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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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
一、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各国人民下定决心维持和平，以使后代免除战 争的浩劫。其次，核 武器的大规 模杀 伤力和威慑力足以将地球毁 灭很多次，因此谁也不愿意因打核 战争与地球同 归于尽。再次，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提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进一步减小了爆 发世界性大 战的可能性。
二、传统安全领域中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
首先是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尤其是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其次是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再次，主要核 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 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三、非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战 争
首先是国际恐 怖主义问题。2012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及袭击规模扩大;恐怖袭击方式令人防不胜防;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 裂的倾向。其次是环境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甚至使部分小岛屿国家生存面临威胁。再次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并引发了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最后还有愈演愈烈的贩 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 病扩散、肆无忌 惮的海 盗活动，以及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等问题，这些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的传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
首先表现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目前，不少亚太国家普遍加大军费投人，加速军事战略调整，提高武 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的安全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在各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深刻的军 事调整与变革。其次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中国与周边多国存在领 土与领 海争 端，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又有国际势力介人，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另外，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也给中国带来安全威胁。核 武器的垄 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到一个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时期，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 胁。
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中国也同样面临重大威 胁
三、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须承担来自美国的压力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人，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在这一地区频频进行军 事演习，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为了推进“重返亚 洲战 略”，奥巴马政府还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积极加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高调介人中国南 海问题，对中国的领 土问题指手画脚，试图遏 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力。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加紧构筑针对遏 制中国的“C’’ 型军事包 围圈，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 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应对策略
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
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发言权，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从国内来看，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低，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注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当然，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 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
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人和外国市场的准人。I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挫，甚至难以实现。因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温和求实的原则，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 光养 晦战略，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会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但无论出现怎样的矛盾，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 化，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 歧。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等历史遗 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三、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目前，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对中国来说，要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机遇，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因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从经济层面人手，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和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感染下,经济、社会、科技、信息技术、 文化 各方面都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式变得相对平缓,发达国际如美国等受债务的累积负债使得财政相对比较紧缩,其失业率也相对高于之前的经济水平状态。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国际经济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经挣扎了将近6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潜在通胀的压力较大，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转型调整期。这一判断意味着，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继续呈现“弱增长”格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在2013年的世界经济形式展望 报告 中双双调低了经济增长预期，这表明全球经济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影响仍有待时曰，总体上并没有明显好转，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依然沉重经济增长速度仍将保持低迷的态势。
