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
叶用才 北京日报社摄影部主任
石秀冬（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编辑
马国颖（女） 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要闻部副科长
邵延枫 北京青年报社文化版组副主任
天津市
宋子明 天津日报社摄影部记者
王 栋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李秀英（女） 天津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
张虹红（女） 今晚报社重要新闻部主任助理
河北省
王 宁 河北日报社新闻出版中心编委
赵晓蔚（女）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评论部首席主持
乔喜瑞 河北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李 芳（女） 河北工人报社工会权益部主任
山西省
席殿晋 山西日报社理论评论部主任
尹长虹 山西晚报社副总编辑
孙海军 山西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编辑部主任
宋沈平（女） 黄河电视台国内台《黄河全记录》栏目制片人
内蒙古自治区
张泊寒 北方新报社首席记者
张 萍（女） 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副主任
宋国英 内蒙古电视台节目制作中心副主任
布仁图（蒙古族） 锡林郭勒日报社主编
辽宁省
张小龙 辽宁日报社评论部主任
关 金（满族） 沈阳人民广播电台都市广播总监
王 瑄 辽宁电视台对外新闻部主任
赵振江 大连晚报社采编中心编委、主任
吉林省
李文彪 吉林日报社编务中心主任
赵宝玲（女，满族）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总监
王艳春 长春日报社副总编辑
李 荣（朝鲜族） 延边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黑龙江省
王敏学 黑龙江日报社新闻评论中心副主任
任季玮（女） 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率编辑
何 璇（女） 黑龙江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助理
左晓东 哈尔滨广播电视局交通广播频率总监
上海市
郭泉真 解放日报社机动记者部副主任
简光洲 东方早报社中国新闻部首席记者
任 荃（女） 文汇报社科技部首席记者
王 勇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新闻中心采访一部记者
江苏省
汪晓霞（女） 新华日报社城市生活部记者
王卫刚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事业部主任助理
史 燕（女） 常州日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
浙江省
李 杲 钱江晚报社社委会委员、总编辑
陈立波 浙江广电集团电视民生休闲频道总监
陈庆港 杭州日报社专刊中心首席摄影记者
田 勇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中国宁波网总编辑
安徽省
陆列嘉 安徽日报社经济新闻中心首席记者
李揽月（女，回族）安徽日报社政治新闻中心记者
纪 斌 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蚌埠记者站站长
钱文武 安徽电视台经济中心制片人
福建省
庄 研 福建日报社要闻编辑部副主任
唐征宇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广播都市生活频率科长
杨国昕 泉州晚报社社长
陈育进 闽北日报社总编辑
江西省
桂 榕 江西日报社经济部新闻总监
龙和南 江西日报社大江网总编辑
温艳霞（女）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民生频率台长助理、总监
曾 佳（女） 江西电视台新闻部记者
山东省
陈中华 大众日报社特派记者组记者
初化臣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总监
辛 梅（女）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高文举 聊城日报社总编辑
河南省
平 萍（女） 河南日报社政文新闻采访部副主任
卢慎勇 河南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部副主任
高安宁 安阳日报社副主任
刘 红（女） 开封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播音员
中央新闻单位
龚永泉 人民日报社江苏分社社长
官建文 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人民网）副主任
贾立政 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
汪大昭 人民日报社体育部记者
钟 嘉（女） 人民日报社海外版编辑
吴 兢（女） 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主编
杨 涌 人民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陈 雁（女） 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清样室副主任
王 丽（女） 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
孙承斌 新华社国内部政文采访室主任
陈万军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海军支社社长
李 岳 新华社摄影部体育采编室主任
顾钱江 新华社对外部国内新闻采编室副主任
罗骁兵 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
李卫星 解放军报社理论宣传部副主任
季桂林 解放军报社互联网络宣传部网络部主任
谭道博 解放军报社军事工作宣传部编辑
付小悦（女） 光明日报社文艺部编辑
叶 辉 光明日报社浙江记者站站长
张玉玲（女） 光明日报社经济部记者
王 瑟 光明日报社新疆记者站站长
陈建辉（女） 经济日报社政科文新闻部副主任
李 力（女） 经济日报社产经新闻部副主任
武 力 经济日报社总编室常务副主任
钟华林（土家族） 经济日报社四川记者站站长
王 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记者
德庆白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藏记者站记者
（女，藏族）
梁永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采访部主任
任 捷（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副主任
罗 京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播音员
毛财旺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军事节目部制片人
任永蔚（女）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社会新闻部制片人
张泉灵（女）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记者、主持人
李武军 中央电视台体育新闻部记者
王茫茫（女） 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英语频道记者
庄元元（女）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制片人
江爱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国际报道部副主任
夏勇敏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西亚非中心土耳其语广播部主任
苑听雷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东中心俄语广播部副主任
张雯雯（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二亚中心副主任
黄向阳 中国日报社发稿部副主任
邢志刚 中国日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
刘百家 中国日报社北京新闻编辑部主编
陈 磊（女） 科技日报社新闻中心记者
孙明河 科技日报社山东记者站站长
杨祝夫 工人日报社编委、中工网常务副总编辑
刘文宁（女） 工人日报社新闻评论部主任
冯雪梅（女） 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主任
曹 竞（女） 中国青年报社体育新闻部主任
王长路 中国妇女报社总编室记者
韩晓红（女） 中国妇女报社山西记者站站长
周 铮（女） 农民日报社科教部主任
沈建华 农民日报社江苏记者站站长
张金茹 中国纪检监察报社要闻部编委、部主任
史文杰 中国纪检监察报社记者部主任
邓新建 法制日报社广东记者站站长
张大强 法制日报社编委
李德华 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社长
秦 朗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
刘小渡（女） 第二炮兵火箭兵报社政工处记者
侯保和 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报社编辑
陈建平 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社处长
李通斌（苗族） 成都军区政治部战旗报编辑三室主任
魏文利（女）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
何立新 武警新疆总队政治部新闻电视工作站站长
姜书范 中国铁道建筑报社记者
吴峥岚（女）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报编辑部主编
赵屾 中国航天报社编辑部总编助理、部主任
殷敖佗 中国建设报社住房编辑部主任
李洪明 中国电力报社江西记者站副站长
李 仑 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煤炭报社山西记者站站长
张民生 边防警察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陈金国 中国石油报社经济部主任
(马铁护 广西电视台新闻)
湖北省
胡祥修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黄冈记者站站长
梁 延（女） 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采访部主任
喻 敏 武汉晚报社扶助行动工作室主任
李海昌 荆州电视台台长
湖南省
文热心 湖南日报社编辑部编委
朱皓峰 湖南经济电视台都市节目中心主任
张冬萍（女） 潇湘晨报社经济新闻中心首席财经记者
廖 岚（女） 岳阳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广东省
郎国华 南方日报社要闻编辑中心副主任
郜国欣 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主任助理
林 丹（女） 羊城晚报社珠海记者站站长
陈 洁（女）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新闻频率执行监制
海南省
谭丽琳（女，回族）海南日报社政文部首席记者
赵宇瑛（女）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主持人
彭 桐 海口晚报社经济部记者
华 斌 琼海市广播电视台台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周仕兴 广西日报社科教部记者
江柳明（女）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教育生活广播心子工作室制片人
马铁护 广西电视台新闻中心时政报道科科长
王 庆 广西新闻网总编辑
重庆市
曾晓云 重庆日报社编辑出版中心常务副主任
穆黎一 重庆广电集团（总台）电视新闻中心采编部记者
邵 华（女） 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广播新闻频率采访部副主任
周 立（女） 重庆晚报社记者
四川省
青兴海 华西都市报社地方新闻部记者
雷小雪（女） 四川电视台第四频道主播
范潇涵（女） 成都电视台都市生活频道总制片人
李 涛 绵阳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贵州省
孙雁鹰（女） 贵州都市报社总编辑
魏和平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安顺记者站站长
孙凤岐 贵阳日报社社长
王先宁 黔南电视台台长
云南省
陈敏锐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网网络中心副总监
牛 燕（女）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办公室主任
孔维华 云南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
戴振华 春城晚报社州市新闻中心西双版纳记者站站长
西藏自治区
索 朗（藏族） 西藏日报社藏文编辑部编译
边巴次仁（藏族）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总监
次仁多吉（藏族） 西藏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
刘 斌 拉萨晚报社总编辑
陕西省
