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是人生中的一帆风顺，拥有团圆美满之家庭，还是具备一副健康的体魄，享受生活之惬意、成功之自豪……可以说，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都有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及向往，以致在不停地追逐幸福之脚步，更有甚者会让旁观者发出“不识幸福真面目，只缘身在幸福中”的感慨。
一个少女，一个身体残疾的少女——李志华，在她眼中，弥足珍贵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懂得幸福，懂得珍惜。
影响一生的意外
1984年某月某日，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伊和背乡赵家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一个健康的婴儿呱呱坠地，喜悦持续不过百余天，灾难却突发而至。
由于李志华的妈妈患有季节性精神分裂症，每年秋冬季节便是其发病期。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李志华生命时钟方走过百日之时，她妈妈又因病而离家出走。李志华的爸爸为寻找犯病的妻子，仓促之余将李志华一人留在家里，而此时，对世界一无所知的李志华因碰翻一个正在燃烧着的煤油灯，于是一场灾难席卷了她，虽说保住了性命，但她却永远失去了双手。
初见李志华，从她的面容、神态上看找不出半分怨天忧人、愤世嫉俗之态，相反，不甚白皙的脸庞总挂着一丝羞涩但却坚强的笑容。对于她来说，改变其命运的那次意外，并不是上天给予她的摧残，而是一种天将降大任之先的磨练与考验，虽少了一双手但并不等于失去一切，她还有一双脚，她用这双脚不仅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还自学高中课程，毅然扣响了大学的校门。
小学时光苦中有甜
少不更事的李志华并不晓得自己与他人在身体上的区别，她一直以为自己天生如此，同伴们用手做的事，她的脚也毫不逊色，甚至比其孩子的手还灵活，5岁左右她就可以用脚穿针引线缝沙包，可以写字、画画、垒房子、过家家。当她看着哥哥、姐姐与其他小朋友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她十分不理解为什么父亲不允许她去上学，是嫌她笨、家里穷，还是……诸多揣测在心中，可她始终没有问出口。
她总是偷偷地站在教室外面，仔细的记下老师的一言一字。由于窗户太高，她找来了几块砖叠在一起，脚踏在上面伏在窗边，每节45分钟的课程，对于李志华来说，既是一项体能锻炼，又是一滴甘甜的雨露，滋润着她那求知欲强烈的大脑。
或许在一般人眼中，日复一日的站着听课已是一件无法逾越的意志考验，而年仅六、七岁的她又没了双手却为了学习，再多的难题也一一克服。无法记笔记就用心记，或坐在冰冷的地上用脚夹住木棍写，老师留下的作业回家用小黑板完成，从不间断……
对于大多天之骄宠的孩子来说，写作业可谓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老师判作业更是让孩子们郁闷之事，但在那时的李志华看来，能得到老师亲自批改的作业是多么可贵的一份礼遇。
为了学到知识又怕教室的老师和同学们发现她的存在，在每次下课时她都会快速地溜到姐姐班，等到上课铃响时再溜回来继续听课，她自以为可以瞒过所有人，一切都很顺利，直到那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提出一个在李志华看来非常之简单的问题，而班里在座的同学没有任何人回答，她下意识地喊出了答案，却被老师同学们发现，慌乱中从砖头上摔了下来声音在寂静的教室里回响。老师问：你是谁呀？李志华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她无法解释自己的身份，更害怕话一出口便失去了这最后一扇可以学习知识的小窗，她该怎么办，泪在眼眶中打转，她紧闭牙关，唯一的信念就是不能说，什么也不能说。老师将她带进教室，对同学们说：“这个同学挺可怜的，能不能把她秘密地放在咱教室里。”听到这里，李志华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她张了张嘴，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李志华由教室外转移到了教室内，由站着改为坐着。即便是坐在教室的地上听课，即使是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用发抖的脚执笔写字，她也甘之如饴，“我比较幸运，我很感谢陶老师。我可以和其学生一起听课，一起交作业给老师判，真的很知足。”
翻开李志华小学时期的作业本，文字工整有序，干净利落，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凭借双脚写字的人。在她考入乡里的伊和中学时并获得全旗第一名的作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最幸福。我有最疼爱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爸爸是我心目中的太阳，妈妈虽然有病，但妈妈的爱就像雨露，虽然间断，但依然是我最依赖的，哥哥姐姐陪我一起玩，从不欺负我。我有一双手，一双与别人不一样的手，我可以做同学们能做的一切，可以帮妈妈干活，帮爸爸做饭，可以跳皮筋，踢沙包，我的‘手’能做这么多事，我觉得我最幸福。”
从那时起，李志华就明白，自己失去了双手，一样可以获得幸福。
初中学会了自立
在自立上，中国的孩子是普遍缺“钙”的。一方面是父母包揽得太多，使孩子缺乏了必要的生活自理能力；另一方面，大多数孩子也没有自立意识，长期养成一种依赖父母的惯性及惰性。而失去双手的李志华却与之相反。
能上初中取决于她哥哥的放弃，面对这份来之不易的馈赠，她格外珍惜 “初中生活给我最大的受益就是学会了自立。”这是李志华的切身体验。李志华所在的中学离家很远，在校住宿便是必然之事，身体残疾所带来的困扰在此时便暴露出来，尤其是上厕所。“因为同学们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村，互不认识，所以让别人帮忙很不方便，后来就自己学会了上厕所。那是我初中生活时的最大难题。”
李志华在校期间面临的另一件尴尬之事即是叠被。“以前在家都是妈妈，每天叫我起床，害怕我的衣裤凉，就用火烤好后给我穿，也从没有让我叠过被子。”李志华还清楚记得在校第一次叠被子的情景。那天凌晨5点多她就不时地在床的四个角努力，但事与愿违，折腾了3个多小时，腿酸脚麻却依然没有叠好被子。