美国经济延续复苏势头。整体来看，美欧日经济中，美国相对来讲还算不错，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2.2%，2013年可能是2.0%左右。一个原因是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不断改善。但目前美国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投资各种数据显示美国企业现在手里有上万亿美元的钱放着不投资，而且政府投资也开始下降。
欧元区在经济复苏中挣扎。欧洲的情况不那么乐观。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6%. 2013年的情况相对好一些，但还是负增长，可能在-0.5%至0之间。这和它的政府支出缩减有很大关系。
日本的情况争议比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安倍上台以后推行了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政策。2013年年初，安倍政权便迫不及待地推出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由此拉开了“安倍经济学”的序幕。随后，日元自由落体式的贬值和日本股市火箭式的暴涨，让人们一度相信“安倍经济学”能够成为拯救日本经济的灵丹妙药。但自进入5月以来，日元暴跌和日股疯涨的势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日本媒体恍然大悟地哀叹，“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很有可能已经沦为海外对冲基金和国际投机资本家手中的“玩物”。不幸的是，被拴在这支箭上的是日本经济的未来和日本国民的福祉。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安倍经济学解决不了日本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企业竞争力问题、结构改革问题，这些都不是通过注入流动性就能解决的。
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发达国家速度下降，受外需急剧下降以及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放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在金砖国家中，印度2013年全年增速应该在6%左右。但印度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通货膨胀。巴西、俄罗斯、南非增长率全年大概也就是3%;东盟国家这几年的经济情况都不错，2013年第一季度增速达到5.6%。全年很可能是6%。
总之，当前的经济形势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已由“急症”转为“顽症”，演变成为二战后最为严重、漫长的经济危机。虽然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美日欧三大经济体正趋于走上不同的复苏进程，呈现多元化趋势：美国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较为稳健;日本因实施“安倍经济学”，虚拟经济开始回升，但能否拉动实体经济还是未知数;欧元区尚未摆脱主权债务危机，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尚未展现复苏迹象。
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1.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有助于提升我国话的语权
国际金融危机作使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紧密地融入到
全球国际分工链条当中，开始在协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发言权和影响力已有较大跃迁，基本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讨论到参与决策的角色转变。
2.外需收缩和摩擦增多等因素直接冲击我国出口
世界贸易增长下滑导致我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回落。最关键的是，每当世界经济处于低迷不振的时候主要发达国家就会祭出贸易保护的大旗，各种贸易投资壁垒明显增多。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现常态化、复杂化趋势贸易摩擦将贯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全过程，应对贸易摩擦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3.创新竞争力有被拉大的风险
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本土工业，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 措施 。然而，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我国创新能力不足，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差距面临再次被拉大的风险。
三、我国应对 方法
党的提出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刻理解、紧紧抓住、切实用好国际环境变化倒逼出的新机遇，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发展环境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历史 经验 证明，干事业、做工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则事半功倍;形势不明、逆势而行，则鲜有成就。在世界经济深度转型调整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我国具备较强应对能力和其他国内有利因素，可以抵消或者减弱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带来了大量中低端技术，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趋利避害、顺势而为，关键在于抓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首先，坚持扩大内需，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并优化结构，特别是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在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建立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机制。其次，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培育我国商品和服务国际竞争新优势，特别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配套加快形成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对外政策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今后5年～10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将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先后崛起，将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与格局演进，多极化趋势将日趋明显。美国经济“双赤字”，使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美元贬值、油价飙升，使全球经济风险加大，但世界经济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去年，世界经济增长近5%，为近30年来最好。今年，受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产出增幅将放缓。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持续稳健扩张。虽然受到高油价冲击，又面临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但美国经济的内生性强，增长势头不会改变。原因是：1、企业投资强劲复苏，居民消费持续增长。2、低利率时代虽然结束，但宏观环境依然宽松。3、“新经济”虽然缺乏新动力，但活力再现。加之奥巴马政府的持续减税、弱势美元和油价适度回落等等，均有利于美国经济持续扩张。
