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东涛，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物理系和经济管理学院，并到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两次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历任汉阴县财政局干部、安康地委五七干校（党校）理论教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兼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兼深圳研究院院长。现特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兼任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中组部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邹东涛在家乡读完小学、中学后，上山下乡插队劳动三年，参加过三线建设。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物理系和经济管理学院，并到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两次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主要工作经历：陕西省汉阴县财政局干部;安康地委五七干校(党校)理论教员;西北大学教授;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来自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特困家庭的邹东涛，少时砍过柴、拉过人力车、拾过煤渣，历尽艰辛。但敢于向命运挑战，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艰辛拼搏，从秦巴山区走向大学，走向省城，走向京城。机会总是垂青于平时有准备的人，1993年底，邹东涛在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次公开招考选拔厅局级领导干部中胜出。当年，经人事部批准，国家体改委向全国公开招考一位局级干部。全国共有86人报名，经一系列严格程序，选任为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老资格经济学家李成勋教授上个世纪90年代撰文《从“四大名旦”到“进京三杰”》(1998年首次发表于《香港经济导报》)指出，邹东涛是“进京三杰”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西部人，邹东涛对家乡的贫穷刻骨铭心，超前思考西部经济发展问题，步行考察过安康地区的多数县，到西部所有省市自治区作过调研。1996年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调研报告，对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新疆问题的文件起到了参谋作用。组织完成并出版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研究》(1997)。《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邹东涛西部发展文集》一书收录了作者自1970年以来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文稿近50篇。他提出的“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要使西部经济‘火’起来，首先要使思想观念‘火’起来”，成为影响广泛的名言，是京城经济学“西北风”主要成员之一。邹东涛长期跟踪和致力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研究，而到国家体改委的改革实务工作则进一步开阔了其思考的视野，增强了其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中国经济体制创新——改革年华的探索》(2005年获中国生产力学会优秀著作特等奖)，收集了作者1980年以来关于改革研究的近百篇论文，记载了作者在市场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等方面超前的、创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中国改革发展研究和培养人才是邹东涛两条并行的主线。自1976年以来，他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工作，即便是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也一直在西北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他的教育理念是：在改革开放和体制转轨时期，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他把人才形象地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一”字型人才——知识面虽比较宽，但缺乏深入地研究和创新;第二种是“1”字型人才——在某一项专业知识方面比较深，非常可贵，但知识面太窄，很难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进行创造性研究;第三种是“T”字型人才——不仅知识面比较宽，而且在某一点上还有较深入地研究。但他们的弱点是不能冒尖，没有创新;第四种是“十”字型人才——既有较宽的知识面，又在某一点上有较深入地研究，更重要的是敢于出头、冒尖，有了创新。“十”字型人才就是创新型人才。他的“‘十’字型人才”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
桀骜不驯
思想家刘小枫曾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解放”一代（三四十年代生长，五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四五”一代与“游戏的一代”。学者何家栋也有类似观点，他将20世纪中国思想家大致分成五代：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而这个道统的主链是梁启超——胡适——顾准。
当我们问及冯兰瑞，她属于哪一代知识分子时，她回答说，“按组织规定，1937年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都算红军。我是1934年初二被迫辍学后参加星光读书会，1937年春天参加自强读书会、救国会，勉强可以算‘一二九’一代吧。后来就是‘三八’式，我1938年1月入党。算‘三八’式也可以。”
冯兰瑞1920年9月生于贵阳的一个小康之家。在青年岁月，她和那个时代的优秀青年走着相同的思想之路。那一代人的追求，是争取民族解放，实行民主制度，发展经济，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以及争取个人的自由和解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贵阳时，11岁的冯兰瑞就跟随姐姐上街游行，大同学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镜头深深印在她的脑海中。而到上高中时，她已三次被学校开除，第一次的起因是同教师辩论，第二次是因为挽留校长，到教育厅请愿，第三次则是因为与教会学校的“洋教士”发生冲突。