对于一个失去双手的孩子来说，会不会叠被真的那么重要吗？她难道没有想过，因为自己没有双手，有些事这一生做不了也是情有可原的？“我长大了，应该学会自立。我没有手不是一个优势，而是一种劣势，所以我只有克服这方面的缺点才能与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我觉得人在一种环境下，很多事你不试永远不知道自己行不行。我试过，我行，我成功了。”
在李志华的努力下，她终于能够叠好被子，而且还是军队里的豆腐块被子。当摄制组带她到军队里表演时，军队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一位军领导还向摄制组索要录像带，当教材训练新兵呢。
“初中三年生活，虽不及小学带给我的快乐，但却是我成长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给了我独立生存的能力。”这是李志华对自己初中时光的一个总结。
幸福应懂得珍惜
任何人都应该拥有一颗能懂得幸福的心，懂得去珍惜身边和已经拥有过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当李志华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时，她已经失去了母亲。
那是1998年，李志华初中毕业，由于身体状况，她所在的学校没有同意她参加升学考试，从此她便失学在家。也就在这一年秋天，她的母亲再一次离家出走，当人们在一个上冻的河里发现了她的母亲时，她的母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年让李志华今生难忘。
“本来失学在家的我可以照顾妈妈，却失去了妈妈。姐姐上高中不在家，我有责任照顾好妈妈，却没尽到这个责任……”在多数人眼中，由于李志华母亲的原故而使李志华失去双手，或多或少会在李志华心中对母亲报有一些怨恨。但她的回答在意料之中却又出乎意料，“自从我开始知道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没有过这个想法，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欠一个人的，那就是我，我欠妈妈的。由于我当时太小，如果当时我再大一点，如果当时我有能力，妈妈的病一定能够治好，她也不会永远离开我们……”
在李志华的记忆中，那年秋天的情景历历在目：父亲与哥哥每日都在地里干活，失去双手的她既要做饭又要做家务，常常忙的焦头烂额。而此时，母亲的病状也有些怪异，以往每年犯病时既不打人也不骂人，但这一年却经常无缘无故的生气。就在她母亲离家出走的前几日，因李志华做了一顿饭而挨了她一巴掌。这对从未挨过母亲打的她来说着实是不小的震惊。但今日李志华再回忆起那一巴掌时，心中却充满了内疚与苦涩，“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一巴掌，我就更对不起妈妈，那一巴掌对我来说不是痛是爱。”李志华一直很内疚，在她看来，母亲的离世是她所造成的，“我当时为什么要做饭，一顿饭，爸爸与哥哥不吃也能干活，一顿饭，爸爸与哥哥回来后再做也不迟。为什么不能跟着妈妈，为什么没有照顾好妈妈……从我懂事起，妈妈每次犯病就是走，我觉得妈妈每天都在走，所以我真的大意了，没有想到后果，如果我想到了，我就不会失去疼我的妈妈……我觉得，人不论生活在什么环境下，重要的不是幸福，是懂得幸福，懂得珍惜，如果不懂得珍惜或许就再也没有幸福了。”
残并拼搏着
失去母亲的李志华再一次承受了生理与心理的极大考验，夜晚独自一人在家的恐惧与对亲人的愧疚紧紧包围着她。就在母亲去世那年秋天，父亲与哥哥到地里干活，将她一人留在家照看着仓房里的粮食。夜深人静之后，因害怕与孤寂而不敢入睡的她一个人蹲在角落里，有时将电视音量调到最大，丝毫没有听到屋外仓房的动静。第二天一早，当她到仓房拿粮食喂猪的时候，才发现仓房已空。这可是晴天霹雳, 爸爸与哥哥一年的辛苦就这样….这对于连买一盒火柴都买不起的李志华家，无疑又是雪上加霜。“我觉得我真是挺没用的，如果我再不能做一些家务，就根本挺不过那段时间。我不停地干活，让爸爸、哥哥吃上热腾腾的饭，把家里的鸡鸭都照顾好，那是我唯一能做的。”
在辍学的那两年，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也考虑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李志华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家务上，尤其是在秋收季节，她更忙了。每日凌晨一点多，她都会努力与睡魔对抗，揉着惺忪的眼睛，跟父亲、哥哥到地里干农活，而她的任务就是开拖拉机，一开就是五、六个小时，这对于年少却有残疾的她来说，实乃一项新的考验。没有双手，她只能用胳膊夹住方向盘，脚踩离合器或油门，辛苦地驾御这一庞大的机器。回到家后，她又开始了一天的家务劳动。即使这样，李志华却依旧没有放弃读书，放弃学习，在她看来，虽说自己的生活被繁重的家务压的喘不过气来，但自己的精神却十分空虚，母亲的辞世与自己的失职所给家中带来的损失，就像一张巨网，紧紧裹住了她，也只有知识能让这张精神之网开辟一条小小的缝隙，让阳光照亮她那内疚不堪的心。她每日在做完家务之后，利用剩余的点滴时间自学，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高中课程悉数进入了她的脑海。
或许是李志华的精神感动了上天。天道酬勤，经过她自己的努力以及他人的帮助，2000年的9月，李志华终于被她姐姐所在的包头轻工业学校免试录取。2003年她又参加了高考，考上了西安欧亚职业学院的艺术设计专业，圆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大学梦。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当志华唱起这首歌时，我情不自禁流泪了。看着她用脚趾夹着沉重的菜刀切出薄薄的土豆丝时，我不敢细数她脚上留有多少道伤疤；盯着她用脚将线从针孔中穿出时，我不敢问她曾经被针扎过几次；听着她说第一次做饭把炒韭菜变成煮韭菜时，我不敢想象她被烫伤时的情景；望着她挥笔写下“我最幸福”四个大字时，我终于明白，那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消极的人，一直埋怨风向，积极的人，一直期待风向，调整风帆。“我因无鞋而哭泣，直到我看到那个没有脚的人。”想想看，大部分的我们其实是十分幸运的，身体各方面都健健康康，正正常常的，但是我们还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幸福。一个孩子，一个缺失双手的残疾孩子尚能如此，尚懂得珍惜幸福，身残而志不残，那些成年的、健全的却依旧不会“自己走路”的人难道就没有一丝汗颜与无地自容吗？
