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从70年前的不足500亿元到2018年突破90万亿元，规模扩大了超1800倍，GDP在世界的占比从70年前的微不足道跃升至2018年的近六分之一.一言以蔽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奇迹.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因何而来?要科学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自身因素，还需要从思想武器，政治保证，制度保障，发展力量，发展动力，发展方式等具体环节中进行经验总结。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背后有三个重要的基础动力，这些动力和二战后促使日本经济崛起，以及“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上世纪陆0年代到吧0年代经济腾飞的原因是一样的。它们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一套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以及经济发展正处于早期阶段从而给予经济更多上升的空间。
下面依次详述这些动力：
一、人力资本的含义是人在社会上的能力，包括劳动者的技术和职业道德水平，以及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人力资本的素质是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是一0年或者二0年能够塑造的。经济学家已习惯用受教育的时间来衡量人力资本的中国，但这样的方法并不准确，因为它未能把职业道德和人的创造智慧考虑进去，而这些是文化传统熏陶的结果。这些特质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继承和完善，有一部分是通过家庭教育得以传承。 对于中国工人的技术，我们通过古代青铜器、丝绸刺绣、瓷器和明代家具就可见一斑，更不用说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的精妙。中国毫无疑问拥有相当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其他国家如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和美国也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一些国家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本短缺。
二、第二个动力是一套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中国在一9漆吧年改革开放之前有同样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但还没有市场机制，因此未能迅速发展起来。市场机制能够让优秀的人才通过辛勤工作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从而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财富。市场机制使得经济活动因为劳动有偿而得到充分激发，也因为资源根据市场供求原理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得到有效配置。
中国政府把经济机制一步一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他们功勋卓著。我在我的书《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05年）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转变。但是，市场机制如果没有中国的人力资本，也不能成就这样快速的经济发展。 有些人指出中国市场机制的许多缺点，如银行体系和法律制度，但这些制度在不断改善。必须说明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时，经济也可以得到迅速发展，这充分表现在中国过去三0年的历史经验中。此外，即使政府不采取行动，经济体制本身也可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得到改善和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吧0年代应国民经济的需要而兴起的乡镇企业的成长过程。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生成其他的市场机制。今天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上世纪三0年代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都是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诞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本和市场机制的互动。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市场竞争，而且能者会胜出，那么市场机制就能运作良好。但是平等机会往往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法实现，因为成功人士的孩子必然拥有更好的机会。而中国社会在一9漆吧年改革开始时大多数公民有几乎相等的机会。都能白手起家，没有人可以继承财富而得到创业资本。所有学生都有平等的机会读大学或研究生，更有能力和更努力工作的人会被选入大学或研究生院。我在上世纪吧0年代还帮一些优秀的研究生进入北美的研究生院，他们中很多人就来自贫穷的家庭和农村。
三、第三个有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发展中国家和最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这使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综上所诉，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因为这三个经济引擎会继续发力。随着技术差距缩小，中国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但在至少未来一0~一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经济每年增长速度仍将高于吧％。
韦森近日在深圳召开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再次重申他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的观点──县级政府间的竞争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会上，还有不少国内和国际的华人学者对张五常教授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证明。 这一观点的基本论证理路是：1989年之后，中央迅速把经济权力下放到县级政府，导致县与县之间在发展经济上进行激烈竞争。每一个县政府，都像一家公司，为了地方的GDP快速增长，拼命招商引资。投资者向当地政府购地建厂，卖地收益的四分之三归县，四分之一上缴。厂建成投产后，增值税四分之一留县，四分之三上缴国库。张五常教授认为，这种中国独特的租税合约分成制，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发展经济积极性。他同时认为，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并自信这是他的一个天才理论发现。 在之前发表的一篇“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因？”的专栏文章中，笔者已经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均把GDP增速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行政绩效的一个主要指标，确实在中国各地之间形成了一种政府间经济绩效的竞争机制。在这种“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各级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经济建设，招商引资，大搞开发区，并且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结果，中国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均成了当地最大的“经济发展总公司”。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这显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张五常教授“分成合约理论”的县级竞争说。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还是回到现实中，仔细观察和思考一下到底是谁在推动各地乃至每一个县的经济增长的？从形式看，县政府作为本地的一个建设者，它要盖大楼、建广场、修马路、设公园、搞绿化以及兴建各种新的公共设施，这无疑是各地GDP快速增长的一个贡献因素。但是，这种政府投资和建设项目显然不是各地GDP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与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实体部门和制造业的增长一样，过去20多年来，那些GDP快速增长的县，首先且主要是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尤其是那些与出口直接相关的制造业的快速增长。除个别矿产、旅游胜地和边境贸易县之外，这几乎没有例外。 如果过去30年中国各县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实体部门和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所造成的话，那么，到底是谁来做实业、做出口，开厂雇工招人生产产品？显然不是县政府本身，而是地方政府竞争中引来各类企业和企业家，包括外资（包括港台资本）、外省和外地企业家，以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的一些本地企业家。“商”和“资”是“招”来的，是“引”来的，不是来自国外，就是来自国内其它地方。现在从某个地方搬来了这里，不去那里，在整个经济总量的汇总中，应该差异不大，差异也只是开办的新厂的生产和销售。那么，这能解释全部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么？