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关系虽然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的，但是像任何事物都有其胚胎、雏形一样，具有公关意识的思想、活动在古代社会中便出现了。不过，那时的人们并未认识到公共关系的意义，也不会采用科学、系统的方法为自己开展塑造形象的活动，所以那些思想和活动都属于公共关系的自发状态。本文从公共关系学的源头，古代类公关活动产生的原因，类公共活动的实例及对现代公共活动的借鉴和影响这三个方面阐述了本文的主要内容，从而得出虽然这些类公关和准公关活动没有发展成熟，成为今天的公共关系学，但是它在历史长河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今天的公关活动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借鉴。上述的商鞅变法，诸葛亮的《三十六计》在现代仍然是现代各企业组织进行公共活动的范本。所以研究古代的类公共关系活动对于现代的公共关系活动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结论。
关键词：类公关活动 起源 产生原因 借鉴和影响
正文：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公共关系学也不例外，研究公共关系学的历史发展，分析公共关系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公共关系的实质，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客观的分析和认识我国公共关系学的现状。
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关系虽然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的，但是像任何事物都有其胚胎、雏形一样，具有公关意识的思想、活动在古代社会中便出现了。不过，那时的人们并未认识到公共关系的意义，也不会采用科学、系统的方法为自己开展塑造形象的活动，所以那些思想和活动都属于公共关系的自发状态。
一．追溯公共关系学的源头
（一）历史上古代类公关活动的发现
1903年美国著名记者艾维·李在美国开办了一家正式的公共关系事务所，使公共关系成为一门社会职业，标志着现代公共关系的问世。
在国外，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了公元前1800该公告告诉农民如何播种，如何灌溉，如何对付病鼠害，如何收获庄稼，很像现代农业组织发布的宣传材料。这一发现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关活动痕迹。欧洲的古希腊实行奴隶主民主制，城邦中的公民有很大的民主权利，每年在民众大会中用“贝壳放逐法”决定执政官的去留。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每个统治者都必须学会争取公众支持的技巧。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修辞学》中阐述了如何运用语言的技巧来影响公众思想和行为的艺术。现代西方公共关系学界认为，《修辞学》堪称最早问世的公共关系学理论著作。古罗马帝国曾经采用“十二铜表法”，把法律刻在十二块铜牌上公布，从而争取民众的支持。凯撒大帝为了寻求大众的支持，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张报纸《每日记闻》，用通俗的拉丁语向民众宣传。他还让人为他写了一本记载其征战功绩的著作《高卢战记》，树立自己的形象，从而登上了最高执政官的宝座。
（二）古代公共关系学形成的源头的两个流派
关于现代社会以前有没有公共关系，理论界依然有很多争议，基于上述的史实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公共关系不是无源之水，应该承认其历史渊源。古代的类公关活动虽然不能称为明确意义上的公共关系，但是其某些特征依然反映着公共关系的特性。
学术界对古代公共关系学形成的源头持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源头在古希腊和罗马，另一种认为在美国。
认为源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以古希腊和罗马王公贵族雇请诗人为自己的制造舆论为例，出现了专业的劝服者，来说明在当时早期类公关活动和思想的存在。
认为源头在美国的，更强调的是宣传和传播的目的性和隐秘性，他们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些人有意制造事件，制造和影响舆论为例，以达到政治目的为例，来说明在当时早期类公关活动和思想的存在。
（三）我国古代的类公共关系活动
而在中国的古代，自发的公关活动也是广泛存在的。传说在尧舜时代，政府在宫廷外树立“诽谤木”，鼓励世人向政府进谏。后汉书·扬震传载：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这可能是古代政府征求民意的最早设施。由于诽谤木是在竖柱上钉一横木，状若花，故也称为“华表木”。不过在封建社会里，华表逐渐演变成了表示帝王尊严的装饰。在公元前１３２４年，商王盘庚计划把国都从耿地（今山东曲阜）迁到殷地（今河南安阳）。许多臣民不愿从命，于是盘庚发表了三次著名的演说。其演讲词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终于获得了民众的支持。盘庚的三次演讲词收入我国最早的政治著作（尚书），史称“盘庚三迁”。春秋战国时代，人际传播、沟通的技巧就已经十分发达，形成了诸子百家之一的“纵横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演说于列国之间，或“合纵”(形成北方诸国反楚统一战线)他们在劝说过程中，将人的心理活动研究得非常透彻，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借鉴。
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些类公共关系的活动比比皆是。《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记载的狡兔三窟的故事，是建立良好形象的成功事例。
汉高祖刘邦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一方面稳定了社会秩序，一方面赢得了民心，这无疑是成功的公共关系活动。
由此可见，虽然上述的公共关系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的君主，国王以及军事首领的需要，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表现了现代公关的某些特征。不可否认的是，古代的类公共关系学的源头无论是古希腊和罗马，或是美国，抑或是在中国，古代类公共关系都是现代公共关系不可舍去的一部分。
二．古代类公关活动产生的原因
古代的类公关活动的产生也并非无中生有，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主要有以下三点：
（1）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组织与公众关系。社会群体，组织与人类同时产生。各人类都存在着外部公众与内部公众的关系。
