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统治集团民族界限的淡化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
作者：钱国旗
摘要：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大融合的重新组合过程,南下中原汉地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则是这个过程中历史意义最为深远伟大的一环.这次融合继承并总结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成果,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推向了高潮.中国南北的再统一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空前盛世,皆因这次鲜汉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充满朝气的力量勃兴而透露最早的曙光.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南迁洛阳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为主旋律,汉化是融合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的融合是随着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而开始的,即六镇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过胡化和汉化的反复扭缠达到统一是融合的基本特征.本文所论仅限于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的第一展开
关键词：统治集团 拓跋鲜卑 六镇 南北朝时期 鲜卑人 将相大臣 组合过程 《魏书》 民族关系 民族大融合
被引量： 9
年份： 1994
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我为大家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你们喜欢。
浅议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摘要：弘扬中华文化,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的发展;重新认识;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66-02
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生以及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可以上溯到5000—7000年以前。按照文化的总体倾向及本质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从先秦时期到前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与成型期，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的要素构成与本质特征基本成型。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动荡年代，由于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竟然造就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传统文化，使得我国古代文化不仅跨越了南北的广大地域，而且内容更丰富、更多样化，显示出了华夏文化的多元性的特色。
从历史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演变来看秦汉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从先秦至汉，完成了中原华夏多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和构架基本形成，她们之间此消彼长、融会贯通，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
(二)佛教东渐、儒道释并存与理学的形成
东汉时期，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第一次受到外来文化——佛教的挑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乱、灾祸、死亡随时降临，于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便扎根盛行。正是在这儒、道、佛等多元融汇的和各家思想多向演化的历史洪流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示了它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佛教日益民族化、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排斥、适应与融合
宋后，一方面中国各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资本主义体内萌芽，中国封建文化日益突显。鸦片战争之后，士大夫门领略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势，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清醒的意识到旧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转变形态了。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低估与复兴
中国近代文化过程，从文化层面观察，是一个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并试图对自身做出调整以适应西方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中国甚至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传统进行重新认识。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自20世纪初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反传统激流的喷涌
从1919年到1980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是激进的和全面的反传统主义，儒家传统首当其冲，这是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演变的第一阶段。
从1917年提倡白话文开始，“五四运动”开辟了全面彻底地否定儒家文化的进程，对传统的否定由政治层面进入文化层面。领导“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靠移用西学、西政就可以解决的，必须要以西方的现代文化全面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五四运动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是“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她们是从西方启蒙思想中借用来的救中国的思想武器。
直到““””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在思想方面，过去那种否定一切人类文化传统的做法改变了。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回到了“五四”时期的起点。整个80年代全面拥抱西方文化和全面谴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这成为当时强劲的思想潮流。
(二)对传统的重新认识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逐渐退潮，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复兴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恢复，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复兴儒学的呼声由弱到强，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
首先，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根绝，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层中和日常生活之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传统社会历来发挥着“齐人心、正风俗”的作用。历史进程表明，人们摧毁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大家一致接受的、足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体系来重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因而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缺失、精神失落和信仰危机。然而，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在经过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人们重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来摆脱价值危机，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意识。
