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于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为什么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后，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么，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二十五年之后，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后，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后，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甚至于，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后，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最近因为工作的原因，想要加强自己在专业化方面的努力，于是准备考教师资格证，报考语文科目。
我对于语文学科的认识，是经历了很多阶段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传统化的社会里，我从小耳濡目染的是长辈们的故事，虽然他们是农民，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是一知半解的，但是，随口而出的，各类故事，却是我文化启蒙的开始。
等上了初中，各类课程增多了，我对于外界的好奇越来越重，加上电视的普及，让我接触到了《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喜欢历史确实一件老气横秋的事情。为此，我也没少受到过身边同龄人的挖苦讽刺。
读了初中语文，我越发好奇了，增加文史哲方面的学习，高中时候，由于自己不坚定，学了理科（班主任说，学文科没出息，将来不好找工作）。大学没有机会接触系统化的文史哲学习，只是自学了汉语言，出来工作，跌跌撞撞，为了生计和年轻人的激情梦想，没少走弯路，没想到，阴差阳错，现在又回到了教育行业，可以有机会接触老师，接触教育一线，冥冥之中，似乎天意把我拉回了这个行业。
以前不愿意从事教师这个行业，一是因为身边的老师都告诉我，以后别当老师，挣钱少，虽然说出去名声不错，教师被称为阳光下最辉煌的职业，但是只够养家糊口，了此残生。
二是，因为自己对老师的标准定的很高，总觉得一个老师的成长是需要历经磨难才可以出来教学生的，如果老师只是在应试教育之下成长起来，毕业以后没有被社会磨砺过，凭着前辈的教学经验混混生活，这样的老师培养不出好学生。
而如今，我对于教师岗位，教育行业，有了新的理解，一是因为近几年的学习和实践的磨砺，让我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该如何读书，如何学习和成长。
二是因为年龄增长和社会压力，让我知道这辈子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挣什么样的钱，走什么样的路。
考试拿证书并不是唯一目的，它只是一个让我走向专业化的开始。
考证的过程，让我重新梳理了教师行业的系统化知识，知道如何才算是真正的教书育人。
再一个，是对自己过去学生时代学习的补充，学生时代的种种不良习惯和情绪，影响了自己的学习和发展，这也是一种“赎罪”，站在教育者的角度去分析看待问题，重新系统化的认识教育这个行业，一步步稳扎稳打，夯实基础，走向专业。
年轻的老师，往往自己的学养是不够的，一位语文老师，也往往只能够讲一讲基础的语文知识，对于历史，哲学方面的思考往往不足。
作为老师这个职业来说，这无伤大雅，照样可以混口饭吃。但是站在自我成长的角度来看，这真的是巨大缺陷。
老师教育学生，往往要求学无止境，但是教育者本身如果只是一本教案讲个二三十年，没有新发现，新认知，这本身就是一种糟糕的教育。
所以，自身的努力学习，必不可少，无论是作为自身成长还是教书育人，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向往的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一定是有着深厚的学养，一物不知，深以为耻。
讲课娓娓道来，见微知著，所需材料信手拈来，不看教材教案，却可以胸有成竹，如同滔滔江水，不断奔涌向前。
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老师，我要做也要做这样的老师。
以上所说，是自己的一些点滴的思考。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补充和指正，欢迎您给我留言。
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虽是长篇巨制，然主旨只有一个，便是介绍人类各阶段文明的兴衰之史。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读后感 ，欢迎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读后感1
《全球通史》是一部“经典中的经典”，这本书问世3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不断再版，不仅为英语国家读者所喜欢，而且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通史类作品。
这部书包含了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对著名历史事件的详细介绍;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辨证评价，也有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改革——的忧虑与警示。
这本书之所以可以享誉世界，还在于它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全球史观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其实在西方，早在启蒙时代就有人试图以全球视野来阐释历史。
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们自己这一代人是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中成长的，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里。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 文化 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这后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欧洲殖民帝国的消失就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发生了剧烈变动，从而显示出20世纪中叶涌现出来的这个新世界。