显然不是县级竞争模型所能全部解释得了的。即使是自己在本地自发成长起来的企业，也不在他的租税分成制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型中，那又怎么用这种合约分成的理论程式来解释整个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 当然，必须看到，自1989年实行分权制改革以来，县级竞争无疑是中国经济这些年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那些“百强县”，恐怕更是如此。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一事实，也有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按照张五常教授的合约分成制解释理路，现有的县级财政体制安排只能是各地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一个促进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倒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引进了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制，加上我们赶上了中国加入WTO后的全球化浪潮，才导致我们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和企业集团迅速崛起。由此来看，县级竞争的租税分成制合约安排，最多是提供了一个“笼子”，一个“窝”，至多是一个温度“孵化器”，而它本身既不是“鸟”，也不是“蛋”，更不是那种能无中生有的孕生经济奇迹的“魔瓶”。由此来看，即使县级租税合约分成制的理论模型是多么天才的理论发现，最多只是部分解释了中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快速增长的“体制环境”原因，而根本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 第二，要看到，尽管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内陆的一些百强县等经济发达地区对这些年中国的GDP快速增长有贡献，但是，在过去30年中，相对于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来说，县级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出口业和基建还只是贡献了很小的一部分，而过去中国GDP总量的扩张主要还是来自上海、深圳、北京、天津、广州、重庆、青岛、大连、南京、杭州等等一些超大城市的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城市基建等快速发展，以及港口、机场、高速公路、高铁、通讯、电网、矿山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和兴建，这些才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和构成部分，而不是一些县级经济。这也不是张五常教授的县级租税分成制的合约理论所能涵盖和解释的。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财税体制、党的领导、市场经济、国企改革等。
1、财税体制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相应地作出了几次变革，在矛盾浮出水面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以减少问题的出现。
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或是到达瓶颈的时候，财税手段是解决国家经济的一大有力武器，而每一次的财税改革不一定能够直接为经济发展带来足够的增速动力，但确是保障经济正常运行乃至告诉发展的重要基石。
2、中国共产党领导影响分析
作为支撑着经济发展增速的重要基石除了财税体制，还有中国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协调多党共同合作、连续执政、凝聚多方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使每一条作出的经济决策具有前瞻性、连续性、战略性。这种发展政策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会局限于领导人和其党派的管理任期。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中长期战略规划，并相应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不仅如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快速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之一，把经济建设作为第一发展力，全心全意谋发展，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建立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条重要的主线，从计划经济到以公有制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或者说是重要变量就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国有企业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中，行政化经营机制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慢慢扩大企业的自我管理权，同时引入国企经济责任制，然后开始了国企经济由统收统支向征收所得税的形式变革，再到探索国有企业对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随着时间发展，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4、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的变革在改革开放的宏图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国有企业的发展占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国有企业的效益提升是国民经济提升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公共经济、社会福利以及民生水平的重要依托。
中国奇迹是不可延续，因为其是在历史的原因的作用下产生的。具体如下：
深圳经济特区的前身是具有1600多年建制历史的宝安县，深圳亦称“鹏城”，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亦是祖国南方的一颗璀璨明珠。她在改革开放的呼唤中诞生，她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以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而闻名遐迩，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而展翅翱翔。其发展之迅猛，变化之巨大，举世瞩目，被称为中国"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有如下原因：
历史机遇
1980年特区成立之初遍地。“麻雀”变“凤凰”1980年深圳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和创业者潮水般涌向这里，他们行囊简单，拥有的只是对未来热切的期望。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受惠于香港这座国际化桥梁，深圳吸引了众多香港、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到深圳发展。他们或者创业，或者办厂，都在深圳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未来。
从1999年起，深圳开始举办一年一届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以及促进国家、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以此为标志，知识经济汇入深圳发展的历史洪流，一批“新生代企业家”横空出世。
据深交所最新数据统计，深圳目前在境内外共有上市企业223家。在境内上市企业中，在中小板上市的公司有52家，首发募集资金超过388亿元，中小板上市企业数量和募集资金总额均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在创业板上市8家，首发募集资金合计67．79亿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体系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在深圳，人们把新的体制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土地市场、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证券市场。在深圳，市场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大到政府转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小到部门采购办公用品，都是市场说了算。1997年，新华社公开发布一条消息称，深圳已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对深圳人而言，这是对他们近20年的先行先试，勇于创新的一次总结。对全国乃至全世界而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有了一个直观的样本。
可以说，经过20年的改革，深圳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已基本完成，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建立了通过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已占到97%以上；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以公司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建立了以间接手段为主、面向全社会的经济管理调控体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资源的配置不断得到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