这个桀骜不驯的女子，终于在第三次辍学后不再上学。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名言帮助她作出了选择。从星光读书会、自强读书会到“重庆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逐渐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这个时期对她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六舅谢凡生。这个长她7岁的舅舅，1931年离开家乡贵阳去了上海。舅舅请她父亲劝外婆允许他外出上学，他在信中说：“我的前途是要靠我自己来创造的。”在他，这意味着要走革命之路。在11岁的冯兰瑞心中，这有着某种人生启示的意味。爱好音乐、选修小提琴的舅舅，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遭遇逮捕，酷刑夺去了他的左腿。
当亲友们将谢凡生营救回家乡时，冯兰瑞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舅舅给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有机会看到许多进步书籍，比如高尔基的《母亲》、绥那菲莫维奇的《铁流》等等。其中，《地底下的俄罗斯》、《俄罗斯十女杰》是她印象最深的两本。
1938年初，18岁的冯兰瑞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白天在外搞青年救亡运动，晚上刻蜡版印文件。
1940年，为逃脱国民党的多次追捕，冯兰瑞终于前往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延安。中央组织部分配她到中共中央青委，参加编写青年运动史。在完成十年内战青运史的同时，她还写了一本《徐特立传》。1946年秋，冯兰瑞与李昌结婚。随着战局的变化以及李昌工作的调动，她先后在张家口的《晋察冀日报》、华北军区《战友杂志》、上海《青年报》（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哈尔滨日报》工作。青年时期的冯兰瑞一直让自身随着革命的洪流前进，到1954年时，她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职业选择。时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的她，兴趣从报刊编辑向学术方面转移。她放弃了报社的领导岗位，考入中央高级党校（即日后的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
文革中，“走资派”冯兰瑞和“黑帮”李昌在河南干校被分别监督劳动改造，但她一直没有中断看书学习。1974年，西方国家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当时于光远找到回京治病的冯兰瑞和几个人合作，选编《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书。此后，在国务院政研室和社科院，冯兰瑞都是在于光远的领导下工作。多年共同的经历让他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友谊。
刀光剑影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由他领导的“秀才班子”，后来被“四人帮”称为“邓记谣言制造公司”。冯兰瑞亲身经历了这个只存在四载的机构的风风雨雨，她清晰地记得政研室先是同“四人帮”继而和“凡是派”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她前几年所写的回忆文章“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在文中，冯兰瑞对政研室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在“批邓”运动中的动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周总理去世时，我们都很悲伤。毛主席去世时，大家却很迷茫，不知道国家会怎么走。”冯兰瑞说。在“四人帮”倒台后，批邓仍在继续。1977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两报一刊”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文中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但就在这个当时的“最高指示”发布后没几天，首都经济学界就在于光远的倡导下召开了第一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冯兰瑞说，会议实际上就是用行动突破“两个凡是”。1977年至1978年，经济学界举行过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这些讨论，构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部分。
除参加会议外，冯兰瑞还与苏绍智合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文章，如《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此文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等等。以后冯又参加了政研室集体写作《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这是一篇按劳分配理论讨论总结性的文章，经过邓小平审阅，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于1978年5月5日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全国各大报同日转载，中央台即日广播。
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之争已与今日的热门话题相距甚远，人们很难领略其中的风险、艰辛和要害。理论争论的背后，是社会发展的实际困境。冯兰瑞说：“当时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我们政研室去一些地方调查，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那时候实行平均主义，八级工资制级差很小。民间流传‘四个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快干慢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奖金取消了，计件工资也停了。缺乏激励机制，大锅饭无法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在冲破“凡是派”的障碍后，思想理论领域仍有无数暗礁。在冯兰瑞看来，197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思想解放的高峰。而且，从1976年“四人帮”垮台到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前半段，可以说是上个世纪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过一段暂短的自由思想争鸣。她近年来多次提到思想理论界的坎坷的开端——“阶段风波”，就发生在理论务虚会闭幕不久以后。
