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欧既是最引人关注的责任方，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还是全球治理制度的关键建设者，这些构成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基本要素。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关于气候问题的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气候问题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初探》
摘要：本文从碳排放权交易的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气候问题的演变及处理原则,并分析了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的实例,结合我国的困境,以期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气候问题 碳排放权交易 温室气体减排
一、背景:气候问题的演变
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也理应在全球共同努力的提前下积极进行。在诸多环境问题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全球变暖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国际社会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揭开气候问题的新篇章,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下文简称《议定书》)中确立了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的基本原则,再到最近签订的《哥本哈根协议》,各个国际会议及协议皆为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使温室气体减排以及碳排放权的框架被赋予了规定世界秩序的属性。
二、处理气候问题的原则
在当代社会,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复杂的社会条件的多元的利益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是文明的问题。要想积极有效地处理气候问题,必须厘清对该问题的处理原则,探求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1.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片面地强调保护和改善环境,也不能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而盲目地追求发展。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只能在适度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2.明确国际环境主体的主要责任。按照国际法,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1997年的草案中也将保护环境纳入国家义务,以期进一步加大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而各国对全球环境负有共同责任,但又有差别的责任的限制。
3.维护各国资源主权。其具体应包括:其一,“各国拥有按照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其二,国家负有“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
4.积极促成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占了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的7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是处理任何国家问题不可忽视的部分,且随着发展与崛起,其在国际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有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也将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碳排放权交易概述
在实践中国际社会比以往更清醒地认识到,对公有资源不计成本的自由使用,只会使使用者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尽力攫取资源。为了有效避免“公地悲剧”,国际社会在处理气候问题的同时衍生出了碳排放权交易这一新兴事物。
(一)概述
碳排放权交易即碳减排购买合同或协议,其基本原理是,由环境部门根据环境容量制定逐年下降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将碳排放总量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分解为若干碳排放配额,分配给各区域,被允许像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进行余缺调剂。减排技术的发明、运用和少排放的区域通过出让节余的碳排放配额赚取收益;多排放的区域要花钱来购买碳排放配额,增加了扩大排放的成本。市场定价机制将使多排放代价等于减排或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碳排放配额交易就可能使交易双方都受益。同时,通过加强排放指标的度量及市场监督和核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该制度将有利于调动区域和产业部门的内在积极性,使它们主动地、持续地减少污染物排放,还便于因地制宜。
(二)发展概况
目前,在推动排放权交易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欧盟已经制定了相对较成熟的欧盟气体排放交易方案,且自碳排放市场开始交易以来,交易量和成交金额稳步上升。纵观全球,已建立了20多个碳交易平台。而目前,国际碳市场可分为配额交易市场和项目交易市场两大类。配额交易市场内,交易的对象主要是指政策制定者通过初始分配给企业的配额,如《议定书》中的配额AAU。项目交易市场中,交易对象主要是通过实施项目削减温室气体而获得的减排凭证,如由清洁发展机制CDM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其中,EUETS的配额现货及其衍生品交易规模最大,2008年接近920亿美元,占据全球交易总量3/5以上。
(三)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的影响与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的本质是希望尝试建立一种市场机制来有效地调节温室气体在全球的排放总量。“碳排放权交易”运行到现在,已经在全球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和产业链。而对碳排放权交易问题的研究在诸多领域都属于前沿问题。自从2005年该机制投入商业运行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市场,中国共获得了CDM碳信用额度的48%,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这几乎占CDM过去5年发放的总信用额的一半。对我国来说,建立碳市场,是提高我国碳交易价格、增强我国议价能力的需要,是规范国内企业交易操作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压力和全面参与国际公约的需要。
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实例
中国目前是以CDM为主的碳项目市场。截至2009年10月2日,中国在联合国执行委员会(EB)注册项目达638个,占全球的34.75%;中国在EB已注册项目的年均减排量为1.89亿吨,占全球的59.14%。在东道国在EB注册的CDM项目总数来看,中国俨然占了大头,比例高达34.75%。而兴起的各种交易所也积累了不少实务。(如下表)
五、碳排放权交易的思考
(一)我国面临的困境
就目前现状分析,国际气候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概述之:第一,发达国家运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迫使其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接受法律约束;第二,为了降低成本,越来越多的合作将跨国进行,矛盾与摩擦也会增多;第三,在《议定书》之上,急切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监督执行能力更强的国际约束机制。
虽然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大国,中国始终处于不具备价格发言权的尴尬境地,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纵观全局,中国发展碳交易市场仍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上,中国市场排污评估标准体系不完备,缺少网络化的可核证的注册和交易日志记录系统;制度上,中国在碳税、能源效率标准、碳交易市场制定等方面尚存在缺失或具有不完备性。
(二)应对办法
为了在这场看不进烟火的气候之战中掌握主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我国必须坚持贯彻处理气候问题的各项原则的同时,苦练内功:
1.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到国内战略转型的重要位置。转变思维,开展广泛的宣传和普及活动,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降低气候变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尽早将气候问题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提高气候变化的减缓和应对能力,实现低碳发展转型。
2.采取综合措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成本。我国应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国内成立了多家交易所,但开展的实质性交易不多。我国迫切需要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激励政策,研究排放权交易制度,并完善法规和相关的制度。
3.开展国际合作,依靠科技进步应对气候变化。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应研究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路线图,特别是我国长期减排的方向和潜力。加强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国际合作,开展低碳城市试点,探索低碳发展的新路子。
4.完善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明晰的产权归属,能有效划分责任,有益于排放权交易的进行。虽然目前我国已有一些地方性的政策法规,但还不够完备细致,需要以“公地的悲剧”理论、外部性理论、科斯定理等为基础,结合我国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实践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5.建立完善的排放权交易平台。在进行排污权交易时,信息收集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交易成本和交易成功率。如果信息不充分,就会导致交易价格上升,交易成功率下降。可以考虑利用网上平台,良好的网上平台可以使信息得到充分的释放,同时降低成本。
6.加强政府监督。排放权交易的整个过程离不开政府的监督行为,没有政府的有效监管,排放权交易很难实施。政府作为交易的监督者和保护者,有责任保证市场机制更好地运行,促使交易双方完成其承诺的减排责任。
六、结语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显示着优越性的同时制度不完善、议价能力低等问题也困扰着碳交易市场,故而新兴的碳排放权交易要想真正持续发挥其生命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第19条3.
