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世纪末欧洲人开辟了到达东方的航线，确切地说，自1511年葡萄牙人越过印度洋， 占据了马六甲之后，东南亚的历史就中断了自己原来的正常进程，改变了发展方向。到了现代，日本殖民主义的侵略又给了正在努力挣脱殖民枷锁的东南亚人民以最后一击。那么，殖民主义到底给东南亚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对于殖民主义统治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影响，一般作一分为二的评价，既看到其罪恶的一面，也应肯定其客观上的进步作用。论到亚洲的殖民主义，则认为殖民主义者有“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大多东南亚国家，如柬埔寨、新加坡、越南等，曾长期以其北边巨大邻邦中国的儒家体系为模型建立政治统治，并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大量借用中国的事物，所以他们与西方扩张的冲突同中国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也被殖民主义者突然和强势闯入他们从前封闭的世界所震惊。与中国的情形一样，他们尊奉儒家的皇帝和官僚体系，抵制入侵者的失败给他们带来了耻辱，并最终导致古老的文明生活架构体系完全崩溃。“像在中国一样，这种崩溃导致了针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暴力革命以及对一种可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探求。”
而在这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大都在客观上促使东南亚国家迈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 而日本东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国家的短暂征服则一度破坏了东南亚社会的发展进程。 ①
一、西方殖民主义客观上的的建设性
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是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进行殖民统治的时期。此时，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主要的剥削手段，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时期。在这一时期，殖民列强已将世界各殖民地瓜分完毕，并展开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进入20世纪初期。西方殖民国家已基本上将整个东南亚地区瓜分完毕。除暹罗(泰国)以外，东南亚国家均已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保护国。
首先，不可否认，殖民主义统治的过程充满了暴力和侵略扩张，是以“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毫无进步可言, 有的只是消极的影响, 这主要①(美)皮特·N.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M].中华书局，2006,4.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在殖民主义统治过程中, 土著居民受到残酷的剥削或遭到杀害, 当地的古老文明遭到破坏,这些严重地阻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 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过程中,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被长期捆绑在殖民主义者的战车上, 致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几无安宁之日, 深受其害。再次，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过程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逐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和原料供应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畸形地、片面地发展着，这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 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至今仍长期落后。对于这一点, 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西方各国为追求财富和争霸世界而揭开地理大发现的序幕之后, 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进程就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场东、西方的正面碰撞深刻地影响到了东南亚各国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自16世纪起, 先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在东南亚一些地区进行殖民统治, 随后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强国入侵东南亚。它们除了掠夺东南亚地区的各种经济资源之外, 也为该地区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语言与社会文化习俗。作为强势群体的西方殖民者, 在其殖民地大力推行各自的文化, 使西方文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得到了广泛传播。来自西方的文化要素与当地原生的传统和文化习俗相接触后, 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涵化现象。文化间的交流可以促进生产力较落后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不幸的是, 发生在西方殖民国家与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涵化, 接触双方并非处于平等的地位, 西方文化得以在东南亚大范围内传播,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殖民国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优势, 故在这种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和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充满了龃龉与冲突。另外, 东南亚各国原有的族群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本国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 东南亚国家的各族群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的不一致, 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被西方国家殖民统治的时期, 东南亚国家各族群对西方宗教、语言等文化要素采取或接纳或抵抗的策略, 也为日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问题埋下了伏笔。
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包括打破民族壁垒，开拓世界市场、发展生产力等，是具有客观进步意义的。笔者将以越南的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当法国资本主义正在准备侵略越南时，越南的封建统治阶级，更确切地说，就是阮朝封建集团，在战胜了西山之后更加倒行逆施。他们竭力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并且企图扼杀那在十八世纪中刚刚有了某些发展的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
