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代》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海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主办。具有国际国内双刊号（ISSN1005-250XCN46-1039/G3）的专业性学术期刊，邮发代号为24-165。
《科学时代》《科学时代》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交流有关经济改革、科技改革的实践经验,研究经济、科技发展的态势及财政、教育事业发展的态势,全面提高科教文化工作者的素质，从而推动中国各项事业在当今科学进步的时代与时俱进
一九七九年，四川省科协创办了一个名叫《科学文艺》的科普杂志，就是今天《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前身。
大家一定要注意“四川省科协”这五个字，否则你无法理解《科幻世界》的真实地位。近几年来，这家杂志社在广大科幻爱好者心目中已经隐约有了“国家级科幻杂志”的权威性。一次，《科幻大王》杂志社邀请太原当地的科幻迷座谈，那些被邀的科幻迷们就私下里嘀咕：“总部”知道后会不会生气？河南刘相辉掏自己的钱办了《科幻小品》，就有读者写信质问：你办这个杂志，有没有得到《科幻世界》的批准？甚至一些比较有见识，知道中国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人也不清楚真相。前年，笔者参加中国科普研究所的科幻课题研讨会，会上一位来自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编辑就问：为什么中国科协把这样一份“国家级”的科幻杂志放到了四川？
另外大家还要知道，在中国的计划体制下，每个省都要办一家科普刊物，象上海的《科学画报》、海南的《大科技》等。如果你没有找到你那个省的科普刊物，基本上是由于它的发行量太小的原因。《科学文艺》当初就是作为四川省下属的省级科普刊物出台的。
那个时代里，科幻和科普是不分家的。甚至中国科幻作家的全国性组织都被称作“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并延续至今。当时的《科学文艺》上充满了科普文章、科学家传记等内容，当然也有大量科幻小说。而那时许多科普刊物甚至纯文学刊物也都在发科幻小说。《科学文艺》只是更为集中一些。当时与它风格一样的刊物有北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树》、黑龙江的《科学时代》和《科幻小说报》，被称为中国科幻的“四刊一报”。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里，《科学文艺》轻而易举就达到了二十万册发行量。其它几家科幻报刊也是一样。但是很快，政治和市场的压力双管齐下，其它几家无法抵挡，败下阵来。最后一个倒闭的是天津的《智慧树》，时间是一九八六年。
压力之下，四川省科协让《科学文艺》自负盈亏，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那以后，这家杂志社慢慢变成了“红帽子企业”：头顶着国家刊物的名义，实际上是股份制的民营企业，它的老板就是杂志社里的几个大股东。这也是中国的科幻爱好者应该知道的，否则你无从了解它的许多作法的基础是什么。它拥有国营出版单位无法拥有的灵活，同时对于市场垄断也拥有一般国营出版单位无法拥有的渴望。
没有婆婆，一方面没有靠山，一方面也没有了束缚。当时不足十人的小杂志社民主选举了自己的社长，就是现在的杨潇。杨潇当选除了本身确有能力外，前四川省委书记女儿的身份也是重要因素。客观地说，如果不是这个挡箭牌，中国科幻惟一的一脉香火也将不复存在。那么九十年代中国科幻的复兴将因为缺乏核心，会比现在更困难一些。在杨潇的带领下，杂志社举办了世界科幻大会，改变了办刊风格等等。这些＜科幻世界＞本身有大量文字宣传，我就不多说了。有一个事实我可以告诉向往英雄主义的朋友：《科幻世界》发行量最少的一期仅七百份。而今天是数十万。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确是一个商业英雄。
当时，科幻世界的决策层主要由四人组成：杨潇、谭楷、向际纯、莫树清。向际纯时任美编负责人，也是一个策划人。老读者们一定还知道，九四、九五年那时，《科幻世界》象今天的《科幻大王》一样，一半文字一半卡通。没有这个转轨，《科幻世界》就无法切入中学生市场并获得生机。而整个工作基本是向策划并组织的。当时还有一套畅销的科幻美术卡片也是向的手笔。
人的功劳大了，自然不满足原来的地位。于是决策层中发生了一场1：3的斗争。结果以向际纯离开成都到北京一家出版社任职告终。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向杨潇的地位挑战。今天，她是杂志社的绝对权威，整个杂志的行事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她个性的延伸。只是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公众并不熟悉她。