珍惜幸福，多么浅显却又复杂的四个字，回头看看我们，我们又忽略了多少身边不易察觉的幸福。错过一时，会失去一世，不要再失去现在的拥有，不要让后悔积聚心头。幸福需要感悟，更需要珍惜。 可以自己摘取整理 删节
李志华（ 不但）刻苦学习，（ 而且）热爱劳动。
李志华（ 因为）刻苦学习，（ 所以）成绩很好。
李志华（虽然 ）刻苦学习，（ 但是）不注意锻炼身体。
李志华（ 既）自己刻苦学习，（又 ）能帮助别人。
以“大洪水”为题材和背景的洪水神话，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神话类型之一。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洪水神话出现在人类几乎所有最古老的文献中，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玛雅等文明都有跟洪水有关的神话故事，如《圣经·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和我国鲧禹治水的传说。马克·埃萨克在《世界各地洪水故事》中记载，世界上有181个国家和民族流传着洪水神话，全世界已知的洪水传说有500多个。
洪水神话的普遍性证明各民族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有着探索自然、思考自身、改进自身的相同价值观。同时，通过对各类洪水神话具体故事情节的对比研究，我们又可以发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这为探求不同民族文化的起源、发展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依据。
世界各地都流传洪水神话
1872年，大英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乔治·史密斯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上，识读出了一个与《圣经·创世纪》中“诺亚方舟”非常相似的洪水故事。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知道一些民族和地区有洪水神话流传，但只是简单地将其看作“诺亚方舟”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的变体。
这次重大发现之后，人们开始怀着巨大的兴趣，带着明确的目的在世界各地广泛搜求、记录数量多得难以统计的洪水神话文本。不过，西方学者对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虽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中国洪水神话的研究很少。1898年，法国人保尔·维尔记述了一篇中国彝族的洪水神话。这是目前所知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最早记录。英国学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对有记载的政府报告、传教士的口头描述进行了广泛搜集，并于1918年出版了《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其中，记录了三卷洪水故事文本。但是，书中对中国洪水故事的记载则是一片空白。1988年，阿兰·邓迪斯将国际上100多年的研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洪水神话》，不仅收入了对希伯来、巴比伦、印度、希腊等地古代洪水神话的经典研究，而且还有对美洲、非洲、澳大利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口传洪水神话研究的新成果。在这部被称为洪水神话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中国洪水神话依然缺席。
中国人自己的洪水神话研究起步较晚。有学者在概括总结洪水神话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20世纪洪水神话研究大致经历了20年代的萌芽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初步繁荣期、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萧条期、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的复苏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繁荣期”。20世纪20年代，在梁启超尝试从典籍中寻找洪水记录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洪水神话研究。1937年，芮逸夫在《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中，记载了他在湘西考察得到的有关苗族的洪水故事，由中心内容“现代人类是由洪水遗民兄妹二人配偶遗传下来的子孙”，进而论证得出“伏羲女娲为南方或东方民族”。1942年，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伏羲考》中详细征引近代西南苗、瑶、彝等民族的洪水神话资料，采集了近50则关于洪水泛滥、再造人类的故事和民俗资料。
总的来看，中国是一个洪水神话极为丰富的国家。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我们曾饱受洪水之患，并且至今也不时受到洪水的威胁。因此，从远古时期就有大量关于洪水的神话和传说，而且直到今天还在一些少数民族中间以口耳相承的活形态广泛流传。有学者指出，洪水神话是一种复合型的神话，由原型洪水神话、水生人神话、葫芦生人神话、兄妹婚神话等融合而成。鲧禹治水就是典型的原型洪水神话。