李佑民 陕西日报社农业新闻部记者
刘晓兵（女）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总监
邱 陆 陕西电视台新闻中心采访部副主任
胡国庆 华商报社新闻摄影部首席记者
陈若星（女） 文化艺术报社总编辑
甘肃省
蹇勇德 甘肃日报社出版部主任
左玉丽（女） 甘肃日报社时政部副主任
刘永兰（女）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集团）新闻综合广播总监
周尚业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电视新闻中心副主任
青海省
韩国宁 青海日报社出版部总编辑助理、部主任
张 玲（女，藏族）青海电视台新闻中心编辑部主任
邢玉春 西宁晚报社政文部摄影记者
施建华（女） 黄南州报社编辑部副主任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 鹏（女） 宁夏日报社时政新闻部主任
胡 毅 宁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主任
于小龙 银川晚报社社长、总编辑
张心译（女，满族）银川市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总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买买提·艾力 新疆日报社维文编报部编译
（维吾尔族）
阿米娜·热合曼 新疆电视台新闻中心哈编部副主任
（女，哈萨克族）
杜宗阳 新疆经济报社第一编辑部总编辑助理、部主任
阎旭光 喀什日报社总编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吴国平 兵团日报社专刊编辑部主任
蒋 革 准噶尔时报社社长、总编辑
曾 治 兵团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
在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反腐倡廉形势任务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明确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既体现了我国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坚强决心，也为党和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防治腐败的法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十七大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地位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不断深化，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不断显现。据国家统计局和一些地方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年来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2009年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达到69.2％，比2003年提高了17.3%。当然，我国目前仍处于腐败现象易发高发阶段，反腐倡廉建设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只有正确把握“反腐倡廉建设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这一总体态势，才能有效地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一、十七大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阐述了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总体思路，并对如何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和新举措。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以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不断深化对反腐倡廉建设特点规律的认识，全面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在打击和预防腐败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1．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打击和惩处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
打击和惩治腐败是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措施，也是保障预防腐败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的有效手段，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绝不让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党的十七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查办案件的工作力度，重点查办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查处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案件，同时加大了对包括工程建设、房地产、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教育医疗卫生领域案件的查处力度，深入查办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物资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175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查办的省部级人数比2008年翻了一番。违法违纪大案要案的查处，有效地震慑了腐败分子，挽回了经济损失，教育了党员干部，增强了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满意度和信心。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进一步完善了重大案件剖析和通报制度，有效发挥了查办案件的惩戒功能和治本功能，有力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2．各项预防腐败的措施有序展开，治本抓源头的预防工作稳步推进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是我国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三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要求，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分子的同时，逐步加大了治本抓源头的力度。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开展预防腐败工作，抓住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针对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的弊端和薄弱环节，着力推进一批改革体制机制制度的重大举措，反腐败治本抓源头工作呈现出扎实有序、稳步推进的良好势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稳步推进，由监察部牵头建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依据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对国务院部门现有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加强了对行政审批事项的后续监管；行政问责制取得阶段性成效，行政问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各级党委、政府把行政问责制作为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重要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法规、纪律规定；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收支两条线”制度得到完善；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小而散”项目管理方式改革，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制定颁发了一系列制度规定，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管理。
3．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更加明确
只有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才能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好地体现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十七大以来，我国在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央纪委全会每年都要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出工作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集中开展专项治理，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为。近年来重点治理了教育乱收费、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坚决纠正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中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开展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企业违法排污和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开通了政风行风热线，市（地）一级的开通率达到94％，2008年全国纠风工作的重点就被锁定在了“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中央纪委监察部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做好相关工作的意见》，严肃查处隐藏在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积极协助党委、政府依法查处生产安全事故，严肃查处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此外，一些地方还开办了“民心网”，专门受理群众举报投诉的问题，并针对教育、医疗、侵害农民利益等方面的不正之风开展专项治理，用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4．依靠制度打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制度是保障，只有建立健全严密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才能切实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成效。十七大以来，我国在“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提高制度执行力，维护制度权威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反腐制度规章，包括重申或规定了包括“重大问题重要干部票决”制度、“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离任审计制度”、“述职述廉制度”、“巡视巡查制度”、“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等等。2009年连续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三个重要文件，中央还颁布了《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有的地区和部门还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年活动，确保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在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的贯彻执行，有的部门还把反腐倡廉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年度检查考核范围，列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重要方面，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以及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进行了重点问责，对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违反制度行为进行了严肃查处。
