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1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版社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现有出版社460多家，地区分布相当普遍，专业门类大体齐全，出版社布局的主体大体完成。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改革，努力把现有出版社办好。
近几年来，出版社的改革在有些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出版社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围绕政治运动转的状况，拓宽了出书领域，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地方出版社的办社方针由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改变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由综合出版社逐步分为专业出版社。出版社进行了职称改革，实行了评定和聘任专业职务的制度。大多数出版社实行企业管理，开始重视经营、重视自办发行，正在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一些出版社对社长负责制、协作出版、自费出版和承包责任制进行了试验和探索。但是，出版社工作还存在许多亟待改革的问题，国家对出版工作在宏观上管理不够，微观上统得过多、过死，图书的选题和结构不够合理和完善，图书质量亟待提高，出版社缺少应有的自主权，等等。在出版社内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分配上平均主义，经营机制缺少应有的活力。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勇于探索，进一步推进出版社的改革。
根据出版社几年来改革的实践，现就目前出版社改革问题（主要是出版社内部改革问题），提出如下试行办法：
一、出版社改革的指导思想
出版社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更好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提高图书质量，出版更多的好书，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出版社必须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使出版社既是图书的出版者，又是图书的经营者。为适应这种转变，就需要积极而又稳妥地对出版社原来的体制，包括领导体制、经营体制、管理体制、人事体制、分配体制等进行改革，以提高出版社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出版社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如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总之，要努力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多出好书是衡量出版社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志。对出版社的体制进行改革，加强和改善经营，是为了从各方面创造条件，以保证多出好书，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优化选题，调整图书结构
优化选题，调整完善图书结构，是提高图书质量、多出好书的关健。出版社在改革中要着眼于认真编辑出版反映和推动时代前进、传播和积累人类优秀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成果，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图书，以满足各方面、各层次读者的需要。
要始终抓紧选题规划。制定选题规划可以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既要保护和支持编辑组稿的积极性，又要服从全社统筹安排的需要。为了扩大稿源，及时抓到重要选题，可在社内社外设组稿编辑。
要下力气抓好重点书。出版社和编辑室都要有自己的重点书出版规划，保证按质按量地完成。重点书要力求开拓创新，填补空白，突出本社特色。
为了保证图书质量，原则上应该坚持三审制。终审发稿，一定要由总编辑、副总编辑或由总编辑、副总编辑委托并经社长同意的编审、副编审负责决定。
要抓好重印书。根据图书内容和市场情况，有计划地安排重印，逐步积累本社的保留书目，形成自己的特色。目前平庸、粗制滥造的图书过多，纸张等资源又十分紧张，要下决心控制出书品种，确保图书质量。
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是出版工作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应当坚持。为了促进学术理论著作、科技图书的出版，对一些专业面较窄的出版社（科技出版社和学术出版社），可以有所放宽，允许出版少量（不超过当年全部选题的3—5％）相关或相近学科的图书。超过专业分工的图书选题，要事前向上级主管部门报批。
三、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
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已不适应当前出版改革的要求，要逐步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是法人代表。党组织起监督保证作用。
社长全面领导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国家规定的出版社应有的人权、财权和选题审批权，由社长行使。编辑部门和经营管理部门都对社长负责。社长可以直接由上级任命；有条件的出版社也可以民主选举产生，再由上级任命。社长实行任期制，可以连任。如不称职，可以调换或罢免。
出版社是否设总编辑，是单独设置还是由社长兼任，可以因社而异，不做统一规定。总编辑、副总编辑、副社长由社长提名，报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
社务委员会为议事机构，由社长主持，社长应认真听取社务委员会成员的意见，但对所讨论的问题，社长有决定权。
出版社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对社长进行监督。上级主管部门在考核社长时，要听取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意见。
四、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
在出版社各个部门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使责、权、利逐步统一起来。
编辑部门要实行专业职务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专业职务不仅要同工资收入挂钩，而且要同岗位责任挂钩。出版社的其他专业职务也应这样要求。
继续试行和完善出版社内部的各种承包责任制。编辑部门试行承包责任制时，要有保证社会效益的要求和措施，不允许不顾出版方针和图书质量，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考虑到编辑工作的特点，利润指标不宜分解到个人。