该项交易信息摘自2009年11月23日《中国环境报》.
该项交易信息摘自2010年02月10日《华尔街日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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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背景）人类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形态，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大量森林植被砍伐，化石燃料使用量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应不断增加。发达国家消耗了全世界所生产的大部分化石燃料，其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目前，发达国家仍然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美国是世界上头号排放大国，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总量也在迅速增长，但从人均排放量和累计排放量而言，发展中国家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长，污染的加剧导致了地球温度持续升高，气候变得反常。
（联系下实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哥本哈根等世界气候大会就是寻求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可以考虑发展“低碳经济”。
（引申话题）碳循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元素的自然循环过程，大气和陆生植被，大气和海洋表层植物及浮游生物每年都发生大量的碳交换。从天然森林来看，二氧化碳的吸收和排放基本是平衡的。那么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促进碳循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
（介绍对策）具体做法有：
1、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各个国家要肩负起积极应对全球变暖、保护世界生态环境的重任
2、各工业化国家要积极开展“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应用新能源；发展中国家应该淘汰或改进落后产业、产能，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3、发达国际要加大科研支持力度，鼓励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开发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以应对能源资源日益枯竭而带来的发展问题。发达国家除了这方面要增加投资，并努力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外，还要积极外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
4、发达国家要切实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像美国必须改变传统的高消费、高能耗的生产生活方式，积极节约资源能源，并帮助不发达国家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5、各国要开展全民环保教育，促使社会各界形成“爱我地球、保护生态”的良好意愿，并将这种意愿付诸行动。
多哈会议的成果有限，说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努力面临重大困难，陷入自1988年国际社会启动气候变化相关谈判和应对程序以来的最低点。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
[内容提要]多哈会议的成果有限，说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努力面临重大困难，陷入自1988年国际社会启动气候变化相关谈判和应对程序以来的最低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各国均将成本一收益平衡当做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重要决策依据。其具体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参与度，这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关键因素。通过构建成本一收益平衡的理论模型，本文论证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发展的双重均衡方程，指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仍停留在相对稳定的低收入水平均衡状态上。很显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程序中，必然还存在一个可以带来高收入和高福利的高水平均衡点。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寻找和确定从低水平均衡点迈向高水平均衡点的临界点并实现突破，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高水平均衡点迈进。
[关键词]气候变化 成本—收益分析 国际框架 均衡点
[中图分类号]P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4-0042-15
自1988年国际社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首次召开半官方的气候会议，到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多哈会议COP18/CMP8，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谈判已走过25年历程。多伦多会议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目标，即以1988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到2005年全球减排20%，这一目标史称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伦多目标”。现在看起来，这一目标显然过于理想化。因为在2012年多哈会议最终通过的决议里已经找不到明确的全球碳减排目标，更多的则是“希望”、“理应”、“自愿”等字眼。这意味着，经过25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上的意愿和进展可谓是不进反退，尽管全球的碳排放水平已经远高于当年。因此，颇有必要对既有的具体应对策略特别是指导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实践的理论加以总结和检讨。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决策依据。一般认为，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国际社会最终之所以能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决议，也正是因为决议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各国的参与度。因而，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最初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才将其生效条件设定为55%的排放比例，也就是附件一国家名单中至少有足够占到全球排放总量55%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该议定书，其规定的各项条款才能真正生效。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各国参与度的，是各国对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成本—收益计算;换句话说，成本—收益计算是各国气候变化外交的决策基础。例如，美国参议院在讨论表决议定书时有过这样的阐述，“任何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都必然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系列的金融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所谓的“经济金融影响”实际上指的便是成本与收益，即加入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协议究竟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收益，同时又增加怎样的成本。也就是说，美国唯有在明确了这样的成本一收益关系后才能做出是否加入议定书的判断和决策。对此，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听证会上，与会参议员在回答为何美国仍没有加入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问题时解释，“因为美国还没有弄清楚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各种影响”。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切入点，分析缘何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停滞不前，认为这一现状恰好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导致的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低水平均衡。基于对更高水平平衡存在的乐观判断，本文认为，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使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迈进。
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计算
国际学术界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分析主要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学模型进行测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利用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一定时期内如到2055年或者2100年等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碳排放、气候变化模式、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各种碳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等因素作为变数纳入到模型中，同时赋予各个变数以各种引数，然后计算出在不同排放及减排情景下的碳排放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以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的研究为例，笔者对在2009年12月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表1。在这一模型中，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依据有三个：