5．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确保权力的规范正确行使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规范有序运行，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各部门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着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重点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努力形成了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除了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认真贯彻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加强对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函询等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严格执行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之外，还进一步加大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并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一是大力推行行政问责制，不断扩大行政问责的范围，特别是在重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方面失职渎职或负有重要责任的一批行政官员受到责任追究，初步形成了行政问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规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从政行为,强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进一步推进廉政勤政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深入推进巡视工作，加强了对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巡视；有选择地开展对中央金融机构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巡视；继续开展对中央国家机关的巡视试点；逐步开展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巡视，不断提高了巡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了巡视工作在发现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的作用，巡视已逐渐成为纪检监察机关获取案件线索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中纪委一位领导所说：“发现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黄瑶、宋勇等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便是建立和完善巡视工作的成效。”三是进一步加强了纪检监察机关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健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的部署，严格执行派驻机构直接向派出纪检监察机关报告重要情况的规定，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近年来，绝大多数派驻机构都建立了案件线索集中管理和集体排查制度，中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6．积极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显现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是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的关键所在，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的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性工作，以提高教育的“有效性”为目标，继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腐倡廉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大了从实际出发用身边人、身边事对党员干部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的力度。尤其需要提出的是，近两年廉政文化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2009年中央纪委等5部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各地也制定出台了廉政文化工作要点，广泛开展了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包括开展了首批“全国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命名工作，挖掘、整理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地、历史名胜中蕴含的廉政资源，开展了“扬正气、促和谐”全国优秀廉政公益广告展播活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地区和部门还结合基层实际积极推进廉政文化的“六进”（即廉政文化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积极调动群众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廉政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氛围，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7．网络反腐快速发展，科技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日渐凸显
利用科技手段防治腐败，既是反腐倡廉建设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又是提高行政监察工作科技含量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开始把科技手段尤其是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更加广泛地运用到防治腐败的各个重点领域，运用于权力监督、财政收支、行政审批、信访举报、投诉处理等关键环节，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近年来，一些地区和部分相继开发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系统软件，建立了一套实时在线电子监察系统，使权力在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网络以其特有的互动性强、隐秘性高、速度快捷、影响深远等优势，正在迅速成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一柄利器，网上举报已经成为举报人向纪检监察机关提供线索的主要途径，经由网络举报而遭到严厉查办的腐败官员已有不在少数。为了全面加强了反腐倡廉网络信息工作，中央纪委监察部于2008年10月28日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受理群众对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以及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网站开通仅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比较多。目前，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建立了独立域名的廉政网站，有的建立了廉政网页，有的设立了廉政专题，还有的在全国知名的门户网站上开辟廉政文化宣传窗口。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的官方廉政网站已超过200家，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纪检监察网络举报体系。网络反腐易引发公众对信息的关注度，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直接促进反腐工作同时，也明显推动了党政官员接受社会监督。
二、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毋庸置疑，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当前依然处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的调整变革时期，腐败现象滋生的各种土壤和条件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特别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些领域中制度体制机制存在的漏洞，给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大案要案、窝案串案现象仍时有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党内脱离群众、作风飘浮、奢侈浪费的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工作体制机制方面的薄弱环节依然广泛存在。如胡锦涛指出的：“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概括起来，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突出表现在：
1．西方腐朽的思想文化与我国传统的封建残余思想相互交织，为确立反腐败思想道德防线、营造“不愿腐败”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西方腐朽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不断侵入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唯利是图”的腐化思想开始在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滋长，这些思想与我国历史上残余的封建思想，如“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特权思想、“官贵民贱”的潜意识等相互交织，影响着一些思想意志薄弱，政治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干部，成为了“个人专断”思想、“以权侵法”行为、“任人唯亲”现象等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诱因。目前，“千里做官为求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已成为一些人的为官之道，许多腐败分子便是这种思想文化的殉葬品。尽管各地各部门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也确立了反腐败斗争和文化建设“两手抓”、互相促进的观念，但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仍未能彻底根除，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文化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2．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体制制度不完善且制度执行乏力，为确立反腐败机制制度防线、营造“不能腐败”的环境，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不完善与制度执行乏力同时存在，虽然通过制度建设防治腐败已被确认为我国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各单位各部门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但现实中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完善，制度执行力度不彻底等问题。突出表现在适应新形势下反腐倡廉要求的制度体系还不完备，有的制度缺乏配套和细化措施，不便于执行和操作；有的制度内容落后于实践，需及时进行清理、废止和修订；有的制度没有及时跟进罚则，导致了执行不力、落实不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迫使一些本想认真执行制度的人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各种人情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打着走关系的幌子，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这些都成为了制度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
