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 文化 有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而又异常艰难的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艰辛探索。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 经验 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 改革开放 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
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 口号 ，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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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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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51，333.
[10](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发展的新战略[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4.
[13]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9-250，367.
[14]江泽民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4.
[15]江泽民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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