《科幻世界》艰苦多年，到九四年才扭亏为盈，后来经历了一个暴涨期，钱大把的进来，又不知如何管理。当我九八年到《科幻世界》时，杂志社正处在这个时期内。成都的科幻迷组织只要报个活动计划，就能成百上千地从杂志社拿出钱来。装修个办公室也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无预算无计划。他们在上海搞的大型宣传活动花费了两万块钱。九七年那场完全由《科幻世界》一家出资，投入巨大的世界科幻大会更不用说了。公正地说，《科幻世界》那些年搞的活动是中国大陆仅有的科幻活动。没有这些活动，世人更不知科幻为何物了。
笔者于九八年初进入科幻世界，除本人申请外，还因为一个非常荒诞的原因。当时，他们开始想在科幻爱好者圈子里找编辑人员，先考查了江苏一位姓侯的科幻迷。结论是此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对杂志社的形象有影响。正好我提出申请，于是我这个身材不矮小的北方人就占了便宜。虽然我作了充分准备，但没有任何考试、测试，我就进了《科幻世界》，直到我自己不想呆下去为止。
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没有这种任职考试，是因为社里根本就没有人能考我。我到杂志社最初一个多月里，竟然没找到能够谈科幻的人。当时杂志社的编辑部由来自成都一些文学刊物、剧团的编辑组成，本身对科幻全无理解。我与一位五十出头的老编辑住对门，他家里有许多古典文学著作。他对我说，下了班以后他就看这些，对科幻全没有兴趣。至于年轻员工更不用说了，他们基本上是科协老员工的子弟，来《科幻世界》单纯是为了一个饭碗。那时社某领导爱提的一件事就是，他把年轻员工召到一起，让他们每人说出三个科幻作家的名字，无论中外均可，结果成绩最好的说出了两个！当然，这些职工的为人都很不错。同事期间，他们也很关心我这个外地人。但是这种兴趣和志向上的错位不能不说是个问题。
自我以后，杂志社陆续引进了姚海君、文瑾、唐风、刘维佳等人，这才使《科幻世界》里有了懂科幻的人。在杂志社与作者和读者交流时，这些年轻朋友作了主要的工作。但是你千万别有误解或者多大的期望，因为他们只是打工仔，在大政方针上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
阿来进入杂志社又是另外的问题。九七年我参加北京世界科幻大会时，阿来就随谭楷来到的北京。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北京“消息灵通人士”远远地指着他说，这个人将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那时我连茅盾文学奖几年一届都不知道，所以根本没想到，这位老兄竟然在“预言”三年以后的事情！当然，《科幻世界》的领导想必更有“预见性”，所以早早地把未来的茅盾文学奖得主聘于账下，等待新闻爆起的那一天。
作为生意人，杂志社高层在扭亏为盈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科幻的市场就这么大，也没什么搞头了。于是把大量资金抽到其它项目上去。颇为讽刺地是，这些项目都赔了钱，个别小公司甚至走到倒闭的边缘。几年来，仍然只有他们从内心深处并不喜欢的科幻给他们带来了利润。并且利润十分巨大，足以把那些亏损冲得无影无踪。后来他们变“扎实”了，只是把从科幻上赚到的钱置换成房地产：住宅房以奖励为名送给“老职工”，另外还有其它一些房地产，置业范围甚至远达成都以外的某郊县。当一个科幻爱好者走进他们那些拥挤的办公室时，很难想象这个杂志社真正的家底。
这种“见好就收”的举动从九八年就开始了，这也是促使我离开杂志社的原因。杂志社的领导都临近了退休年纪，这么作无可非议。而我还是个三十不到的年轻人，坐在一辆日见保守的车上是没有前程的。只不过那时，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这个心里话。
人们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评价《科幻世界》的性质。我个人认为，《科幻世界》总得来说，只是一家介入科幻市场的普通文化企业。它在以自身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中，大大开拓了中国科幻的市场，在九十年代以后，提高了中国科幻本以衰弱的影响力。但它从来不是，也从不准备成为中国科幻事业的某种核心。
在科幻方面，笔者只看到过杨潇的两篇文字，一篇是八十年代初期发表在《科学文艺》上的科幻小说《兰》，一篇是九七世界科幻大会上的论文。谭楷发表过科幻小说《太空修道院》，以及《林聪点评科幻》。除此之外，在私下场合里，他们对科幻是很淡漠的，甚至颇有自卑感。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并不在科幻作者和广大的科幻迷中间，而在他们真正生活的那个环境里，说自己是搞科幻的，一直会受到周围人的白眼。这几年情况之所以好转，也完全是因为《科幻世界》是整个四川省最赚钱的杂志，看在钱的份上，没有人再笑话他们是“搞科幻的”。笔者半年中参加了十几次社内会议，没有一次谈科幻文艺的创作问题，甚至也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因为那时《科幻世界》在全国科幻爱好者中间已经有了坚实的影响，杂志社可以把它当钞票来印刷。最近两年里，《科幻世界》的大批年轻编辑写下了不少有关中国科幻事业的文字，但他们从来没有决策权。
作为一家商业企业，进行任何以赢利为目的的行为，都是不应受指责的。但是，如果这家企业试图打破游戏规则，变自由竞争为垄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中国科幻，该杂志社主要领导私下里下过断语。客气些会说：没有《科幻世界》就没有中国科幻的今天。不客气时也说过：没有我某某某，就没有中国科幻的今天！（对包括笔者在内仅有的两个听众讲的。）所以，任何染指这个市场的力量，必然被他们视作当然的敌人。