一是在《哥本哈根协议》的气候变化应对路径下，全球及各国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造成的直接净损失，净损失的含义其实已经包括了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因素;
二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及各国设定的减排路径和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减排支出成本，这个成本大小与《协议》的规定有着很大的关联，包括技术变迁、经济增长、社会福利都会受到减排过程的极大影响;
三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根据作者通过同一模型模拟出来的碳排放价格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各国要达到各自碳排放配额范围所需购买的额外碳排放量，最终计算出一个全球及各国用于支付额外碳排放配额的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下的碳减排配额分配并不均匀，考虑到各国减排能力的差异，会出现“富余”和“不足”两种情况，因而这项成本对于一些国家为正，而对于另一些国家则为负。当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其总额为零。
按照这样的计算框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得出的结论是《哥本哈根协议》下到2055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总支出为16，470亿美元。这个支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在稍早的同系列研究中，诺德豪斯通过同一模型对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下的支出成本进行了核算。他根据性质的不同将总支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气候影响损失和减排成本，比较的结果是：从最优应对情景下的低成本，一直到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及设定过高减排或温度控制目标情景下的高成本;第二部分的支出来自碳排放配额的购买，其中碳排放价格决定了最终的购买支出，而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情景意味着不同的碳排放价格。作者对此进行了排列，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越激进，国际社会未来承担的碳排放价格就越高，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为完成减排目标必须为购买额外的碳排放配额付出更高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限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极大不确定性，诺德豪斯及其他经济学家和气候变化研究小组，如 ***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成本一收益的计算结果在数量上未必是完全精确的。但从不同情景的排列顺序来看，他们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即对应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和发展情景，国际社会将共同承担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那么从成本一收益的视角出发，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不同气候变化应对及发展情景的主要区别呢?是什么关键因素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与收益?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国际气候变化应对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一收益模型。
二、碳排放价格、参与度与成本—收益分析
按照诺德豪斯和理查德·托尔等人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分析，应对气候变化的净成本影响主要有三个来源，即：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碳减排程序的影响和碳排放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而言，前两种来源的影响总体上体现为正的净成本，而碳排放价格对净成本的影响在名义上是在各国间相互抵消后为零。但实际上，全球碳排放价格有两个源头：碳税和碳交易，如果全部的碳价格都以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均衡状态下碳排放价格应等同于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从而意味着一国为本国配额之外的碳排放支付了成本。如果进而将气候变化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影响纳入碳排放价格的计算范围，即完全而充分地将气候变化的外部影响内化到碳价格中，那么碳排放价格更可以成为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收益的指标。就此而言，在不同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路径下，会产生高低不等的各种碳价格，也就体现了全球为这些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所支付的净成本水平。
如果赋予碳价格以新的含义，即把气候变化影响和碳减排支出都折算为碳排放价格，然后将碳排放价格作为衡量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一收益的标志性指标，则可对以往在一般均衡基础上所得出的成本收益比较结果进行重新组合和排列。以诺德豪斯在其研究中设定的15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为例，在给定时期内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对15种情景加以重新排列图1。这个新的排列说明，如果仅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不管国际社会采取何种减排策略和路径，都会从初期的最低点然后慢慢上升。但如果采取横截面的比较，不同情景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根据前面的分析，碳排放价格的区别实则也代表了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成本收益上的区别。
从图1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导致碳排放价格越高，其成本也就越高。如相对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能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C范围内的应对机制明显成本更高;同时，相对于不包括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而言，能够覆盖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的成本就更高。
如果进一步比较导致碳排放价格的各种应对情景，可以发现，各种应对情景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各国的参与度不同，或者说是对全球碳排放的覆盖度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参与度是决定碳排放价格及应对机制的成本一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还是设定2℃的升温限制，其本质都是全球碳排放的覆盖面大小的问题。从绝对意义上讲，应对机制的覆盖度越高，则碳排放价格会越高，尽管从应对的结果看也会越有效。但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中，应对机制的覆盖范围并非取决于碳排放价格或者应对有效性，而取决于各国对应对机制的认同度，具体表现为参与度。可依据官方表态将参与度分为三类：参与、不参与和有条件参与。以各国对议定书的态度为例，美国属于有条件参与，欧盟属于参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属于不参与。又以《哥本哈根协议》为例，中印也都加入了有条件参与阵营。需要指出的是，从非官方角度衡量的参与度相对更为复杂，因为市场、部门或地区的参与度与官方表态未必一致，导致实际的参与度发生变化，而市场最终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反映的正是实际参与度。这样，可将图1中的纵轴换成“参与度”，进而用不同的方法观察15种不同应对机制和情景间的区别，从最低的参与度到最高的参与度，决定了具有不同特性的应对机制和情景。
将参与度与应对机制的上述关系应用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实践中，并从1988年国际社会开启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谈判到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落幕期间选取几个重要节点，便可发现，基于碳排放覆盖率的各国气候变化实际参与度的差异以及变化，决定了应对机制和目标的变化起伏图2。
在图2中，尽管控制2℃升温的应对情景要求较高的参与度接近100%，并被《哥本哈根协议》所确认。但该目标并没有被具体落实，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全球参与度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因为资源减排机制而有所下降。因此，从1988年至今，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参与度一直在递减。同一时期，国际市场的碳价格也在持续下滑，进一步说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总体意愿呈减弱趋势，印证了基于成本一收益衡量方法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不同阶段对净成本水平评估的演变过程。
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的成本—收益模型
本节将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成本—收益模型加以考察。在下文所应用的函式中，Cos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成本，Benefi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收益，Y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产出或福利水平，mitment指各国在不同时期i的参与度或碳减排承诺水平，ert指各期的贴现程度。
