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一个思想政治文化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动的时代，政治统治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支撑，在儒释道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儒家思想逐渐脱颖而出，占据主导地位。王安石作为改革者，敏感地意识到了孟子的独特价值。一、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因生活于战国纷乱之际，孟子的仁政之说，根本无法施行。但孟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安石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称赞，欧阳修的《赠王介甫》一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文采赞赏有加，认为荆公诗歌足以与李白的诗歌相媲美。王安石在答诗《奉酬永叔见赠》中明确了提及“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表明自己将孟子作为学习的楷模，在王安石文学创作中孟子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需要关注的是“吏部”指代何人后人观点不一，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吏部”指谢_，《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中提到：“苕溪渔隐曰：齐吏部侍郎谢_，以清词丽句，动于一时，长五言诗，与沈约友善，约尝谓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欧公所用乃此事，见《南史》。”胡仔借《南史》为佐证，谢_曾为吏部侍郎，沈约曾称谢_诗“二百年，无此诗”，由此胡仔推断“吏部”应为谢_。 另一种说法是指韩愈，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卷上称：“以余考之，欧公必不以谢比介甫，介甫不应误以谢为韩也。孙樵《与高锡望书》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 欧公用此尔，介甫未尝误认事也。见《孙樵集》。”朱翌认为荆公并非是将“吏部”误认为韩愈，孙樵《与高锡望书》中将韩愈视为二百年来的文学奇才，正与“吏部文章二百年”之称相契合。两种观点各执一词，都关注了“吏部”与“二百年”这两个关键点，研究此诗需要关注欧阳修自身经历与文学习惯。首先，个人经历方面，在欧阳修少时期喜得《昌黎先生文集》，爱不释手，此书乃是欧阳公的启蒙读物。欧阳修后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文学创作与诗文革新均受韩愈的影响。曾作《记旧本韩文后》追忆往事，欧阳公及第后，天圣九年（1031）去洛阳为官。此时，韩愈文章开始流行于世，形成了“学者非韩不学”之盛世。《赠王介甫》作于嘉_元年（1056），在作文学韩的时代背景下创制，故欧阳修此处举韩愈为例颇为合理。其次，在文学习惯方面，遍检《欧阳修全集》，发现对韩愈的作品多有推崇：载有《唐韩愈罗池庙碑》、《唐韩愈黄陵庙碑》与《唐韩愈盘古诗序》等文。欧阳修的《唐韩文公与颠师书》一文：“盖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州久之始迁吏部，而流俗相传，但知为韩吏部尔。”由此看来，“韩吏部”乃为流传下来的习惯性称呼。《集古录跋尾·南齐海陵王墓铭》中提及“尚书吏部郎”乃为谢_官职，但欧阳修集中没有将谢_称为“谢吏部”或直接称呼为“吏部”的记载。最后，回归到诗歌本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上句言诗，下句论文，对仗工整。欧阳修甚是推崇韩愈文章，王安石早期诗文之才都已经显露出来，欧阳修此言大有对王安石诗文才能的整体称赞之意。欧阳修此诗的“吏部”为韩愈一说，更为可信。《苕溪渔隐丛话》与《猗觉寮杂记》都有明确的指出，王安石的答诗中所认为的“吏部”并不是谢_，而是韩愈。韩愈在孟学研究这一领域中，身份极其特殊，可以说韩愈是唐代极力推崇孟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王安石并不像欧阳修一样极力推崇韩愈，其对韩愈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诗歌中略见一二。王安石曾作《韩子》一诗专论韩愈，可借助此诗来探究王安石对于韩愈的态度。《韩子》中“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是对韩愈“惟陈言之务去”之创作理想的品评。荆公对于韩愈的接受，受时代风气所影响：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学统或道统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故要为“往圣继绝学”。王安石在《奉酬永叔见赠》一诗表明了自己欲直承孟子的理想。韩愈在唐代高举儒学复兴大旗，但王安石并未直接从韩愈处继承了道统，而是将孟子视为直接学习的榜样。二、《孟子》一诗觅知音《文心雕龙·知音》言：“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自古知音难觅，文人有未能相识之恨。王安石曾作一首题为《孟子》的七言绝句诗：“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首联即写孟子魂不可招，难相知之痛。王安石欲招孟子之魂，与刘勰梦中想要随仲尼南行一样，欲追随圣人。颈联的“遗编”指《孟子》一书，不能与孟子相见，只能借助其书为媒介，进行心灵的沟通。颔联论及荆公自身，此句不仅是写给孟子，更是诗人心灵深处的呐喊。尾联回归于自我安慰，想来孟子应能懂得这种作为改革者的寂寥。此首诗作为咏史诗，未用长篇大论，而是将内心最真挚的感情注入诗中，简短的语言中蕴藏着他对孟子的倾慕与同情，以及抒发自身的孤独与寂寥之感。此诗作于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议变法，受到了诸多官员反对，均上书论荆公之罪。孟子之所以成为了王安石的异代知音，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类似的人生经历，产生了异代共鸣。孟子与王安石都作为改革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孟子在战国诸侯之间推广自己的学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在变法过程中推行新的改革政策。二人都在此过程遇到了莫大的阻力，孟子之说并不适应那个时代，未受到真正的施行，王安石变法在施行过程中受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孟子在纷乱的战国时代，提倡仁政，被当时认为是“迂阔”之人。王安石同样不被世俗所理解，作为孤独的改革者，只能寻找千年之前的孟子为知己，来慰藉内心的寂寥。当王安石受到公开弹劾、诬蔑与诽谤时，会用孟子之说来捍卫自已。也正是类似的人生经历，促使王安石在孟子身上寻得知音的影子。二是，井田制给予了变法制度上的启蒙。宋代土地兼并成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宋仁宗皇_五年（1053），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上，亲眼看到了土地兼并带来的巨大社会危机。王安石作《兼并》一诗，集中体现了王安石对此现象弊端的深刻认知，通过凌厉的议论直指兼并之弊病。王安石对孟子的井田制颇有兴趣，在《发廪》一诗中提到“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兼并之风激化了社会矛盾，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井田制启发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期，并未直接推行井田制，而是吸取了井田制的合理之处，推行了方田均税法。可见王安石对孟子的接受是理性范围内的接受，井田制是为了适应相对低下生产力而产生，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考虑到了宋代的经济现状而制定。三是孟子为王安石的思想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王安石从为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建立新的儒学道统以维系改革运动，在思想上充分的认可孟子的理论。王安石的人性论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杨孟》一文就是最好说明。《再答龚深甫论语孟子书》、《性情》、《原性》与《性说》都专论王安石的人性论，体现了人性本善与后天善恶有别的思想。孟子为王安石的思想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王安石将孟子思想进一步的阐发与传播。来源：中国民族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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