为了合理使用人才，结合建立岗位责任制，逐步做到优化出版社的人员组合。出版社可进行试点，由编辑室主任或编审组织人员，建立适当形式的责任制集体。
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试行向国家（上级主管机关）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出书的品种、质量、数量和利润。
五、坚持按劳分配，敢于拉开差距
工资和奖金，都应当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以利于调动积极性，提高图书质量。
奖金应根据贡献大小分配，要拉开差距。对有特殊贡献的应当给以重奖。贡献要全面衡量，包括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奖励的措施要充分体现编辑部门承担精神生产任务的特点，奖励的办法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设单项奖，也可以设综合奖。可以根据定额超额给奖，可以通过评选给奖，也可以按承包条件给奖。
有奖就应有罚。对于违反出版方针、完不成规定任务、出现责任事故、违反出版纪律的，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不称职的人员应当更换工作岗位。
六、开辟多种渠道，扩大出版能力
出版社可以开辟多种渠道，利用社会力量，扩大资金来源，争取多出好书。
协作出版是出版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作法。根据前几年试行中的经验教训，协作出版图书的范围，目前应限于学术著作、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著作；协作的对象，目前应限于国家科研、教学单位、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不能是集体和个人；协作出版的书稿要经过出版社终审、终校；协作双方要事先签订合同。严禁出版社借协作出版之名出卖书号。
自费出版有利于解决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指定一家出版社统筹安排自费出版业务。有条件的中央一级出版社经新闻出版署审核同意后就可办理自费出版业务。自费出版的图书目前限于学术著作、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著作；自费出版者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自费出版著作的编、印、发全过程统一由出版社负责；自费出版也要事先签订合同。
要积极发展对外合作出版，包括同外国出版社的合作出版，同港澳以及台湾出版社的合作出版。对外合作出版主要是利用对方的资金、技术和发行渠道，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港、澳、台和国外市场。这项工作前一段时间进展不快，应当加以推动。
出版社可以在外地委托印刷厂印制图书，并委托外地的发行单位发行图书，但不得委托给个人。委托代印代发要事先签订合同，并经双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否则视为非法出版活动。禁止出版社以代印代发名义变相出卖书号。
确有需要的出版社在办社宗旨和经营主权不变的前提下，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吸收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资金，用于发展生产；有条件的科技和学术性出版社，经省级政府和部级主管部门同意，并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可以试行同外资合营，但外资股金必须低于1／2，编辑部应由我方掌握。
七、在改革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出版队伍
搞好出版社的改革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而这支高素质的队伍只有在改革的进程中才能建设和成长起来。
出版队伍的建设要重视树立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观念，不断强化出版社成员的文化意识、经营意识和竞争意识。要创造条件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敢于重用那些积极变革、眼界开阔、讲求实效、精通业务、在编辑和经营方面富有开拓精神的人才。
出版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单位，要注意提高出版社成员特别是各级骨干的思想政治水平，自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培养出版社成员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树立从事出版事业的荣誉感，增强出版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出版社成员，特别是编辑、出版人员有时间进行学习、进修、调查研究、参加学术活动，提高政策水平、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加强纪律和提高效率。
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前提下，提倡编辑人员从事写作。
八、加强对出版社改革的领导
出版社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刚刚起步，缺乏实践经验，将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各级党委宣传部和出版行政领导部门要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帮助出版社大胆探索，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使改革健康发展。
出版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搞好出版社改革不仅取决于出版社本身，还与出版系统中的印刷、发行等方面的改革密切相关，而且受到出版系统外部条件的制约。各级出版领导部门，要在宏观管理和微观搞活两个方面做好工作，既要简政放权，推动出版社自主经营，又要进行必要的规划、指导、监督和协调。
建议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部门，加强对出版改革的领导，并在财政、信贷、税收和物资等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持。各地区、各部门的出版社情况不同，改革的要求和进度应有所不同。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出版社，国家一直给予财政补贴，在改革中需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促其发展，更好地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科学、文化服务。
希望能帮到你 这是关于出版社改制的法律条文
报纸的总编辑（主编）的最高领导人是主编和编辑的主要业务部门或内容供应部门的媒体、出版社和信息公司，负责控制公司或组织的整体运作和发展的大致方向主要业务。