一成本函式：Cost=∑fmitmentiert;
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趋势、经济发展等因素都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成本现值，下同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或承诺程度。既有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社会将在参与度较低时参与初期付出更大的增量成本，但在参与度较高时参与后期成本上升趋缓。换句话说，成本函式的曲线将是递增和凸起的，即先快后慢，即图3中的成本曲线。最终，如果全球各国全部参与到合作框架中，那么成本将被固定在某个最高点上，不会无限增加。这是因为，一旦在全球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控制碳排放，将全球温度的变化控制在一个可承载的范围，那么碳排放价格便不会再继续提高如图3，应对成本也就会趋于停滞。
二收益函式：Benefit=∑fmitmentiert;
同样的，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收益也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根据相关研究和上述分析，参与度的提高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收益曲线的特征有别于成本曲线。首先，在参与度较低时初期，因为“漏出”效应的存在，提高合作水平带来的全球收益增长速度较慢;一旦合作水平达到特定水平，随着“漏出”效应显著下降，全球碳排放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也会显著提高，如碳税、碳交易等。此时，全球将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并出现快速的增长;这意味着，收益曲线总体将呈现出先慢后快的递增性图3中收益曲线。
收益曲线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在初期，由于各国参与度较低，相应国际框架的收益水平将低于成本水平，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收益为负。但随各国参与深入，收益曲线会以更快的速度攀升，在达到特定参与水平后将超过成本曲线。这个参与水平也就是一个均衡的参与度。
收益函式还有第三个特征，即在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后，收益的增长速度极有可能出现下滑，即增长速度放慢并逐渐向成本曲线靠拢图4中收益曲线，这会使收益曲线出现变化如图4。这样便会改变成本一收益曲线间的关系，出现了两个均衡点。可把第一个均衡点Q1称之为低水平的参与均衡，第二个均衡点Q2则称之为高水平的参与均衡。
三均衡条件
第一，当成本曲线高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不足”Under-mitment，此时全球将为之付出净成本，从而推动参与度的继续提高，一直到两者相等为止;
第二，当成本曲线低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过度”Over-mitment，此时全球将从更高的应对参与水平中获得净收益。尽管如此，但参与度不会继续提高，而是向反方向发展即出现下滑，一直到净收益为零时。这主要是因为，当参与度过高时，一方面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净收益增加本身会削弱各国在此领域的继续投入及参与积极性，凸显其他部门投入的短缺和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投入过度;另一方面，尽管全球的总收益继续增加，但在地区分布上，收益的分配显然是不均匀的，因此也会形成和增加进一步提高参与度获得更多净收益的各种政治经济障碍。
第三，两个均衡水平的比较。根据上述分析，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收益曲线进行模拟，则会出现先凹后凸的结果。相对于固定的成本曲线，这导致了一低一高两种均衡水平。在均衡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两个均衡水平都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参与度”的优化。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参与度水平上，至少在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都足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显然，低水平参与度上的均衡尽管实现了部门的稳定，它对全球总产出和总福利的益处则低于高水平参与度。
四双均衡条件：Y=∑fmitmentiert
由第三点讨论而来的，需要引入第四个条件，即考虑了两部门产出的一般均衡条件。如果将各国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纳入到整体福利考虑，参与度会通过影响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内部成本一收益均衡，继而影响其他部门的成本一收益均衡，最终作用于总体福利水平。在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和发展阶段上，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对经济增长总福利现值存在递增影响。但以一般均衡的现有分析为基础，有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并非始终增加经济总福利，因为在参与度高于特定水平后，无论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的净福利如何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经济总体福利，从而导致既有成本一收益关系逆转，如图5所示。
这样，两个均衡的参与度便产生了不同的福利影响，低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低的产出水平，高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高的产出水平。从产出水平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低收入均衡，并非理想结果，而后者则可以带来更优的福利。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既寻求成本一收益均衡，同时又实现更高产出水平的过程。总体而言，当前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更加接近于低收入的均衡状态，即各国在自身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自由地”确定各自的参与度，先是通过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进行了初步确认，然后到2015年在进行反馈和总结，届时形成新的国际应对框架，进一步强化和固定气候变化部门内部的均衡。
从全球角度看，这一均衡并非最优。如图5所示，如果参与度提高，总体产出和福利水平也将更高。问题在于，一旦低收入的参与度均衡状态在确立后迅速得到强化甚至被固定，那么打破这一均衡、推动参与度提高并实现更优化的产出和福利水平将很困难。有两种可能局面将推动实现这一突破。
第一，外部条件变化，如气候变化程度加剧、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偏好增加、各国 *** 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认同提高及技术进步等，都会同步提高气候变化应对不同参与度上的成本或降低收益，从而推动成本曲线上移或使收益曲线下移，迫使最优的均衡参与度向右延伸。这种情况相对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估值水平有所提高，从而增加了各种投入的相对价值，使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程序可带来更低的机会成本和更高的总产出和福利。
第二，也存在内生机制推动参与度提高的可能，最主要的是参与国/地区/部门带来的示范效应。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地区/部门对于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呈现极不均匀的状态，有的出于自发，有的则仅仅跟随。这样，参与度本身存在着微小变动的可能：主要出于各种内生原因和激励因素，参与度会不断提高，这一提高本身会带来收益和成本，而一旦参与者从中获得净收益，就有可能对其他未加入者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当然，如前所述，考虑到均衡条件，由示范效应导致的更高参与度所形成的额外净收益在最初阶段未必会推动参与度继续提高，反而可能使参与度下滑回落至均衡水平。但这里面存在一个“临界点”，即在某些关键性的国家/地区/部门加入到气候变化应对程序，或执行了某些标志性的减排政策后，参与度的提高便难以逆转，从而加速向下一个均衡点即高收入均衡水平汇聚，并在这个均衡点上逐步稳定下来。
基于参与度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产出函式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100%的参与度未必导致产出最大化。正如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所指出的，国际社会面临多种可供选择的排放及减排情景，从“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到最为积极的应对情景，其排序正好是从最低的参与度>=0，到最高的参与度<100%。实际上，最终选择既不是最低也不会是最高的参与度。这证明，从无论是从成本收益，还是从产出角度来看，最低和最高的参与度都不现实。低水平参与的弊端在于无法实现部门内均衡，但高水平参与度的最大弊端则在于“过度参与”下全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过高投入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体现在收入曲线上就是，在一定点后，收入水平会随着参与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下降。因此，从收入和福利的角度看，无论是低水平还是高水平的均衡，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都不会越过某个界限，即图5的S点。
四、模型的应用
以上理论模型分析对当前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实践有着两方面的重要解释意义。一方面，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上的发展路径将受以下两种情况约束：其一，沿着本部门内部的净收益曲线移动，随着世界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减排应对框架的净收益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图6，基于双均衡的存在，因此该曲线将呈现出倒U型的形状，与横轴参与度有两个交点Q1，Q2，意味着可能的参与度也仅会维持在这两点之间;其二，由于实现均衡的需要，Q1和Q2仍然是稳定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参与度选择结果。因此，以参与度高低来衡量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将围绕这两个点出现波动。同时，在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可以在两点间进行过渡。也就是说，最后参与度的选择范围将限制在Q1和Q2两点间。