日本受福岛核危机，经济衰退复苏步履维艰。去年，国际机构普遍看好日本经济。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处于停止状态，下半年可能恢复增长。然而，日本经济复苏依靠的不是内需而是外贸。因为，目前仅靠内需尚难支撑日本经济复苏。可见，当前日本经济基础依然脆弱。一是油价飙升对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二是国内需求依然不旺;三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
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但复苏势头尚能维持。欧元区经济在连续两年低迷后，去年增长2%，虽低于IMF估计的2.2%但仍是近4年来最好的欧元的被动持续升值。油价居高难下，开始影响欧元区经济复苏
亚洲经济增长触顶回落，但仍是全球最快的地区。该地区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区内合作效应凸显，互利共赢格局正在形成，发展趋势是：东亚地区将持续较快增长，“四小龙”则适度扩张;东南亚经济将稳步复苏，越南成为佼佼者;南亚经济增长势头不弱，印度成为地区领头羊;中亚经济恢复性高增长，但资源型经济风险将增大。在未来数年中，亚洲将在全球经济中保持较高增长，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
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中长期前景普遍乐观。目前，发展中国家具备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
1、宏观经济环境普遍改善。
2、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3、南南经贸合作明显加强。亚洲与拉美、亚洲与非洲，亚、非、拉区域合作步伐加快，带动发展中国家间的泛区域、区域和双边合作蓬勃发展。
4、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大国经济加速发展，在区域经济中起着空前的示范效应和领头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
1、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
2、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加工贸易影响显著，一般贸易保持高速增长。。
3、主要经济体失业率高企加剧了世界经济摩擦的风险，欧美等国对我发起的贸易摩擦多由失业部门发起。
4、油价高企加剧了我国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5、顺应世界FDI大潮，调整引资政策重点。将重点转向有针对性地发展部分服务行业，优先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贸易以及重点发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运输和商业分销服务业等出口导向性服务业。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五个突出问题：
——粮食进一步增产、农民进一步增收的制约因素仍然较多。粮食收购价格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化肥等农资价格居高不下。洪涝灾害偏重发生。
——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仍然较多，投资结构仍不合理。由于产生投资膨胀的体制性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地方投资增长仍然过快。
——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有所回落。行业效益出现明显分化，煤炭、石油开采、黑色和有色金属等采掘业利润增长较快，建材、石油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化纤行业利润下降较多。
——煤电油运总体形势仍然偏紧。由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能源、资源约束的矛盾仍然突出。
—— 安全生产 形势仍比较严峻。顶风违规生产的现象依然存在，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事故多发。
节能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目前，我国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资源的消耗强度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能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增加。
因此，能源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节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我国富煤少油。在替代石油的化石资源中，煤炭在近中期内可以满足与千万吨数量级的油品缺口相匹配的需要，即通过煤液化合成油实现我国油品基本自给，是目前最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煤可经直接或间接液化两种方法转化成汽柴油。煤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苛刻，对煤种的依赖性强。煤间接液化是将煤首先经过气化制成合成气，合成气再经催化合成转化成汽柴油。煤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温和，几乎不依赖于煤种。
核裂变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相关技术日臻完善，是未来百年内解决能源紧缺问题可行、且可靠的方案。建设、运行、维护核裂变电站及对核材料的开采和核废料的处理等将在未来百年内形成巨大的产业链。核裂变能源的利用受制于地球上有限的核材料蕴藏量和人类对核废料处理的艰难和危险。利用核聚变能可能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一种最重要途径。太阳光即是太阳中的氢核聚变释放出来的能量。核聚变的主要原料是浩淼的海水中所蕴藏的用之不竭的氘，其产物是惰性气体氦，因此，核聚变既无原料短缺问题亦无核废料或核泄漏等污染问题。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影响和平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核武器扩散，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疾病，走私贩毒等。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
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做出判断，应酬好与大国的关系，对我国的外交有重大的意义。当前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呈现出合作与竞争，依赖与牵制等关系。国际局势的总体稳定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国要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尤其是与美、俄、欧盟、日的关系。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受挫，正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并未改变。我国一方面要扩大合作，增加两国外交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要坚持原则，维护我国利益。
北约不断东扩，严重影响了俄在欧洲的扩展，俄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亚洲。同时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能源供应与边境问题上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
欧盟在积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在大国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协作，同时也看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
由于日本不能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同时在积极扩展和建立其大国地位，积极配合美国牵制中国。中日抗衡比较明显，处理好中日关系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中日关系的长期僵硬将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在中东的国家普遍比较贫穷，经济形势严峻，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和通胀率都比较高，此外这些国家的政治也普遍缺乏民主，统治者独裁，政府腐败。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2017关于中东局势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中东局势震荡的探讨》
