见，人权的保障，法律体制的建立及完善对于大国的崛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广泛的对外贸易，科技的发展，以及拥有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对人才、教育、科技成果的重视是大国崛起的关键。
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亚太经济组织在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联手创造经济，在经济领域绽放出无限的活力，足以可以打到美国的经济。在美国，积极引进工业成果，人才等才实现科学技术的飞跃，电力的应用，引发二次工业革命。成立国家专利局，对于专利制度的确立，国家给与了立法保护。在英国，由于纺织业的高速发展，刺激了新型纺织业的发明、动力机器的发明。国内的专利申请也开始盛行，同时期英国也积极开展科技高新发展战略，加重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内出现的著名的科学家也推动了夹带科学的发展。在日本，二战虽战败，但科学技术、人才等软实力商存，才使其重新进入强国行列。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大国崛起》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是中国以后的发展道路趋势，跟增强了我的责任与使命感。历史仿佛是一种潮流，潮水飘忽不定。在这潮流中，有的选择顺应，有点选择逆反。不可怀疑的是，顺应时代潮流才能得生。看来，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还有好远好远。
ps：是高中时写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大国崛起》读后感800字（通用6篇）
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以下是我整理的《大国崛起》读后感800字（通用6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这一周，我阅读了《大国崛起》这部书，虽然没有读完，但这本书的内容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国崛起》讲述了十五世纪以来的9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史和衰败过程。其中既有如日中天的美国、日本，也有昨日黄花的法国、英国。这些国家都是从不断汲取外国的优点、增强本国的军事实力开始，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其中不少国家还通过侵略战争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往往也是在战争的引导下，其中的不少国家由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通过《大国崛起》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出：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亡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经济，二是军事，三是人民的信仰。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国家便会像苏联一样四分五裂；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会像近代中国一样被分得千疮百孔；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团结全国各地人民的信仰，就会像早期德国一样先后出现一千七百余个独立政权。而今天的中国正在一天天走向崛起，如果没有通过总结其他大国得来的经验去前进，那么中国也很有可能会沿着其他国家的老路走下去。所以说，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汲取他人的长处，能帮助自己更加快速、高效的发展。
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这样，而说到我们自身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在学习上，在自己努力学习的同时，还要多汲取别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自己更好的学习生活，学习别人的长处来不断完善自我。
《大国崛起》不止是针对中国，不只是针对国家发展的好书，而且是针对全世界各国、各民族、所有人的一部好书。它让我们懂得了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走向日趋完美的明天！
老师点评：早看过书评，知道《大国崛起》确实是一部很好的书。遗憾的是老师一直忙忙碌碌毫无作为，至今还未能认真读读此书。说来真是很惭愧，你的读书心得既给老师带来了惊喜，也让老师深深意识到自己目前停滞不前的现状！“汲取别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自己更好的学习生活”，你的这一阅读心得给老师带来很好的启示，谢谢你！
知不足方懂进取，有你这样的好孩子与老师相伴，相信一定能让我们彼此相互促进，共同成长，你说对吗？
《大国崛起》前言部分有这样的描述“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九个先后崛起的国家，在历史兴衰和发展方面具有典型的意义。阐述其发展历史，探寻其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大有裨益。”这就对本书的高度总结和概括。
《大国崛起》一书以“九大国”的兴衰为主线，剖析其兴盛的背景和原因，并通过大国崛起探究其对世界历史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为讨论国家发展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资源和文明资源。全书展示了九国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内完成的强国历程，既体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重复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在中国全力争取和平崛起，大国复兴的战略发展时期，此书具有非凡的感召力和时代性。激发了读者对中国崛起强盛的希望和激情，这也就是我喜欢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15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先割裂的世界开始真正意义上地连成了一个整体，彼此隔膜的世界各国开始相互认识和了解，也展开了相互的竞争。在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舞台上，九大国家应运时代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迅速崛起。通过本书不难发现，本来西方大国的定义并不是以国土和人口的大小或多少来衡量，他们之间都或多或少的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第一，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历）对外扩张的历史或以进行殖民统治的方式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第二，曾经经历推翻封建王权或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三，就是在工业、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和社会改革方面有过突出表现或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总之，《大国崛起》一书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五百年来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兴衰更替启迪人们：崛起，以前瞻性的眼光瞄准事物变化趋势，立足创造性地化解难题，促进生产力飞跃发展的过程。进入二十世纪后，寻求摆脱危机的良策，保持持续、良好的发展态势，则是崛起的必然要求。历史昭示我们，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古火仍在燃烧，照亮五千多年的历史，三国纷争的刀马继续演绎着大汉的壁画里的故事，明清时的繁华承继着唐宋的诗词里的辉煌，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星火无一不在显示着他与众不同的身份——这是一个大国，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当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郁郁葱葱的时候，他屹立着。当古埃及春分的第一缕阳光落在狮身人面像上时，他笑了。当古印度婆罗睁着奇妙的眼睛站在莲台上时，他安详着。
是的，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它，因为从来没有人预料到哨声会摧毁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的堡垒，就像一座雕像被时间侵蚀，所谓金身，锦绣此时几乎成了犯罪，一个被屠杀的理由。
接着是烽火，鲜血。于是，不屈的人民开始了长期的斗争。然而，灾难、战争、贫困、落后、耻辱，却像无法医治的创伤，刻骨铭心。
然而，当天安门红旗冉冉升起，迎着十月金风舒展，一位伟人用他那雄浑的祥音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族沸腾了。他们哭了起来，好像要把压抑已久的沮丧发泄出来。
当一个明媚的春天，一位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圈出了中国人民的新纪元，圈出了无数的机遇和财富，圈出了多少人的豪情。