另一方面，上述约束条件也符合当前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现实选择。第一，各国/地区/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中，最终必将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为一个适度而均衡的参与水平Q1<=Q<=Q2，这也较好地解释了某些碳排放大国即便没有正式加入相关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和减排框架，但也通过自愿减排的形式在实际意义上参与到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程序中。这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些国家/地区/部门基于自身成本一收益基础上的内生减排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他国家/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带动。
第二，近25年来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进展缓慢甚至有所倒退这一事实说明，从一般均衡角度来看，尽管参与度提高有利于增加产出，但应对程度还取决于部门内部的成本收益均衡。在关键的临界点没有突破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还较难跳出低收入的均衡参与水平。这样，各国显现出各种积极或消极的政策波动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国际社会要走出当前的气候变化应对困境，跳出低水平均衡，就必须探索和研究影响参与度的临界物及其临界水平。可能的临界物包括：更加准确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认知，更加巨大的气候灾难，更加系统的社会动员，更加有效而可行的政策工具，等等。当然，要想找到这一临界物及临界水平，全球还需通过更多的试错来验证。
结束语
如果以各国的参与度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进展，多哈会议成果有限这一事实说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相关努力几乎陷入停顿，达到了自1988年国际社会开始进行谈判和框架设计以来的最低点。尽管如此，本文利用成本一收益关系的分析表明，这一低点或许正好实现了参与度决定下的均衡状态。只不过，这是一个仅可以带来低收入和低福利的低水平均衡点。而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程序中，必然还存在一个可以带来高收入和高福利的高水平均衡，即通过较高的参与度应对气候变化有效地实现碳减排，同时又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率即产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唯有找到相应的临界点并实现突破，才能确保跳出低水平均衡状态，达到高水平均衡状态。
形势与政策课是以国内外主流形势、重大政策为基本内容的高校必修课,是高校学生思政 教育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论文15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分析世界新能源形势与政策
2011年，在世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西亚北非动荡和日本核事故两大 热点 问题对世界能源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亚北非局势影响地区能源生产和运输安全，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对能源消费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核事故沉重打击了全球核能产业，对世界各国的核电政策造成不同程度影响。从长期看，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不可撼动，石油价格仍面临上涨压力，并因此为天然气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核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重拾发展信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关国家针对南海、北极等潜在能源重要产地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能源安全和产业发展也受到上述热点问题困扰。中国严重依赖西亚北非地区的能源供应，动荡引发的油价高涨也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中国尽管未放弃核能发展，但明显放缓了步伐。
一、当前世界能源的总体状况
能源一直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当前，能源消费继续强劲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总体消费中占据主体地位。目前，世界大部分能源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其他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发展迅速，但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尚需时日。国际油价难以回到低位，价格波动对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都造成严峻挑战。
1.能源供需关系总体紧张
进入21世纪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能源供应趋紧。在这期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石油供需总体上保持平衡，供略大于求，但这一平衡十分脆弱。往往由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局部战争、社会动乱、恐怖活动等原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某些季节或某一时间段、某些石油品种出现断档，致使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时发生油荒、电荒等能源供应紧张局面。
总体看，能源生产能力增长缓慢，能源消费需求却快速上升。近2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新发现的油田越来越少，特别是特大油田。世界现有的四个超级油田中，墨西哥的坎塔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国的大庆油田产量早已开始下降，只有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还保持高产。未来，俄罗斯位于西西伯利亚的重要油气田的产量也会下滑，除了要在传统的产能地区西西伯利亚发掘新产量，还需要开发基础设施落后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甚至北极地区。俄罗斯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开发投入，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俄罗斯石油生产高峰时期，每天可达到1050万桶，但到2035年，日产量会下滑到970万桶。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出于各种考虑限制开采。例如，美国在阿拉斯加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就地储备石油，长期限制开采。
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迅速增长，石油需求和消费量不断上升，上升幅度超过了产量的增长。尽管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使石油需求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但2010年，石油消费再次转降为升。可见，石油供应的宽松是暂时的，供应紧张才是常态。
全面提速——
能源结构走向多元化
在当前国际金融风暴肆虐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外部需求大幅下降。这直接催生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上的新变化。
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核电首当其冲。2008年11月21日，中国第9座核电站——福建福清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12月16日，总投资近700亿元的广东阳江核电站正式动工建设;12月26日，总投资260亿元的秦山核电站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项目开工。
至此，世界上最大的核电规划正在中国渐次展开。据了解，我国2020年前将在核电方面投下4000亿元左右的资金。
其次，2008年12月15日，总投资近400亿元的“宁东大型煤电化基地”正式启动，意味着煤炭资源整合的“前奏”响起。
第三，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等地正在规划建设几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目前，甘肃酒泉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中国围绕油气领域的对外合作进展不断加快：中国到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开通;中俄之间也确定将修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
据透露，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已得到国家核准，不日将全面实施。这一总投资达930亿元的庞大工程，将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仅钢材就要400万吨，如考虑到沿线城市内管线改造与建设，共能拉动投资3000亿元。同时，库容达2680万立方米的石油储备二期工程也已规划完毕，成都千万吨级炼油厂不日也将开工建设。
张国宝表示，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举措，也说明中国的能源战略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能源企业的整合重组，建设现代、高效、稳定的能源工业体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表示，当前形势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一个好时机，将来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