在工业方面，阮氏封建集团垄断了一些大的企业。一些铸钱、制枪、造船工厂全部由朝廷的工部经营，大部分矿场都是由官吏们经营的，私人经营的矿场都被课以重税。在各个手工工场，尽管没有像欧洲封建国家那种方式的行会制度，但是由于存在着老板与工人之间，师傅与学徒之间，专业村与其他村之间的关系，就使得工人的创造性和才干不能得到发挥。由于农民贫困流离失所，没有购买力，这就使得农村中的小手工业和其他副业都陷于停顿。①参见高志平：《论殖民主义统治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影响》，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20）. ①
此外，有一部分工业劳动力被皇官们征调去营建宫殿、陵园，使生产力遭到削弱。商业方面，阮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已经钳制了它的发展。一方面他们操纵了工业原料的专卖权，并制定许多条例来限制国内贸易，比如重税，禁止集市等。这使各个地方之间的往来遭到阻难，导致度量衡不统一。由于地方割据更加使得国家市场不能集中和统一，对外贸易也同样受到了限制。再者，到阮朝时，在税制中改变了原来用货币纳税的办法，取而代之以实物税，并且缴纳每个地方的特产，从而使得货币经济也受到钳制，工商业也不能发展。在农业方面，耕作技术仍然落后，千年来使用的犁耙仍然得不到改进。不仅如此，农民的私有经济还是严重的遭到侵犯，土地多半集中在官僚地主手中，公田、公地被豪强垄断，凡是肥沃的地方就被豪强占据，贫民仅得到贫瘠的土地而已。因为贫困，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远方求食，农民的逃荒使沃土变成了荒地。为了维持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阮朝封建集团千方百计地来巩固秩序，在这个时候，他们蔑视民族文化，甚至还企图歪曲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民族作品。
上述的情形使我们看到反动的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把越南社会钳制到了极点，因此，国内的阶级斗争更加剧烈的爆发了。在法国侵略者侵占越南之前，越南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正在萌芽，农民极其强大的反抗潜力正遭到阮朝反动封建主的扼杀。此时，历史走向了另一转折点，越南沦入法国资本主义手中，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从越南的身上我们可以来微窥殖民主义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从政治制度方面来看，虽然东南亚各国分属不同的宗主国，但在殖民体制下，它们都形成了许多共同点,即权利相对集中,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外交等大权都掌握在总督或高级驻扎官手中,后者隶属于宗主国的君王或内阁有关机构。在地方上,殖民者不同程度地利用或直接保留原来的统治阶层和机构, 如部落酋长、封建贵族,以之作为加强统治的辅助工具。在种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地区,甚至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坐收渔人之利。当然各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不同,各国都把自己国内的某些统治方式带入殖民地,因而各殖民地的政制也有一些区别。如英国趋向于建立松散的联邦制,而法国就较僵硬,实行所谓的“同化”政策, 美国在取代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则实行民主改革, 按照美国宪法的原则在一个群岛之国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英国也在自己广阔的属地实行某些宪政改革。当然,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方便或加强自己对殖民地的影响和控制,而非为了提高东南亚人民的文明程度。
从经济方面看,伴随着宗主国的工业资本输出，殖民地的自然经济被彻底冲垮( 除了极其落后的山区) 完全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殖民地的工商业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铁路、电报网四通八达，大中城市兴起( 如新加坡港)，经济生活西方化势不可挡。
与之相适应,东南亚各国的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旧的势力渐趋没落, 新兴的无产阶级、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要成分。而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东南亚也开始有了真正的民族觉醒，各种反对殖民主义、要求自治或独立的民族运动甚至人民起义此起彼伏。
如果说马克思关于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负有双重使命的观点在其它亚洲殖民地国家也
行得通的话，那么，在东南亚，殖民主义在客观上的建设性作用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体现。然而, 这一过程尚未进行完毕, 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法西斯的炮火打断了。 ①
二、日本殖民主义的破坏性
侵略东南亚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方针，在国内外许多学者看来，日本人所发动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掠夺性的侵略战争，绝非所谓的“大东亚圣战”,而是百分之百的非正义战争。因此，对于日本占领东南亚对这一地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是负面的，这个战争所带来的是经济上的破坏与政治上的压迫,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所起的作用都是消极的。
在评估日本殖民主义对东南亚的历史影响时，我们必须看到,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是法西斯化的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与西方殖民国家相比较,更为严酷和僵硬。依靠军事压迫的统治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一大特征。另一方面,消除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特性,实施同化政策即“日本人化政策”， 或称“皇民化”政策, 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一大特征。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对东南亚的统治充分体现了上述特征。日本在侵占东南亚后,为了供应战争的紧急需求,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重要资源供给地。因而, 经济的榨取与掠夺,是日本统治东南亚殖民地的又一重要特征。日本的占领, 给东南亚各国人民带来的是巨大的苦难与经济的衰退。在评估日本统治的历史作用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使命的论述,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要探索其积极的作用, 客观上是不可能的。
如前所述,西方殖民者在征服东南亚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开始了其建设性使命。而日本从1942 年6月完成对东南亚的占领到1945年年中开始从东南亚败退,这3年时间日本能做些什么, 并且事实上做了些什么呢?