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时代潮流并有误导性的。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随着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世界却已经完成了其从旧到新的转变。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作为读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看到这部《世界通史》时受到了一种震撼，这是一部真正打破了国家界限的作品，它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审视整个世界从古至今的每一幅过往的画面。是呀，人类总是要向前看的，不能总在打破一种桎梏而进入另一种桎梏，而是要超越这些桎梏，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之上。
感谢作者，也许一部书的价值不在于他在学术上取得如何大的成就而是在于他也许会影响某个读者的生活态度，进而可能影响读者的一生。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读后感2
《全球通史》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两册。作者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 方法 ，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本书对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作了高度的概括，它不同与一般的趣味性史书，它是用一种定论性的话语将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的有关文明与发展、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变迁等等问题做了一个 总结 性的阐释。因自身阅读能力有限，我只能从中截取部分感兴趣的内容走马观花。下面就谈一下我在读后的.感受。
一、两性间的不平等
两性间的不平等是源于新型农业太繁重，女人终于不堪负重，所以只能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吗?我的认识是这种不平等虽然在新型农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的，但不是因为太繁重，而是因为生活得需要所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工具提高了劳动力，在同样的时间里，照料同一块地不需要男女都下地干活就可以生产出满足所有人需要的粮食。
这样一来就有空闲的劳动力回到家里。那么为什么是女人回家而不是男人回家呢?那不过是因为女人的生理能力决定的，因为孩子总是女人生的，过去因为食物采集，无法多生孩子，现在口粮够了，女人可以多生几个，保证种族繁衍。于是女人理所当然地留守家中，只是后来的发展却不是一开始可以预料的。虽然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同样辛苦，但是没有产出，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漫长的几千年，女性沦为第二性。这一幕甚至现在仍在上演：无论开始是怎么受千万宠爱所以做全职太太的，过个5年8载，便成为多余的人。当然，带着丰厚嫁妆嫁到夫家的不在此例。还是那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文化的力量
在人类社会迈入近代以前，人类的各种群族在各大洲自顾自的繁衍和生存，各种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明、文化也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又继续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人类的好奇心衍变为强烈的野心，并逐渐对自己的生存空间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于是人们再也不像以前一样随遇而安平静地生活在自己的那一片土地上，以各类“交流”为幌子，开始了永无止境的争斗。
放眼望去，创造了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引以自豪的灿烂文化的远古时期所发生的战争远远比近代以来的世界要少得多，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丰富，人们的欲望也越来越强，战争也越来越多，这不能不让我们 反思 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偏离了人类历史正常的发展轨道，反思我们当下的思想理念是不是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时至今日，这种力量的转换还在继续，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竞争”、“发展”之类的话语，于是世界各国大多都在拼命发展经济，希冀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度，在所谓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这种“竞争”越来越形成一种怪圈，说白了就是“物质第一”、“一切向钱看”，这是我们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都不会找到的场景。
三、日益剧增的危机感