当《科幻大王》于一九九四年准备创刊时，主编曾经到成都去向老大哥请教。受到冷遇自不必说。可笑的是，后来，在《科幻大王》已经生存了数年的情况下，《科幻世界》却在任何公开场合都称，自己是中国惟一的一家科幻杂志。直到九九年天津《科幻时空》创刊时，才改称自己是“中国最大的科幻杂志”。之所以给《科幻时空》这个面子，是因为《科幻时空》的前身《智慧树》乃元老级刊物，中国科幻圈里的元老们都与它有过合作关系，再不能视而不见。
垄断作者是《科幻世界》领导一惯的作法。在九七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曾给每个作者一份合同，要求全面垄断作品的使用权，但只付给一次性的稿费。这个《版权法》并不保护的无效合同在作者圈子里被戏称为“卖身契”。就是后来不再有这个合同时，他们也一惯视在该刊上发过作品的作者为“我们自己的人”，对他们到其它地方发作品非常反感。其实，现代出版业有“签约作者”制度存在，如果杂志社真的与某位作者签约，出钱买断他一定时间内所有作品的首发权，是可以将他称为“我们自己的人”的。但《科幻世界》从来不准备运用这种商业手段，而一直想靠“感情投资”来达到目的。
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杂志社、出版社找到《科幻世界》门下，想与他们合作出书。被一概拒绝。想打听作者的通讯地址，那更是没门。尤其是后者，实际上已经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利益和中国科幻事业的整体利益。因为《科幻世界》版面有限，再好的作者一年也只能发表几篇作品。而作者无法与其它出版单位沟通，手边大量积压稿件不能发表。想搞科幻的出版社又找不到作者。最后“出面”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现在绝大多数主力作者都已经上网，《科幻世界》已经根本无法再搞这钏封锁。
就是对一般科幻爱好者，“效忠”两个字也是必不可少的。九九年九月份，长春的科幻爱好者计划举办大型科幻活动，邀请了《科幻世界》。同时也邀请了《科幻大王》、《科幻时空》，以及当时准备复刊的哈尔滨的《科幻小说报》。结果，《科幻世界》发现竟然有竞争对手也要到场，就扬言收回准备提供的两千元赞助。活动组织者都只是高校学生，没有这两千元，已经准备了近半年的活动就只有泡汤，只好在压力之下向其它三家说了拜拜。由于事发突然，《科幻时空》的主办单位，天津新蕾出版的副社长和该刊主编没得到通知，已经到了长春。于是几个高校科幻协会的负责人们只能用搞地下活动般的方式，偷偷地和他们见了面。长春那些可爱的科幻迷我都见过，也打过交道。但这件事发生后我一直没敢问他们，他们对中国科幻事业所抱有的理想主义是否有所衰退？但愿结果不是这样。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前几年的《科幻世界》上印有“特邀副主编吴岩”的字样，现在已经没有了。吴岩虽然今年尚不满四十岁，但却是中国科幻的前辈级人物。七十年代末，初中生吴岩就开始创作科幻小说，产量颇丰，并且是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七名中国会员之一。经历了中国科幻二十年的兴衰史。又因为主持北京师范大学的科幻讲座，在作者群中拥有大量人望。当年《科幻世界》还非常弱小的时候，也颇能礼贤下士，于是有了这么一个“特邀副主编”的安排。吴岩为《科幻世界》作了两件事：首先是帮他们建立了与世界科幻协会的关系。今天《科幻世界》能够年年出席世界科幻大会，能够通过这个组织方便地购买海外科幻作家版权，吴岩作了重要贡献。另外，就是帮他们协调与年轻作者的关系。没有他的安抚，那些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作者与《科幻世界》的关系可能会更糟。但是，由于《科幻世界》一惯不变的霸气最终损害许多作者的利益，吴岩也不得不出来为作者们说话。所以他再不可能是《科幻世界》的“特邀副主编”了。
阅读面更广，关注中国科幻时间更长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七、八十年代一些科幻前辈（不方便具名，大家能理解）现在仍然活跃在舞台上。他们编从书，搞翻译。到书店里能从各地出版的科幻图书中发现他们活动的身影。但却没有人与《科幻世界》合作。除了应酬性的活动和文字，双方就象是两个派别。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为“晚辈”的《科幻世界》现任领导希望一点点在年轻的科幻爱好者心目中抹去那些前辈的影响。另一方面，那些老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们也不买《科幻世界》的账。这种关系双方心照不宣已经有若干年了。九七年世界科幻大会召开前两天，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北京郊外某风景区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幻研讨会
。包括“中国科幻之父”郑文光在内，老中青三代作者济济一堂，探讨中国科幻事业发展的前景。而近在咫尺的《科幻世界》杂志社的人却谁都不去。某记者就此询问当时《科幻世界》来的一个高层领导，那个会与这个会（北京世界科幻大会）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位领导很简明地说，两边不是一派！这段对话就发生在笔者面前。