“大东亚共荣圈”是建立起来了，但这是日本对被占领的国家人民进行法西斯统治和疯狂掠夺的奴役圈。在政治上, 日本以“确立共存共荣的秩序”为幌子，自诩为东南亚各族人民的“解放者”和“保护者”,实际上是用日本的法西斯统治来代替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并且在实现这种“共存共荣的秩序”方面，东方殖民者的做法并不比西方逊色,令人发指的惨案数不胜数。所谓“新秩序”完全是靠刺刀和血光建立起来的。在经济上,战争的需要决定了日本只能赤裸裸地、超经济地掠夺东南亚的人力物力资源。这种榨取方针对东南亚各国工农矿业生产及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无论如何，从总体上看，比起西方殖民者的作为，日本在东南亚是破坏有余，根本谈不上什么建设。马克思所说的建设性使命不是无条件地可以实现的。至于有人说日本人在客观上打破了白人不可战胜的神话，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等，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从战后历史发展来看, 日本对东南亚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政治上可谓微乎其微。虽然日本人的失败并不等于西方殖民者的胜利——日本投降后, 西方殖民主义者①参见刘念波：《试论近现代东西方殖民主义对东南亚历史的影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3）. ②参见梁志明：《论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及其影响（1941—1945）》，《世界历史》，1995（4）. ②
也纷纷被赶出了东南亚，但不可否认，东南亚迈向现代化的根基仍主要是西方殖民者奠定的, 尽管这根基不很牢靠并且也非西方殖民者的本意。
殖民主义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不论是以殖民统治还是以非殖民化的方式，都深入影响到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从整体来看，在近现代历史上，东西方殖民主义对东南亚历史进程的作用、影响不尽相同。征服和掠夺是其共性，但西方殖民主义者大都在客观上促使东南亚国家迈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日本东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国家的短暂征服则一度破坏了东南亚社会的发展进程。
1．“高师理科师范专业课程结构体系的构想与实践”，湖北省教育厅2002年教学研究项目。2．“电子信息实验平台研发基地的建设”，黄石市科技局2005年研究项目。3．“高师理科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湖北师范学院2003年研究项目。4．“基础教育与高师理科教学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湖北师范学院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成果目录（含论文、著作、课题、专利、及科研获奖）：已经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主要论文如下：1．《电磁学知识结构体系与教学研究》，发表在《国际物理教育通讯》1998年第2期。2．《大学物理教育与科学素质的培养》，发表在《现代物理知识》1999年第1期。3．《从多视角审视基础物理学教学》，发表在《大学物理》教育专刊1999年第1期。4．《高师物理系普通物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增刊。5．《试论“大学物理教学论”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建设》，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版）》1995年第6期。6．《关于量子力学中力学量算符的引进》，发表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版）》1996年第6期。7．《霍尔曼—费曼定理和维里定理的两类应用》，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版）》1996年第6期。8．《关于量子力学中力学量的讨论》，发表在《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版）》1999年第3期。9．《对称性与基础物理学》，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版）》1999年第3期。10．《基础物理学中场的基本观念及其研究方法探讨》，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版）》2002年第2期。11．《关于电场分布的求解方法》，发表在《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版）》2000年第5期。12．《关于洛仑兹变换》，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版）》2002年第2期。13．《对应原理在近代物理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版）》1999年第4期。14．《关于师范院校理科教育改革的思考》，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版）》2002年第4期。15．《师范院校文科学生科学素质培养的研究》，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16．《Gaze at Basic Physics Teaching from Several Points of View》，发表在《国际物理教育通讯》2003年第1期。17．《科学教育观的探讨》，发表在《教育探索》2004年第7期。18．《高师理科培养目标和专业设置的探讨》，发表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19．《The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in Basic Physics Teaching》，发表在《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ysics Education》(August25-28,2005)。20．《美国大学提供科学教师真实研究经历的课程模式及其启示》，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5期。已经出版著作或教材如下：1．《省属高校为湖北经济发展服务的战略和对策研究》（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2．《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版）3．《高师理科专业教育改革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已经完成的主要科研课题如下：1．非物理教育专业物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教育部师范司）2．电磁学知识结构体系研究（湖北师范学院项目）3．高师物理教育专业基础物理学的教学改革理论探讨与实践（湖北省教育厅）4．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手段研究（湖北省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类重大项目）5．量子信息与光孤子传输理论研究（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已经获得的各种奖励如下：1．《物理学专业基础教育人才与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建设研究》2001年获湖北师范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2．2001年获湖北师范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3．2003年《电磁学》评为省级精品课程（主讲人之一）。4．《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手段研究》2005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5．2006年湖北省品牌专业“物理学”立项建设负责人。