除了家喻户晓的鲧禹治水故事外，中国洪水神话还有几种不同的亚型：神谕奇兆亚型、雷公报仇亚型、寻天女亚型和兄妹开荒亚型等。各种不同亚型的洪水神话，反映了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性格，在体现鲜明民族性之时，又记录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例如，这些洪水神话的结尾有一个常见的母题，即许多民族出自同一个始祖，都是洪水后那对男女所生，或从同一个大葫芦中出来的。
国际上主要有四大故事圈
洪水神话文本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和各个民族。在国际上，洪水神话文本大致包括地中海洪水故事圈、印度洪水故事圈、东南亚洪水故事圈、美洲印地安洪水故事圈等。
地中海洪水故事圈是人们最早发现、研究最多的一个部分。地中海洪水故事圈以希伯来、希腊、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洪水故事为主，通常也被称为西方洪水神话。在西方研究洪水神话的著作中，通常的学术用语是“世界毁灭和末世神话”。典型的西方洪水神话由洪水灭绝人类与人类再生两部分内容组成。例如，在“诺亚方舟”中，人类的作恶多端和不虔诚，惹怒了造物主耶和华。耶和华要毁灭世界，于是发动一场滔天洪水，毁灭了地球上的一切，只留下诺亚一家子，夫妻结合繁衍人类。又如，在希腊洪水神话中，国王吕卡翁惹怒宙斯，宙斯降大雨于世界，淹掉地面上的一切。洪水过后只剩下丢卡利翁和他的妻子，夫妻二人通过扔石头重新创造了人类。总之，西方洪水故事的基本逻辑为“人的罪恶——洪水惩罚——人类再生”。
印度的洪水神话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最早见于《百道梵书》。目前所知古印度的洪水故事，一是以摩奴创世为主题的古文献，二是一些非印度教部落的口头传说。摩奴创世的故事大意是说：摩奴救了一条鱼并将它养大，在洪水来临时，大鱼将摩奴拉到北山。摩奴登陆后与女子一起繁衍出子孙后代。有观点认为，印度洪水神话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西亚洪水故事原型在印度文化中生成的产物。这种文化传播并非照搬，印度文化中固有的核心内容——果报主题对原型作出了重要改造。这一主题直接被后来的佛教思想所继承，并通过佛教传入中国和东亚、东南亚。
洪水故事广泛存在于东南亚各个国家中。人们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和泰国等国，都发现了不少“异文”。菲律宾伊富高人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年发生大旱灾，人们挖掘河床底下，寻找河的精魂，结果惹怒河神发起洪水，所有人都被淹死了，只剩下一对兄妹幸存。20世纪30年代，芮逸夫提出了“东南亚文化区”的概念，所谓“东南亚文化区”是由铜鼓、芦笙、洪水神话这三个文化元素为标志构成的。
在西半球，洪水故事同样大量存在。西方人类学家仔细调查研究了土著印第安人保存完好的原始文化形态，发现南北美洲土著也有大量的洪水故事。除此之外，世界其他大洲也有许多洪水故事发现。有学者研究发现，一地区的部分故事亚型竟然与中国西南部一些民族的亚型极为相似。例如，大洋洲新几内亚瓦曼斯人的一个洪水故事大意为：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进了港湾。有位大善人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捕食这条鱼，并劝其他人不要吃这鱼。但大伙不听，将鱼分吃了。善人忙将各种动物赶到树上，并与家人一起爬上了椰子树。洪水退了后，善人一家从树上下来重建家园。这个故事与中国古籍所载古巢县人吃巨鱼，引发地下水使城陷为湖的晋代故事如出一辙。
“洪水”与“再生”紧密联系
事实上，在东南亚神话、日本神话等东方洪水神话中，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的身影。
自远古开始，中华民族便与东南亚许多民族结下了亲密的族缘关系。通过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等三个主要途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后世形成的宗教神话传说、民间神话传说，对东南亚的神话传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共同拥有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话，不仅母题和故事情节完全相同，甚至在“葫芦崇拜”这样的细节上也惊人的相似。可见，中国洪水神话与东南亚洪水神话有着源远流长的“血缘”关系。
据傅光宇所著《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介绍，云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存在着一条洪水神话的“云南—东南亚”链。东南亚国家的一些神话甚至直接把其北部山区和云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描述，体现了同源异流、要素移植、多元汇融、共同创造的文化现象。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早在远古时代就互相往来。日本文化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它的洪水神话故事与中国相似的内容非常多。有迹象表明，中国洪水神话是日本洪水神话的源流。例如，有学者对日本的国家诞生神话进行分析，同时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侗族的洪水神话进行调查和要素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大禹治水”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洪水神话，最早出自吴越，后传至中原。大禹被视为“地王”受到百姓祭祀，俗称“禹祭”。日本也有相似的神话，其中的主人公被称作“土神之母”，俗称“泥祭”。有学者对比研究“禹祭”和“泥祭”时指出，“泥祭”脱胎于“禹祭”，“土母治水”源于“大禹治水”。
其实，中国洪水神话与西方洪水神话也有共同点。特别是，“洪水灭世”和“人类再生”是一个永恒主题。当然，不同民族的传说在情节和具体内容上也各具特色。在巴比伦、希伯来、希腊和印度洪水神话中，人们用来躲避洪水的是人工制造的船只；在中国几个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类型里，避水工具是葫芦、牛皮等自然物，或是神的保护（石龟、石狮）。