（2）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者搞好组织与公众关系的必要性，有了公共关系就有一个关系状态问题。为了建立好的公共关系，就会有自发的开展一定的公关活动。
（3）公共关系的存在和公关活动的开展必然要反应在人的头脑中，形成公共思想。
此外，每一个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都采取必要的公关活动，这无疑成为古代类公关活动的政治因素。
三．古代类公共活动的实例及对现代公共活动的借鉴和影响
虽然古代的类公共活动达不到今天公共意义上的影响和范围，但是今天的公共活动可以在古代找到很好的原型，古代的这些类公共活动为现代的公共活动提供了不少借鉴，就以我国的类公共活动为例，在我国的春秋战国，三国时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优秀的政治家主导的类公关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商鞅推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特地在城门口放了一根树干，并贴出告示说：谁能将此树干从这个城门口扛到另一个城门口，就可以得赏十金。开始人们都不相信，但有一个人完成了此事，真的得了赏金。第二天，许多希望这样轻松得到赏金的人又聚集到城门口，但这时没有了木头，而贴出了政府变法的公告。变法因“言必信，行必果”，因此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了威信，这可以看成是一次成功的公关策划，在历史上被称为“徒木立信”。这有点和今天的“制造新闻”的做法类似。现代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宣传造势”，特别在电影的首映礼上，电影院线都会自己去雇用一些人为影片做噱头，各式各样用来增强影片的公信力，这种类似于商鞅变法造势方法，虽然应用的领域不同，但是其基本目的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增强公信力。
再比如，三国的诸葛亮，他可以说是著名的准公共关系大家，他具有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对内，他很善于识才用才，协调关系，稳定军心。对外，他很善于争取一切能争取的积极因素。创作有利于蜀国发展的人事和周边环境。像诸葛亮的“七擒七纵”孟获，以攻心为上，终于感动了孟获归顺汉室。巩固了蜀国大后方，便是很杰出的“国际公关”一例。这点我们可以从一些日本的企业管理中找到缩影，在日本的企业管理界从《三国演义》中汲取了不少精华，被视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曾经很感概的说：“松下成功，功在三国。”现在热门常常利用三国的《三十六计》来经营商场，其中不乏借鉴了许多公关事例。
而中国古代一些企业，也很重视对外的形象宣传，例如百年老店同仁堂，创办于康熙八年，每逢京城会试期间，他们便向着急上火的举子们赠送牛黄上清丸、羚翘败毒散等药物。每年二月京城开沟（修理排水沟）之时，他们便在开沟之处挂上写有“同仁堂滋养”字样的红灯笼，防止夜间行人跌落沟中。此外，荒年舍粥、为贫困百姓舍棺材的义举，也使同仁堂的美名广为流传。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古代的各种类公关活动虽然有些成功之处，但是毕竟条件不足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缺陷。既然古代类公关活动有这么深厚的社会根源，又有良好的政治附庸，为什么就没有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学。通观古代中外自发的公共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盲目性。施行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公众的意义，他们的活动也都是出于一时之需，并不是自觉的行为；
其次是经验性。古代的公关活动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人们只是根据常识或直觉去做，尽管其中有些漂亮的手法在今天也令我们赞叹；
最后是低层性。由于缺乏先进的传播手段，古代公关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人际传播，其层次、范围都是很小的。从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古代的关系”只能算是一种“准公关”、“类公关”。
虽然这些类公关和准公关活动没有发展成熟，成为今天的公共关系学，但是它在历史长河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今天的公关活动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借鉴。上述的商鞅变法，诸葛亮的《三十六计》在现代仍然是现代各企业组织进行公共活动的范本。所以研究古代的类公共关系活动对于现代的公共关系活动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表现在二者在重公众、重和谐团结、重事实、重信誉、重信息、重谋略等方面表现出的相似性。
(一)“仁爱”思想与现代公共关系学的“公众意识”
古代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而“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人”。“仁爱”学说要求人们做到由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进而,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主张,提出爱民、养民、利民、富民、安民的思想主张。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强调百姓是根本,他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把“仁”与“不仁”视为“得天下”与“失天下”的根本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仁爱”思想在现代公共关系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现代公共关系学特别强调“公众意识”,而“公众意识”是指时时为公众着想、处处为公众服务、一切立足于满足公众需求的思想、意识和原则。现代公共关系教育的先驱、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伯纳斯在1923年提出:公关工作是为了“赢得公众的赞同”、“公共关系应首先服务于公众利益”。所以,树立公众意识是公关事业成功的思想基础,离开了公众,公共关系成了无源之水。
美国一位公关专家指出:“无论大小企业都必须永远按照下述信念来计划自己的方向,这个信念就是:企业要为消费者所有,为消费者所治,为消费者所享”。西方商人中流传的一条经商法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在我国商业活动中盛行的“顾客就是上帝”、“爱心服务”等都是儒家思想在经商活动中的继承。而且,儒家“仁爱”学说为现代公共关系中的政府公关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营养,要求领导干部要爱护老百姓,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突出体现了这一思想。