公共政策视角下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摘要]文章回顾了人口变迁尤其是“婴儿潮”所带来的问题，以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在“经济国家转型期”的总体公共政策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家庭结构、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以及社会的责任。同时，通过对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以及相关研究的评析，对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护理以及个人社会服务的发展也进行了考察。在联合国实行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了老年人的就业、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内容。最后，讨论了与实现国家的明确目标有关的政策、实践和理论问题。文章强调，为应对老龄化而作充足准备，要考虑个人、家庭、执业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老龄化，公共政策，社会福利与服务，养老护理
一、前言
作为人口变迁的重要过程，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加上爆炸式激增，政府采取计划生育予以应对。如今，当年“婴儿潮”的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期，其后果是社会急剧老龄化，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显现。如今中国的家庭结构为 4-2-1的倒金字塔结构，从老年人生活中的长期护理需求(LTC)的角度来看，如今年轻一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由于实行了去政治化的“经济国家”的总体公共政策(GPP，即一个政策体系首要目标及首选手段之指南)以及改革与开放的政策(Chen，1996)，中国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因此有能力来应对这样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改革又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又一个去经济化的过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角色开始转变成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经济国家转型期)(Chen，200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负担不断加重，社会“抚养比”不断上升，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致富目标的一大障碍。此外，由于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人们一般都会在较早的年纪就退休，所以在退休后很长一段的生活中，他们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需求显得十分重要。而如今中国这方面的条件却都还很有限，与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落后水平(不考虑一些在福利项目上的实质的区别)。本文通过回顾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揭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旨在通过了解中国特有的内在关系，明确中国目前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所采取措施的现状，从而确定有关重要的课题以供研究、实践以及政策制定参考。
二、人口老龄化和中国人口激增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外来或对外移民的问题。中国与其他发展中新兴工业国家一样，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型期， 即从一个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阶段过渡到一个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寿命延长(由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时维持高出生率的阶段。这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特征是高人口增长率。新中国成立后的高人口增长期刚好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的 “婴儿潮”是同一时期，但在这一人口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加快速，规模更大。然而，在这一发展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总体公共政策过于强调了政治在经济中的主动性(Chen，2004)。在当时，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盘否定，但又无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其结果就是无限制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计划中的经济发展，后来成为政策制定中越来越感到头痛的问题。最后，在隐性失业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压力下，尤其是“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的失败，中国政府终于醒悟过来，从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尤其是在城市，甚至不惜“矫枉过正”。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征。这样的政策有助于人口拥挤的城市降低出生率，但同时也加速了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中国还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20世纪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China State Council，2006)。
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中国在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中有哪些不足，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在中国“婴儿潮”时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现在刚刚好跨进中国法定退休的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这个群体的巨大规模以及他们的需求是对整个社会严峻的考验，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们的家庭、所在社区、相关制度，还有劳动力市场等等，都会受到这个迅速“老化”的社会的影响(Frazier，2006)。