节能降耗——
开源节流是治本之举
1月13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37.59美元。有人担心，低油价可能致使对新能源的投资放缓。
能源专家指出，不可再生能源的属性决定廉价时代将一去不返，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对于中国这个耗能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来说，开源不节流，多元化的能源战略从长远来看也只是治标之举。能源危机、气候危机，21世纪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世界社会和经济的两大事件，让世界各国幡然醒悟，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节能降耗。
据估计，中国节能的潜力有60%在工业部门。中国石油利用的经济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用油设备的效率也低于国外，节油潜力很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力在能源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据了解，2009年，国家将继续对传统煤电项目实施“上大压小”，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1300万千瓦。相关数据显示，到2008年10月，小火电机组累计关停3210万千瓦，已实现“十一五”规划近2/3的目标。
深刻把握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新形势
能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目前国际能源格局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现有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区域变化。从消费上看，能源消费重心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从生产上看，能源生产日益多元化，虽然欧佩克仍掌握着全球石油供给的主动权，但北海、非洲和墨西哥湾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也在加速进行中。即便如此，事实和研究结果仍表明国际石油生产的峰值时刻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新能源开发已展露黎明前的曙光，能源供给结构即将进入下一个能源替代的发展周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油砂、重油、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风能、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前一个变化来源于国际范围内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而后一个变化则来源于现有主导能源供给保障程度的下降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这样一种能源格局的变化导致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时也加快了能源领域的技术开发步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能源需求进入高增长时期，而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不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BP公司的能源统计数据，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1.1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5.4和20.1个百分点。由于国内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的供给保障能力低，目前我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经接近50%。同时，能源消费(主要是煤炭)是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空气中约70%的二氧化碳排放、90%的二氧化硫排放和67%的氮氧化物排放来自于燃煤。几乎所有的烟尘排放也来源于此，占到总悬浮颗粒无污染(TSP)的一半以上。
这种相对落后的能源消费结构、高度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能源消费的高污染，不但导致我国资产价值体系溃损，生产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遇到更大的压力，长期来看，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千方百计解决国家能源安全这一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在国际能源市场和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中，能源企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能源企业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格局变化的历史性机遇，不但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起着重要的影响。以BP、埃克森、壳牌等为代表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凭借着资源、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但在过去的近百年中主导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而且近年来加快了进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步伐。
中国能源企业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在资源获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上述大公司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如果再将企业资源投入新能源的开发有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能源企业而言不仅仅是风险，更潜伏着巨大机遇。庞大的国内需求为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管理能力和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空间，新能源的开发缩小了国内能源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因为这一领域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为我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转被动为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被动应对只能意味着放弃发展的主动权，成为跨国能源公司的附庸甚至被淘汰出局，国家的能源安全无从谈起，经济命脉也将落入他人之手。反过来，主动应对则意味着在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的机遇，将企业的竞争力建立在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上，这样的竞争力才是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历史 经验 已经证明，能否主动、敏锐而准确地判断形势，进而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是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提出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正是对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的积极回应。这一战略决策提高了企业关注世界能源发展趋势，顺应全球石油石化行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能力，有助于企业实现从传统石油公司向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能源公司转变，有助于为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战略的巨大意义更具体地体现为：
首先，有利于提高中国石油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包含传统能源的支撑，能源供给结构变化，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供应能力的价值链开发，能源开发利用全球化和经营管理国际化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战略以技术进步、管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链的构造为手段，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有助于中国石油集团克服劣势，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提升。能源是企业最基本的投入品，一个清洁、高效、低成本的能源供应体系，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提供物品和劳务的成本，这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企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石油集团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最后，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有足够的能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利于中国石油集团更好地参与传统能源资源和市场的竞争，也有利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提高能源长期供给结构的弹性。同时，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有助于降低由于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近年来，国际能源局势起伏跌宕，变化剧烈。油价飙升严重冲击能源消费国经济，也使能源输 出国 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消费国节能与海外拓展同时推进，生产国频打“能源牌”争取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国际能源合作日趋活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煤炭、石油等能源价格大幅跳水，新能源发展在逆境中被提升到战略层面，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综合分析，目前国际能源局势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认真审视我国能源发展格局，完善相关 措施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正确把握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1.近年来能源需求的过快增长，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和巨大的环境压力。