其次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逐渐走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重新倾向于肯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价值认同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凸显了文化认同的问题。在人类交流日益便利和频繁的背景下，越是与不同文化接触，难么“我是谁”的问题就越突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根植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才能真正在全球多元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个民族，乃至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真正依靠纯粹外部文化来建立“自我”，只能深入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实现“自我”的确立。目前，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它将在经济和政治上为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转变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有一批真正理解、认同儒学价值，同时又能欣赏、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知识分子，对重建儒家传统做了不遗余力的努力。这股浪潮至今在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毫无疑问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单纯地依赖于某一种文化形式,而是在新的实践下实现各种不同文化形式的互斥互补、交融碰撞、综合创新。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创立的不同文化形式,有互相排斥、冲突和对立的一面,也有融合、互补和统一的一面。我们不能“蔽于一隅”,而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予以审视。因此,不管何种文化,在当代中国都将面临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或者说都面临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对那个时代的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和解答,在今天要想发挥其积极作用,就必须实现其创造性转换,使其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上都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四、结语
因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通，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刘向阳、刘志扬、韩书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浅析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如何选择、如何继承、如何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要既不失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生活品味，都需要不断的尝试与反复的验证。关于这个话题可研究的层面很多、能借助的方法也很多，我们就从中国元素的角度来讨论现代服装设计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关键词】传统文化 中国元素 服饰 设计
从古至今，服饰，作为人类形象外在的表征，它的风格化，个性化，民族化的艺术魅力，集成了具有丰富感性和理性内涵的服饰文化。这种与人类生息共存、形影相伴的文化现象，是民族、宗教、信仰、民俗、艺术、社会、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等多层因素通过服饰语言的生动映现。
一、如何设计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服饰产品
如何在传统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时尚化改造，是服饰设计人员经常思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也是中国服饰产品实现自身特色，走向世界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中国传统服饰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装设计的突出点是具有一眼就能看出的中国味道，中国漫长的历史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了常见的立领、侧衩、盘纽、滚边、还有纹样、配色特别是风格理念等很多中式元素可以在现代设计中加以应用，这就需要设计师具有良好的中国服饰文化素养，不断努力挖掘。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文化中国元素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例如，历代皇室所穿着的、使用的物品，即使形式不同、用途各异，但无不是传递皇家身份地位的文化中国元素;而民间的剪纸刺绣又处处流露出祈求吉祥平安之意。我们一定要学会批判的继承，并不是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中国元素都适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所谓的不适宜，同样更多的体现在内涵上。因此我们应该明确的认识到哪些中国元素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中国元素又传递了怎样的文化信息。这便给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能够找到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元素，还要将这些元素巧妙的运用于现代设计之中，这便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现代服装设计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然是结合，那一定不是简单的剪切与粘贴的关系，纯形式的结合也不具备说服力。事实上，继承传统文化所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形式与内涵，同样包括传统文化中，形式与内涵之间的转化机制，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规律的把握，只有掌握了规律，明白了传统文化中国元素是通过怎样的组合、变化方式来传达寓意，才能使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出现合理而丰富的变化。
(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
我国由于地域广阔，各地地形、气候、人文条件都不同，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氛围。蒙古的云纹图案在蒙古服装和蒙古包中很常见、满族人的旗袍、广西的蜡染，西藏的单肩外套、青花瓷和剪纸的图案、盘扣、刺绣立领、侧开叉这些传统的工艺都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艺术。这些不同的民族艺术表现形式和工艺流程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是我们服饰设计灵感的来源。
(三)现代服饰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服饰局部应用。
局部处理是“画龙点睛”之功效的亮点。运用得当，品味耐人寻味，平淡中见神奇。大面积中冷色调中加入少许暖色，都能体现亮点运用的张力所在。而这种亮点张力，则需要文化内含浓缩的基垫，才能赋予其永恒。在中国装设计中通常较为常见的是将中装中的立领或门襟、盘扣等因素通过有效的再现，来表达设计者的风格，这几个点的应用最具有说服力和征服性，让人一眼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服饰的精粹所在，并能通过西方服饰体系中的以人体为根本的合体裁剪，更好地表现女性的优雅、含蓄的特点，在设计过程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传统服饰的屏幕
中国元素传播途径广泛，在国际交往中，尊重对方，和平共处，不失国体。与夫人在很多次的国事访问中都着有中式服装，表现出大国的文化内涵和优雅的风度。受到了各国媒体的关注和赞赏。与世界相融，中国元素赢得尊重，举世瞩目的2008北京奥运，就是最好的例范：五星，五环，象形的中国结，福娃蕴含人面鱼纹“天人合一”理念，奥运火炬祥云源自汉唐云气纹：渊源共生，和谐共融，这是祥云图案的文化寓意。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伊始，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就被带入激情与惊奇之中，感受有着古老历史的中国独特的欢迎仪式。开幕式通过卷轴画卷、活字印刷、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奥运五环、火炬环球传递、运动员脚印图画作品等世界元素的完美结合，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处处闪耀着中国元素，展现着世界上绵延至今的5000年中华文明的内涵。
三、传统服饰国际化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除了能满足使用要求，更注重环境氛围、文化内涵、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服装设计不同艺术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发展和变换，是服装艺术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的服饰艺术是中国深厚人文传统的重要一部分，它经历了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古朴的秦汉服装、娟秀的魏晋南北朝服装，还是富丽的隋唐五代服装、高雅的宋装及华贵的明清服装，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中国传统服装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程式化的宽体式样，平面化的裁剪结构，装饰性的服用材料，精致的服装配件和含蓄美的社会理念来进行最简化的形容。在装饰上，由于传统服装是平面直线裁剪，表现二维效果，所以装饰也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装饰。装饰手段是中国传统的镶、嵌、滚、盘、绣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虽造型简练，但纹样色彩斑斓，美不胜收。日本的和服及其配饰最初主要是受中国唐代服饰的影响而产生。韩国服饰也是从中国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优雅且有品位，是韩国的传统服装，也是韩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在奥斯卡颁奖的舞台上国际影星巩俐所穿的礼服都是具有很浓郁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由此我们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流行的!”
