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教育是省级期刊。
期刊名称：湖南教育
主管单位：湖南省教育厅
主办： 湖南教育报刊社
周期： 月刊
出版地：湖南省长沙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16开
ISSN： 1000-7644
CN： 43-1034/G4
邮发代号： 42-9
《湖南教育》：创刊于1950年4月16日。其前身为1908年创办的《湖南教育官报》。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更名为《湖南教育月刊》的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了《学生之工作》一文，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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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课》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经验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化，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
著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⑥。
下笔所及，处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痛苦中发现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
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历和处境是他作为《最后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泱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第二故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长进，尽管也难掩对故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朋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胁与贫穷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穷，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味。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经验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哀。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⑦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4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处境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顺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经验，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
《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直接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后一课》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⑨。在1912年11月14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⑩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课》的精神土壤。
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 ，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直接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常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知识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紧张:10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0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后一课》的基本语境。
同样浸润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直接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遇的割地赔款的历史直接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欣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 。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素，尽管有细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素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改变削减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
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如果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后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
《礼拜六》是创办于1914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著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仅解释了该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著者曰”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 ”。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富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
都德《最后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编者钝根也特别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后一课》进一步参与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也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如同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如同许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报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
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在该刊是以“教育小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 ，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后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
纵观以上所见，《最后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后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后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亚东图书馆1919年。《胡适年谱》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传》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杂志》(第2-3年)湖南教育杂志社1913-1914年。《礼拜六》(百期汇订)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5年。《白话文范》洪北平等，商务印书馆1920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圣陶等，商务印书馆1923-1932年。《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苏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科书百年回眸》温立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①关于《最后一课》最早的译入时间，近年研究界有一说为陈匪石译，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杂志》，此说的缘起大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错误信息造成的。事实上，1903年并无《湖南教育杂志》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现在掌握的情况，1912年胡适译本为首译。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汉译的粗略统计数字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课》重译或改写共计5次，其他几种译文分别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载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梁荫曾《最后一课》，载《工读杂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澜(末次之课程)，载《南开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转引自[法]让一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艺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见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报》第10页的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当时该报版面为“四大张”八页，而11月5日则多了一张，可能此前还有一次这样的临时“附张”，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笔者查阅的北图《大人和日报》中未见留存。