在这次务虚会上，冯兰瑞与苏绍智有一个联合发言《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章后来在《经济研究》的1979年第5期上发表。他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必然要经过发展程度不同的若干过渡阶段。该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两位“理论权威”指责他们，说此文“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多次开会组织批判文章，而且不许发表作者的反批评。当时有“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割理论界喉管事件”之称（这时，张志新临刑被割喉管之事刚刚报道）。直到中央文件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对这篇文章的指责才告结束。
李锐与冯兰瑞在1940年的延安相识，他曾对这些往事评价道，“我常感到，当年从大后方去延安的女同志多矣，能够像冯兰瑞这样，如此英勇奋斗，决不向‘左’的权势弯腰，在学术上获得如此成就，真是太少了。”
冯兰瑞在自己的最新文集中感叹道，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人们往往“忽略了存在于平静沧海万顷碧波下的险滩暗礁”。本想尘封往事的她，近年来又拿起笔，记录她曾经历的思想战场的刀光剑影。
修竹成林
社会主义有没有失业、劳动力是不是商品，这样的话题早已消失在今人视野之外。但在80年代，这仍是意识形态的禁区，而且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举措。冯兰瑞很早就关注这些话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她是国内最早研究劳动就业理论并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1980年发表的《劳动就业问题六议》等文章，指出我国现阶段不可能消灭失业，1988年，她率先提出以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取代行政配置，并明确了劳动力的商品性质。
为了研究体制改革和劳动就业问题，冯兰瑞曾去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进行经济调查。她记得有一次在芜湖，看到那些“集体家庭宿舍”，每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住着两三家人。各家一张床，床前挂着布幔“隔开”。床头地上放着煤球和炉子、锅瓢碗盏、脚盆、脸盆和便盆。职工居住条件之恶劣，惨不忍睹。几家夫妻子女男女老幼同住一室，诸多不便，经常吵架和发生矛盾，就像恩格斯描绘的贫民窟。这些情景，“促使我不能不去关心、去研究他们的劳动工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想到一眨眼就是20年。”
冯兰瑞后来的研究工作，越来越进入社会现实层面。1993年，已73岁高龄的她，进入新的研究领域——社会保障。针对当时“多家分管、条块分割、政事不分、缺乏监督”的状况，她提出应“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1996年她发表了《中国第三个失业高峰的情况和对策》，该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国内外报刊转载摘登和引用的达30多家，并于1997年获《新华文摘》第一届“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作品一等奖。
在新世纪，她的研究从城市化、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深入到公民的迁徙问题，由此写了一篇题为《恢复“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权利——对修改宪法的一点建议》，在《同舟共进》第6期发表，并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参考。
今日的冯兰瑞依旧思维敏锐，关心国事。在聊天中，她提及去年沸沸扬扬的“郎旋风”。在她看来，郎咸平提出了国企改革中的问题，但并非首创。一些学者在10年前就对此有所关注，比如历史学家秦晖曾经连发四篇“论公平至上”，吴敬琏也曾提出要防止权贵资产阶级的出现。
关于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冯兰瑞也有自己的见解。她在几次会议上提出，要防止有人打着反“新自由主义”的招牌，来反对改革。“这个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也包括其他领域。”
我们在冯兰瑞的口述历史中穿梭了3个小时，85岁的她依旧神采飞扬。最后，她向我们，也向所有后辈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这或许也是贯穿她的学术生涯的命题。
离开冯老的家时，我们在院子里看到一片小竹林。她将自己的屋子称作“倚竹斋”，典出清代诗人黄仲则的《都门秋思四首》。1972年，一家人陆续从干校和边陲返京。造反派走后，院子里满是垃圾、杂草和碎石，假山、凉亭、喷水池都破败不堪。每到黄昏寂寥或中夜不寐，她就想起黄仲则的“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一次香山之行让她发现，原来北方同样宜竹，于是就在东侧窗下栽种了一株毛竹。现在，竹已成林。
李东东，女，汉族，1951年8月生于北京，籍贯河北徐水，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的女儿。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7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专业毕业，法学硕士，高级编辑。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先后在新闻出版单位、地方党委、国务院部委工作。历任经济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特刊部主任；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副书记；国家体改委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 2011年10月24日，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出席大会并讲话，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当选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热爱文学创作。十年新闻写作之后，撰写散文和辞赋。1994年在湖南工作时，首次撰写赋文《张家界赋》，此后十余年，陆续撰写《宁夏赋》《中共中央党校小赋》《北戴河赋》《八一赋》《清华赋》《协和赋》等辞赋，在社会上广为传诵，有相当的社会知名度与美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