3．我国在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对确立反腐败监督制约防线、营造“不敢腐败”的氛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不到位，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尽管我国先后建立了各种监督机构，制定了各种监督制度，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缺陷逐渐显现，一些部门和单位的监督意识还比较薄弱，监督制度在某些方面还缺乏科学合理的设计和安排，监督缺位或流于形式，监督工作还不得力的现象仍然存在，现实中，上级难以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内部难以监督、外部无法监督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另外，在监督内容上忽略了对行为的事前和事中监督，造成监督工作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在责任追究上存在一到关键利益就望而却步的现象，害怕“查了案子乱了班子”，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打着保护干部和发展稳定的幌子，能捂则捂能拖则拖，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监督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4．腐败现象发生的方式不断翻新、领域不断拓展，为有效打击和预防腐败增加了难度
从腐败的主体看，有的地区、部门和领域已经构筑成以腐败利益为纽带的“地方性腐败利益共同体”、“部门性腐败利益共同体”，一些行业腐败甚至出现了网络化、集团化、家族化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利益集团已成为腐败联盟的重要载体，一些腐败分子在权利部门内结成有领导、有分工的违法犯罪团体，有组织地滥用权利，他们在某一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互相联系，互相关照，互相利用，结伙作案；从腐败的手段看，腐败方式出现了名目繁多、多元渗透的势头，呈现出多样化、智能化的特点，送卡、送券、送证、提成、回扣等各种商业贿赂无孔不入，一些腐败行为的欺骗性、诡秘性、延续性特点不断增强，用以遮盖腐败的外包装更加严密，导致腐败行为隐蔽性加大，潜伏期延长；从腐败的领域看，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矿产开发、产权交易等领域腐败腐败案件发生率未能有效遏制；高校、医院等单位的案件也呈多发态势，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管领域的案件在一些地方有所上升，另外，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社会中介组织的扩张，村官腐败和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等问题也开始凸显，腐败现象呈现出向社会基层和新的领域蔓延的趋势，使传统反腐手段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为有效打击和预防增加了难度。
5．全球化背景下的腐败现象形式更为多样、危害更加严重，为查处腐败设置了重重障碍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腐败行为越来越具有“跨国性”、“国际性”特点。一方面，海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行贿案件增多，尤其是入世以来，为了争夺中国市场的份额并逃避中国法律的惩处，一些跨国公司往往采取十分隐蔽的行贿方式，例如：为手握重权的官员子女出国留学提供条件、与官员的亲属开的公司做生意、为官员退休后安排高薪职位等，这些隐蔽的行贿方式为司法机关追踪、确定跨国公司的行贿行为设置了重重障碍。另一方面，跨国洗钱活动日益频繁，贪官携款外逃现象日趋严重。许多腐败分子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后为逃避法律制裁，纷纷携巨款潜逃海外，由于此类案件的侦破和审判存在诸多困难，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面临严峻挑战。
6．各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在干部群众中不断滋生蔓延，消解了社会公德，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就领导干部趋于腐败的社会心理而言，面对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诱惑，一些私欲重胆子大的领导干部在“心理失衡”、“为公无过”、“法不责众”以及“侥幸漏网”等等社会心理的驱使下，把自己的地位、身份、脸面、尊严乃至党性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统统抛之脑后，纷纷做起“以权换钱”、“以钱换更大权”的名利双收的买卖。还有一些干部认为腐败现象是市场经济的“润滑济”，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成本”，有的甚至还把一地的经济后退归结为某一反腐大案的查处，提出“查处和曝光腐败案件过多将影响投资者信心”，认为“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水至清则无鱼”。在上述种种错误思想的驱使下，一些领导干部也开始走上腐败道路，他们贪污腐化的过程，从偶然到习惯，从心虚到坦然，从少许到大量，从接受到索取，直至走进高墙。就群众容忍乃至不自觉参与腐败的社会心理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害怕打击报复”的社会心理以及“笑贫不笑贪”羡腐心理，无形中降低了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参与度，提升了群众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另外，我国传统社会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潜规则”渐渐成为人们处事准则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中。一些群众对贪污腐败现象虽高度关注并严重不满，但在事关自己或亲朋好友的前途命运时，却往往又不自觉地参与到了行贿的腐败行为之中，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难度，阻碍了反腐倡廉建设的顺利展开。
总体上看，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在实践中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有效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反腐倡廉道路，并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第一，必须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作为一项经常化的工作深入持久地不断推进，更加强调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化、常态化与系统化；第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廉新的实践、必须加强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是反腐倡廉建设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第三，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第四，必须把反腐倡廉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寓于各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同改革发展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把改革贯穿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个过程和全部内容；第五，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既坚决惩治腐败，又更加注重预防，系统治腐，整体推进；第六，必须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全方位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使反腐败各项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从而更好地“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第七，必须充分发挥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能作用，抓好预防腐败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努力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水平；第八，必须加强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研究，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使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思路和对策更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预见性；第九，必须不断提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防治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防治腐败中的作用，把电子监察、网络信息技术、新兴媒体等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为有效创新和执行制度提供科技支撑。但是，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阶段，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尽管我国每年都开展反腐败的专项斗争，并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并未有效抑制腐败，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旧比较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明确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才能把握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一幅壁画竟花费了县财政年收入的一半以上；一项政府工程竟成了县委书记、县长及县人大主任三人平分的“唐僧肉”……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巡视组向记者披露了去年他们进驻国家级贫困县凤山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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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凤山县城的山壁上有一幅巨大而鲜红的“凤凰壁画”。当时，群众集中反映“县里‘花了5000万元画了两只鸟’”，也就是第一巡视组进城看到的“凤凰壁画”。大家怀疑凤山县原县委书记、河池市副市长黄德意大搞形象工程，在壁画项目中可能存在权钱交易问题。壁画需要5000万元？背后必定隐藏着重大玄机。调查深入展开，黄德意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逐渐浮出水面，其中包括他擅自做主动用国家防治地质灾害资金5350万元，在山壁上雕刻“凤凰壁画”，花费相当于县财政年收入的一半还多，但壁画项目实际造价仅200多万元。不久，黄德意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 （5月1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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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鸟2500万， 暗藏多少玄机