为什么洪水神话与再生神话紧密联系在一起？道理很简单：洪水灭世后，人类何去何从很自然地成了首要问题。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洪水神话的详细称谓应是“洪水造人故事”。这里的“造人”是人类再生、再造之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洪水神话回答了人从何而来的问题，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新认识。
折射中西文化的三个差异
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中西方洪水神话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性。梁启超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出发，把中国古籍上有关洪水的记载与《圣经·创世纪》、印度、希腊、北欧、南太平洋群岛的洪水神话加以比较，指出中国洪水神话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如没有上帝惩罚的宗教观念，且女娲、共工和鲧禹皆不屈服于自然，表现了“常欲以入力抗制自然”的理想。
具体来看，中西方洪水神话中的文化差异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治”与“避”的民族心理差异。
范文澜说：“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
进一步来看，单从人类面对洪水灾害的文化心理划分，洪水神话可分为两类：以“治”为核心的治水型洪水神话与以“避”为核心的逃生型洪水神话。面对大洪水灭世的灾难，国外的洪水神话基本上是采取躲避逃生、保全性命的观点。而中国的洪水神话采取了“治”的态度，始终强调治水主题。
在持“避”观点的诸多神话中，洪水起因主要是神要惩罚人类。在基本情节上，希伯来神话和苏美尔、巴比伦神话非常接近，只是发起洪水的主神和得救者的名字有所不同。如果说上述地区洪水发起原因相似是因为地域接近而有互相影响的可能，那美洲太平洋西北岸印第安人惹怒天神、大洋洲拉亚特亚岛的渔夫触怒海神而导致洪水降临的神话，则更好地说明了人类触怒天神、天神降罪这一洪水发生原因的普遍性。
中国的洪水神话虽零散不连贯，但诸多记载并不特别强调洪水是神的惩罚，也没有交代洪水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毁灭人类或者为了考验人类。在我们的上古传说中，洪水只是一种自然灾害，与神力无关，至少人类没有原罪。
在西方洪水神话中，人们面对洪水通常只能消极地等待神明救助。在神祇面前，人类是渺小的，对神的惩罚毫无招架和反抗能力，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面对洪水也不是积极地抗争，而只能依靠神谕来躲避灾难。
中国洪水神话主要阐述的是人类要对自然灾害采取“治”的方法。禹继承父亲鲧的遗志，采用疏导的办法，虽历尽艰辛，却几过家门而不入，历时十几年终于治水成功。
中国洪水神话突出反映了主动抗争精神，从中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为了战胜灾难而无所畏惧的精神气概。
二是“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差异。
在西方洪水神话中，生存下来的人都是得到神庇佑的“善人”。但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希伯来神话中的诺亚对神唯命是从，对神给人类制造的灾难没有丝毫异议，且积极为神的行为辩护。在“诺亚方舟”中，人与神之间是契约关系，人要绝对服从神的安排、按神的意志办事。
中国人面对洪水的态度，是独特的“治理”态度。在灾祸发生后，女娲、伏羲以及天帝派出的各路神仙都下凡协助大禹治水。这一点和西方洪水神话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同的。中华民族早就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观，强调宇宙是万物生命运动的载体，宇宙中的万物息息相关、相互交融，和谐相处，故人神一致、天人合一。所以，中国的洪水神话在面对大灾难时常会出现人神协力共治水患的场景。
天帝当然也惩罚过“窃息壤”的鲧，但究其原因不是禁止用息壤来治理水患，而是在于“窃”。鲧死后，生出禹。天帝又命令禹带着息壤下凡布散，治理九州洪水。从内容上看，中国洪水神话中的天帝是“君以民为本”这一观点的神话式反映。
诸神竭尽全力和世人共治水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长城精神”，强调的是集体作用。虽然禹功绩很大，但没有诸多神祇和百姓的帮助恐怕是难以完成治水大业的。
三是“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差异。
中国地处东亚，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降水量和气温值都适合农业的发展。由北到南的黄河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肥沃土地上的先民提供水源，让他们总体可以过上安定宁静的生活。而在这种以农耕为主的传统文明中，人类习惯于凭借自身的能力改造自然生态环境。
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位于爱琴海沿岸，三面环海，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炎热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不利于农业发展。由于海上交通便利，他们养成了崇尚流动、冒险和创新的思维。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希伯来，则是典型的游牧文明。他们最初的生活领域是两河流域，靠近河流，水灾较多。“诺亚方舟”的神话继承了苏美尔——巴比伦的洪水神话。它的背景就是两河流域反复出现的洪涝灾害。