三、家庭结构和长期护理需要
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的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中国家庭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然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这样的家庭结构在慢慢消失(Chen，1996)，人口的老龄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变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如今在中国，典型家庭结构(尤其在城市)是一个孩子加上父母两人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人，而且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说不定太公、太婆都还在世。此外，现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让几代人同居在一个屋檐下的梦想变得困难了(虽然并不是不可能)，这让那些独生子女们想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难上加难。随着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中国人再也不能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抱有理所当然的想法了，这对那些陷于老弱病残的老人来说影响尤其巨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现实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2000年从20个不同省市区调查的20255个中国老龄人的潜在护理需求。报告指出，大约1/3(35%在城市，29.6%在农村)的85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的护理(Pei，2007)。
但值得关注的是，对政策制定者、理论家还有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传统的家庭护理有多么需要，但它却不是应对老龄化潜在护理需求问题的唯一途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从市场获得几乎所有需要的资源，为老服务，包括长期护理(LTC)也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得。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下面两个例子就简要地说明了这个情况。
笔者曾经目睹一个富有的中国生意人在2008年全球播映的卫星电视上，讲述为他的上了年纪的母亲高薪聘请了3个家庭护工。护工们为老人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长期护理，虽然这些都不是由他本人亲自来做，但并不妨碍他作为孝子尽的一片心。最后她母亲在平和与安详中逝世，而这位百万富翁也算尽了孝道。
笔者也曾经看到一个真实的报告。在农村，一个84岁高龄的老婆婆，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破烂，家徒四壁，生活极其困难。她的老年生活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这种状况令人触目惊心。
对比如此两个真实的事例，前一个固然是所有人的期盼，但是由于高昂的费用，看起来也并不是大多数的中国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的。也许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如第二个事例中那位贫困老人的情形，但是社会却不能忽视这样一群身处社会底层、生活贫困的老人。所以，公共与社会策略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四、社会福利与经济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经济国家”(Chen，1996)，员工福利或是由其所在工作单位来管理，或是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来代理的，在农村则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来管理。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让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处于一个极低的标准，一般群众的养老保障需求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Chen，2004)。多亏了当时中国的人口相对年轻，尽管当时的政治愿望是从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下，却掩盖了经济倒退的事实。
自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新的中国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大胆地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改革，希望找到解决国家发展困境的出路，同时快速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首先，在经济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对国有企业中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因为这些制度阻碍了社会公平竞争和工作的效率。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但是它对经济改革却是一种阻碍，它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抱着一个“铁饭碗”，一起吃着“大锅饭”，这是导致当时中国经济萎靡的直接原因。笔者曾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对福利制度的改革(Chen，2004)。中国的改革更多的是将福利供给制度分离而不是像西方福利改革所期望的与经济相结合。这样，中国希望保证企业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以提高企业的市场活力，并提供一个更公正的竞争基础。从经济的方面来讲，政府原先是统一集中所有的资源后再通过计划来分配资源，是计划经济的做法，现在则通过征收统一税收来进行调控。一个独立的社会保障系统是要建立在风险分散机制的基础上的，但一个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好的效果。如过去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因为进行国企改革，也就是制度因素，很多人下岗了(Hassard et al.，2006)。而当时，完善的福利制度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他们原先的福利随着被下岗而被剔除，脱离了社会保障制度。
如同历史上每一次的经济社会变革一样，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也有赢者和输者。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最大的赢者无疑是那些敢于冒险创新的企业家。在经济快速转型期，也有人趁着制度还未完善，通过特殊的关系甚至是不法手段，钻制度空子，在国有和集体资产转向市场的过程中侵吞国有财产和集体资产。而对于一些平民百姓，包括现在正好步入退休年龄的人们，他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改革后造成的单位保障制度与社会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一度存在的鸿沟，使得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还好，如今中国政府已经在努力消除这样的差距了。