(二)“人和”观念与现代公关的“内求团结,外谋发展”的思想
“人和”观念是指珍视团结、注重社交、重视协调关系的思想和意识。
儒家立足于人类共同生存和文明进化的立场,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并提出“泛爱”思想。孟子也主张“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受这种“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与人和睦相处、团结友好的美德。古代商人在处理同消费者的关系时,一贯寻求“和气生财”、“宾至如归”的和睦气氛。历史上,汉代的昭君出塞、唐代的公主使藩等,都是统治者“平章百姓,协和万帮”,谋求人和环境和谐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和”思想与产生于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公关思想不谋而合。
现代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协调关系、广结良缘的艺术学科。现代公关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是协调组织与各种公众之间的关系,争取公众对组织的谅解和支持,使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为组织创造一个“人和”的环境。总之,现代公关以追求和谐为最终目标。 “和谐”不仅作为外来文化的公共关系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背景下顺利生长、健康发展的切入点、支撑点,更为重要的是“和谐”应当成为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体系的基石。
(三)“实事求是”与现代公共关系学“以事实为基础”的思想
“实事求是”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班固的《汉书》为汉景帝之子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把“实事求是”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宋元明时期,产生了一种完全否定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实事求是”。“崇实致用”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它力戒“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对言行言性的空谈。戴震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反对“出于空谈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我国古代这些传统思想,尽管提法、立意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确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重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这与现代公共关系学中“以事实为基础”的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公关是社会组织面向自己的公众而开展的传播与沟通活动,组织与公众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相互为用的关系。所以,公关工作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离开了事实,公共关系就失去了价值。
(四)“信”与现代公关学的“以信誉塑造形象”的思想
“信”是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信”强调知行、言行合一。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重信义、守信用在古代成为约束、调节人们言行的规范。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尊重守诺者为君子,视失信者为小人。“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成语、格言,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对“信”的追求的生动概括。古代一些明智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采用“取信于民”的方法征服人心,如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地归顺了诸葛亮。传统文化的这种信义思想与现代公关所提倡的以信誉塑造组织形象,从而加强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的思想有很大的相通之处。
现代公关中,以信誉塑造形象是公关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因为,良好的形象是组织的无形财富,而良好的信誉又是塑造组织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良好的信誉是组织的立身之本。当今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企业信誉的竞争,企业信誉不仅是企业经济效益、技术素质的综合反映,而且是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集体成员,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和具有高尚企业道德的标志。
创名牌成为目前的时尚,而信誉度就是构成名牌产品的一个重要指标,现代具有战略眼光的经营者,并不单纯为经济效益而抓经济,而是从信誉的建立入手,通过信誉投资获得经济效益。
(五)重视信息获取与现代公关的信息观念
我国古代开明的统治者,在维持中央集权制的同时,注意了解民意。春秋战国时,一些诸候国为了强国生存,一方面招贤纳士,一方面取智于民,形成“养士”之风。战国时著名政治家邹忌,曾劝告齐王重视和听取民众意见,齐王顺之,终于使齐国强盛起来。而齐桓公深知“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集贤八十人,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
我国古代兵家重视利用间谍索取情报,孙武非常清楚用间谍探知敌情对谋略取胜的重要作用,提出“兵贵先知”,诸葛亮在制订的十五条规则中,第一条就是“虑,间谍明也”。