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和社会动荡的关系，信仰上帝成为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上帝拯救了诺亚一家，使得“义人”存活，这给犹太人以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力量。让他们相信，只要皈依上帝，就能获得幸福。这深刻地表现了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
总之，西方洪水神话主要是建立在神本主义之上的，中国洪水神话更多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前者着重强调神性的强大，后者更为看重人性的伟大。在中国神话中，神亲力亲为帮助人类抵御灾害，体现了人神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中国神话中的神不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可能犯错的，犹如共工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注的对象始终是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金家琴、李志华】
国家地理是美国的一个杂志
另外有一个 中国国家地理
国家地理
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学会成立于1888年，以“增进并普及地理知识”为宗旨。学会资助了对世界最远的角落的探索，同时还发行了数百种获奖的出版物，包括它的旗舰出版物-《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赢利性组织和教育机构之一，它拥有一千万会员。
美国国家地理在一个世纪中的探索与发现，覆盖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各项主题，比如：陆地生物、水下生物、世界文化和科学-从太空到考古到人文。图片抓住了自然界珍贵的瞬间和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这些极富魅力的图片展现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摄影师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想像力。
国家地理频道于1998年在亚洲成功开播后，业绩卓著，日新月异。时至今日，其24小时收视户已突破3900万，成为亚洲有线电视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频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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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国家地理电视的精华之作，国家地理频道将国家地理深造广博的资源，无与伦比的质量和真正的英雄带给全世界。其黄色长框标识己成为探险发现的代名词，深入千家万户。迄今为止，该频道的节目已用25种语言、在144个国家和地区播出。
国家地理，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杂志，在国家地理学会1888年创办的九个月后即开始发行。现在国家地理杂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一本杂志，其封面上的亮黄色边框以及月桂纹图样已经成为象征，同时这些标识也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注册商标。
杂志每年发行12次（一月一次），但偶尔有特版发布则不在此限。杂志的内容为高质量的关于社会、历史、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的文章；其印刷和图片之质量标准也为人们所称道。这也使得这本杂志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新闻记者们梦想发布自己照片的地方。早在20世纪初期，国家地理杂志即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当时罕见的彩色照片。
杂志的另一特色是经常提供高质量地图。国家地理学会的地图档案曾经为美国联邦政府所采用以弥补美国军方地图资源的不足。2001年国家地理发布了一套8张CD的合集，内容包括从1888年至2000年12月的所有杂志地图。杂志订阅者对这本杂志的收藏爱好也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大部分其他种类的旧杂志一般人都是看完就扔），订阅者也可以选择全年合集购买。
1915年一月号国家地理杂志封面1960年开始, 杂志开始在其封面刊登照片（原先只有文字）。接下来的几年，杂志去掉了封面上那著名的橡树叶饰纹。
1985年有一张封面描述的是阿富汗难民——一位用刺骨的绿眼看着镜头的年轻阿富汗小女孩。她的照片后来变得非常著名。在美军击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国家地理杂志第二次发起人力寻找她。2002年，普什图族妇女Sharbat Gula被认出就是当年的那位女孩。她的故事被刊登在2003年三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上。
1995年，国家地理杂志开始发行日文版，这也是第一个本地化版的国家地理。现在，国家地理的本地语言版本已经在全球大大扩展，包括：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希腊文、法文、德文、波兰文、印度尼西亚文、韩文、葡萄牙文、繁体中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俄文、挪威文、土耳其文、荷兰文、瑞典文与克罗地亚文。
中文环境中第一本国家地理杂志的译版，是在台湾发行，使用繁体中文编辑，创刊号是2001年1月号。
2005年4月，印尼版的国家地理杂志开始被雅加达发行。
