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往事》是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于2011-7-1的一部图书，作者是萧霖
本书包含《军工往事（上）》《军工往事（下）》
萧霖，女，l982年大学毕业。读大学前曾在国防军工企业工作两年多，大学毕业后在成都某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八年，从事设计工作，工程师。曾出版《随风而逝》和《冬暖夏凉》两部长篇小说，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建院6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时刻，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哈军工的精神，学校党委决定建设哈军工纪念馆。在艰苦搜寻史料的过程中，纪念馆的筹建者们时常被那些烙着军工辉煌印记的军工实物、叙说着军工往事的照片所深深打动。这里我们尝试描绘军工历史上的星星点点，也许并不能组成连续的军工史画，但却足以让我们共同品读、感受与思考
割据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兼并，兵工厂逐步集中到国民政府手中。国民政府在军政部下设兵工署管理近代兵器工业。抗日战争开始后，仍然割据的省份都把所控制的兵工厂交给国民政府，一致对外。日本的侵略迫使兵工单位进行了三次大迁徙，跨省搬迁的单位达33个次，其中11个单位跨省搬迁2次。大迁徙后，主要的兵工单位集中在陪都重庆及其附近的四川省江北县、巴县、綦江县、万县、泸县，同重庆原有的兵工厂组合，构建起以重庆为中心的集兵器生产、科研、专业人才培养、原材料生产于一体的重庆兵工基地。调整后，这个基地的兵器生产单位有第一工厂、第二工厂、第十工厂、第二十工厂、第二十一工厂、第二十三工厂、第二十五工厂、第二十七工厂、第三十工厂、第四十工厂、第五十工厂等11个，兵器科研单位有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2个，原材料生产厂有第二十四工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2个，兵工学校1所。后又在这个基地范围内新建兵器生产厂第二十六工厂、原材料生产厂第二十八工厂。在重庆兵工基地之外，云南、贵州、湖南尚有几个兵工署直属厂。山西、云南、新疆、甘肃、浙江等省各自办有1个近代兵工厂。日军的封锁，制造兵器所需的机器和原材料难以进口，重庆成了“战争孤岛”。重庆兵工基地的员工在大后方人民的支持下，顶着日本飞机的轰炸和物资缺乏的困难，生产出大量兵器，支撑着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据兵工署统计，抗战大后方（主要是重庆兵工基地）生产的迫击炮、重机枪、枪榴筒、掷榴筒、枪榴弹、掷榴弹、手榴弹自给有余，其余兵器能自给40－99%。（不足部分是战前储备、抗战初期购买和封锁缝隙中运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兵工在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建立。1931年10月，中央红军在福建省兴国县官田镇建立官田兵工厂，标志着人民兵工诞生。各革命根据地都建有兵工厂。人民兵工厂的规模小，大都是修理军械的作坊，少数厂能生产一些简单的兵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长征前已全部关闭或被毁。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第11页）从此，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建立了小型的近代兵工厂或兵器作坊，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在日军的不时“扫荡”中，自制步枪、手榴弹、复装子弹，修理枪械。个别厂零星造出了步兵炮、迫击炮、炮弹、轻机枪、掷榴筒、掷榴弹、无烟火药等。1944年，新四军所用的手榴弹可以自给，迫击炮弹、枪榴弹、掷榴弹在材料不缺的情况下自给70%左右，步枪弹在有弹壳的条件下自给40%。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兵工厂制造和修理的兵器，有力地支持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敌后的兵工厂很不稳定，敌人打来了就搬迁，被敌人毁坏了又重建。抗日战争胜利时，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固定厂房并有10部以上机器设备的近代兵工厂50 余个，兵工职工3万多人。
有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332年前后，马其顿的远征军中就建立了实质性的工程兵。而更多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是在由冷兵器时代发展到火兵器时代，特别是发明了火枪、火炮以后，杀伤、破坏威力猛然增强，战场范围空前扩大，战争进程急剧变化，不仅要求原来的步兵、骑兵的编组和作战方式作重大变革，而且要求专门编组炮兵和熟练掌握爆破技术、善于进行工程作业，以保障炮兵和战车快速机动、隐蔽安全的特殊兵种。
于是，在17世纪，法国军队中率先建立了工程兵，当时称“工兵”。这在法语中的意思，就是“开路先锋”。