三国时代的人们已经具有强烈的信息渴求和信息传播的观念,当时的新闻信息传播与交流以及社会舆论情势比较旺盛。当今市场社会,信息作为社会普遍联系的形式,广泛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全部时空,信息成为一项宝贵的资源,是组织的无形财富。美国信息专家指出:“利用信息创业,把资料变成美元,是当今世界出现的新现象”。
(六)古代谋略与现代公关策划
谋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能体现东方式智慧的奇葩。谋略,即计谋策略。传统文化中,充满朴素辩证法,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奇计良策丰富多采。如春秋战国时,士阶层作为政治智囊、思想精英,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谋略奔走于各诸侯国。在诸子百家著述中,无一不渗透着谋略的睿智。尤其是《孙子》这部人类军事学经典著作,从头到尾贯穿着精辟深刻的谋略思想,还有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也再现了复杂多变的谋略活动。
时与势是传统谋略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时乃时机、战机,势乃形势、趋势,二者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古人云:“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古往今来的对抗和竞争中,审时度势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审时,一方面要求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增强我之优势,“善者,见利不失,遇事不疑”。所以,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得天时,并把它当作与“地利”、“人和”同样重要的致胜因素;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争取和创造时机,这又是一个“蓄势”、“造势”的过程。蓄势、造势就是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力量对比、心理状态、道义和将士的勇怯等方面形成居高临下的优势,到一定时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势者,因利制权也”。
公共关系策划是公关人员为实现公关目标而在调查研究、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确定公关活动的主题和战略,并制定出最优活动方案的过程。它与古代谋略有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古代谋略中讲究时与势的思想,对于公关策划相当重要。
把握好时与势,巧妙地择时趁势,这是保证公关工作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公关工作是以传播信息为手段的,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同样的公关活动在不同的时间里进行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只有在公众最需要、最渴望得到的时刻,传播信息的公关活动才会得到公众的欢迎与重视,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所以,公关活动效果的好坏与准确地把握时机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要求公关人员要准确地预测、寻找和捕捉开展公关活动的最佳时机,甚至可以人为地调动某些因素,创造必要条件,促使这种时机的成熟。只要抓住时机,借机行事,公关活动就可以事半功倍,很快在公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形成组织所期望的声势。
造声势,可以说是公关活动取得成效的起码要求,所以,优秀的公关人员应该熟悉什么时候最适合开展活动,最有利于造成声势,并善于使这种声势一波又一波地向前推进,逐渐形成好的形势,然后进一步扩大战果,把好形势变成好趋势,直到在大多数公众中形成对组织的偏爱,一种心理定势,从而为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个性,现代公共关系学在中国的根植不可能不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养分。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理论体系与操作规范的活动中,引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应该,而且是现实的。
我们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合理筛选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精华,结合我国实际,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继承、改造、创新和发展,建立一种既区别于西方公共关系学,又区别于古老伦理关系的,能体现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事业。
题目很专业，需要专业写手来做才行。
呵呵，偶只做发表业务，太专业的文章写不了。
具体如下：
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封建社会的官僚主义思想贯彻着儒家思想，从官僚阶层的做法中，我们也能看到古代政府官员是如何进行公关的。
中国的古人非常讲究道义，甚至把道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孟子在《鱼我所欲也》中提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取舍之间，其思想倾向也就显而易见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自上而下进行传授，成为妇孺皆知的主流思想，其言论也就具有社会导向作用，对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行为处事都会以儒家作风作为参照，并且只会接受以此为标准的处事方法，这也就意味着其思想观念较为一致，那么，对于君主来说，若要使臣民信服，就要重视民心所向，并且以此为基础调节施政措施。
辩论赛的核心词汇就为一个“辩”字，也正如这个辩，中间一个“言”，两边各自一个“辛”，双方的辩手都是势均力敌，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双方的观点都不能完全主观地评判谁对谁错，二者都有道理，双方的辩手就凭借自己的能言善辩，凭借自己的思维能力和相关知识，争取这场辩论赛的胜利。赛后评委依据辩论赛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决定胜负。
当初松花江水受到污染以后，由于缺乏明确的信息,当地可能发生地震的谣言四起,引起市民恐慌,纷纷购买食物和瓶装水。...