《全球通史》在最后说“人类还从未看到在他们面前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也同样从未见识过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蘑菇云。”作者以及现在众多的历史学家都认识到了科技在人类历的重要性。希望中孕育着危险，美好中承载着毁灭，也许真的有那么一天，人类会发展到穷凶极恶的境界，将那些所谓智慧结晶的恐怖武器搬出来施加在对方身上，或者说某些国家、某些民族试图创造出更具有科学含量的威慑力量，例如现在的朝美两国，不停地研发新式的武器，日益剧增的矛盾，可是他们却没想到如果在试验或是检验、尝试的过程中，科学突然和人类开了一个玩笑，发挥了它的威力，那么我们在看到结果的过程中也结果了自己。想一想，这一天会不会遥远呢?马克思主义说，事物总是有着“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的，那么人类呢?
我们在不断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挖掘自己的坟墓吗?我们会最终殊途同归地走向末日吗?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来说，生命的过程远远比结果来得重要，所以即使我们走向毁灭的必由之路也用不着惊恐。我们必须认清现在，以及美好地憧憬未来，最重要的就是珍惜现在的一切!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读后感3
在我们老家的高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农村的孩子数理化方面的成绩要优于文史方面。很多人都认为农村的孩子不善于学习文科课程，更善于学习理科课程，所以在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大部分农村来的孩子都选择了理科，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村与我同一年考上重点高中的人大概有七八个，无一例外都选择了理科。事实上，我们高一的时候文科课程的成绩也确实一般，根本没有办法与城里的学生竞争，选择理科也应该是非常明智的决定。直到前一段时间我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之前，我都下意识地认为我不是学文史哲的料。尤其是历史，在此之前我始终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枯燥无味。
然而，《全球通史》却完全改变了我这种非常幼稚的想法，我认为农村的孩子文科成绩不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中学 教育 不重视文史教育，这是一种误导;二是教材本身的原因，传统的历史教材缺乏必要的逻辑阐释。农村的孩子从小接受“重理轻文”的思想，习惯于逻辑推理的方法，所以在遇到一些缺乏逻辑的教材时，不免产生厌烦失掉本应有的兴趣。然而真正的历史远非如此，例如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唐宋元明清这些王朝的兴替，并不是下一个王朝拥有比上一个王朝更先进的制度，而是因为旧有的王朝经济的繁荣往往伴随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即意味着人均资源会不断的下降，由于缺乏技术进步，人们的收入也会不断减少，人口的增加最终会迫使人们的生活维持在生存水平状态。此时如果再有乱臣贼子，再加上天灾人祸外邦入侵，内忧外患之下邦国必然分崩离析。当然，多数情况下历史并不是只有合理的解释，历史更不是要告诉你鸦片战争爆发在哪一年，而是要解释为什么会爆发鸦片战争，为什么鸦片战争不是在更早的一个世纪中发生，为什么不是更晚的一个世纪。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甚至遭到各国的唾弃。然而自汉以后，儒家思想又重新得到了青睐，并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思想，以至于有人将其称之为“儒教”，为影响世界文化最重要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北欧，为什么没有在更早的一个世纪发生，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希腊、印度、中国这些文明古国发生?这才是历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读后感4
最近在读《全球通史》，还没读完，因为这本书很厚，十六开的纸有上千页吧，我只读到中世纪。不过也从中发现了点道理，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讲一下我对进化论的观点。很多质疑进化论的人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现在的猴子没有进化成人。我的观点是，其实进化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史前是这样，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我们人类在变化着，从身体素质、智力等方面都在变化着。与此同时，我们身边的动植物也在变化着，有的物种要灭绝，有的物种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之所以用变化这个词，是因为现在很难说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最终会是发展还是堕落。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达尔文对物种进化的看法。人类的发展也适用于这种变化。史前人类其实是有四种人：印欧人、蒙古种人、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当时他们还都是原始人，过着采集食物的生活，被称为食物采集者。但是，他们采集食物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印欧人和蒙古种人的效率更高，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因此也就有能力向外拓展。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效率低。这种差别的结果就是现在世界上存在极少数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绝大部分人为印欧人和蒙古种人。我们中国人就是蒙古种人的分支。
生产效率导致人类进化这种观点在我国历史教育中很少被提到，在封建社会朝代更迭中更是鲜见。绝多部分史书说一个朝代的灭亡是君主失德，失去了上天的.庇护。这种论调，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回避了发展经济这个主题。朝代更迭的真实原因是经济，而不是道德。每个朝代建立后经过一定时间的稳定，官员数量会大幅增加，这意味着国家开支会大幅增加，而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民，这时农民作为主要生产者需要缴纳的赋税也会提高。