中国兵工学会成立于1964年。是由中国兵器科学技术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性学术性社会团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依法登记注册的法人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中国兵工学会设有会员、高级会员、会士以及单位会员和通讯会员5种会籍。中国兵工学会理事会设有学术、科普咨询与教育培训、组织、科学技术奖励、青年、科技出版以及财务与基金等7个工作委员会；按学科领域设有43个专业委员会； 目前有17个省级地方学会。中国兵工学会是兵器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重要的对外交流渠道之一。曾经承担了行业和政府部门委托的大量国际交流和合作任务，在引进智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成绩斐然。中国兵工学会主办并出版包括《兵工学报》、 《火炸药学报》、 《弹道学报》、 《JOURNAL 0F CHINA ORDNANCE》和《兵器知识》等在内的十几种学术、技术或科普期刊；每年出版一定数量的学术专著和会议论文集。中国兵工学会坚持以学术交流、科普、国际民间交流与交往为主要工作内容，同时，还开展了·科技奖励、科技咨询服务、继续工程教育等工作。“以会员为本”、“贴近科研一线、推动自主创新、服务兵器发展、促进学术繁荣”，既是中国兵工学会开展各项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也是新时期学会最高的追求目标。
早在本世纪初，刘仙洲就认为中国工科高等教育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在大学教学中都采用外国教材，长此下去，我国学术永无独立之日。于是，他发奋编写中文教材，教一门课，便写成一本教材，由普通物理、画法几何、经验计划到机械学、机械原理、热机学、热工学等，编写了15本中文教材，不愧为我国中文版机械工程教材的奠基者。他在编写这些教材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外有关书刊，并注意联系中国实际，内容充实、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深受师生的欢迎。这些教材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有些教科书后来又多次增订再版，并编入《大学丛书》、《万有文库》。例如《机械原理》一书长期广泛使用于各大学工科院校，哺育了我国几代工程人才。为了编写这些教科书，刘仙洲几乎献出了自己的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在为刘仙洲著作所写的序言中，对这位机械工程学者“于教学之暇，孜孜不倦，努力著述，将大学机械工程之课本一而再，再而三贡献于国人”，表示钦佩。刘仙洲在教书和编书过程中，深感我国机械名词相当混乱。许多机件只有外国名称，仅有的一些中国名称也是五花八门。同一种机件，工厂里一个叫法，科教界另一个叫法，书本上又是一种写法。例如，工厂把弹簧（spring）音译为“司不令”，联轴器（coupling）为“靠背轮”，机车前的排障器（scraper）为“猪拱嘴”，机车进退转向器月牙板（reverser）为“吊死鬼”，既不雅驯，又不统一。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及增加更多的名词，刘仙洲于1932年接受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委托，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他查阅了我国明代以来涉及工程的书籍数十套，汇编成记有各种名称的万张卡片，按照“从宜”、“从俗”、“从简”、“从熟”四大原则，从中选取一个恰当的名词。例如：pump一词有“恒升车”、“抽水筒”、“运水器”、“哪筒”、“邦浦”、“泵”等14种叫法，他和大家反复琢磨，最后选定“泵”；carburator叫“油壶子”，含义不清，他就按从宜的原则，改为“化油器”；cam叫偏凸轮，不够简捷，便简称为“凸轮”；Ball bearing直译为“球轴承”似乎很贴切，但考虑到当时很多人已习惯用“滚珠轴承”一词，也就从俗保留下来。有些外文名词的概念很难翻译，他常常苦思多日不得其果，于是就创造出新字，如《热工学》中重要概念熵（entropy），焓（enthalpy）等字。这项编辑工作历时一年多，汇集成11000多个名词，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又于1936年、1945年两次增订，词汇由1万多增到2万多。《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的出版，受到工程界的热烈欢迎。我国机械工程名词由此逐步统一起来，象“节圆”、“齿节”等机械名词，当初叫起来曾感到不很习惯，现在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编定的《英汉机械工程词汇》前言中指出：“本编是在刘仙洲同志的《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基础上进行编订的”。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刘仙洲素以勤奋、严格、诲人不倦著称。他在授课期间，从不迟到早退，更不缺课：课前总是作充分准备，讲课语句简练，条理清晰，论述透彻；在黑板上写字和作图极其工整，一丝不苟。从学者感到容易接受，理解很深。他严于律己，又严格要求学生。他规定学生不得无故缺课，作业和考卷过时不收。有个学生计算飞轮半径，把小数点错移一位，1．2英尺竟成了12英尺，他严厉地指出：“半径12英尺的飞轮，那个厂房要多高？！一个工程师这样马虎将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他在教学过程中一贯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法。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观摩和接触实物或模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学生拆装有关机械，学会使用它们，从而加深理解原理及应用。