总编辑的工作总结就是把握出版方向，对图书质量负责，创造开发环境，参与出版管理，带领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
扩展资料：
例如，罗华：人民网党委副书记、副主席、总编、副总裁，人民网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人民网区块链研究所所长，人民网书画研究所所长。
1963年10月生，中共党员，学士学位，高级编辑。1985年8月至1993年4月，在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任助理编辑、编辑。
1993年4月，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读者朋友编辑组副组长。1998年12月，人民日报网络中心总编辑办公室副主任。
1999年12月，他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网络中心规划技术组组长。2004年6月，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多媒体部主任；2007年8月，任人民网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2010年6月，担任人民网董事、副总裁。
2016年12月，任人民网主任、副总编。2019年4月，任人民日报网络版主任、总编、副总裁。2019年7月，任人民日报在线副书记、主任、总编、副总裁；2020年1月至今，担任人民日报网党委副书记、副主席、总编、副主席。
参考资料：人民网——总编辑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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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前身——万叶书店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1938年7月1日，在上海苏州河北海宁路咸宁里11号，“万叶书店”赫然揭牌。从此，一个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诞生，以出版音乐读物为主的出版机构在艰苦环境的磨难中顽强发展，为中国出版史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上海，万叶书店经理兼总编辑钱君陶在相继投入市场的《小学活页歌曲》、《小学音乐课本》、《小学音乐教学法》和《中小学图画教学法》中，巧妙地注入了爱国主义思想，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 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不仅令钱君陶欢欣鼓舞，也为万叶书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了发展的需要，钱君陶大胆向社会公开招股集资，并将万叶书店更名为“万叶书店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钱君陶又在上海四川北路四达里投资合作开办了一家印刷厂，用以解决日益增多的文字、简谱排版之需。 新中国成立之后，印刷厂迁来北京，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公私合营。 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了新中国的出版方针、政策和方向——出版专业化，统筹兼顾，分工合作。鉴于万叶书店的强项和优势，钱君陶欣然采纳了挚友缪天瑞的意见：今后的万叶书店要侧重出版音乐书谱，向专业音乐出版发展。钱君陶立刻对原有的选题结构进行了调整，音乐书谱的比例逐年增加，在“新音乐出版社”组建之前，共出版音乐图书200余种。 1953年6月，私营上海音乐出版社和教育书店并入万叶书店，在上海卢湾区南昌路43弄76号成立了私私合营的“新音乐出版社”。 1954年10月，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各方有识之士的积极努力，中国音乐家协会出版部与新音乐出版社公私合营，在北京东城区沟沿头33号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音乐出版机构——音乐出版社（1974年8月改称人民音乐出版社）。赵沨任音乐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孙慎任总编辑，章枚、钱君陶任副总编辑。人事、行政、财务隶属国家出版总局领导，编辑出版业务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管。1954～1965年，是音乐出版社始创与出版发展时期。1956年，为解决简谱、五线谱的出版需要，首次举办绘谱培训班，招收绘谱人员，负担五线谱作品绘制工作，同时成立了简谱排版所，并迅速投入了生产。1957年，全社机构做了调整，孙慎任社长兼总编辑，潘奇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张枚继任原职；设立了音乐理论、音乐作品、外国音乐、音乐期刊等编辑室及编务室。1959年，因业务不断扩大及兴建“北京站”用地原因，社址由东单沟沿头33号迁至和平门外西琉璃厂170号（原商务印书馆馆址）。1963年，增设音乐词典编辑室，何士德任主任。1966年，在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音乐出版社的业务随之停顿。之后，部分人员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朝内大街166号)，机构被撤销，大批人员下放“干校”进行“改造”。1974年8月，由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群众音乐文化生活的需要，国务院决定恢复音乐出版社建制，更名为人民音乐出版社，隶属国家出版局领导(1978年以后直属新闻出版署)。1975年，周巍峙出任社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社政。恢复建制以后，“干校”下放人员陆续返回出版社上岗。全社职工增至110余人，很快又发展到200余人。图书出版机制不断完善，独具特色的排印厂于1976年重建。从1978年起，人民音乐出版社先后由孙慎、潘奇、黎章民、杨昌霖、戴于吾、张昭华主持社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管理体制上，由纯事业性向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转变，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换。1983年11月，北京翠微路2号人民音乐出版社大楼落成。出版社在“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既重视社会效益，又重视经济效益。在新形势下，社内机构多有调整，先后成立了音乐教育编辑室、增设经营管理部、建立音像中心和电脑绘谱中心、扩大自办发行及建立覆盖全国的发行网点(200余处)、成立磁带复制厂、创办以销售本社书谱为主营的华彩文化公司等。在读者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期刊《音乐研究》、《中国音乐教育》、《钢琴艺术》先后创办出刊。