摘 要：2010年12月由突尼斯开始的中东变局，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并导致多国政权更迭，随后叙利亚和也门引发了剧烈动荡。时至2012年，中东地区局势动荡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仍在持续。中东地区大震荡引发的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正处于深刻的发展和变动之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与此同时，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仍长期存在，局部的战乱、动荡、局势的紧张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趋突出。发达国家对于日渐强大的中国产生强烈的不安，总在伺机寻找借口或暗中作祟，对我国产生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中东局势;和平发展;中国
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揭开“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序幕。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3月14日，巴林局势动荡，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应邀出兵巴林“维稳”;3月19日，北约开始空袭利比亚，最终促使卡扎菲政权倒台，卡扎菲被打死;11月23日，也门总统萨利赫签署交权协议。
中东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通常指西亚北非广大地区，包括从肥沃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及延伸到马格里布的广大阿拉伯世界，以及以色列、伊朗、阿富汗、土耳其、塞浦路斯等20多个国家。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位于东半球中心地带。中东孕育了四大文明中的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是三大宗教伊斯兰教、____、犹太教的发源地，还孕育了三个盛极一时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中东局势动荡原因
1.民族矛盾。中东地区主要民族有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库尔德、犹太等民族。但由于这些民族的兴衰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其强盛时期这些民族极力向外扩张，发展其势力，把自己的 文化 强加在其他民族身上，而在衰落时又经常受到其他民族的入侵和欺压，因此各民族之间造成积怨已久的矛盾。
2.宗教纠纷。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____、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尽管三大教派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在教义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在各自的信仰上都主张自己的立场，产生很多冲突矛盾。伊斯兰教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宗教，由于该地区社会发展处于落后状态，伊斯兰教义又没有像基督____彻底地完成政教分离，而是紧密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许多政治问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冲突、纠纷又与政治纠结在一起，使中东很多问题难以理顺。
3.边界问题。很多人把中东问题仅仅归结为资源危机，或是宗族信仰问题，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任何能源都是以土地为依托的，任何宗族的生存也都是以土地为根本的，特别是中东地区，长期的动荡、战争频频，很多战争都是由于边界或领土的争端引发的。中东地区曾是人类文明最早发源地之一。孕育了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帝国，特别是最后一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因此奥斯曼帝国的兴衰成为今日中东国家边界问题的重要历史根源之一。奥斯曼帝国兴盛时期，大部分中东地区都属这个帝国的版图，但随着国势渐衰帝国各省虽维持臣属关系，但已不听命于帝国中央，进入近代史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东地区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角逐的场所、瓜分的对象，从而使中东国家边界深深刻上了殖民主义的印记。西方列强肆意对中东地区分割再分割，并强加奴役性条例，西方殖民者的残酷剥削加剧了中东人民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东国家先后独立，但这些中东国家并未按照自身边界划分，而是在殖民者的势力范围内实现了独立，再加上中东新兴民主主义历史不长，尚有未划分完的边界以及泛阿拉伯主义思潮的影响，造成很多争端和战争。
4.大国的干涉和影响。中东地区是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是东西方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是各大陆间的必经之道，该地区一些著名的海峡和水域通道具有重要的国际战略意义，如：黑海海峡、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中东又是世界主要石油出产地，目前全世界已探明的石油总量约1 366.4亿吨，天然气量约1 128 921亿立方米。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石油总量的66.42%，拥有天然气占世界储量的31%，其中，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朗储量超过100亿吨。中东地区不仅油气储量大、分布集中，而且开发条件优越。因此，该地区是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最敏感的地区，历来是大国争夺的重点地区。正是由于在全球战略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就是中东，早在16世纪后的二三百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确立，西方列强加紧向世界范围扩张时，就把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了广大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在那时成为了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扩大海外市场、掠夺财富和资源的猎物。
二、中东冲突与动荡造成的后果
1.动荡打破了中东地区传统的力量格局，阿拉伯世界再次被分化和削弱，整体实力下降。在这次动荡中，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矛盾也更趋激化。阿拉伯世界作为整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阿盟作为阿拉伯世界唯一的地区组织影响式微，对该地区成员国一开始出现的国内乱局反应迟缓，并毫无对策。回顾60年代以来，在涉及阿拉伯世界重大利益的诸多问题上，如巴勒斯坦问题、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等，阿盟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次中东危机，尤其是针对利比亚问题，阿盟对西方军事行动态度摇摆，无能为力。反映出阿盟地位日渐下降，在深受西方压力和内部意见分歧影响下而日渐衰弱的现状。
2.中东地区传统的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挑战。阿拉伯民族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都已遭受到挫折和打击，其代表人物都以不同结果退出阿拉伯政治舞台。目前，中东国家处于十分重要的转型期，即摒弃传统专制主义之后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伊斯兰教本身处在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承载了太多非宗教功能，使政教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打算全盘西化或寻找“伊斯兰替代方案”，但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处在转型期的中东社会面临诸多的社会矛盾，统治者在处理各类问题时的失误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没有彻底的宗教改革就无法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因此，宗教改革已成为中东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历史必然的需求日渐凸显。而经过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洗礼的伊斯兰教不仅将进一步自我完善，还必将推动中东社会的迅速发展。