他认为严谨正规、理论联系实际是培养工程师基本素质的重要条件。他的很多学生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这是与刘仙洲当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的。 刘仙洲长期从事农业机械的研究工作，对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机械作出了贡献。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他自行设计并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实习工厂试制了两种提井水的新式水车，种用人力，一种用畜力，制造简单，效率也高。这种水车被推广200多架，受到农民好评，获得农商部颁发的奖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昆明搞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的研究工作，并发表论文《中国农器改进问题》。1946年，他又专程到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历时一年半。他从西雅图、旧金山到芝加哥，访问了十几个州的农学院、农业实验站、农业机械厂以及灌溉工程，收集有关资料四五百种，并参加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年会，会见了该学会第一任会长戴维斯等许多著名农业工程学家。他从考察中得出见解：中国应首先偏重农业，作为推动一切建设的基础。农业机械必须适合中国国情，与其模仿外国的大型机械，不如先对我国原有的畜力机械加以改善，即机械部分改进设计，动力部分仍用畜力，然后求其发展。刘仙洲回国后，在中国工程师学会作了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20万字的教材《农业机械》，在清华人学机械系讲授。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华北农业建设委员会委员和华北农业机械总厂顾问，他热情参加在华北推广10万台水车的工作，每周星期六到厂研究农业机械改进试验中的技术关键问题。1956年，他主持制定我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长远规划，为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建议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创办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并亲自担任教务长和讲课；建议清华大学成立农业机械系和农田水利专修科，并将自己多年收藏的农业机械书刊700余册赠予学校。这些专业毕业生，今天已成为全国各地农业机械事业的骨干力量。 在中国古代机械工程的研究中，常常可以遇到同一发明有好几种彼此互异的记载，而同一记载又往往出现在好几种不同的版本中，刘仙洲总是全面掌握这些文献，逐字逐句加以校核，去伪存真，一丝不苟。例如车的发明者，相传有七八人之多，有人甚至认为诸葛亮曾经发明过能够自动运行的“木牛流马”。刘仙洲博览古今书籍，特别是宋代的几项文献，断定“木牛流马”就是今天常见的独轮小车，而且是由蒲元等多人创议，诸葛亮只是采纳制造而已。他还从西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找到“辇”（即“一轮车”）这个字。西汉刘向著有《孝子图》，早于《说文解字》100多年，从东汉武梁祠石刻画像上，可以看到孝子董永所推的就是这种独轮车。由此可见，独轮车创始时代至少可以推到西汉，诸葛亮只是用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运粮而已。至于把独轮车叫木牛流马，都是由于无牛马而实有牛马之功而言，正像现在把拖拉机叫“铁牛”，把摩托车叫“电驴”一样。又如《宋史》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吴德仁指南车的结构，是“左右龟鹤各一”。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左有一龟，右有一鹤”，也可以解释为“左右各有一龟一鹤”。理解不同，指南车的构造也就不同：前者外围六轮，后者外围八轮。刘仙洲通过反复研究，虽然发现两种结构都有可能制造，但一定要弄得非常确切，做到可靠可信。为此，他专门请教了汉语专家，又特地考证了北京故宫太和殿前龟鹤的古迹，认定应按后一种理解，方着手绘制成图。在同书中，还记载燕肃指南车的构造，殿本宋史有“系右小平轮一匝”的话，刘仙洲怀疑“系”系“击”之误，但不轻下结论，贸然更改，而是认真查阅好几种版本，最后发现百衲本宋史中确系“击”字，才改了过来。 刘仙洲在学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对中国机械发明史的研究进行了开拓工作。国外撰写科学技术史的人，除了提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外，似乎中国就没什么其他重要发明创造了。实际上，在过去四五千年中，我国人民在机械工程方面的发明创造不仅数量较多，质量较高；而且发明的时间也较早，只是缺乏记载，或者记载不详，更无图例可据。早在20年代，刘仙洲就开始发掘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3年写出了《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1935年发表了包括交通工具、农业机械、灌溉机械、纺织机械、雕版印刷、计时器、兵工等13个方面的《中国工程史料》。