这种情况下，农民的通常做法是把地卖给有钱人，自己只负责耕种，缴纳租子。而这种方法也只是暂时缓解了农民的压力，随着国家需要的收入增加，封建社会生产效率并没有发生过突增，因此最终转化到农民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实质减少。于是，我国历反复上演的农民起义就如海浪般一浪高过一浪。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读后感5
一直都知道读史可修身知史可养德。由《全球通史》想到的史家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尽管《史记》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但是它也只记载了一国之史。
纵观我国的史学著作超出一国范围面向世界的无不受西方思维的影响这不但体现在思想上而且体现在著作的布局上。在我国史学界急功近利者居大半正如钱茂伟所批评的‘在《传统史学史研究的若干反思》一文中我对以前人结论代替自己研究的恶劣学风进行了批评明确指出“前人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是特定时代、阶级、学识的产物。
在引用前人结论时一定要先作具体分析切忌断章取义地搬用前人现成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具体研究”。’他们丢弃了史家珍贵的灵魂这灵魂是史家之所以成为史家最重要的东西丢失了它也就丢失了成为史家的理由。一位史家所写的并不只是一本介绍过去的书而是一个高尚的灵魂。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作了高度的概括，它不同与一般卷帙浩繁的史书，让史料、历史事件占多数，而是用一种定论性的话语将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的有关文明、朝代的更替、社会制度的变迁等等问题做了一个总结性的阐释。
二十世纪是一个发展的世纪人们在短短的一百年中的发展超过了以前的总和。但这也是一个让人类悲痛的世纪在短短的一百年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人类在发展中也被一些问题所困扰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水资源短缺资源枯竭恐怖主义宗教矛盾……
这些让在发展中的人类陷入了迷茫正如在一战结束后为指引人们走出迷茫韦尔斯写成《世界史纲》一样斯塔夫里阿诺斯为在迷茫中的人们写成了《全球通史》。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致读者》中写道“这种多样性显示出21世纪在拥有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虽然历史学家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够准确的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够基本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
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那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意义的。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实践和机制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性质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适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做的。
也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在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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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问学录》是一本由【美】张凤 著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48，文章吧我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佛问学录》读后感(一)：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
《哈佛问学录》中所写到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有哈佛学位或曾在（正在）哈佛任教的中国学人，如杨联升、赵如兰、张光直、杜维明、余英时、高友工、李远哲、郑洪、叶嘉莹、陈幼石、王德威、郑培凯、陆惠风、李欧梵等，即便是那些没有在哈佛就学和任教经历的学人，如夏志清、孙康宜、台益坚、傅伟勋等，也因与张凤的个人交往和在哈佛参加学术活动而与哈佛有了这样那样的联系。这些海外学人虽然学术领域各有侧重，但在以哈佛为代表的西方学术重镇弘扬东方文化、传播中国文明这一点上却殊途同归。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杰出的东方学人不但与哈佛的其他学者一起共同铸就了哈佛的辉煌，而且他们本身已成为哈佛传奇和哈佛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无疑使哈佛大学与中国有了不解之缘。
事实上哈佛大学的中国缘还不只是有来自中国的华人学者在哈佛任教，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哈佛大学功不可没，为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赵元任、胡适、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李济、梁实秋、胡先骁、林语堂、任叔永、陈衡哲、丁文江、洪深以及当代著名学者周一良、范存忠、贺麟、余英时、许倬云等，都曾受到过哈佛的知识洗礼。他们对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无疑与取自哈佛的思想和知识资源密切相关。