当然，还有许多事实可以说明，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科幻世界》的高层领导一直在徒劳地试图使中国科幻成为自己一家的天下。只是那些事情涉及其他人的利益，或者一时无法核实，笔者就不写在这里了。
笔者曾经亲耳听到一位资深科幻迷说过，《科幻世界》就是中国科幻的“延安”。当然，在事实的教育下，今天他已经不再抱这个幻想了。笔者写出上面这段文字，就是希望更多的科幻迷不要对那些自己树起来的偶象抱有幻想。科幻是需要想象力的，但科幻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存在。如果你能这样考虑问题
帮你找了一点资料 你需要的话 好好看看吧 新感觉派是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坛的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当时，以横光利一、川康端成为首的几个青年作家，接受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张起了现代主义的旗帜。他们声称不愿再单纯地描写外部现实，而要力图把主观的感觉印象投注到客体中去，以新奇的感觉来创造由智力构成的“新现实”。鉴此，日本文艺评论家千叶龟雄称他们为“新感觉派”。在我国又把这种流派称作“心理分析小说派”，或现代派。
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下，在30年代步其后尘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既是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文学冲击的一种反馈，又是3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空前激化的结果。是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夹在越来越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夹板里，感到自己没有前途，他们像火烧房子里的老鼠，昏头昏脑，盲目乱窜；他们是吓坏了，可又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⑴他们既不满于旧的社会秩序，又寻求不到施展才华的归宿，陷入了苦闷、彷徨的困顿之中。为了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他们追求新的刺激，因而欣赏现代派小说的“新、奇、怪”的表现手法，这就为他们接受日本的新感觉派提供了前提条件。不过，他们并不像西欧的现代派那样，以一种与现实主义相对抗的形式出现于文坛，而是力图兼容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⑵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感觉派”小说。
新感觉派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积极实践者是刘呐鸥。他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台湾省台南县人。早年在日本东京青山学院攻读文学时，深受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东方精神结合于一体的川康端成的影响。在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后回国，曾先后创办“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他自己也译介过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1928年9月，他创办《无轨列车》杂志，团结了一些刻意追求艺术形式创新的文学青年，初步显露了新感觉派的创作倾向。同年底，《无轨列车》被国民党查封后，他继续尝试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先后写出八篇小说，于1930年4月结集为《都市风景线》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较多的采用现代派手法写的短篇小说集。