中国经济全面的提升是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和改革的结果(包括对外开放政策)。但是，随着资源的丰富和国力的强盛，国家也必须着力来处理那些众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与经济改革初期相比，现在中国的总体公共政策已经由一开始的以保护企业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到以社会保护为中心上来(Whiteford，2003)。这是回归改革前的全民皆有保障的一个信号。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如今是要在一个更加有活力的、更加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全新的全民保障制度。与此同时，全国都在关注，在邓小平通过市场经济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能否适时实现“全面富裕”的下一步发展。在这个条件下，对中国老龄化社会政策的研究是更有意义的。
《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反映了国家为应对1.44亿60岁以上人群需求(在2005年底占总人口数的11%)而在国家总体公共政策上发生的变化，承认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明确了国家对老龄人口的法律权益的保护的责任，同时，还给出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应对老龄化人口问题的发展模式”的详细工作报告。在白皮书中，反复重申了国家的目标，即“国家重视和珍惜老年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尊重他们的优良品德，积极创造条件，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融入社会，继续参与社会发展”(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近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老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达200余件，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政策在内的老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框架。在1996年12月12日，国务院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全国的老龄工作，研究、制定老龄事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实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地老龄工作。建立了老龄事业统计指标体系和老龄统计工作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三次进行全国范围的老年人口状况调查，为老龄事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鼓励社会广泛参与老龄事业发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分析作为重要政策文件的白皮书不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真实目标，同时通过相关的研究也能发现潜在的问题。
五、收入支持、健康护理以及社会服务
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的重点是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一贯性，但是建设新的社会保障系统，使其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经济改革的“配套改革”，对消除社会差距和不公平来说，不是一条轻松易行的道路。与白皮书中研究观察的对象相比，我们在辨析一些深层事件的同时，也应认识到这些年努力所获得的成果及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即收入保障、健康护理和社会服务。
(一)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
中国已经把保障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基本标准作为首要任务，在老龄人口白皮书中，强调要大力建设涵盖政府、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全方面的老龄人口保障系统。
首先，在城市地区建立完整的养老保障系统。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继续由国家财政或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支付离退休费。相比之下，企业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系统有了根本转变。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建立覆盖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75亿人，其中4367万离退休人员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4041亿元人民币，同年各级财政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51亿元人民币，当年征缴收入总额达4312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国家积极发展补充性养老保险，引导和扶持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实行基金完全积累，个人账户管理。2005年底，全国已有2.4万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达924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为了缓解和消除老年贫困。国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按标准给予补助。2005年，包括贫困老年人在内的2233万城市贫困人口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基本实现应保尽保(China State Council，2006)。
其次，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大约60%的中国老年人生活在农村，但他们得到的生活保障却非常有限。2005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00个县(市、区、旗)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约310亿元人民币，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2005年支付养老保险金21.3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目前已有86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特困户定期定量救助，98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包括不符合“五保”条件的贫困老年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对“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其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确无赡养、扶养能力的城市老年人)，由国家实施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的“五保”供养制度。目前，全国享受“五保”供养的老年人达460多万人。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独生子女或两女户夫妇，在年满60周岁以后，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2005年底，享受该奖励扶助的人群达到135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