在山壁上雕刻两只凤凰，一只2500万元，半年的财政收入就没了，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严重损害官员形象及政府公信力。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典型的“形象工程”、“地标建筑”。那么，是这“两只凤凰”能给当地带来经济增长，增加旅游看点，还是能给人民群众带来诸多好处呢？显然都不是。这样的形象工程，只是官员冲动政绩观的一种表现罢了，不仅浪费原本已经紧张的财政口袋，使当地经济雪上加霜，而且会伤害民心，给大家添堵。
要建这样的“形象工程”，在民主讨论的机制面前是无法通过的,而最终却在书记的支持下通过了，这背后有多少玄机？
其实，从全国来看，喜欢修建“高大上”的工程建筑并非个例。在众多的反对之声中，为什么仍有不少的“形象工程”会顶风建设呢？显然这已经超过了官员政绩的范畴，这背后的玄机恐怕离不开“利益”两字。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是一些贪腐官员的常用伎俩，他们企图通过大修大建，把公家的钱捞进自己的口袋，把官场当成了“商场”，把自己当成了“老板”，一旦胜任要职，就想着捞一把。
所以，要避免“五千万画两只鸟”之类的闹剧重演，关键还在于遏制住领导干部任性的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避免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用“干净”的手为民办实事。 人民网 许 刚
谁来遏制耗钱的“形象工程”
近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再城镇化”分论坛上表示，地方政府很多都干面子上的事，把大量的钱都投到形象工程上去了。
此说可谓一语中的。多年来，在全国大小城市，我们见惯了千篇一律的都市广场，见惯了豪华气派的政府“衙门”，见惯了轩敞富丽的文体娱乐设施……然而，这些形象工程却是“衙门”阔气门难进，建筑奢华与百姓无缘，文体场所一年到头搞不了几场活动，且门票昂贵。如此耗费国家资金，却并没有给普通百姓带来多少实惠。
同时，不少繁华的“形象工程”背后隐蔽的是许多百姓房屋遭强拆，个别地方甚至酿成惨剧；隐蔽的是后任官员推翻前任的“杰作”，另起炉灶，重复性建设；隐蔽的是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的丑恶内幕。那些花钱如流水，醉心于大搞“形象工程”的官员，也保不准哪一天东窗事发，会栽倒在自己设计的“形象工程”中。
乐此不疲地造“形象工程”，说穿了，就是一些官员慷国家之慨，用国库的银子为自己建筑“政绩工程”，为仕途铺路。一朝获荣升就走人，哪管身后民意汹汹。如何遏制一个个“形象工程”随意冒出，如何阻断官员靠“形象工程”达到晋升之路，如何将“形象工程”变成“民心工程”，是依法治国的今天正在破解而且需长期破解的重大课题。
山西新闻网 郑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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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形象工程还有哪些
全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似乎都不差钱，即使差钱也不差胆量，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场面大，花钱多，令人害怕。陕西周至县建了个北大门，8根金属底座的黄色柱子上顶8个花篮，被网友吐槽“就像8根香烟”；河南伊川县也有一著名的北大门，是一根巨大的红色U形钢架结构拱门，照片放上网后得到了“红腰带”的“美名”；江西赣州几年前曾经建设一处“和谐钟塔”，想取代英国大本钟“世界上最大的机械钟塔”的地位；辽宁抚顺建过一圈名为“生命之环”的大楼，花了大约两亿元在沈抚新城的空中画了一个华丽的钢结构圆圈…… 宗 禾
探究近代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不应忽视文化因素。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 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起；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 可能崛起。文化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 国力的具体体现。
近年国内学术界在论及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论者主要涉及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创造政治稳定的局面；(二)全面发展经济，奠定国家强盛的基础；(三)放弃闭关自守，坚持对外开放；(四)重视改革，不断创新； (五)抓住机遇，及时决策。毫无疑问，这都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就上述问题进一步探究“为什么”等历史认识范畴中的价值判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蕴涵在这一切背后、直接促成这些国家崛起厚重的文化因素。探讨这个问题，这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独立的、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质力量一样，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精神力量有时甚至会发挥出比物质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沿着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曾经出现过汉、唐王朝的辉煌盛世。这种辉煌盛世，又是和秦汉、隋唐时期的文化高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历史现象。因为文化是社会的内涵，作为价值体系，存在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之中。总之，文化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存在。对于这个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家早有明确认识。例如，1919年秋李大钊在论及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李大钊这里所说的“精神”，即是“文化”的同义词，所以他认为这种“精神改造运动”是“文化运动 ”的内容之一[1](pp.235-236)。这里，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精神”、“文化”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改造中特殊的意义。1920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遇》中，强调国民的能力决定一国事业的成败，“一事业之完成，大非易易，故一国民在一时代间，往往仅能完成一种事业，或以一种事业为主，而其他为辅”。而“国民能力”的培育，则应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用“世界史的眼光”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内容。他说：“中国文化，本最富于世界性，今后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荣卫，必将益扩其本能而增丰其内容，还以贡献于世界，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必在人类进化史上占重要之职役”[2](文集之三十六)。这里，梁启超不仅看到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而强调了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以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能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 的步进的作用。
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对100余种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他们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英国人类学家K.B.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3](p.56)。英国另一位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在对文化进行分类时，将“社会组织”、“精神文化”与“物质设备”及“语言”相并列。中国学术界把文化分成“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主 要指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以及文学艺术和语言等等。
由以上不难看出，文化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后天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它既表现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同时也表现出它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总之，文化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还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上崛起的大国。“工业化是一项具有巨大历史威力并不断前进的过程。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另一件百年才逢一次的大事如此改变地球的面貌及其居民的生活”[4](p.200)。工业化和工业时代的到来，不能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 基础，同时也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文化的积累。
如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力量不能自发形成一样，文化力量也不能自发形成。因此，综观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国崛起中的文化建设，以及对文化力量的积极培育。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才”的培养，应是文化建设的核心。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曾指出，达尔文、斯宾塞进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自强。自强，并不仅仅表现为血气体力或聪明智虑等方面，而是“德行仁义之强”。这里的关键是开发民力、民智和民德，“此三者，自强之本也”。在《救亡决论》中，他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如果科学技术再发达、经济再强大，但是没有人才，只有奴才，那迟早是要失败的。
文化力量的培育离不开教育，或者说首先是教育。以美国为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表现出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传统，其源端是以古代希腊为源头的欧洲传统教育思想。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642年、1647年、1648年连续通过教育法案。法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发展普及教育，规定每50户以上的乡镇，必须指定专人教儿童读书写字；每100户以上的城镇，必须建立一所学校。美国独立之前，已经建立了哈佛学院(1636年)，这是美国第一所大学，此外还建有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鲁学院(1701年)、新泽西学院(1746年，后改为普林斯顿大学)、英王学院(1754年，后改为哥伦比亚学院)、费城学院(1755年，今宾州大学)、布朗学院(1764年)、王后学院(1766年，后为拉特格斯学院)、达特矛斯学院(1769)等9所学院。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是这些大学办学的榜样。由于“教育是人类所必须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到美国内战前，即已建有200多所大学。自开国总统华盛顿始，美国历届总统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政府利用行政力量，积极推进教育改革，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实现国民教育从中小学到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因为这是和培养公民的“美国精神”，以适应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的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70年代，即美国迅速崛起，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美国高等教育以哈佛大学为中心，实施教育改革，大学课程的设置一改远离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状况，开设经济发展急需的新课程，同时开办各种专门学院和研究生院，加快培养短缺人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要 内容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就是在这时建立的。