⑤《湖南教育杂志》创办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课》，译者署名“匪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收录该译文时变动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误为1903年，致使不准确的信息流传。
⑥胡适《割地》译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报》本尚未见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
⑦1910年致同学胡绍庭等，见《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本小节未加注之片断引语皆出自胡适书信及日记。
⑧1913年致母亲，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第9页。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记，同上，第70、53、54、57页。胡适《割地》“译者识”，见《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引自《礼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适删去的原文内容均未出现于“匪石”译，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与胡适略同
小中见大、高度精练的范例——读《最后一课》（柳鸣九）
一篇短短的三千字左右的故事，在文学史上一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它曾给予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读者以强烈的感染，深深得到他们的喜爱，原因在哪里？当我们读到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这个短篇小说时，不禁这样提出问题。
这其中肯定有着某些东西，仍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和借鉴。
当然，首先因为作品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表现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容易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读者所理解的。故事以1870年普法战争为题材。这次战争虽然是从普皇与法皇拿破仑第三争夺势力范围引起的，但战争的后期，普军入侵法国，对法国人民来说，战争就属于反侵略的性质。在祖国危急的关头，爱国主义热潮高涨。阿尔封斯·都德也应征入伍。在战前，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小东西》和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很受读者的欢迎，后者以他故乡的五光十色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在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方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的散文诗般的描绘中，流露了作者深深的乡土之恋；前者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写他青年时任小学教师时的经历，在亲切自然的叙述中，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及作者所特有的幽默感。现在，战争生活给予他新的创作源泉，人民反侵略的精神给予他强烈的感染，这使他写出了《月曜故事集》中一组著名的爱国主义的短篇，其中有的是揭露第二帝国军队的腐败，讽刺军事将领的卑劣无能，有的是颂扬普通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和反抗侵略的意志，在这里，他原来局限于日常生活的视野扩大到民族的范围，创作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在这一组作品中，《最后一课》是最为优秀的一篇。
普法战争是以法国的惨败告终的，战后，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被割让给普鲁士。《最后一课》就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表现阿尔萨斯省人民沦为异族奴隶的痛苦。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题材，一个短篇能不能容纳这样大的题材？在一个短篇里如何才能容纳这样大的题材，并把它表现得深刻动人？
这需要艺术家的匠心。
在这里，作者充分利用了短篇小说的特点，运用了小中见大的艺术方法，他选择了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小学校里的一堂课来表现这一痛心的历史事件和人民悲痛的感情。巨大的非常的历史事件都是由普通的日常的生活进程积聚起来的，但是，也并不是任何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都能表现出某个巨大的事件，正如不是任何一颗露珠都能反映出太阳的光彩一样。这就需要选择，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需要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并善于选择足以表现这一本质的日常生活场景。都德所选择的正是集中表现了这一巨大事件的生活片断：这是最后一堂法文课，以后学校里不许再教祖国的语言了，小孩从此要学异国统治者的语言了!作者的这一选择，使得普法战争悲剧性的结果，通过最后的一课表现得再鲜明不过了!而小中见大又使这“小”的内容更为充实丰富，作者把社会意义巨大的主题浓缩在一件日常生活的事件里，从而就把一个小学里的这堂课提高到向祖国告别的仪式的高度，于是，这一日常生活的场景就显出了庄严的非常的意义，这里的每一个普通的细节都具有了一种动人的力量，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铺陈。
作品的主题非常鲜明，作者要表现的就是民族的悲痛和对侵略者的控诉，但对这一主题的表现却选用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作者并没有从严肃的民族感情写起，最后一课庄严而令人心碎的情景却是通过一个顽童的感受写出来的，他完全从一个儿童的精神世界出发，写出小主人公如何怕考问、如何想逃学的懵懂无知的状态，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中，最后的一课给予他精神极大的震动，并由此而开始觉醒，对祖国的语言依依不舍，对自己过去没有好好学习深为悔恨，对沦为奴隶的民族保住祖国语言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小主人公带有稚气的叙述中所流露出来的丧失祖国的沉重的悲痛，对读者更有至深的感动。同样，作者在作品里也并没有对外国占领者进行直接的谴责，只是在少数几个地方写到普鲁士军队的操练和以后不许再学法文的命令，他让自己的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1885年11月26日致敏娜·考茨基的信），他通过对小学师生和村里老百姓的悲伤和痛苦的具体描写，使自己对侵略者的揭露和谴责更为深刻有力。
小说的人物形象不止一个，是用白描的手法勾画出来的，虽然着墨不多，但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作者不是对他们进行铺开的全面的描写，而是选择了他们在最后一课这动人的一刻的反应，突出了他们的精神状态，表现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作者也没有把这些人物描写得完美无缺，尽善尽美，而是把他们表现得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如韩麦尔先生，他对自己的教育工作也有不够尽责的地方，但是，面临着民族命运这样严肃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身上都激发起某种崇高的情操，这就使他们成为动人的正面艺术形象。都德是一个笔端饱含感情的作家，他往往以自己熟悉的普通人为描写对象，他总是以一种柔和的、略带幽默的眼光观察他们，并且以同情的态度加以描写，因而他的人物描绘能给读者以亲切之感，《最后一课》也具有这一特色。
《最后一课》作为短篇小说，是高度精练的范例，它以短小的篇幅表现了重大的主题和题材，描写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而所有这一切又是以平易的风格和朴素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这里凝结着作者的艺术劳动的可贵经验，对我们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再一次谈起它来的原因。
读书的心得 没有深刻的哲理，没有复杂的背景，只是简单的叙述，叙述一个叫小东西的遭遇。 一个受人欺凌的“小东西”，一个在现实与幻想中苦苦挣扎的“小东西”。都德的这部半自传体小说以敏感的触觉，细腻的文字让你明白什么是“微笑中藏着苦泪”。 读《小东西》，从作者的笔下真真地感受到人与人的感情，父亲对子女的严厉而但关心，母亲深深地疼爱着孩子，小东西心中深爱着“黑眼睛” ……而最让我感动的是“雅克母亲”，他为小东西的所做的一切，真的比一个母亲的爱更亲切更无私……但是要知道小时侯的雅克是一个爱哭和糊糨糊罐的孩子，被父亲称为是“一头蠢驴”的孩子，是什么使雅克变成“雅克母亲”？小东西曾经在走入社会受到欺凌，也曾在受到重重的身心压力下发誓要重建家庭，但也曾沉沦在迷惑的情爱里，不能自拔，在关键时刻“雅克母亲”挺身去救护自己的“孩子”小东西…… 仔细读读这本书，它会带给你很多感想。虽然人在年轻时会走错路，但是在经历种种的磨难之后，就会长大，小东西也会变成一个大人物的。正如，我们正处在青春年少时，也曾年少轻狂，不谙世事，但是我相信在这段成长岁月会让我们受益不少。 《小东西》这本书正适合初涉世事的我们阅读，从中去感悟。不要怕人生中出现的迷茫，要学会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甚至超越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