1932年阎锡山成立的中国青年救国团，常芝青在太原创办《中报》（后改为《新中报》），他担任副刊主编、新闻编辑，乘便宣传爱国民主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道理，后因刊登阎锡山政府官员大贪污案消息，被革职。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山西1934年他毅然投入革命队伍，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到1939年，常芝青受党的委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地方政权工作。1934年春，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和讨蒋救国会，担任党团书记，同时参加了杜任之（中共党员，时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主持的文艺通讯社，主编《文艺舞台》月刊，并组织文艺团体，创办刊物，置身于太原的新文化运动。《抗战日报》1942年创办，这年下半年常芝青就任报纸的总编辑，由于当时的报纸在鼓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方面卓有成效，敌人怕报纸，经常逐门挨户搜查，并高价收买，规定每张《抗战日报》10元或两斗小米。报纸成了抗战强有力的武器。在创刊二周年时贺龙同志以《强有力武器》为题写道：“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晋绥日报》，他先后担任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并兼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他是《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唯一历史报纸从创刊到终刊全过程的报社领导人，《晋绥日报》办得很有特色，生动活泼，尖锐泼辣，在当时各解放区的党报中出类拔萃。常芝青在这天的社论《本报今后的任务》中说：“本报将一本初衷，无条件的为我全晋绥人民服务，晋绥人民的利益，就是本报的利益，晋绥人民的疾苦，就是本报的疾苦，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同年9月以后的3个月中，《晋绥日报》在有关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宣传中出现了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报道和编者按，1948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纠正这种“左”的偏向，发了一系列指示，常芝青组织报纸工作人员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在《晋绥日报》上以编辑部的名义做了长篇检查。1948年4月，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的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对报社的工作和经验作了充分的肯定，并赞扬芝青同志“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1949年5月1日《晋绥日报》终刊，同年10月底，常芝青随刘邓大军到重庆办报，12月10日，中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常芝青任社长。从农村到城市，环境变了，工作重心变了，办报也要跟上变化。他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其他城市报纸的优点。一年后他在总结工作时提出：“报纸存在的缺点是联系实际不够、联系群众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措施。” 他注重开展通讯工作，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他率先向地方派出记者，建立记者站，抓住典型在报纸上开展讨论，他鼓励编采人员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同群众打成—片，交知心朋友，深入采访，搞好调查研究。为培养干部，他把记者派往工厂兼职。他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中，要分出很多精力去培养年青人。他让记者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就是为了要对每个字都负责任。只他—个人力量小，要培养报社的更多编辑记者。经过三年左右的工作，在常芝青亲自主持下，《新华日报》在全国成为年轻干部成长最多、最快的报社之一。1954年，大区撤销，8月《新华日报》终刊。常芝青调北京，就任时代出版社社长。两个月后，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和首任《光明日报》中共党组书记，他团结和起用一批老报人，大胆实行报纸改革，在全国率先由直排全部改横排，重视报纸专刊，把《光明日报》办得大有起色。1957年反右派之前，调任《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党组书记，后兼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并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在长达9年的复杂多变形势下，把《大公报》办成具有明显特色的全国财经报纸。1966年“文革”初期，《大公报》被迫停刊，改出《前进报》，常芝青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报社党委第二书记，同时兼任《前进报》社长和总编辑。在“文革”期间，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达8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8年初，受国务院财贸小组委托，常芝青创办并主持了《财贸战线》报（后改为《中国财贸报》，是《经济日报》的前身）的工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商品经济的宣传和讨论，积极鼓励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以病弱之躯，为冤假错案平反而操劳。 常芝青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过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当选为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78年2月，姚依林同志请常芝青再办报，并说：“你过去是大报总编，现在请你来办小报，真有些委屈你了。”他说：“这无关紧要。十多年没事干，现在又能办报了，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又办起了《财贸战线》报（1981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他身体已经不支了，1980年以后他离开了办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