而那位老人铜铸的雕以他惯有的慈祥，笑看国人解放思想，迈着大步走向辉煌。参观的人仿佛还能听见他那四川口音：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事实上，自21世纪来，中国已由原来的不习惯关注、评论到坦然接受。因为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已经强大起来了，就像一头醒过来的狮子，开始显示它的野心。
我们不是蓝色和灰色的.海洋，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颜色——多么热烈庄严的中国红；我们不是一个没有发言权、处处被排斥在外的国家。
现在我们可以在国际社会中投下我们自己神圣的一票。我们不再孤单地站在奥运会的起跑线上，现在我们可以在奖牌台上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而落泪——为这样一个强大的祖国而自豪！
长城在烽火中坚定地屹立着，现在它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黄河在轰鸣的炮声中，它用母亲般的爱哺育两岸有情。
大国正在崛起，大国已经崛起。让我们举杯一起为这片土地祈福：
美哉，我东方巨龙与天不老！
壮哉，我亚洲雄狮与国无疆！
《大国崛起》描述了自15世纪开始500年的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相继称霸世界，并日益成为超级强国的历程，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这些不同篇章的文字和片段留给我的是深深的震撼……
放眼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葡萄牙，这论面积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份，15世纪时还不到100万的人口的小国，当初仅仅是为了获取香料这个简单的愿望，却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航海时代。他的成长，如同一艘小船经历了海上的大风大浪，日益看到耸立在海中央明亮的灯塔，最终成为了第一代世界大国。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昌盛并不是以人口、面积来衡量的，葡萄牙所展示的就是他磅礴的勇气和不屈的傲气。他用他磅礴的勇气和不屈的傲气向全世界证明着他们的力量不可小觑。
再观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记得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曾说过：“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在这个教育普及的国家中仅柏林洪堡大学就有29位科学家加冕过诺贝尔奖。难怪德军总参谋长毛奇早就自豪的说过：“德国的胜利早已在小学生的讲台上决定了!”我们从中可知，国家总在不断的发展，而人类短暂的生命永远也无法比拟一个国家漫长的历史，人类渺小的功绩永远也无法比拟一个国家的莫大的荣耀。所以，培育下一代的幼苗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人类不断延续，永不熄灭的香火，是世世代代国家的精神传递的骨干，德国正以这一点换来了最终的胜利……
在众多国家中，东亚岛国日本尤让我折服，我们暂且撇开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暂且收起我们对他们敌意的眼光。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我们中国人口中的“小日本”如今却以他强大的国力堂堂正正的屹立在我们的前头。他曾经和我们的大清帝国一样，资源外流，文化落后，同样惨痛的遭受着西方列强无止境的入侵。然而，面对同样的状况，他们看到中国“落后便要挨打”的局面，否定了顶礼膜拜所带来的暂时安稳，他们迅速图强振国，维新求变，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西方列强侵略并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这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始终都坚持团结，善于学习的民族创造了今日的辉煌。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对那个处在中欧的强大国家——德国有一种莫名的喜爱，那里的一切都在深深吸引着我。为此，我特意去借了《大国崛起》一书，能让我在字里行间探寻有关德国的前世今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欧洲中部最大的国家。这个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国家，曾经是欧洲大陆上一个姗姗来迟者。”这段话真切地表明了19世纪德国的现状——四分五裂。伟大的德意志诗人席勒就发出过沉痛的呼喊：“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由于各列强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的存在，希望能维持一种“欧洲均势”。在反法战争胜利之后，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站起来的是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分裂为38个小邦国，主要的两个是普鲁士与奥地利。分裂的德国仍看不到最终统一的希望。
还好，一位巨人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经济学家李斯特坚定的站了出来，正是他所提出的“全德关税同盟”推动了德意志统一的开始。他还竭力推动建设了德意志铁路系统，让德国在1872年，铁路总里程达到22426公里，超过了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但这位忠贞的爱国者，却饱受那些诸侯的压力与逼迫，不得不放弃职业，清贫一生。但李斯特对德意志的统一与未来发展的前途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虽然德国在20世纪成为了一战与二战的发源地，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二战后德国总理在纪念碑前的一跪就表明了德国民众对过去历史的忏悔。来到21世纪，德国在取得冷战后的统一以后，更是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先是与法国和解，驱散了弥漫在两国之间的仇恨阴霾。又倡导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欧盟。它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怀着对德国深深的喜爱，我要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沿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北上，在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西北角处，自东北至西南分布着一列弧形的岛屿，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这就是日本——“太阳最先升起的地方”。
我要谈论的就是《大国崛起》的日本。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国土面积仅37万多平方公里，不仅矿产贫乏，而且经常遭受地震、火山和台风的袭击。但是，它又是一个封建色彩浓重的典型东方国家。因此，日本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在很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迅速具备足以同世界强国抗衡的实力，成为成功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唯一一个东方国家，确实令世界为之震惊，也着实值得世人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一，日本的文化
至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日本文化开始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自身特色的“国风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总结7至10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时所说：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消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宋、元时代，中国曾出现铜钱大量外流的现象。而在当时的日本，中国钱币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一时期中日两国贸易联系和民间往来的密切程度。即使是元代，在蒙古大军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1247年、1281年），导致两国官方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民间的商贸联系依然相当频繁，甚至超过了宋朝。
二，日本的经济
在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废除了各藩之间设立的关卡。这些措施无疑为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日本的各种文化，经济使人深思，为什么一个曾经落后的国家如今是世界上的强国之列。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