在这以后的40年中，不管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从未间断过搜集和研究有关资料的工作。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建议在清华大学成立中国工程发明史编辑委员会，查阅我国古书籍2000多种，制成各种资料卡片16000多张。他依据这些文献和考古挖掘的最新成就，深入分析研究了我国机械工程方面的发明创造，在许多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结论。1961年他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立十周年年会提交专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在这部专著中，他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在简单机械的各种原动及传动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有些项目早于其他国家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为人类科学技术史增添了新篇章。其中10多项重大发明创造，如东汉张衡、唐代一行与梁令瓒的水力天文仪，北宋吴德仁的指南车和卢道隆的记里鼓车，元末明初詹希元的五轮沙漏等，已复制成实物，陈列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这部专著中的《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一章，已译成英文（Chinese invention in power engineering）在美国出版的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in China杂志上发表。鉴于我国在古代机械工程发明创造中，农业机械最多，刘仙洲又于1962年发表了专著《中国古代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这部专著系统地说明了我国古代在整地机械、播种机械、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脱粒、加工机械、农村交通运输机械等方面的发明创造。日本大阪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农业技术史的学者天野元之助对这部专著很感兴趣，曾在日本《东洋学报》上作了详细介绍和评论。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研究中，刘仙洲既反对民族自卑，又反对夜郎自大。他主张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早就是早，晚就是晚。西方一般认为，机械传动的天文钟是欧洲人在14世纪初创始的。刘仙洲经过长达20年的研究认定，早在公元130年，东汉张衡的水力天文仪就已附有机械性计时器，并据此于1953年编导了一部科教片《钟》。1956年9月，他应邀到意大利出席第八届世界科学史会议。会上，英国剑桥大学教授J．李约瑟（Needham）在《中国天文钟》的学术报告中说：“通过对一些中世纪中国书籍的考察，我们可以确定在公元7～14世纪之间，中国已有创造天文钟的悠久传统”。刘仙洲在自己宣读的论文《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中指出，公元2世纪，中国在齿轮的实用上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可以推断东汉张衡水力天文仪所附的计时器已经采用齿轮系作为传动机构，否则很难得到上述天文钟规律性的运动。李约瑟当场表示相信刘仙洲的这一推断，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承认，这种水力机械钟“肯定是8世纪，也许是2世纪的装置”，并引用了刘仙洲设计的这种水力机械的复原图①。他说“我早就认为，中国天文钟的传统似乎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文钟的直接祖先”。与会专家都异常推崇地说：“想不到在这样的时候，中国已有这样复杂的发明！”但是，有的学者对此仍有疑。回国以后，刘仙洲又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新发现进行深入究，将上述论文重新修订发表，以更加令人信服的材料对这一题进一步作了明确回答。他确定：张衡是中国创造机械计时器的第一个人，比西方约早1000年。在治学态度上，刘仙洲是非常刻苦、严谨的。有段时期，他每周讲课12小时，总是争取把课程安排在上午头两节，利用天亮到课前的时间备课，课后全力著述。每天写多少字的著作，他都订出计划，严格执行。1970年，刘仙洲在他80岁生日那天，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我今后的工作计划》，并拟出《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共10章的写作提纲，文献资料也基本齐备，但癌症使他未能完成这一宿愿。1975年10月，当他被胰腺癌折磨得一连数日不吃东西，仅靠输液维持生命时，他仍用放大镜一字字地阅读文献，用颤抖的手一字字地修改文章。在他很吃力地写完一个“燕”字后，就再也提不动笔了。这是他生平著述300万字中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个字 。为了纪念这位我国机械工程界和工程教育界的老前辈，刘仙洲在国内外的学生和有关社会团体于1988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刘仙洲奖学金”；于1990年刘仙洲诞辰100周年之际，在清华大学举行了纪念会，并出版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