3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10.3%，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6%，2008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26亿吨标准煤，是改革开放初期的4倍多。尽管我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优质能源少、人均占有量低，能源供应偏紧、资源约束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今后一段时期，能源消费强度将保持较高水平，油气需求增长又快于煤炭，国内资源开采量受到自然条件限制难以较快增加。我国石油储采比仅为11.1，远低于世界40.5的平均水平，能源尤其是油气供求矛盾将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我国能源发展模式亟待转变。
2.随着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能源安全问题凸显。
我国石油资源不足，原油产量不能满足需求，进口石油依存度不断增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我国石油进口量逐年攀升，2008年累计进口石油2.18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1.3%。预计到2020年前后将超过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意味着能源安全形势的脆弱性增加。世界石油资源争夺日益激烈，我国对海上石油运输通道控制能力薄弱，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及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凸显了我国石油进口安全的脆弱性。战略石油储备刚刚起步，应对突发事件或危急时刻的保障能力需要加强。
3.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能源需求持续低迷。
从一开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就逐渐显现并日益加重，外部需求萎缩，工业增速减缓，企业经营困难，投资增速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增幅下降4.8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原油、天然气和电力消费增幅分别下降4.9个、1.2个、9.8个和8.5个百分点。预示国民经济景气程度的先行性指标——全国发电量从去年10月份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2月累计增幅同比仍为-3.7%;1—2月全社会用电量增幅同比为-5.2%，能源需求持续低迷。今年以来原油、成品油产量和原油加工量均比计划调减或比去年同期下降，炼厂调低负荷、减产运行，成品油需求疲软，库存涨至历史高位。
4.当前发达国家正在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而向内挖潜，世界范围内一场新经济变革已悄然来临。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尚需时日，发达国家纷纷反身内省，为寻找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迎接下一轮经济上行周期的到来积极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世界许多国家把发展新能源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7000亿美元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把新能源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产业，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可再生能源产量增加1倍;2012年在发电总量中占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增至25%;未来10年将投资1500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用于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可替代能源项目的研发和推广;动用40亿美元政府资金，支持汽车制造商重组、改造和技术进步，生产更节能高效的混合动力车;投资45亿美元 对联 邦政府建筑进行改造，10年内将现有建筑的能效提高25%。
奥巴马提出，谁掌握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谁在新能源领域拔得头筹，谁将成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佼佼者。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也把发展新能源作为拉动经济、扩大就业、抢占未来制高点和防止气候变暖的重要手段。欧盟推行可再生能源计划，将新增投资300亿欧元，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
法国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到23%，相当于每年节省2000万吨石油。德国计划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业规模超过汽车产业的就业规模。英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提供1000亿美元建立7000座风力发电机组，新增就业16万人。日本将增加太阳能发电量20倍，新型环保汽车的使用量增加40%。韩国在普通家庭大力推广普及太阳能、地热、风能和生物能源，并将兴建200万套节能绿色住宅。
面对这一局面，我国不能因为当前金融危机导致能源供需矛盾缓和，而忽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应汲取过去一些产业发展的沉痛教训，密切跟踪世界新一轮新能源发展方向，增加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真正把新能源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二、抓住机遇加快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上世纪100年间，世界上15%的人口完成了工业化，使得石油消耗量急剧增加，从上世纪初的2400多万吨飙升到30亿吨。在本世纪，将有85%的人口进入工业化，能源消耗量必定进一步增大。虽然世界能源探明储量仍在继续增加，但地球上的能源毕竟有限，而人类社会的能源消费则是逐渐增长的，以目前的消费速度，总有一天，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资源会枯竭。因此，人类必将实现向“后石油时代”的能源转换。从世界范围看，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识。中国替代能源的发展方向是以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以优势能源代替稀缺能源，逐步提高替代能源的作用。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在努力增加能源供应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能源消费方式，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因此，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是促进我国能源格局日趋合理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既有助于拉动投资，也有助于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做可靠的能源准备。
《“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十一五”时期我国能源建设的总体安排是：有序发展煤炭;加快开发石油天然气;在保护环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火电，推进核电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作的政府 工作 报告 中把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作为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
1.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煤炭约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个百分点。煤炭转化为能源的主要形式是燃烧发电，燃煤发电在我国煤炭终端消费中占56%以上。2008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92亿千瓦，其中火电装机6.01亿千瓦，约占76%;水电装机1.72亿千瓦，约占22%;核电装机906万千瓦，占1.3%;风电894万千瓦，仅占0.8%。煤炭的燃烧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分别占二氧化硫排放的90%、二氧化碳排放的70%和氮氧化物排放的67%，而且每开采l吨煤会破坏2.5吨地下水，煤炭开采后还会造成地表塌陷，产生废水、废气和废渣以及矽肺病等。因此，努力降低煤电比重是改变我国能源格局、实现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为此，要继续优化电源结构，逐步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比重，不断替代燃煤发电;另一方面，在加快发展循环液化床燃烧、大规模煤气化等洁净煤技术以及改进煤炭直接、间接液化技术的同时，加快研发和推广煤炭多联产等新一代洁净煤技术，逐步优化调整煤电自身结构，将煤炭的产业链延伸至下游化工制品。
2.积极发展核电。
