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POD是目前新兴的一种出版模式，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它可以有效地整合信息资源、物流资源、人力资源，因此也就越来越迅速地在业内展开。
数字印刷印量越小，价格优势就越明显
POD大致指两类业务，一类是图书的按需印制（printingondemand）和发行。从事这类业务的公司通常具有一定规模。 如美国最大的发行商英格拉姆(Ingram)所属的LSI公司、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贝塔斯曼所属的Offset公司等。其主要特点是，服务对象是出版商和发行商，实现图书先订购，后制作。
另一类是指按需出版服务（publishingondemand），也称自助出版。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印刷技术的日臻成熟，使美国的出版服务公司蓬勃发展，采用这种方式出版图书的品种较多。公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作者，收入也主要来自作者，来自市场销售的收入大约占总收入的20%-30%左右。
我国每年出书近22万种，庞大的出版基数背后，是庞大的库存压力，以及昂贵的物流费用等等。从全球的出版市场来看，图书出版倾向于越做越精，越做越个性化，越做越专业，这使得“短版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基于一定的弊端，传统出版模式独揽生杀的局势正在一点点地被动摇，社会需要一种新的经营模式，让图书出版更节约能源、更节省成本、更高效、更多样化，而POD无疑是这种社会需求下呱呱落地的“优生儿”。
POD的流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想要实现POD所需达到的硬件标准。
数字印刷设备。数字印刷设备是POD最基础的硬件设施，包括黑白数码印刷设备和彩色数码印刷设备，这两种设备目前国内普及率不高，主要用于文献印刷、设计打样以及样书制作等等。该设备的特点是，印刷时不出片，不制版，直接输出，相对普通胶印机，数字印刷印量越小，价格优势就越明显。据美国LSI公司提供的数据，数字印刷与传统印刷印制成本上的平衡点约为1500册，也就是说，印量只要在1500册以内，数字印刷都有价格优势。在国内，依知识产权出版社的数据，数字印刷在四年前，价格平衡点还在300~500册间，现在已经提高到了800册，随着业务的不断成熟，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网络技术平台。这里所说的平台，一个是异地印刷网络平台，一个是营销网络平台。首先，数字印刷不仅实现了1册起印的神话，同时还可以实现图书的异地印刷。也就是说，出版机构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设印刷点，通过网络将图书文件传输过去，完成异地印刷。其次，数字印刷实现了即用即印之后，图书完全可以先有订单后制作，所以，要实现更高效的POD，良好的营销系统非常重要，尤其是网络营销系统。图书的批销单位以及终端读者可以根据网络上提供的资料，向出版者发出订单，之后，一个完整的印销过程便完成了。
降低库存
POD的出现让我们感觉到，出版业正悄悄地发生着一场技术革命。可以预见，图书市场越来越细分化后，便为低印数、快捷高效的出版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空间。一种全新的出版印刷发行模式已经呈现在眼前,尤其是在如何利用按需出版和按需印刷技术解决短版图书（特别是学术著作）出版难、断版图书购书难以及实现中文图书走出去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与思考。
POD让印制与发行两个环节高度结合，有效地解决了库存问题，并让退货的物流成本降到最低。据了解，国内出版社中，库存码洋超过1亿，甚至达到几亿、十几亿的，绝不是少数。而每年由于图书“过季”（如一些教辅、考试类用书）而需要报废的图书数量也高得惊人。其原因在于，发行环节与生产环节往往难以准确对接，确定印数时，往往出现一些“拍脑门决策”，而如果能够采用POD，先确定市场需求量，再进行生产，就可以有效避免或减少库存，甚至可以实现“零库存”。
在操作方式上，则可以灵活多变。一本新书上市，可以首先数字印刷出一部分，作以征订，有了订数，再开机大量印刷，便可以有效避开许多风险。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减少退货，同时也就减少了由于退货产生的物流成本。如果是短版图书的少量订货，采用异地数字印刷，那么物流成本就可以减少到零。
但需要说明的是，依照国外的经验，数字印刷本身利润率较低，但它可以带动相关业务。有统计显示，每1元的数字印刷，会产生6元的关联业务，关联业务里会有更多的利润。美国POD实现的利润，主要来自发行。这也是大发行商和自办发行的大出版集团推动按需印刷的原因。先订购后印制，没有库存，有效延长图书的生命周期，大大降低图书发行投资风险和资金占用。按需印刷的图书占美国图书印数总量的1%左右，但是按需出版图书的品种和销售额所占比例远远高于此比例，按需出版图书总量在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
复活死书
相当一部图书在市场上流通3到5年后，都会陆续退出市场，图书也就被迫宣布“断版”。受制于再版印量小，成本高，利润低的情况，许多出版单位都不愿再版这些书。所以近年来，图书馆缺藏现象十分普遍，新建的图书馆想要购进“老书”，也变得异常艰难。
一些专家正在从1949年以来出版的约140万种图书中筛选出“推荐馆藏目录”，估计有几万种图书需少量加印或重新出版，对民国时期的图书和一些古籍图书也都有一定需求。这种情况下，采用传统印刷方式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POD便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惟一途径。在拥有原书的样书或者电子文件以后，通过技术处理实现小批量印刷，这无疑是诸多大图书馆馆藏书再版的一大喜讯。从这一意义上讲，POD是让大量断版书“复活”的最佳方式。
此外，POD还将给专业出版带来新的空间。目前我国在出版结构上，教材的产值比重一直超过50%，而专业出版这个富有无限潜力和创新精神的出版市场，由于利润率低，市场份额目前尚不足10%。
专业出版的薄弱让我们一直停留在“是出版大国，但却不是出版强国”的水平上。为了发展专业出版，国家曾推出各种政策，如设立出版基金等等，但效果都不是很明显。POD的出现，为专业出版难开了一张较为对症的药方，在整合作者资源、读者资源、营销资源的情况下，图书如果可以实现网上订购、按需印刷的形式，专业图书就会在小印量的前提下，实现“永不断版”。
此外，POD还可对专业图书的进出口产生影响。比如可以解决海外购买中文图书难的问题，加速将中文图书推向全世界的进程。同时，也可使国内读者更方便地买到外文图书。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为的就是要让出版业在创新的大潮中显示并发挥出自己应有的地位和作用。POD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中国还毕竟刚刚崭露头角，相信，作为传统出版的有益补充，按需出版、按需印刷都将愈加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明清时还爱给线装书做“书套”，也称之为“函”，用硬纸衬里，外面裱糊蓝布，讲究的还用锦，把书的四边包起，用两枚骨签插紧，只空出书根和书头，叫“四合套”，讲究的则连书根、书头也包起，叫“六合套”，更讲究的把包书根、书头的两块相接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有人还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称夹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把书册夹住扎牢。此外，珍贵的书还常做精致的木匣或小木箱装起来，匣面、箱面刻上书名、版本和册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