现在在中国内地也可以买到《国家地理》杂志，但只有繁体和英文版，现在还没有简体中文版。而中国内地的《华夏地理》杂志则会从每一期的《国家地理》杂志中选择文章发表。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什么是“国家地理”？“国家地理”是一种刊物类型，适合高素质成年读者的阅读需求。许多国家都创办了这类杂志，如《地球》（GEO、德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美国）、《地球》（The Earth、美国）、《地理》（Geographical、英国）、《加拿大地理》(Canadian Geographic)、《澳大利亚地理》(Australian Geographic)、《科学与生活》（Science et Vie、法国）、《世界》（World、美国）、《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美国）、……。这些杂志都是以传导自然关怀和人文情感为己任，精美绝伦的图片、生动有趣的文字，吸引了社会的主流阶层。
《中国国家地理》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杂志。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为了适应时代转变的需要在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的领导下，经与中学地理教师多次座谈，一致认为需要一份知识性和自我教育的学习刊物。这个刊物首先要刊载一定水平的地理教材，以弥补当时缺乏完善地理教科书的不足；其次为各级干部和大中学生、广大群众提供必需的地理新闻和必须具备的地理知识；第三，作为广大地理工作者共同学习的园地。
但在当时，百业待兴。要创办一个刊物是十分不容易的。几位热心的地理工作者，如周立三、吴传钧、高泳源、施雅风、李旭旦、胡豁成、杨纫章、王熙柽等，经过多次热烈的商讨，决定编辑出版定名为《地理知识》的普及刊物。推选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旭旦教授任主编。在出版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出版印刷费没有着落。在当时工资很低的情况下，大家自愿捐款，并物色价格低廉的小印刷厂印刷，同时以科协地理组的名义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申请了登记证。经过紧张的筹备，大家期盼的地理界最早的科普刊物《地理知识》创刊号终于在1950年1月问世了。这份“创刊号”只有薄薄的8面，共刊出6篇短文和若干讯息，封面上刊登了由施雅风写的发刊词。创刊号仅印刷了600册，形式简陋，但出版后，立即受到地理学界和中学地理教师的欢迎和好评。随着刊物影响的不断扩大，文章质量和编辑水平的不断提高，得到上海亚光舆地学社社长金擎宇的青睐，主动表示愿意出资承印。于是从1950年第8期起改由亚光舆地学社出版销售，印数扩至2000份以上。
郭沫若院长为《地理知识》题写刊名，后改名为《地理》，1966年又恢复原刊名
亚光舆地学社接印不久，由于印刷质量得到提高，备受读者欢迎，也受到中央的重视。1951年初编辑部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来函，盛赞这个刊物办得好，并索要已经出版的各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同志还约见施雅风面谈，对《地理知识》给予极大的鼓励和鞭策。编辑部每月召开1-2次编委会，商量组稿、审稿事宜。参与办刊的几位积极分子，积极写稿，充实稿源，以保证稿件的质量，外来投稿数量也日益增加。1951年7月改由北京开明书店及其后改名的青年出版社出版。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地理知识》编辑部挂靠在地理研究所内。郭沫若院长亲自为《地理知识》题写了刊名。从1954年第1期起正式启用郭老题的刊名。同年10月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50年代，《地理知识》主要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国民经济建设。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大量刊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以及介绍东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作者队伍不断扩大。
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号召下，《地理知识》的编辑方针已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于1960年8—12月停刊整顿。1961年1月，《地理知识》以新的面貌出现，并改名为《地理》。整顿后的《地理》成为一份中级刊物。经过5年的实践，认为未能认真贯彻以普及为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编辑方针，而且刊登的稿件偏深偏专，既不像中级水平的刊物，又不像科普读物。有一段时期，还采取由各地理机构轮编的形式，各机构之间又缺乏紧密的沟通，致使刊物质量下降，读者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他们需要一份打破“老框框”、“洋框框”的普及性刊物，反对冗长繁琐的文章，要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为此经有关部门批准，于1966年第2期起又恢复《地理知识》的刊名。1966年5月起，全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地理知识》和其他刊物一样，遭到停刊的厄运。
文革中最早复刊的刊物之一，发行量曾高达40万
1972年10月，停刊了6年的《地理知识》，顶着“文化大革命”后期的风浪，率先复刊了。在地理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的领导支持下，由高泳源、李汝燊、朱德祥、张庆祥、郑平、李志华组成编辑部，高泳源任主任负责进行筹备，首先兵分两路，到京广、京沪沿线各?⑹形���俊⒏鞔笞ㄔ盒5乩硐岛偷乩硌芯克��樯芨纯�囊庖搴妥谥迹�髑笠饧��橹�寮�T诘笔比嗣强是笾�丁⒖释��暗那榭鱿拢�兜乩碇�丁返母纯��玫搅说乩砉ぷ髡摺⒌乩砝鲜�陀泄夭棵诺娜惹橹С帧L乇鹗求每设甯痹撼せ裣ぁ兜乩碇�丁犯纯�南�ⅲ��中牢浚�春�婊�鲜Ψ堆г旱乩硐翟�谚�淌冢�龈嬷С帧暗乩斫逃�钡睦改俊?