当然，哈佛大学影响了中国，中国也影响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与中国结缘的方式并不是单向的。早在1879年，中国学者戈鲲化就受聘哈佛大学，在“哈佛学院教习官话”，有时为哈佛的洋教授“特别开诗文讲授”。后来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密切中美大学交流的同时，也为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提供了一个学术平台。在近代以来中国输入和输出文化的过程中，哈佛大学当为其中的重要媒介，并绵延不绝，以至于今。（选自南京大学刘俊教授的评论）
《哈佛问学录》读后感(二)：一代大师的哈佛情缘
一代大师的哈佛情缘-评《哈佛问学录》
初识夏志清先生（1921-2013年）是因为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夏先生的《感时忧国》，因为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愿尽自己一己之力来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史生态谱系的这种坚持，使得现代文学在国际汉学界拓出一片天地。夏先生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谈文艺·忆师友》《爱情、社会、小说》等和《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等散文。因为张爱玲的文学贡献逐步被挖掘，夏先生因为与张爱玲的交情也进一步进入大众的视野。
另外一位渐渐映入眼帘的女作家就是叶嘉莹女士（1924年生于北京，现任南开大学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是因为2015年9月份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给孩子的古诗词》（这本书是当今中国古典诗词讲坛影响最大、绝无仅有的叶嘉莹先生的心血之作。），因为一本书，再次认识这一个人。以前仅仅是在很多地方看过叶嘉莹教授的只言片语，然而在叶老师的笔下，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开拓古诗词的现代观，这一点，对我感触颇深。
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夏先生曾经受邀去哈佛大学讲过学，叶嘉莹女士曾经执教于哈佛大学，这两个人曲折坎坷的一生，竟然都与哈佛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身虽在外，情系祖国，才有这些感动国人的传世作品。
在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哈佛问学录》的作者美籍华人作家张凤女士的笔下，我们可以走近一睹大师们的风采。在她的笔下，没有华丽的辞藻，或许仅仅是根据她曾经接触到的一些华人作家或者科学家们的一些生平事宜，带领着我们可以近处一窥这些名人的真实。
张凤女士，密歇根州大学的历史硕士，曾跟随着自己任哈佛大学核磁共振实验室和贵重仪器中心主任的先生黄绍光博士来到哈佛大学，并且任职西方汉学研究的宝库——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二十五年，现为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主持人，另担任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海外女作家协会审核委员、常务理事等职。并且她在哈佛期间，借地利人和之便，得以与哈佛文理各科教授时相往还，并且与前来哈佛客座或访问的学者也有求教交流机会，所以她得以写下来自己与各位大师们的所见所闻，甚至于就其学术成就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作品具有浓厚的历史感、文化感、民族性，为近年来少有的有创见的作家，著有《哈佛心影录》、《哈佛哈佛》、《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哈佛采微》、《哈佛缘》、《一头栽进哈佛》等关于哈佛的作品。
这本书里面包括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代名人，同时也是台湾“中研院”院士的一些人，比如汉学名师杨联升教授（一怀孤月映清流），语言与音乐学家赵元任、赵如兰教授父女（叫我如何不想他），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启发汉学的中国考古文明），首开哈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王德威教授（如此繁华），感时忧国的小说史家夏志清教授（改变现代文学史生态谱系），高能物理专家郑洪教授（红尘里的黑尊，同时在他1978年41岁时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时，也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和航天结构动力学专家卞学教授（黄金岁月，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等等。张凤女士用自己细腻的笔触，从民国大师到当代新锐，书写出自己与哈佛大学教授对话30年的美好时光。
用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学研究客座教授杜维明的话说就是，“张凤女士带着深情，怀着厚意，用褒而不贬的热笔替一群在海外为“文化中国”招魂而不知自己魂归何处的智识分子，绘制了一副具体画像”。甚至于在有些大师的生平对话中，张凤女士从自己与他们接触的点点滴滴之处来写，还原一个大师的常人面貌。
这本书中还有另一群特殊的群体人物，他们同样都是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教授，包括解读城市现代性、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教授李欧梵先生（铁屋中的呐喊），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李惠仪女士（她主要进行明清文学的审美风尚与女性研究），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女士（她注重古典与现代的学术及诗情），剑桥新语社创办人陆惠风教授（欲识乾坤造化心）和哈佛中国古典小说史家韩南教授（他曾与张爱玲女士因为绣荷包而结下缘分，并且热衷于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张凤女士用独具慧眼的气魄和创见翔实记述了教授们的人生经历、内心世界、学术成就等，着力呈现这些大师个人经历中富有人情味的片断，见证了他们在异乡撒播汉学种子的努力和对中国文化深沉而庄严的爱。