3.中东地区要建立起稳定的地区新秩序需要漫长的过程。尽管中东国家有很多是同一性质的社会，但各个国家的具体问题都各有不同，如巴林和也门、叙利亚因教派之争产生分裂，利比亚本土部族之间有很大分歧，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极大。过渡转型时期，中东各国家因其社会、历史、文化及发展不平衡的差异性，在政治发展形势上也不尽一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中政治”，因此，中东国家不会以同一种方式完成政治变革，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也绝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另外，各种外部势力和体制的干涉，也加剧了中东国家的矛盾的复杂性。因此，短时期内，该地区不可能实现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的稳定新秩序。
三、乱局之下的理性思考
到目前为止，中东出现震荡的几个国家基本上表现出的性质是：一场民众自发性的变革运动。尽管参与者、支持者的某方面现代技术的加入显现出较具规模和组织性，但大多民众也多半都是在对重大历史行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民众诉求不明确，缺少建设性目标和具有超凡能力的符号性领导人，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暗中干涉，利用各种 渠道 影响、怂恿还处在蒙昧期的抗议群众和反政府组织，暗中作祟的同时也在明处以各种理由干涉各个国家的内政。
阿拉伯国家的政权“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靠外部力量框架来维系的”。相反，他们能屹立几十年不倒，“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自身的手段”。主权国家的内政应由主权国自己解决，用不着别国干涉，所以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还是要依靠人民。中东问题的最后解决也是要靠阿拉伯世界的团结。
时刻警惕大国的别有用心。奥巴马政府总体上在这次中东动荡中，采取的是所谓“有选择介入”的现实主义政策。“奥巴马主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自伊拉克战争来一直面临的一种外交困境：一方面美国难以忍受那些冒犯美国价值观或威胁美国边缘利益的海外事件，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愿冒风险全力投入加以应对。这部分也是因为美军的资源现在几乎已用到了极限。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收缩中东战线，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对其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和支配力带来的挑战已经有极大紧迫感和危机感。尤其，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开始担心中国正在和美国争夺全球影响力。同时美国也觉察到已经不能单靠自己处理全球经济事务。美国近期高调加入并力推TPP，显然带有制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意图。目的明确地将亚太作为重点的战略部署。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战略重点毫无疑问地指向亚太地区。
四、对中国的启示
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发生了动乱，并引发了英、美、法等国的干涉，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局势剧烈动荡，国家遭受巨大灾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发展。正是对这种所谓“大环境”的清醒把握。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正处于深刻的发展和变动之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与此同时，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仍长期存在，局部的战乱、动荡、局势的紧张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趋突出。发达国家对于日渐强大的中国产生强烈的不安，总在伺机寻找借口或暗中作祟，对我国产生不利的影响。就我国本身而言，在十二五期间更应注重关注：民生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问题、腐败问题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只有切实做到发展才是硬道理，集中精力搞建设，处理好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施雪华,汤静容.近期北非和中东局势动荡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11).
[2]王维虎.探析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原因及其影响[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8).
《中东动荡问题的分析》
摘要：本文简单分析了有关中东动荡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看法。
关键字：中东 动荡
众所周知，最近世界局势有些动荡不安，尤其是中东地区形势尤为严峻。这对我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东问题由于涉及到众多国家的利益，所以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年由于以色列实行强硬政策，以及美国政府的偏袒政策，巴以问题陷入了新的僵局，中东局势依然处于动荡之中。在阿巴斯上台之后，中东问题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直到现在，稍显平静的中东局面依然藏有暗忧，前景不容过于乐观。
造成中东问题现状的因素诸多，但大多数都紧紧的围绕着宗教冲突以及领土冲突。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在巴以和平进程中起主要的作用：
以色列方面：以沙龙政府为代表的以色列右翼力量 深受犹太复国主义、宗教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长期推行铁血政策。造成巴以冲突激化的现状的直接原因，是鹰派人物沙龙上台后推行的铁血政策，以色列的宗教民族沙文主义窒息扼杀了巴民族解放事业， 使得中东和平进程崩溃。从以色列角度看造成现状的原因，是有深刻思想根源的右翼政府的强硬政策的原因，而国家安全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以民众的支持，又是政策能够站住脚的原因。这更成为了目前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美国方面：参与协调巴以问题的国际社会成员除了美国还包括联合国、欧盟、俄罗斯等。但从本质上看，给与以色列政治、经济、军事支持的美国才是影响巴以问题外部因素中唯一关键的因素。美国在中东有巨大利益，支持以色列这个民主的非伊斯兰的国家符合其利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得以在阿拉伯世界中生存和发展，以色列对美的依赖性很大。所以几乎只有美国才能从外部影响到以色列。但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偏袒以方的态度显然有失公正，其结果不但不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且还在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中撒下仇恨的种子。
总的来看，虽考虑到美、以两国政府的更可能对现在局势发展的方向有影响。但就以往的 经验 由于宗教领土等诸多因素，即使出现缓和，也有很多尖锐的斗争和问题摆在各方面前。在未来，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仍对以政局有很大影响，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支持以色列，并有所偏袒的政策，而巴勒斯坦又无法得到强大力量的支持。所以，中东问题的前途总的来说是比较暗淡的，不可能很快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有随着国际力量的变化，各方力量平衡后，才有可能得到各方满意的答案。才有可能更好的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重开巴以和谈之门。由此可见，中东和平之路是相当复杂而漫长的路，前景是比较暗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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