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和迅速发展，对于提升美国科学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 9世纪后半叶，电力已经得到广泛采用。1851年，莫尔斯发明的电报系统开始应用于美国的铁路线；1867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机；1886年，爱迪生制造了电灯，1877年又发明了留声机；1892年，杜里雅兄弟成功制造了汽车；1903年，莱特兄弟试制飞机，飞行成功。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和美国在19世纪的 教育——文化建设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状况并非美国所特有。自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经济上、军事上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对抗。教育作为一种最直接的、影响最广泛的文化力量普遍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成为参与这些竞争和对抗的重要内容。1861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在其代表作《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中，从发展英国资本主义、维护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出发，阐释自己的教育理论。他在回答“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时，强调要教授“直接关系保全自己的知识”，进而才能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做好“完全的准备”。“因为生命规律的知识比任何其他知识都重要；生命规律不只是一切身心过程的基础，同时也间接是街头屋内一切来往、一切贸易、一切政治、一切道德的基础”。他还强调，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同时将生物界的自然选择原理用于 教育理论，成为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组成部分。
自19世纪70年代始，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颁布了义务免费教育法令，创办公立的国民小学和职业学校，学生在学校不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要学习公民、道德、历史、地理、音乐等课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培育一代新人的民族精神。发展教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和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有直接关系。直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种状况在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一定说发生了哪些变化，则主要表现在这时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如国家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增加教育拨款，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发展“综合学校”和职业教育，实施“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创办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开放大学”，以及改革学制，进行学科调整，大力提升理工学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开设有“使用价值”的课程，提倡“实科教育”等，教育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联系。特别在高等院校中，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繁重的前沿的科学研究的工作，而这些研究的成果，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有密切的关系。总之，教育和文化力量的 不断增长，满足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民族文化精华、启迪民族意识、培育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代以来，西欧主要国家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熔铸在西欧国家的民族文化中，使这些文学艺术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学艺术毫无疑问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并非是简单的、平面的折射，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复杂，我们不能只看到文学艺术只是时代的反映，而忽略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也在创造历史，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民族的、独立的文学艺术，同样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在启迪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鼓舞民族斗志等方面，文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是推动民族国家走上强国富兵之路的原 因之一，为什么经济上、军事上的大国，往往也是文化上的大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在西欧产生。这是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并没有出现启蒙学者所预言的“理性的国家和社会 ”。资本主义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现实的道路，但是赤贫化的劳动者却日益增加。德国在政治上仍然处在分裂之中，还没有实现民族的统一。浪漫主义是对17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的反拨。古典主义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文艺理论或文化思潮，但是却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所谓“古典”的涵义是“典范”，即以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艺思想为典范。如果说17世纪时的西欧政治、经济的发展，孕育了古典主义，那么，到了19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已经显得过时了。
浪漫主义在19世纪初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影响很大。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作用；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精神的绝对性和完美性，他们或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战士；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影响下，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同样十分推崇人的独创性和主观能动作用。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最早向古典主义提出挑战。所谓 “启蒙”，原来的含意是“照亮”和“启迪”。启蒙运动是强调要用近代的“理性光辉 ”，冲破宗教神学对人的精神束缚，建立充满了时代精神的“理性王国”。由此不难看出，启蒙运动是浪漫主义先驱。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都反映了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的 政治理想和精神要求。
浪漫主义首先出现在德国。18、19世纪之交，弗·施莱格尔发表了《片断》，强调艺术的主观性，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艺术理论的奠基之作。19世纪初，奥·施莱格尔发表了《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讲稿》和《论戏剧艺术和文学》，较系统地阐述了浪漫主义艺术理论，影响颇大。英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雪莱在《诗辩》中，论述了文学和社会密切相连自古已然，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他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休斯》和《自由颂》、《自由》等，在欧洲19世纪2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19年，他在《西风颂》中写道：“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么”?他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作用，被恩格斯赞誉为“天才的预言家”[5](p.528)。继德国、英国之后，法国浪漫主义大抵在19世纪初形成。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严厉抨击了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在分析了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批判了古典主义理论。她十分关注文学艺术的民族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独创性问题，提出“ 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以文学为武器，发展民族文化，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化积淀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润物细无声”，无形 地，却是强有力地影响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命运。
浪漫主义虽然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关注社会现实，使其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这在法国浪漫主义艺术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雨果等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就表现出对复辟王朝严厉的批判，以及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倾向。雨果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对社会历史运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上。雨果对社会历史分期的认 识，和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的认识十分相似。