1929年9月，施蛰存与刘呐鸥、戴望舒、徐霞村等集结在一起，创办《新文艺》月刊，继续张扬新感觉派的大旗、宣告了这个流派的诞生。施蛰存是这个流派成绩最为显著、影响最大的作家。他是杭州人，早年在中学教书时，著有现实主义小说《江干集》、《娟子姑娘》、《上元灯》等。1929年9月，在他创办的《新文艺》上，发表了《鸠摩罗什》，才正式涉笔于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新文艺》仅出版一年，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又使新感觉派小说创作陷于困顿之中。1932年5月，施蛰存应上海现代书局之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他又以此为园地，或发表国内文学青年的作品，或介绍国外的詹姆斯??乔伊斯、福克纳、横光利一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从而使新感觉派的小说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在《现代》杂志造就的作家中，穆时英的小说创作对新感觉派的发展具有突进性意义。穆时英是浙江慈溪人，笔名伐扬，1929年开始写作。他最初发表的小说并没有新感觉派的味道。大约在1932年以后。他的作品突而转向新感觉派。他先后出版了《公墓》（1933）、《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等小说集，运用感觉主义、印象主义等现代派手法，来表现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不仅开了“洋场文学”的先河，还使他获得了“中国感觉派圣手”的称号。
新感觉派的全盛时期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刘呐鸥和穆时英弃“文”从政之后，施蛰存又于1935年2月离开《现代》杂志。到此，这个来去匆匆的文学流派则像彗星一样悄然而逝了。
新感觉派的这三位代表性作家的创作都起始于现实主义，后来才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却不完全一样。刘呐鸥、穆时英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早期新感觉派的熏染，而且在汲取现代派的技巧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派的文艺观，成了彻头彻尾的现代派。施蛰存则从日本新感觉派后期的新心理主义那里撷取了更多的精华。他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并吸收现代派的技巧来丰富自己。因此，在他脱手《现代》之后，就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归到现实主义。尽管他们在创作道路和创作的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流派。也构成了一些共同的创作特色。
首先，新感觉派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态生活，并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剥削阶级男女的堕落与荒淫、寂寞与空虚，为开拓中国现代的“都市文学”建树了筚路蓝缕之功。
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不仅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也是最早出现的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集。作者以他对都市生活的敏感，描绘了都市的赛马场、夜总会、影院、茶馆、富家别墅、海滨浴场等色彩斑斓的场景，也刻画了舞女、少爷、小姐、交际花、姘头、资本家、小职员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并以急骤的节奏，跳荡的结构，活灵活现地显现出剥削阶级靡烂生活的剪影。他的《礼仪和卫生》依据弗洛依德的学说描写了一伙在“唯乐原则”支配下的青年男女放荡纵欲的生活。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无所顾及地追求本能欲望的满足。可琼与人私通，还厚颜无耻地当着她丈夫的面公开了这种关系，并在私奔前，动员自己的妹妹去满足她丈夫的淫欲。这些违反道德的恶行反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解体后，在急剧变化的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一些中小资产者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所产生的猎奇意识和病态心理。他的《热情之骨》所表现的是日本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西方青年比也尔到东方来寻求真正的爱情，以平复他极度忧郁和寂寞的心灵创痕；可是，在那“正义，道德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买的经济时代”里，在那充满着淫靡、混乱的现代都市中，田园诗般的生活早已被挤出了人生的轨道。最后，他不愿把真正的爱情变成性交易而导致爱情的幻灭。作者正是通过比也尔爱情的幻灭而引起郁闷忧伤情绪，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环境的尖锐矛盾，人与人的精神隔绝，从而暴露了现代都市的畸形生活，及其对人的精神的严重摧残。