核电是清洁高效的能源。理论上讲，1公斤的铀全部裂变释放出的裂变能，大约相当于2500吨煤或2000吨的石油燃烧时释放出的能量。一座百万千瓦的火电站需要260万吨煤，而核电站只需要30吨的铀原料即可。核电站一年产生的二氧化碳仅是同等规模燃煤电站排放量的1.6%，且不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近几年，世界核电建设开始复苏。美国能源部2007年宣布，未来2年内将兴建32座核能发电厂;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前建造40台核电机组;英国于2008年1月决定恢复建设核电站;印度计划到2020年使核电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高效、清洁的核能将在全球能源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2008年福建宁德、福清，广东阳江，浙江方家山核电工程相继开工，共计14台百万千瓦机组，总规模达1400万千瓦，标志着我国核电建设步入快车道。2008年底，我国核电装机容量约为900万千瓦，仅占全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3%。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目标，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增加到7000万千瓦，核电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提高到4%，这意味着今后每年至少开工建设2个核电站、4台百万千瓦级核反应堆。2020年前，我国投入核电的建设资金累计将达4000亿元。去年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推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核电项目成为首批核准的拉动内需项目，标志着我国核电建设高峰即将到来。
3.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2006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为2亿吨标准煤，约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仅比2005年上升0.5个百分点。促进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有助于实现能源长期战略替代，也有助于加强环境保护。我国已立法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规划，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达到10%。
水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我国水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近7亿千瓦，占常规能源资源量的40%，根据目前的勘测设计水平，我国水电有2.47万亿千瓦时的技术可开发量，如果开发充分，至少每年可以提供相当于10亿—13亿吨原煤的能源。水能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是很好的调节电源，开发水电的同时还可以实现防洪、灌溉、供水、航运、养殖和旅游等综合效益。目前水能开发利用技术已经成熟，应当优先加以利用。
我国风力资源丰富，利用技术也基本成熟，可以作为当前规模开发的一个重点，形成实际供应能力。太阳能资源潜力巨大，一旦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经济性改善，就将得到广泛应用。现阶段应加大太阳能发电技术与热利用技术的开发与攻关力度，结合建筑节能，积极推广太阳能热水器产品。我国生物质能具有品种多、分散性强、收集成本高的特点，宜于发展多种利用技术，开辟不同用户市场。现阶段可从现有废弃物资源的利用入手，逐步提高开发利用水平。对一些较为成熟的技术，如农村沼气、秸秆发电等，积极推广，予以扶持。对一些尚未突破的关键技术，如纤维素乙醇等，合理投入，开展研究。新能源及其相关技术对未来的能源替代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充分重视，早做准备，积极跟踪，组织研发。
面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我国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路线图，尽快整合现有产业资源，把现有资源、扶持政策体系及未来十多年的能源投资格局理顺，打造高效率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宽松环境，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来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强化油气产业的开源节流。
一是加快建设油气基地。按照“挖潜东部、发展西部、加快海域、开拓南方”的原则，通过地质理论创新、新技术应用和加大投入力度等措施，到2010年，全国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1.93亿吨和920亿立方米。二是加快石油替代工程。按照“发挥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积极稳妥推进”的原则，加快发展煤基、生物质基液体燃料和煤化工技术，统筹规划，有序建设重点示范工程，为“十二五”及以后更长时期的石油替代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三是促进油气行业节能降耗。
此外，中国应对石油安全挑战，应该着眼全球，从战略的高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降低石油进口依赖，积极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加强国际石油领域合作，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现代石油储备制度，制定确保国家石油安全的一整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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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变暖及极端天气灾害的增加使保险业面临严峻挑战。近一二十年来因气候灾害引起的保险损失逐年增大，2006年的飓风、2007年的洪灾和山林火灾更是使得保险公司损失惨重，股东和客户都更加担忧保险公司能否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幸运的是，保险公司正逐步认识到，气候变化在制造威胁的同时，也为保险行业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当前，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已经出现了转折，从消极回避发展到积极应对，力图把气候变化风险转变为气候变化机遇。伦敦劳合社就认为，保险业必须行动起来，积极适应气候变化趋势，才是生存之道。保险业过去在火灾和地震等灾害风险管理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当前保险公司也极有可能创造出预防损失的方法和产品来为客户、政府和公司自身减轻气候灾害的损失，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面对气候变化的空前挑战和纷繁复杂的市场情况，如何选择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式，已成为中国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监管机构及政策制定机构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了世界保险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方法，以资借鉴。
全球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
2007年初，TICC陆续发布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工作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使气候变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报告指出，近50年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为活动引起的可能性，从2001年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66％提高到2007年第四次评估的90％以上，进一步从科学上确认了人为活动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气候变化将增加自然灾害，数十亿人将受到影响，上亿人将面临饥荒的威胁。世界不安甚至恐慌情绪日益浓厚，舆论声称“气候变化是人类21世纪最大的挑战”。
保险业与气候变化有着天然的联系，被作为检测气候变化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IPCC报告用专章描述保险与气候变化的联系，认为保险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金融服务来讲，保险是主要的风险分担机制；从实体经济来讲，保险是主要的风险管理机制。在保险服务可得和保费可支付的情况下，保险也是消费者长期福利和发展的保证。通过气象灾害损失数据的计算，保险提供了一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观察窗口，同时保险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也决定了保险同时也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途径。保险业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保险业影响巨大。保险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业，2006年全球保费收入逾4万亿美元，是石油工业的3倍，按国家收入排序将排在第3的位置。保险业还是现代社会经济金融的支柱之一。保险业的政策选择，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保险业具有风险管理的天然优势，保险业在帮助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强有力的历史责任。保险政策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在美国，可再生能源相关的保险产品使更多的公司和投资者参与到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和快速增长的碳排放贸易项目中来。就像保险业在减轻建筑火灾和地震中被证明发挥了领导作用，人们寄希望于今天保险业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对全球变暖的认识，以及深入的前瞻性的思考和创造出使气候变化影响最小化的方案。
气候变化对保险业影响非常大。气候变化直接导致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飓风和暴雨。对公众健康、农业生产、森林抚育、水资源管理、沿海地区、生态系统都会产生较大危害。气候变化对保险服务的可得性和可支付能力都有负面影响，潜伏着放慢保险业发展并且把更多负担转嫁给政府机构和个人的风险，包括财险、健康险、寿险、责任险等大多数的险种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应对气候变化要求保险能够更好地应付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