除此之外，这本书还介绍到致力于儒学现代化转化的杜维明教授，哈佛大学艺术史与建筑史系教授汪悦进及他谈《红高粱》，普林斯顿大学高友工教授（他重视研究中国之美典与审美态度），开拓古诗词现代观的叶嘉莹教授（她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将古诗词融汇古今，卓然有成），孙康宜教授的古典文学研究与生命情怀，创办《女性人》杂志的陈幼石教授，鹿桥吴讷孙教授的艺术史和文学深思（《未央歌》歌未央），诗人郑培凯教授（他主要论中国文化与史学意识），探索生命哲学的傅伟勋教授（他致力于探索生爱死与生死智慧），台益坚教授谈戏剧（他主要讨论近代戏剧和表演艺术的还本归原），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裘开明博士（他是美国东亚图书馆第一位华裔馆长），哈佛1879年首聘中文教师戈鲲化（他曾是穿着清朝的官袍赴美教学的第一人），正是这些人，将中国的古典和文化带给世界，带给世界文化的巅峰——哈佛大学。
本书附录记载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的缘起以及其汉学贡献，以及哈佛的理科人物的掠影，甚至于哈佛大学曾经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启示，甚至于还有哈佛三百七十五周年庆的一些散记。
张凤女士学的是历史，具有史家天生的使命感，她以其独特的经验，撷取第一手资料让我们展示了哈佛大学三十多年的一些中国文化和科学研究的一些思想史。重要的是，在那些关键的时刻，她都存在，这种存在恰恰是最弥足珍贵的，并且它们都足够真实亲近。
：作品虽有限，但均为原创。如需转载或者另作他用，请豆邮或[email protected]联系本人。谢谢您的尊重~
《哈佛问学录》读后感(三)：那些在哈佛授业求知的海外华人
说起哈佛大学，绝对是我们读书时代多少学者渴望而又止于无望的问学学府。一座举世闻名，影响着379年的求知探索的大学，影响所及，人才济济，精英辈出。并且还将延续下去。随着文化全球开放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人，漂洋过海来到哈佛，求学问知。不仅如此，更有相当多的国内华人在哈佛大学里传道授业，在为哈佛大学走向国际化做出极大的贡献，为东方文化的输出，为中华博大精深的知识传播，做出着重要的推广作用。
《哈佛问学录》正是讲述了在哈佛大学传道授业的20多位哈佛大学教授的出身经历，学术观点，以及他们在哈佛大学里做出的成就和所取得的荣誉。诸如：汉学名师杨联升教授，语言与音乐学家赵元任/赵如兰教授父女，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致力于儒学现代化转化的杜维明教授，开拓古诗词现代观的叶嘉莹教授，航天结构动力学专家卞学鐄教授，哈佛中国古典小说史家韩南与张爱玲-----等众多领域上享有名望，颇有建树在哈佛大学任职的教授。他们有人在哈佛传授知识短的也有数十载，长的奉献一生。更有受邀到哈佛访问演讲的学术人物。
作者张凤是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主持人，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任职二十多年，对哈佛汉学人物近百年的文化思想深有研究，本书就是通过讲诉20多位哈佛大学教授人物的研究，概况了哈佛大学三十多年的传记文化思想史研究。让我饶有意想不到的是，书中更是附上了所讲述的教授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教授们的诗歌。我是个平时也喜欢阅读诗歌的人，所以对书中提到的叶嘉莹教授和郑培凯教授的更是欣赏。
书中各章不仅讲述了各个教授的专业学长和人生历程，还有对知识的渴望和不停追求，极具可读性。这本书更让我了解到海外华人生活的另一面。问学无止境，授业也无涯。不仅让桃李满天下，更是学习研究路途上前瞻的求知者。作者从民国大家到当代新锐，受邀演讲名师的评介，书写了哈佛华人精英对中国文化深沉而庄严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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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问学录》读后感(四)：汉学群星闪耀哈佛
哈佛大学世界闻名，人文荟萃，结集了一批重量级的导师，其中有不少中国学者的身影。叶嘉莹、赵如兰、李欧梵、夏志清、张光直、王德威、杜维明、孙康宜……真可谓群星闪耀，这些星光汇入一本书，名叫《哈佛问学录》。
作者张凤在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二十五年，她的夫婿黄绍光博士长期担任哈佛核磁共振实验室和贵重仪器中心主任，俩口子在哈佛生活三十余年，张凤得以与哈佛大学的中国学者相交，而与前来哈佛客座或访问的学者，亦有许多求教交流的机会，天时地利人和，如今汇成《哈佛问学录》一书。
一
首篇《一怀孤月映清流》，说的是汉学名师杨联升教授。岁暮天寒，追思忆往。哈佛大学举行杨联升先生追悼仪式。他的一生如纪录片在张凤笔下缓缓展开，他的家庭、他的交友情况，他的学术成就。张凤尤其强调了杨先生钻研政治、但不涉及政治的态度。她认为，杨先生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正是中国思想界从“五四运动” *** 荡漾的救亡时期变得日趋成熟，转而着眼于对中国文化深沉反思的阶段。由于战乱，杨先生不得不改变初衷，托身于宁静的哈佛校园，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他的使命。这一转变虽未必符合他当年师友陈寅恪、胡适的处世之道，但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形势发展确如张凤所言，如今哈佛汉学成就之高，正是杨联升等老一代学人东学西渐、播撒文化种子的成果。斯人虽逝，一点点星火却化成了燃烧的火把，照亮哈佛中国学人共同的心迹路程。
贺赵元任夫妇金婚，杨联升作《子弟书》。“金樽酒满贺新婚，三生石上良缘分。一位是双修福慧仁山公孙女，一位是管领 *** 瓯北公后人……打碎了泥人儿，把水泥和合，重捏成男女，你有我，我有你……果然是，各有千秋，平分春色，春色二十分……”这一首打鼓词，杨先生亲唱并制成录音带，想来当日必定引出满堂欢笑，难得这段小词还镶嵌了不少典故，《红楼梦》、元曲“我侬词”、苏轼《水龙吟》，寥寥几句言笑晏晏，点明了赵先生夫妇的身世、伉俪情深以及学问的各有千秋，杨联升先生的汉学功底足见一斑。
二
少女叶嘉莹的闺阁风姿令人爱慕。叶先生出身满族书香世家，祖先是叶赫地区纳兰氏，与清代才子纳兰性德是同一族。叶先生说，“我是关在大门里长大的”，庭院深深，春锁闺愁，窗下有个花圃，还有修竹数丛，“弥漫着诗词意境”的氛围渐渐浸淫了一颗诗心，染得一身风情雅致，却又不为古风所拘，后来又受了西洋教育，成了学贯中西秀外慧中的雅致女子。书里最后收录有叶嘉莹90岁时寿辰的彩照，观之情不自禁感叹：老了老了，还是美女啊！