《地理知识》的复刊，是紧密结合了当时的形势，正如复刊号上编者话所阐明的：本刊是一地理科学普及刊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向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普及地理知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是本刊的根本任务。并规定刊物的内容为：介绍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和日新月异的地理面貌；介绍我国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丰富经验；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情况，帮助人们对国际事物的了解和关心；介绍大自然发生的各种地理现象和一般规律；交流地理教学的经验和体会等，同时还把批判地理学领域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列为内容之一。
复刊后的《地理知识》，分三大栏目运作：国内地理、外国地理和基础知识。每期32页，为月刊，订价0.13元，1972年10—12月共出了三期。但当时由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地理工作者也停止了研究工作，致使纸张短缺，稿源不足，在复刊的第二年即改为双月刊，一直到1975年的上半年。1975年7月后又恢复为月刊，订价为0.15元，这一订价一直稳定了6年。广大读者认为《地理知识》是一本物美价廉的刊物。当时发行的刊物较少，《地理知识》在被列为限制发行刊物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邮局列为限制发行），发行量还迅速增加到近40万册，被称为一花独秀。是为《地理知识》的火红年代。期刊如林，竞争激烈；《地理知识》艰难开拓 进入80年代，随着各种老刊物的复刊和新刊物的大量涌现，装帧简单、坚守老传统的《地理知识》逐渐被淹没在如林的期刊中。1982年发行量下降到20多万份，到1988年时仅剩下10几万份了。
为了走出困境，编辑部全体同仁努力开拓思路，寻求改革，1989年实现了四封彩色印刷。为了摆脱旧的体制，在主办单位未给任何经济支持下，于1993年第一个从科学出版社脱离出来，成立了《地理知识》杂志社，开始自己设计，自己排版，自己联系印刷厂。1995年在彩色封面的基础上又增加4个彩色插页，页面由32页增加到48页。然而，刊物质量虽然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仍没跳出传统的老框框，加上新潮杂志的不断涌现，本刊发行量继续下降。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使大家开拓了眼界，《地理知识》的编辑们并没有被发行不景气吓住，相反，更促使大家把眼光瞄准了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在编辑会上，不时谈论起美国《国家地理》的编辑风格和内容，探讨如何能将《地理知识》办成一本高水平的杂志。此时一些读者也通过电话、信件传达了这样一种希望：中国能有一本美国《国家地理》那样的杂志就好了！
编辑的愿望、读者的希望凝聚成了一个目标：要办一本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国家地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97年5月地理所调曾到南极、北极进行科考研究，登过珠峰的李栓科研究员来杂志社任社长，开始了《地理知识》的全面改版工作。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大事记
1949年9月以《地理知识》为名在南京创刊， 1950年1月正式发行，
1961－1966年一度改名《地理》。发行量曾高达400，000册
998年1月，改为全彩色进口铜版纸精印，版面扩至84页；
1999年1月，扩版至100页；
2000年10月，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
2001年6月，中文繁体版在台湾及其他大陆以外地区发行；
2001年11月，“中国国家地理基金会”成立；
2002年1月，以《中国地理纪行》为刊名在日本发行日文版；
2002年1月，扩版至132页；
2002年2月，《中国国家地理》影视版推出；
2002年3月，“世界华人地理学会”成立；
2002年6月，《中国国家地理少年版》问世；
2002年6月，中国国家地理中文网正式开通；
2002年7月，“中国国家地理系列图书”发行；
2003年1月，《中国国家地理英文版》发行；
2003年1月，中国国家地理中文网改版完成；
2003年1月，中国国家地理青少网开通；
2004年1月，“中国国家地理博物馆”奠基。