刘呐鸥的小说在描写都市生活方面“开了一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这是时英”。⑶的确，穆时英对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的描写，不仅内容广泛丰富，而且表现手法新颖高超，尤其是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本质特征，因而他被称作是“都市文学的先驱作家”。他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写了破了产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去了青春的交际花黄黛茜、失了业的市政府秘书缪宗旦、失了恋的女大学生郑萍，还有怀疑主义者季洁五人。他们在一个周末来到夜总会，以狂热的跳舞来发泄各自的苦恼，来填补精神的沟壑。到第二天拂晓，胡均益开枪自杀，彻底摆脱了他的苦恼和郁闷。作者所塑造的五个人物都是“从生活上跌落下来”或“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他们内心里充满着悲愤、仇恨和无法排除的寂寞感，然而他们却“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⑷强作笑颜。其实，他们的悲愤、仇恨、寂寞早已“深深地钻到骨髓”里，在疯狂中寻求刺激，只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白金的女体塑像》描写了两种性病态的表现：一是谢医师的节欲独身主义，一是女病人的性欲过度亢进。这两种性变态说明高度集中化与极端化的都市文明不仅于预了人们的外在生活，而且还穿击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谢医师的繁忙、拥挤、枯燥、刻板快节奏的生活，使他的心理失去平衡，逐渐变得连人的本能欲求都冷漠寡淡，成了一个独身主义的节欲者（实际上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而那位女病人无法摆脱社会的魔影，也无法摆脱那种糜烂的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的环境。畸形的都市生活使她感伤、郁闷、空虚，只好在床褥间来倾泻心中的郁闷，来减轻思想的重荷，因而她那本来健康的身体就变成了“不是病”的病躯，几乎成为“白金的女体塑像”了。作者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这两种性变态同社会生活的密切幽微的关系，反映了都市的畸形生活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和肉体的摧残。《上海狐步舞》所展示的生活领域更为广泛，也更进一步揭露了“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的本质。据作者说，这篇小说是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三一》的一个断片，作者以冷漠的心情表现了上海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腐朽、糜烂、堕落的各个侧面。这里有沪西黑社会的凶杀，有冒充法国绅士的比利时珠宝掮客的行骗，有资本家刘有德家里的母子乱伦及其荒淫无度的生活，有长头发作家在小里弄的遭际，以及挣扎在生命零度的劳动者被迫出卖肉体，等等。这里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狂乱生活，也有食不果腹，拚命挣扎的悲惨遭遇，作者在强烈的反差中，既写出了疯狂发泄的种种病态，又展示了被社会现实扭曲了的可悲的灵魂。穆时英和刘呐鸥一样，他们都是通过描写性爱，描写大都市的病态生活，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生活的现实；但由于他们对现实持不可知论，认不清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不清未来的前途，因而在他们笔下浸润着一种颓废色彩和悲观厌世的情绪，甚至还以冷漠的欣赏心情来肯定那些超越道德规范的动物性本能及性变态。这就使他们的小说格调不高，缺乏健康奋进的力量。
相比之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高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更为广阔，内容也更为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如舞女、小商人、小职员之类。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来抒写他们受生活挤压的惨苦情状。如《鸥》写的是刚由练习生提升为洋行小职员眷恋故乡的故事。他被提升为职员，这本来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可是他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刻板机械的生活，感到非常寂寞和无聊。他期望回到故乡，找回初恋的温情，但又迫于生计，不得不忍受都市生活的煎熬。作者从主人公这种矛盾的思绪、飘忽的情感中，剖析了受压抑的意识，披露了潜伏的欲念，从而揭示了都市的病态生活所造成的病态心理。《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非常厌倦终日陪伴男人们寻欢作乐的舞女生涯，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她的情人身上，并因此中止了与舞厅老板签订的合同，也拒绝陪客人跳舞。恰在此时，她的情人破了产。她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又只好低三下四地给舞客打电话，陪笑脸，表示不再拒绝对方的邀请。素雯的前后变化，决不是她个人的品行不端，而是由于生活的折磨，她不得不去食自己泡制的苦果。施蛰存的这些小说内容较为健康，善于通过底层的人物、平凡的事件来揭示主题，较之刘呐鸥、穆时英更显得接近现实主义；但由于作者的生活视野狭窄，缺乏一种平中见奇，小中见大的内蕴和气势。