张凤对青年学者田晓菲的大学回忆更是情深意切。生于1971年的田教授是这本书最小的“小字辈”。不同于书写其他师友时漫溢的崇敬之情，谈及田晓菲，张凤多了几分呵护和爱怜。描述田晓菲求学北大，不是着墨于她的刻苦，而是一个亭亭少女面对广阔世界的凄惶不安。再到后来田晓菲孤身赴美读书，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且觅得佳婿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张凤舒了一口气，那个柔弱无依的小女孩儿终于长大了。
三
读这本书，大师们做学问的执着态度令人感佩。世界很复杂，他们花了很多年的工夫去做学问，才可以把世界看得这么简单，我们也应当老老实实地作学问，静心求索。
张光直先生甘守清寂。当年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第一届招生，只有5人考取，后来又转走了两个，是不折不扣的“大冷门”，然而张先生却坚持了下来。如今考古人类学如繁花盛开，张先生功不可没。更为重要的是，张光直是一位杰出的“架桥人”，他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带到了中国，为中西方考古学的接轨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张光直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不被西方学界所承认，张先生可谓是改变这一局面的第一人。而他晚年深受帕金森症折磨而教学不辍，尤其让人可叹可佩。
陈幼石教授不拘成见。陈教授执着于女性研究，她与李昂等人创办的《女性人》杂志在北美影响极大，引起热议。因为陈幼石强调独立思考，杂志锋芒毕露锐意进取，不仅直指社会习俗中压迫女性的各种陋习，更剖析社会某些机构如何运用截然不同的性质规范及言辞，来剥夺他人不同意的权益。她拒绝成套的话语模式，比如，她批评把张爱玲的日常生活传奇化是一种对女性的“架空”。她的文章多样创新且理性深刻，如张凤所说，“大家都承认陈教授的思路难以学习”。
郑培凯先生博学多才。左手诗歌、右手史学，郑培凯先生可谓是学贯中西的又一典范。郑先生回忆小时家中没有多少书，除了几本古典著作及一套《资治通鉴》及《续通鉴》，其余就是一些母亲买给他的青少年读物。他如饥似渴地从有限的资源中获取能量，后来在中学期间又对法国象征派兴趣极浓，此后在台大外文系他开始热衷于前卫性实验剧场，再后来又赴美攻读史学。他先后受教于朱立民、叶嘉莹、周梦蝶、余光中、史景迁等诸位恩师，广泛的兴趣让他在各个领域自如穿梭，在中国艺术史和晚明文化研究方面尤其影响甚广。张凤引用朱熹的对联赞美他：“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
四
本书所论及的中国学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上半叶，深厚的国学素养锻造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君子不器，气度翩然，且欧风美雨的洗礼，让他们视野开阔，思想充满洞见。我们赞慕他们的才学品德，追忆他们的大家风范，不能忽略的重要一点是，这与哈佛提供的良好环境密不可分。
哈佛校旗以红做底，中央印有盾形的黄色校徽，里边写着拉丁字“VERITAS”，意谓“真理”，这是哈佛自1643年以来的校训。我国哲学家贺麟在1929年的《哈佛日记》中写道：“以后务须随时随地牺牲一切保持自己的内心自由和selfrespect（自尊心），要无一时忘掉了以诚待物，更要无一时忘掉了求真理说真理的使命。”贺麟那个时候的中国学人对哈佛精神的体悟，与本书的后来者并无二致。哈佛还有“费正清中心”等汉学研究机构，以及一大批知名的汉学专家，对于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哈佛功莫大焉。
蔡元培先生曾说，他所强调的“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作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对真理的追求，是一切好的大学的宗旨，也是一切好的学人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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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问学录》读后感(五)：一本书读懂哈佛里的中国文化 —读《哈佛问学录》
哈佛大学是举世闻名的学术重镇，在哈佛大学的众多高峰里，同样有中华文化的一席之地。大家所熟知的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叶嘉莹先生的诗词研究就是明证。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美籍华人作家张凤女士的《哈佛问学录》就是带领我们走进“冰山”下的广阔“文化世界”的绝佳范本。
《哈佛问学录》为24位哈佛华人教授作传，但是这本书又不同于一般的传记，或者说要高于一般的传记。如同杜维明教授在序言里提及的，这本书采用的笔法，既非紧扣文本的学术批评，也不是浮光掠影的品题人物，而是通过和每个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逐字逐句的阅读有关文献，再加上“寻觅根苗”的思索，才逐渐勾勒成篇的。所以这本书实际有三种读法。
一种读法是“了解生平”的读法。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作者在哈佛工作多年，所采用的数据、所记录的人物点滴都是可信度极高“信史”；第二种是“故事”的读法。书中有很多大名鼎鼎学者的趣闻轶事、生活细节，如叶嘉莹教授曾经历的苦难和苦闷，夏志清先生丰富的业余生活等等；第三种是“学术研究”的读法。这本书对于各位“传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脉络了如指掌，并且通过严肃而活泼的方式展现出来，完全可以作为读者学术研究的参考书。
当然，读后的益处绝不仅限于此。正如作者所说，“哈佛的华人精英都非常积极看待他们的人生，写到他们的人生经历，就会觉得我们个人的所谓痛苦太轻”。这本书在让我们对于哈佛大学校园里中华文化蓬勃发展有一个“全景式”扫描基础上，还让读者懂得，坚强面对人生中的逆境，是哈佛的中国学者呈现出来的重要风貌，深沉博大的中国文化是他们超越痛苦的智慧，这对于国内的学人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张凤女士是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主持人，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以及纽英伦作协会长，著有《哈佛心影录》、《哈佛哈佛》、《哈佛缘》、《一头栽进哈佛》等多部与哈佛相关的作品。这部《哈佛问学录》作为作者最新出版的一部力作，让中文世界的读者更多地了解汉学在哈佛大学的发展，也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转载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哈佛问学录》读后感(六)：追怀大师