而当地政府在试图通过放出水库的水掩饰污染物的同时，吉林省的官员当众否认有任何污染物泄漏。与此同时，有毒的苯和硝基苯正流向人口众多的农业区和松原市，而该市的官员却向四十万饮松花江水的居民隐瞒了这一秘密。直到六天后吉林才告知省政府下游哈尔滨的危险，而哈市政府一直拖延到两天才以停水检修的名义告知市民。真相是在事件发生十天后，即11月23日才公之於众，而那些似是而非的谣传早已在哈市内漫天飞，引起市民恐慌。
公关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沟通与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以实现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目标，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孔子儒学的核心内容就是探讨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从这一根本点上讲，公关与儒学是相通的，这便为公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和水分。但并非说公关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了，而是说公关要中国国情化，有某些有利条件，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某此方面为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
也许“公共关系”、“传播”与“交际”、“拉关系”、“拉拉扯扯”在词义上容易产生混淆，也许在公共关系实践中确实出现过偏差，从这门学科引入我国之日起，对它的疑惑和误解就没有停止过。有人甚至作出这样的推断：“公共关系＝美女＋交际”，“公共关系＝公关小姐”，“公共关系＝不正之风”。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与指导，公共关系人员在利用媒介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也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效果。
在公共关系开课之前，看着课表中的公共关系学，心中很不是滋味，都即将大学毕业的人了，还学这种无聊的课程，简直就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想象中，公共关系学应该是以研究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公关礼仪乃至“拉关系”、“走后门”之类的实践性极强的一门学科，这些实践行为与社会现象的理论描述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我想，带来的只能是纸上谈兵与沉闷乏味，这种所谓的“学科”能否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一门学科值得思考。
然而，当自己无意之中翻开课本看时，意料之外是羞愧与惊喜，羞愧的是自己的无知与自以为是，惊喜的是自己又长了见识。
管理职能论”、“传播沟通论”、“社会关系说”、“塑造形象说”、“决策咨询说”、“舆论说”、“技术说”、“协调平衡说”、“科学与艺术说”……从不同角度对公共关系学的实质与内涵进行的理论概括与描述，一方面让自己惊叹于学者们洞察事物的能力与思考的深度，另一方面开始纠正先入为主的那份存留脑海的错误意识，对公共关系浅显狭隘的的理解与看法被对博大精深的管理科学与艺术的感叹所代替。本人对信息科学饶有兴趣，并即将攻读情报学硕士学位，对于信息管理科学，总自以为有较多了解，从信息资源的基础理论，到信息传递、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与预测，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竞争情报学，从宏观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到信息产业（部门）经济学，从科学学到软科学研究，从管理学基础理论到数理分析统计、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乃至货币金融证券信息理论均有一定了解与接触，自认为已经形成一个宽广的基础知识体系，然而翻阅《实用公共关系学》后感慨万千——学海无涯，要学的、值得学的太多。
以竞争情报学为例，一直沉迷于对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思考，总喜欢从竞争情报的角度去想象企业提高竞争力，认为好的方法是建立有效的竞争情报系统，不断收集有关企业本身以及竞争对手、竞争市场、竞争环境的信息情报，运用信息情报分析与预测的方法提供决策之用，以确定组织竞争战略。但从没有放宽思维去从其他角度思考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措施。
而公共关系学的学习让自己大开眼界，公共关系是一种“管理职能、经营策略、传播行为及现代交往方式”。无论是对于组织还是对于个人竞争力的提高，都拥有无庸质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