其次，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心理分析。他们提倡作家要“纯客观”地挖掘与表现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活动，以及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由某种客观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变态心理。
最初的新感觉派小说把追求新奇的感觉当作创作的关键。到30年代初期，他们又接受新心理主义的影响，创作了一批以表现心理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如刘呐鸥的《残留》采用主人公霞玲独白的形式来进行人物的心理剖析，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穆时英的《南北极》、《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都是将心理分析作为构成作品艺术形象体系的重要环节，丰富了刻画心理小说的表现手段。但真正把心理分析推上一个新的高度的还是施蛰存。他的《梅雨之夕》、《春阳》、《药羹》等小说代表了心理分析小说的最高水平。《梅雨之夕》展示的是一个男子在街头屋檐下同一个素昧生平的姑娘一起避雨及主动送她回家时的一系列心灵的历程。最初，这个美丽的姑娘出现在街头的屋檐下时，他先是注视着、欣赏着，继而又对姑娘产生的不安情绪寄予了奇特的冷惜之感。天色将晚时，他主动送姑娘回家。后来雨停了，姑娘向他致谢告别，他却怨恨老天爷“何以不再继续下半个小时雨呢”。作者在表现男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时，创造性地运用了弗洛依德的情神分析法，不但以静态分析揭示人物的心理特征，自然属性，展示了主人公由欣赏、注意、好奇到怜惜、关心、疑惑、惆怅的复杂的心理过程；而且又从人物的心理结构中发掘了社会性的内涵，揭示了造成小说中男女双方心理差距的客观的社会根源。当男主人公主动提出帮助姑娘而对方只是付之淡淡微笑时，他马上意识到：“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这句独白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的复杂真相，以及为这社会现实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不被理解和认识的精神鸿沟。小说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对这种社会性内涵的揭示不是外加进去，游离于小说情节线索之外的，而是从人物的最隐秘的心理中流露出来。这就使小说的社会性内涵与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之间的关系本质地连结为一体。他的《春阳》是一篇以反封建为主旨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心理小说。小说主人公为继承夫家三千亩土地的大宗财产，在未婚夫死后抱着丈夫的牌位结了婚。她渴望得到爱情，可是周围的男子都把她看作是有夫之妇；她心中有所爱，可是族中人早已张开了无形的网，迫使她只能独身生活下去。她无力摆脱封建道德的束缚和资本主义的金钱奴役，最终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殉葬者。施蛰存的这些心理分析小说都不是孤立地剖析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变态心理，而是把人物的心理分析与社会内蕴的发掘巧妙地结合起来，既丰富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又赋予了新颖的艺术手法，从而使新感觉派小说开拓出新的艺术天地。
新感觉派作家由于受到弗洛依德学说的影响，还十分热衷于刻画“双重人格”的心灵冲突和变态心理。根据弗洛依德学说，人的“本我”（本能）在受到“自我”（理智）和“超我”（道德）的制约的时候就会形成矛盾，构成二重或多重人格。如施蛰存的小说《将军的头》描写了花惊定将军奉命征讨吐蕃的故事。在出征途中，为严肃军纪，他处决了一个企图调戏民女的兵士。可是他自己却为这一民女的美色所倾倒。后来在激战中，他忘记自己正置身于生死搏斗的战场，想到与那民女合欢的美事。此念一生，就被飞来的一刀砍掉了脑袋。可是这个没有脑袋的将军依然策马来到那个民女的身边。小说表现的是爱欲的“本我”与“超我”的军纪的冲突。这种由两种相背驰的力所构成的冲突，正是“双重人格”的典型表现。此外像刘呐鸥的小说《残留》写女主人公霞玲在丈夫刚刚亡故之后，一方面确实悲恸欲绝，思念异常，另一方面又在料理完丧事当晚，就挑逗一个男朋友来代替她的丈夫。还有施蛰存的《鸩摩罗什》里的那个内心里充满着宗教与性欲冲突的高僧；《石秀》里充满着友情与性欲冲突的石秀，都是“双重人格”在性爱方面的代表。在他们笔下的这种“双重人格”的描写，一般都是从作者的主观意念出发，缺乏生活的依据，但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奇橘地揭示了病态人物的变态心理，为新感觉派小说“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⑸