白皮书关注农村所取得的成就，学者们则关注他们所面临的挑战(James，2002)。Wang(2006)在2006年就指出，如今中国在农村的养老保障覆盖率远远低于城市，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系统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资金欠缺以及许多空头个人账户都暴露了城镇养老保险系统的沉重负担。而由于农村的低收入以及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老人指望依靠家庭养老的愿望成了一纸空谈。城市与农村的养老系统的分离，给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失地农民的生活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因此，必须加快养老制度体系的改革，为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长远有效的制度保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通过实例研究，即使是在城镇养老保险中，也存在着很多差异(Chen & Chen，2007)。那些早期从一般企业退休的员工(辛苦工作一辈子，没有存款)，他们所获得的退休金与在政府和事业单位退休的员工相比，少得太多(大约只有他们的1/3)。很明显，这样大的差距对整个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危机乃至社会动荡
(二)健康护理
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之上的。截至2005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达3761万人。“规定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个人账户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的比例给予适当照顾。各地普遍将老年常见病、慢性病等大额医疗费用纳入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减少退休人员个人的支付比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另外，政府推动各地建立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由个人或企业缴费筹资，为患大病、重病以及长期慢性病的职工及退休人员解决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同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建立城市社会医疗救助制度，通过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助等多种渠道筹集医疗救助基金，对困难群众就医给予补助。“到2005年底，医疗救助试点县(市、区、旗)达1119个，全年累计救助163.3万人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从2003年起，国家开始进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到2006年6月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旗)扩大到1399个，覆盖农业人口4.95亿，3.96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超过73%”(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全国共补偿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2.82亿人次，补偿资金支出144.12亿元人民币。另外，国家成立了全国性的农村医疗保险系统。“2005年农村实施医疗救助达1112万人次，救助资金总支出10.8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各地积极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型，开展老年保健、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截至2005年底，全国城市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5万多个，95%的地级以上城市、86%的市辖区和一批县级市开展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可以相信，基层医疗机构能够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家庭出诊、家庭护理、日间观察、临终关怀等服务。老年人的部分基本健康问题在社区得到解决。
医疗服务是中国学者关注老龄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Kaneda(2006)指出的，中国的医疗服务系统曾经是低收入的农业社会中的典范，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医疗服务价格就开始节节攀升。用另一句话说，就是“一个原本依赖于公共补贴并且平等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系统已经转变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成为个人用于资本投资的系统”(Kaneda，2006)。在实证研究方面，Meng and Yeo(2005)通过对家庭调查的数据研究了年龄效应(正相关和负相关)对非预算款项下医疗服务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效应对从医疗保障条件到医疗健康支出有着明显的间接效果。通过对年龄效应的完全研究，得到的结论是非预算医疗支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对于一般老人，一般支出都会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女性。即使在60岁组，医疗自费部分也会占到他们正常收入的20%。从这个结果来看，改革后的医疗服务系统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女性。自费部分的提高给一般人在寻求早期防治时增加了阻碍，导致看病难，尤其是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样的趋势对老年人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但是却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高昂的费用，而他们在农村人口中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年轻人”(Kaneda，2006)。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就目前的医疗保障系统水平来说是不能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的。与此同时，国家也已经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如通过体育活动、健身等等。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如吸烟、酗酒等诱发疾病的陋习仍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比例(Kaneda，AFP，2006)。