参考文献：
[1]赵连元.审美艺术学[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王熙元.新概念展示设计[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3]梁梅.意大利设计[M].人民出版社，2000.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它在地理上相对封闭，西南和西面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北面是流沙戈壁，东面是大海。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人群，从远古以来就共同生活，彼此交往和学习，当然也有冲突和战争。在纪元之前，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就是中国。此后，中国分分合合，最终仍归于一统。是什么力量把众多的民族凝聚在一起？许多学者认为是文化的力量，博大深厚、精美绝伦的中华文化是一条纽带，把各族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么说大致是对的，文化在其中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说明问题。世间万事，总应该追根溯源，从源头上和根子上找原因。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什么是物质？物质就是人类口中的粮，身上的衣和栖身的房屋，以及生产工具。为了生存，为了发展生产，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不同民族必须互通有无，必须相互交流，在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互相支援。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经济共同体，最终成为统一的国家。因此，从根本上说，是经济的纽带把中国的各色人等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确知，在史前的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是如何交往的。从近年的考古发掘看，中国古代文明决不是黄河流域一枝独秀，在浙江，在四川，在东北，都发现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遗存。这说明，中国的古代文明呈现出以中原为核心、向四周扩散的状态，呈现出群星灿烂、众星捧月的壮丽图景。远古时代的人，根本不像后来的人们想象的那样，世世代代局促于一隅，“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在逐水草而居的时期，人群的流动性比人们想象的要频繁得多，规模大得多，活动范围也大得多。
据《史记》记载，舜南巡，从今河南的京都蒲板出发，渡过黄河和长江，涉洞庭到了九嶷山，死后“葬苍梧之野”，那是岭南了。而禹为了治水到了江浙一带，现在的绍兴，会稽山上还有禹冢、禹井。稍后，又据《史记》，夏朝少康的庶子到了浙江以南一直到两广的越人居住区，而周朝帝王的祖宗周太公的长子太伯从中原到了江南的无锡梅里，"自号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他们都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化。
中国古人把北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把南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越。汉族是狄、戎、匈奴、鲜卑、氐、羌等众多民族逐渐融合而成的混合体，其中甚至有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因为白匈奴，西方称为塞种的，也有一部分留在了西北地区。北方的民族融合可能比南方更早。《穆天子传》说，西周以前，姬姓部落的首领周穆王西征，“迁戎太原，取其五王以东”，并会见了西王母，即传说中的王母娘娘。据专家考证，西王母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一个母系社会部落的首领，时间距今3000至5000多年，位置在今天青藏高原昆仑、祁连两大山脉相夹的广阔地带，青海湖环湖草原、柴达木盆地一带。这个部落是姬姓部落的“姥姥家”，周穆王见西王母时探亲去了。
促成北方民族冲突和融合的另一大因素是北方越来越干旱的气候。周幽王时，北方草原地带大旱，“无草不死，无木不萎”，草原民族大举东侵，狄居泾水之南，戎居泾水之北。他们也和当地原住民合而为一了。据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考证，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并不是汉人，其祖先是犬戎族。（有专家说，唐朝的李氏有鲜卑血统，只是为了显示正统，不肯承认罢了。）秦的封地也不在“长江和黄河之间”，而是在西陲边民戎、狄之间。狄在周代称“猃狁”，汉代称匈奴。在汉代，有几十万匈奴人，即南匈奴定居西北八郡，朝廷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并派兵保护。再往后，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来自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统治了黄河以北。因肥水之战而出名的前秦君主符坚，先世为西戎酋长。前秦控制的地盘曾经“东极沧海，西并龟兹（新疆库车、沙雅两县间）”。再往后，漠北的蒙古族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吉林长白山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朝，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今日的中国并非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汉族侵略扩张的产物，而是众多不同的民族在中国这个大经济圈内，这个共同的经济平台上，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经过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活动而共同创造的。
长江以南的情况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长江以南百越诸民族在中原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下，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和中原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包括血缘的联系，是中华经济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确实派出了50万军队和长江以南的百越诸民族作战，“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始皇此举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事实上，统一后的中国，包括百越地区在内，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秦始皇时在桂林地区修建的灵渠，极大的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2000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在发挥着灌溉作用，只是因为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其交通航运的作用被废弃了。
西方严肃的学者研究了中国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历代帝王对外没有野心。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中国和欧洲不同，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个农业文明，不知道海外事业有什么利益可图，不进行对外扩张。他至今没有搞明白，中国在1405年至1433年间进行了7次远航，规模和范围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处于领先地位，但到1433年莫名其妙地突然停止了。如果当时中国和欧洲人那样来个“地理大发现”，现在的世界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还从纳贡制度看出中国古代帝王处理国际关系的目的与欧洲不同。他写道：“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他们的贵重礼物多于他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
农业文明的特点是重视安定，安土重迁，因为农民离不开土地，他们没有到海外谋生活的冲动，只是担心游牧部落的入侵和破坏。因此，历代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无不采取守势，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目的在保境安民，而不是开疆拓土，或者开辟海外殖民地。
五千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而文化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这种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将是世界的一个稳定因素。任何疑虑都是没有根据的，任何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和诋毁都是不利于地区和平和地区国家间的合作的，也是不利于世界和平和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合作的。
忽必烈时代，蒙元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并保留了部分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属性成为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民族压迫政策激化了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不得不依附征服者的政治势力而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对汉人的刑罚是残酷的，杀死一个汉人只需付一头驴的罚款。到了元朝，其刑法明文规定：蒙古人即使把第三等“汉人”和第四等的“南人”殴打致死，也只需“断罚出证”，并付罚款和埋葬费；而汉人/南人即使被殴打也不得反抗，而是只能向官府提告，若反抗而使蒙古人致死，则是死刑。
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也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长处，因此，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充满了“汉法”与“色目法”的主导地位之争。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 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