维科在其代表作《新科学》中，认为人类的历史经历了神的时代——人类的童年时代、英雄时代——人类的青年时代和人的时代——人类的壮年、老年时代。“根据埃及人所说的他们以前已经经历过的那三个时代，即神、英雄和人的先后衔接的三个时代。我们将看到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根据每个民族所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经常的不间断的次第前进”[6](p.459)。只有“人的时代”才有权力的平等、经济的昌盛和科学文化的繁荣，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雨果则认为，文学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近代是戏剧性的。雨果还进而解释道：戏剧描写人生，戏剧的人物是凡人，戏剧以真实来维持。如果说维科的历史哲学是要建立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揭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因而使其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闪光”[7](p.618)；雨果则认为古典主义在19世纪已经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代之而起的是浪漫主义。在法国，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大革命将法国历史发展推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现代的法兰西应该有现代法兰西的民族文化。在雨果看来，高扬浪漫主义的旗帜， 是在发展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成果。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是恒久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陶冶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趣，通过歌颂民族的伟大、宣扬民族的理想，培育着、滋养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成长，这是推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观念形态的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 发展的历史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19世纪是西方美术发展历史的第三次高峰，足可以和古代希腊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媲美。19世纪西方美术的中心在法国，就如同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一样，不是偶然的。强烈追求“共和制”的资产阶级自然要以古代罗马作为借鉴。19世纪的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绘画艺术的主题不再是女性柔弱的胴体，而是刚毅、坚强、视死如归的英雄。无论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新印象主义等等，都不同 程度地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艺术家们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与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发起攻击，表现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进步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推动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J.L.大卫不仅是法国著名的画家，而且首先是革命家，他作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他与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罗伯斯比尔、马拉等过从甚密。在其代表作《荷拉斯兄弟之誓》(1785年)通过对古代英雄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的歌颂，鼓舞着法国人民投身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他另外的一些作品，如《球厅宣誓》、《布鲁图》等，也直接或间接和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1793年，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马拉被暗杀，J.L.大卫立即赶绘了举世闻名的《马拉之死》，生动地再现了战友马拉被吉伦特派分子刺死的一幕历史悲剧，严谨的写实主义 手法使其成为世界美术珍品。
在诸多艺术领域中，可能最能够激发人内在情感的，莫过于音乐。正如19世纪德国杰出的音乐家贝多芬所言：“音乐使人的精神爆出火花，音乐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有更高的启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音乐文化的繁荣，就难以有整体文化的发展。在近代欧洲音乐发展的历史上，古典主义在贝多芬时代已经达到顶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时代——浪漫主义的开始。浪漫主义的音乐虽然在音乐的体裁形式以及创作和表现的手法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具有整个欧洲浪漫主义文化思潮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关注民族文化的特点，强调个人主观的感受，重视艺术家主体意识的阐释。这一切同样折射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精神要求。贝多芬是一位有独创精神和政治理想的音乐家。在著名的第九交响乐中，最后一个乐章以德国诗人席勒《欢乐颂》的部分内容作为歌词。歌中唱道：“女神啊，在你的羽翼下，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兄弟，人世上的欢乐都来自大自然的胸膛，……拥抱吧，千百万人民!吻着整个世界” 。无论是交响乐，钢琴曲、歌剧，还是合唱曲、歌曲等，都表现出贝多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歌颂，以及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在19世纪的德国，贝多芬的音乐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标志，融入德意志的民族文化——“德意志精神”之中，成为不断地推动着社 会历史变革的因素之一。
三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欧美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和这些国家的对外扩张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些扩张和这些国家民族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诚然，文化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是通过“扩张”，还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崛起，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而非文化的“ 罪过”，何况，那些沉淀在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仅仅属于某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是属于整个进步人类。然而，也不排除盛行一时的反动文化会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侵略扩张摇旗呐喊，甚至推波助澜，不过在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只是 旋起旋灭的浪花，毕竟不是主流。
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的扩张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军事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文化扩张既是经济扩张的结果，也是经济扩张的前提。近代西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扩张，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它们不仅有侵略扩张的行动，而且还有五花八门的理论。例如，19世纪末，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著有《海上力量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1890年)、《海上力量对1793—1812年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年)、《美国现在和未来对海上力量的关心》(1897年)。在这些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他强调军事的和商业的海上力量，是一个国家建立海上霸权地位的主要因素。他提出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思想，对美国以及俄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海军的崛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指出：“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可以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国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线的前进运动，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上回复到原始状况，同时在那个地区又出现新的发展运动”[8](p.270、273)。马汉认为，美国这种从不停顿的扩张是“文明的扩张” ，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对中国，他曾狂妄地说：“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针对“义和团运动”，他还颠倒黑白地说：“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 ，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9](pp.1-2)
16—18世纪，可被认为是西欧对外扩张的第一个阶段。葡萄牙人、西班牙等欧洲在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巴西、秘鲁、墨西哥等地建立了殖民统治，并大批移民。殖民者建立了农场、牧场，将铁制生产工具和牛、羊、马等牲畜带到美洲的同时，也带进了西方的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欧洲文化对美洲(包括欧洲人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外，大体在这一时期，葡萄牙、英国、法国等欧洲人也进入非洲。到18世纪末，西欧列强已经完全在非洲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这不仅使欧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且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自18世纪中期以后到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急剧提高，英国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这是西欧对外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欧凭借着绝对的经济、军事优势，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勾勒出新的政治蓝图。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西方列强同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联系越来 越密切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世界性的影响逐渐加强。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著文分析“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他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崛起。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第二次是公元 7世纪唐朝的建立；第三次是1368年明朝建立。他认为当今中国第四次崛起有着全新的历史背景，但是“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完全可以和2000多年前中国第一次统一的爆发力相提并论。今天的中国还让人想起7世纪时中国的复兴。那时的中国战胜了外来入侵，吸收了外来思想，还向外国贸易和新技术打开了大门，为今天的中国创造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其如王赓武教授所言，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是“正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不如说，中国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出发，进行一种新的文化选择。19世纪中叶，中国经济、政治沦落，只有被迫的文化接受。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文化选择将使中国在发展中，不仅保持国内社会发展和谐、稳定，而且始终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保持良性互动。这是21世纪中国持续发展的保证。