(三)个人社会服务
比起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保改革，之前的单位福利或是农村生产队都是中国人在除家庭保障以外的重要社会依靠，同时也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保障支持网络体系。而经济改革将原先是由单位作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改为让“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Chen，1996)。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杰出的成就(Derleth & Koldyk，200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在地方政府民政事务中的创新领导，中国引入了社区服务运动，社区老年人是服务对象主体(Chen，1996)。这项举措在20年间起起伏伏，如今，它的新名字叫作“社区建设”。它从大都市向各个中小城市普及，目标是最终覆盖所有的城市地区。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同时，快速增长的社会组织不仅为社会提供帮助，更是把为老年人服务的事业认为是黄金阳光产业，并在全国火热发展。
白皮书中还涵盖了题目为“为老社会服务”的章节。里面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2005年底，全国城市社区服务设施达到19.5万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8479个。各地采取上门服务、定点服务和巡回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紧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无偿、低偿服务项目。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建成“星光老年之家”3.2万个，涵盖老年人入户服务、紧急援助、日间照料、保健康复和文体娱乐等多种功能，受益老年人超过3000万。2005年，全国平均每个街道有1.32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每9.8个社区居委会有1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同时，志愿服务也覆盖了许多社区，包括日常护理、医疗护理以及社会养老看护院里的合法看护，同样也包括家庭一对一的专属看护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00万人次的志愿者为280多万名老人提供了超过6.3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建立志愿者为老服务站6万多个”(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从1989年开始(当时笔者在中山大学主持了首届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随着社会公益事业教育的迅猛发展，国家也大力提倡培训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为老服务。
是社区护理还是机构护理，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困扰了很久，但是社区护理从来没有消除对机构护理的需求(Chen，1996)。近年来，国家加大资金投入，在城镇建立面向“三无”老人的社会福利院。在农村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养场所和生活服务。从总体上看，“大力发展老年公寓、养老院和老年护理院，为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病残人群提供机构养老服务……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推动养老机构较快发展” (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2005年底，全国城乡有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个，总床位149.7万张，其中农村乡镇敬老院29681个，总床位89.5万张(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
这些统计数字对于最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长期护理十分重要。2009年夏天，笔者回到中国，又拜访了一些民营及公共养老机构。其发展令人瞩目，但它们也同样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一样的问题，如供求问题、收费标准还有护理质量等。通过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家庭护理与机构护理仍有明显不同。如一个家庭将88岁的老母亲留在家中照顾，但是由于老人会经常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家人们还是要经常把老人送去医疗机构，这样往来，给整个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在对养老机构的条件和服务作出了解后，发现其所提供的也多只是老人的住所，养老护理所需的专业服务和医疗服务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当老人需要24小时全方位护理时，还是要家人去承担看护，哪怕已经付了可观的养老院费用。
如下：
《黑河学院学报》、《北京印刷学院学报》、《德州学院学报》、《绥化学院学报》、《周口师范学院学报》、《新余学院学报》、《信阳师范学院学报》、《长春工程学院学报》、《哈尔滨学院学报》、《大庆师范学院学报》、《长春大学学报》、《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注意
学报的级别与学校的级别有关，大学本科的学报一般是本科学报，专科学校则是专科学报，被评为核心期刊的学报是核心学报。本科院校的学报一般达到省级标准，具体的情况取决于学校的实力。
例如武汉大学学报是核心期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文科部分是核心期刊，理工部分是普通期刊，即国家期刊。
大学学报有专科学报、本科学报和核心学报三个级别。
学报的级别与学校的级别有关，大学本科的学报一般是本科学报，专科学校则是专科学报，被评为核心期刊的学报是核心学报。本科院校的学报一般达到省级标准，具体的情况取决于学校的实力。
例如武汉大学学报是核心期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文科部分是核心期刊，理工部分是普通期刊，即国家期刊。学报一种是指专门进行学术研究成果报道的学术类期刊，凡取得国内统—刊号的期刊，均为正式出版物。
武汉大学学报特色与优势
1、学科特色。
学报所涵盖的专业有国家重点学科一个（农田水利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16个，设有博士后流动站的学科一个（土木水利学）。有些学科，例如水利水电、电力等学科在全国占有优势，这些学科是学报稿件的来源和基础。
2、行业特色。
学报的有关学科横跨了水利、电力行业。电力工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水利电力事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明显的行业优势。因此，应加强同水利、电力行业的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既为他们服务，又在服务中发展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