前几年我曾被一套书吸引。书名是《南渡北归》，作者岳南。
之所以提到那一套书，主要是因为它展示了我么多年来在灵魂深处一直在寻找的一些故事。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南渡北归，唯有这一次让我特别挂心。在这次南渡北归中，中华儿女被日本人打醒了，很多历史学家被迫离开大陆去台湾了，还有令人痛心的，我们失去了一代大师(们)。
鲁迅、傅斯年、陈寅恪、胡适、李济、梁启超、赵元任……我们看着大师的背影远去，那个时代再也回不来了。
我曾为此感到伤心！
近来，美籍华人张凤老师推出新作《哈佛问学录》，这本书再次让我看到了大师的背影，忽远忽近。
如果说《南渡北归》更倾向于历史述说的话，《哈佛问学录》则是对大师们的生活写照。这种类似于传记的叙事，至少打动了我。我的感动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我一直为那么多大师的离去而感到担忧，但张凤老师在《哈佛问学录》中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传递着这样一种希冀——大师们(的灵魂)还活着；
2) 《哈佛问学录》里面的很多大师，他们的故事并未在我之前的阅读中了解过；
3) 所提及的大师们，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但是又将目前引回大陆，值得骄傲！
张凤老师笔到之处，有汉学家杨联升、音乐家赵如兰、考古学家张光直、儒学家杜维明、现代文学家李欧梵、王德威等。一方面，这些大师承袭了鲁迅辈的勇气与毅力，同时，还推进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此外，《哈佛问学录》集结的故事以哈佛最高学府为中心，向台湾、大陆、香港、欧洲及其他地方辐射，娓娓道来，亦不乏雅趣的故事。
当今，我们总是怀疑大师是否存在，存在的话是否还是“大师”，他们的境界如何……现在我明白，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大师，他们刻下的烙印一定会熠熠生辉。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大枝，我们还得怀抱至诚之心，走近她，并将她介绍给全世界。想想，我们目前做的还是远远不够。
这么想来，或许中国的年轻有为之士还是会为我们的文化传承做出一些贡献的。当然，回到《哈佛问学录》本身，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它的贡献在将那些传承者的故事传递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感谢大师，也感谢作者！
《哈佛问学录》读后感(七)：对当代旅美学人“所学所思所感所行的关切”
张凤女士的《哈佛问学录》是因对一批当代旅美学人“所学所思所感所行的关切”，而加以引介论述的文集。这本文集所采的笔法，既非扣紧文本的学术批评，也不是浮光掠影的品题人物，而是通过和每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逐字逐句地阅读有关文献，再加上“寻觅根苗”的思索，让心影渐有雏形才勾勒成篇章的。
自从1982年，学历史出身而偏好文学的张凤和夫婿黄绍光博士迁居剑桥一带以来，她即苦心于笔耕开拓人文天地，并借方块汉字建构自淑淑人的文化事业。张凤选择了一批文史哲工作者为书写和评介的对象，与其说是对海内外媒体特别重视政治和企业人物（不必提明星和歌星）的反应，毋宁说是为自己提供了一吐胸中块垒的园地。我们这批乐观其成的学人对象，为她的热忱、敬业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动，也都感到能和一位有志趣投身人文领域的道友谈天、谈心或通信，不是责任而是欣然的承诺。
多年来因为李欧梵教授，以及现在王德威教授、张凤女士召集主持的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郑培凯教授和我们主持的中国文化研讨会（原《九州学刊》）年会及哈佛儒学研讨会，赵如兰教授和陆惠风教授做东（张凤联络）的剑桥新语，还有张凤创会的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及通过 *** 士顿区中华文化协会安排召集的艺文小集等，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
《哈佛问学录》生动地刻画了协力使哈佛大学成为“人和”胜境的一批求道者的学思历程。我们不能改变新英格兰的严冬和酷暑，我们虽然希望面向大西洋的美国历史发源地可以为东亚文明的再生创造契机，但我们有自知之明，真正塑造剑桥话语的是现代西方的启蒙心态。
不过，如果我们真像张凤描写的那样（她带着深情，怀着厚意，用褒而不贬的热笔替一群在海外为“文化中国”招魂而不知自己魂归何处的智识分子，绘制了一幅具体图像），我们的“想象社群”也许在花果飘零之后还有一线“灵根再植”的生机！
《哈佛问学录》读后感(八)：学术因缘的结集
哈佛大学是举世闻名的学术重镇之一，也是美国常春藤八大盟校的龙头老大。
自1636年建校以来，哈佛大学培育无数人才，堪称人文荟萃、精英辈出。近百年来，更有众多华人学者在此传道授业，或研究讲学。他们的所思所见，不仅为这座学府倍添光彩，也为20世纪中美文化交流写下重要篇章。
张凤跟随到哈佛任核磁共振实验室和贵重仪器中心主任的先生黄绍光博士来到哈佛大学，并在西方汉学研究的宝库——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任职二十五年，借地利人和之便，得以与哈佛文理各科教授时相往还，而与前来哈佛客座或访问的学者，亦多有求教交流机会。本书各章，即为这些学术因缘的结集。每位学者不止畅叙他们的专业所长，也兼及个人治学历程的省思。如李欧梵教授谈城市现代性，孙康宜教授谈女性学者与女性研究的互动关系，等等。张凤对各个学派及学者都做了专精的研究，再经各位亲阅授权发表，每一篇皆严谨呈现学者的面貌风采，深入浅出，鲜活感人，且极具可读性。
当代人物传记，多偏重政商两界；所谈所录，亦囿于一时一地的话题。而《哈佛问学录》则以学者为主要写作对象，以学术思想为论介重点。诚如哈佛校徽“VERITAS”美丽充实所谓，知识的追求、真理的辩证，方是文化建设百年大业的基石。本书现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特为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