Ⅰ 上海市教育局的工作职责
管理中心（筹）工作职责的通知，上海市教委企业管理中心（筹）： 经研究，现将你中心的工作职责通知如下： 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下，主要履行下列工作职责： 一、根据国家、地方有关政策法规，按照“统一授权、统一规则、分类监管”和“责任有主体、行为有规范、问责有对象”的工作原则与要求，对市教委直属企业和直属事业单位出资企业（以下简称“委属企业”）实施统一管理，推进企业改制和规范化建设，承担委属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工作。 二、制订委属企业管理与发展的规范性文件和企业经济行为实施细则，经上级审定后贯彻执行。 三、制订委属企业总体发展规划、计划，经上级审定后组织实施；负责指导委属企业制订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检查与考核。 四、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市教委国资委依法对委属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贷款、人事调整等重大事项进行评估和审查，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委属企业设立、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形式变更等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规范委属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依法落实委属企业的国有资产权益。 五、依法对委属企业及参控股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管，对独（全）资或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管理和经营绩效考核，对各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评价。 六、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按规范程序做好委属全资企业及参控股企业的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派和管理工作。 七、协助市教委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委属企业日常事务管理与服务工作，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安全生产、统计、人员培训、人事管理、档案管理等。 八、会同有关部门及单位对原委属企业（共7家）历史遗留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并完善处理方案，包括职工安置和稳定、债务纠纷、企业注销、处理经费等，向委属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联席会议报告，并推进实施。 九、完成市教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Ⅱ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教育厅有啥区别
*** 当总理的时候(2000年左右）将国家教育委员会改成了教育部， 省教育委员会改为教育厅， 市县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局， 直辖市还叫教育委员会； 教育局：是地级市、县级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教育管理工作。 招生办：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招生办、也有各高校的招生办。负责招生报名组织考试等工作 教育厅：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直辖市省级教育部门叫教育委员会，如北京市教委，就不能称为北京市教育厅）
Ⅲ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的介绍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是静安区人民 *** 下设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工作，负责教育系统干部、教师队伍建设，负责教育系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等。静安区教育局下设11个职能科室。下属教育机构51个，其中中学18所，小学12所，幼儿园12所。业余大学、教育学院、逸夫职校、青少年活动中心各1所，其他教育单位5个。静安区曾获得“全国双基教育先进区”、“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区”和“全国幼儿教育先进区”等荣誉称号。办公地点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南阳路215号。
Ⅳ 上海市有没有教育局，是不是和上海市教委是一家
他们不是一家的、上海市人民 *** 教育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上海市教育局负责拟订教委工作的季度、年度工作计划和季度、年度工作总结；综合协 *** 委机关重要政务、事务；负责文件运转和管理；负责教委重要会务、接待的组织安排；负责信息管理、简报编辑、文秘、文书档案、 *** 、机要、人大代表书面意见与政协提案的办理；负责督查、催办工作；负责教育对口支援工作；负责教育系统社会团体审核工作；负责机关资产管理、安全保卫及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工作。
Ⅳ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的机构设置
党委办公室： 具体负责全院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思想工作、组织人事工作、纪检监察工作、统战工作、群众工作、老干部工作等。 院办公室： 协调院内行政事务；编制事业发展规划；负责文件收发、文稿校核、信息发布、 *** 接待以及物资采购管理；提供后勤保障。 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 综合管理本市普高、成高、高职校和研究生的考试考务、招生录取工作；行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政策制定后的操作执行职能，对区、县高招办进行业务指导，对高校招生工作实行全程业务的管理和监督。 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 指导、协调本市初中毕业生统一学业考试考务和招生录取工作；对区、县中招办和招生学校进行招生业务指导及统筹协调工作。 社会考试办公室： 承担教育部、市教委及有关部门交办或委托的各类非学历证书考试；负责对部分考试项目的培训机构和考点进行业务管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上海命题中心)： 行使省市级自考办职能，综合管理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 命题办公室： 负责本市高考、中考、“三校生”高考等主要教育招生考试的命题工作。 教育招生考试研究所(筹)： 承担并组织相关科研项目的研究与立项评审、科研成果的管理工作；编发教育招生考试的学术书刊和研究资料；开展与境内外考试机构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 网络信息中心： 负责全院的计算机网络和办公自动化工作；管理考试院网站；落实院信息化建设的各项任务。 财务室： 执行财务制度，负责全院财务管理、会计核算、预决算编制和财务分析，以及各类考试收费立项的申报。
Ⅵ 上海市教育局下属部门有那些
有义务教育科，成教科，后勤不能等
Ⅶ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机构领导
苏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全面负责市教委工作 分管：研究室、办公室、 *** 办公室、财务处 联系：上海市教委财务与资产管理中心、上海市教育评估院 高德毅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分管：民办教育管理处、学校后勤保卫处、德育处 联系：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市教育后勤管理中心、上海高校后勤服务中心 协助联系：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上海教育电视台） 李瑞阳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分管：发展规划处、学生处、国际交流处 联系：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上海市教育基建管理中心 李骏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分管：人事处、体育卫生艺术科普处、审计处 联系：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上海市教育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舟）、上海师资培训中心、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会、 上海申教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尹后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巡视员 分管：基础教育处、教育督导室、青少年保护工作处 联系：上海市教委教学研究室、上海市教育技术装备部、上海市教育督导事务中心、上海中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市实验学校、上海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上海市盲童学校、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B角） 印 杰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分管：职业教育处、高等教育处、科学技术处（信息化工作） 联系：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A角） 袁 雯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分管：终身教育处、科学技术处、政策法规处、语言文字管理处 联系：上海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上海老年大学、上海市高校浦东继续教育中心 协助联系：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上海开放大学）
Ⅷ 上海市各区县的诸如教育局、人事局的局长和副局长算什么级别
省级人事局副局长是副厅级，地级人事局副局长是副处级，县级人事局副局长是副科级。
省人事局是省厅局正职编制，其局长正厅级，副局长则是副厅级，以此类推，行政区编制下降其官员的职务级别也随之下调。
中国行政级别采用行政五级划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司厅局级、县处级、乡镇科级，各级分为正副职。
(8)上海教育局下设机构扩展阅读：
地级市教育局局长是正处级（正县级），行政级别为：七至十级。
地级市教育局为正处级单位，局长为正处级（正县级），行政级别为：七至十级。比如：广西钦州市市教育局局长为正处级。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的局长属于正处级。
县级市的行政级别对应正处级，县级市下属各局都是正科级架构，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为正科级，副局长为副科级。
Ⅸ 上海市教育局管理的学校有哪些
这个真不好说，不过上其网站上应该能看到
Ⅹ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的部门分工
部门：监察科 受理内容：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行政部门政风、行风监督投诉; 中小学、幼儿园招生考试监督投诉;中小学、幼儿园规范学校收费监督投诉 部门：办公室 受理内容：政策咨询、来信来访接待、 *** 信息公开 部门：人事科 受理内容：教职员工工资福利、聘用合同签约政策咨询、教职员工人才流动、因私出国外省市紧缺人才引进、人才招聘及政策咨询 部门：基础教育科 受理内容：转学、借读、咨询（寒暑假办理登记）、受理大龄退学、办理及咨询出国学历证明、查询学生档案 部门：计划财务科 受理内容：咨询收费标准、助学、减免有关政策 部门：成职教科 受理内容：政策咨询、加盖社会力量办学招生广告章、受理社会力量办学注册申请受理在册社会力量办学单位的法人代表的更改、科目增设、课时核定等一切相关手续。 部门：未保办 受理内容：凡是居住或者进入本区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