再次，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小说技巧的创新。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都是起步于现实主义手法的。但是他们基于“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的想法，⑹刻意移植和实验现代派的“新兴”技巧，有意识地把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这个流派主张以纯粹的个人官能感觉作为基点，依靠直觉来把握事物的特征。他们往往借助于听觉、视觉，乃至幻觉的外化描写，创造出带有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如《梅雨之夕》的“我”在迷蒙的雨雾里，撑着伞同一位妙龄女郎并肩而行时，仿佛觉得这位女郎是他当年“初恋的那个少女”；倏而又似乎发现他的妻在一家街店旁用“忧郁的眼光”盯视着他；继而又好像看到了日本画伯铃木春的《夜雨宫诣美人图》；后来又仿佛觉得他身边的少女变成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作者所描写的这些错觉、幻觉是一种深层意识的极其复杂的变异反应，也是交织着情感的与理性的、悲的与喜的两极对立的心态扫描。而这种变异反应，对立心态正是基于“我”的内心深处的“爱”和“不得所爱”的复杂情绪的。小说主人公心理结构中的这种“爱”的和“不得所爱”的情感因素引发了心理幻觉、错觉，激发了联想、想象，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深刻性和缜密性的心理世界。再如《热情之骨》里写比也尔在理想的爱情破灭后，心情沮丧之时，“觉得天上的月亮也在笑他”；当嘈杂的汽笛声传来时，连门窗的“玻璃也在响应”。这种视觉与听觉交迭复合的通感现象，把比也尔当时的那种自怜、愤怒、失望、抑郁的混乱心绪客体化、对象化，使艺术描写增强了可感性，收到立体地表现生活的艺术效果。
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也是新感觉派的艺术追求。他们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连续性和时序性，而以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或作者创作思想的需求为线索，来对情节和事件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一种节奏起伏多变，情节跌宕多姿的小说世界。如《上海狐步舞》将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各种图象，通过作者本人的意识流动来切割和连缀。一忽儿街头凶杀，一忽儿母子乱伦；一忽儿夜总会灯红酒绿，一忽儿被迫出卖肉体……。这些时空交错、空间跳跃的场景片断，给人扑朔迷离、朦胧恍惚之感。这里，作者依据直觉来把握事物的现象，并把自己的主观感觉注入到客观描写中去，使客体描写的每组画面都洋溢着作者主观上的危机感与狂乱感，从而构成了现代部市畸形文明和病态社会的疯狂节奏与旋律。复如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运用意识流动手法描绘了一个有妇之夫在女友面前的种种猥琐、庸俗的意识流程，对展示主人公的心理纠葛、刻画变态人物都有一定的意义。
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总体倾向的一致性，构成了这个流派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但是，他们创作倾向上的一些严重弱点也导致了这个流派的解体。譬如，他们忽视内容的重要性，一味地追新求奇，使其小说的审美理想与生活理想，同群众的民族心理、欣赏趣味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同时，技巧的新、奇、怪并不能掩盖生活内容的空虚，反而使一些“新兴”的技巧失去了富有创造性的魅力。这种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创作危机，于是这个流派在困境中只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注：
①茅盾：《夜读偶记》。
②施蛰仔：《关于“现代派”一席话》。
③杜衡：《关于穆时关的创作》。
④穆时英：《公墓??自序》。
③施蛰存：《将军的头??自序》。
③施蛰存：《我的创作主后之历程》。
——写于1987年5月15日（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史》，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